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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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作孚接著說：“分段運輸最適合長江枯水期。長江中上遊河道情況複雜，如果用同一艘船直接從重慶到宜昌，時間長不說，很多船根本就無法向上到重慶。采用分段運輸就是用不同的船在不同的河段航行，在中間設立中轉站數個，一艘船僅負責一段的運輸而非全程，如此一來可根據船隻情況充分利用不同河道，實現最大運力。當前枯水期未至，但是我們也將采用分段運輸的方法，此次運輸分為三段：宜昌到三鬥坪一帶為第一段，三鬥坪到萬縣一帶為第二段，萬縣到重慶為第三段。此次分段還要依物資和人員的重要程度而定，最為緊要笨重的物資可由宜昌直達重慶，次等緊要的物資到萬縣為止，再次一等的物資和人到三鬥坪一帶。所有物資搶運出宜昌後再分批運至重慶。”

　　盧作孚的一席話聽得在座各位豁然開朗，原來民生公司采用的是這等靈活方便的運輸方法，無怪乎“民生”能有今天之規模。按照當時的情況，輪船從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順江而下需2天，來回一趟共6天。將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之後則可以大幅縮短每艘船單程的航行時間。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隻先運貨物至三鬥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並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順江而下。

　　知曉了民生公司運輸秘密的各輪船公司負責人無不表示讚同。照此方法運輸，輪船往返時間勢必大幅縮短，同時各種輪船都能得以充分使用，作為中轉站的三鬥坪和萬縣一帶地處西南腹地，一來物資人員分散，日軍無法集中進行轟炸，二來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日軍地麵部隊開展進攻無異於自尋死路。如此一來這分段運輸法簡直就是萬全之策。

　　運輸方案既然已經確定，接下來就是實施運輸。根據運輸要求，各個需要參與運輸的單位根據己方物資情況，將物資按重要性依次分類，先集中運輸重要物資。

　　由於長江三峽多激流險灘，要避開激流險灘保證船隻安全，船隻就隻能在白天航行，在夜間無法航行。為了能夠充分利用每一分鍾，盧作孚決定讓所有船隻都在夜間裝卸貨物，充分利用白天的寶貴時間航行。一時間，混亂不堪的碼頭變得井井有條起來，多達三千人的裝卸工人在統一的指揮調度下，有條不紊地將各種貨物進行裝卸。於是，人們就看到了這樣的場景：“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這是盧作孚本人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的深情回憶。12年後他在民生公司業務會議上回想起人聲、汽笛聲、機器運轉聲交融的這一幕，依然十分激動。

　　為了能夠及時高效地調度使用船隻，盧作孚親自審閱和批示所有與航運相關的電文。那時民生公司設在宜昌的辦公室裏有24小時不停機的發報機，時刻接收來自各個方麵的電文。海量的信息通過電報機嘀嘀嗒嗒地傳到宜昌，又從宜昌傳出一條條盧作孚親自批複的命令。堆到盧作孚案頭的電文最多時可達一尺多厚，普通人單是看上一遍就得花費極大的精力，盧作孚不僅要看，還要一一批示回複，而且時間緊迫，不容耽擱。整個撤退結束後，盧作孚明顯消瘦了，發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憊，不久後大病一場。他的辛苦絕非常人所能體會和背負。

　　在搶運期間，盧作孚不僅關心運輸進度，也十分關心碼頭上的裝卸工人。處理完白天的工作，他時常拖著疲憊的身體到碼頭巡視，慰問辛勞作業的碼頭工人。雖然他身兼交通部次長等政府要職，但是卻沒有一點官老爺的做派，在碼頭對裝卸工人和船員噓寒問暖，工人和船員深為感動，幹勁愈加充足。

　　據說一天晚上，盧作孚處理完白天的工作後，照例到碼頭上巡視指導運輸工作。這時正巧有一個報關行的經理人打扮的人在場，這人一身西裝革履，腳下皮鞋一塵不染，與碼頭上滿身汙漬的裝卸工人格格不入。當他看到一個貌不驚人，身穿粗布衣的小個子操著四川口音發號施令指揮裝卸時，他心中甚是疑惑：這是何人，敢在此處發號施令？於是就上前質問：“喂，貴姓？”盧作孚隨口答道：“盧作孚。”那人大吃一驚，連聲說：“哦哦，你就是盧次長，你就是盧次長！”他難以掩飾尷尬，邊說邊退，眨眼之間就擠進人群裏不見了。

　　最終，經過40天的緊張運輸，以民生公司為核心執行團隊的搶運任務基本完成，民生公司擔負了超過90%的運輸量，40天內運走了全部人員和重要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隻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有關資料顯示，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2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

　　從宜昌大撤退搶運出的部分單位有：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兵工署陝西廠、兵工署河南鞏縣分廠、兵工署河南汴州廠、湘桂兵工廠、南昌飛機廠、宜昌航空站、航委會無線電廠、航委會安慶站、揚州航空站、鋼鐵遷建委員會、上海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恒順機器廠、天元電化廠、新民機器廠、中福煤礦、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武昌製呢廠、武漢紗廠等，還有國民政府機關、科研機構以及大量的學校設備、珍貴曆史文物等。

　　在撤退人員中，還包括大量因戰爭失去家人的難童。1938年3月10日，戰時兒童保育院在兵荒馬亂的漢口成立後，先後共收容了16000多個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隨著武漢會戰的失利，撤離這些難童也成為了一項重要的任務。緊要關頭，宋美齡、鄧穎超聯合社會各界婦女發出“欲救中國，必先救兒童”的呼籲。在二人的努力下，大量難童開始從武漢撤退到宜昌。對於從武漢轉運來的難童，盧作孚第一時間進行了安置。

　　當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時，幾百名難童在盧作孚的親自護送下第一批上船。對這些難童，盧作孚一概免票。登船以後，孩子們扒在欄杆上放聲高歌，他們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令岸邊觀者無不為之感動。

　　後來，有人曾對此評述道：“那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被用來在西南建立起一係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正是這些撤退運輸到大後方的工礦企業成為抗戰的堅強後盾，生產出大批槍炮，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公司賬目

　　隨著大撤退接近尾聲，有人開始懷疑盧作孚的用心了：他的民生公司幾乎獨攬西撤任務，這一個多月下來，他得賺多少錢？在外界懷疑盧作孚趁機發國難財的同時，民生公司內部卻在評估西撤期間的損失。難道說他盧作孚沒有賺到錢？真會有人做賠本的買賣？

　　事實上，在西撤期間，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可以說是損失慘重。當時外國輪船公司由鄂入川的費用每噸需要300—400元，維持這個收費標準才能實現穩定的盈利。然而在西撤的特殊時刻，許多公司根本無力擔負如此高昂的運輸費用。而且外國輪船公司為了保持“中立”，不敢運輸中國物資。其他中國輪船公司運力太小，根本無法承擔這樣的任務。此時，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成了西撤的絕對壟斷者，他完全可以以壟斷者的身份確定價格，如果不通過民生公司運到四川，就隻能淪為日軍的戰利品。

　　然而，讓很多人意外的是，他盧作孚非但沒有借機漲價反而降價。當聚集在宜昌等待船隻撤退的人們看到民生公司公布的運輸價格時，一個個欣喜若狂，這價格居然比正常年月的價格還要低！盧作孚收取的費用極為低廉，兵工器材每噸隻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隻收每噸60—80元。這樣的價格不要說賺錢，連公司的運營成本都不夠。僅1939年，民生公司航業部分的損失就高達400萬元。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作出了極大貢獻。整個抗戰期間，民生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9年以來，民生有9艘輪船被炸沉、6艘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此外，政府征用用於阻塞水道5艘，損失2028噸；自行鑿沉和敵機炸毀等16艘，損失11460噸；軍工運輸受損失5艘，損失4188噸；被日寇劫持5艘，損失2662噸，這還不含躉船和駁船，僅損失的輪船就有20338噸，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1941年8月22日，“民俗號”從巴東運送傷兵和旅客時遭遇7架敵機的轟炸，船被炸沉，船員死亡70人（其他乘客死亡180人）。民生員工在這次轟炸中的表現，更是驚心動魄、可歌可泣，民生檔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輪被炸經過報告》：

　　加油工人邱寶定在機艙值班工作時，彈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趕快離去，他卻回答：“死就死吧，絕不能走！”仍捫腹忍痛工作，毫無畏怯，竟與船舶共存亡。船將傾倒，機艙人員尚望開車挽救，然而機器已被炸停，可是全體值班人員均未離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楊培之，看爐工羅紹修等，均隨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職。水手長龍海雲，當船將傾覆沉沒時，仍屹立船頭，繼續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長數次催其逃生，他卻慨然回答：“船長不走，我怎能離去！”船又一次被炸時，龍海雲腹部中彈犧牲。三引水王炳榮奉船長之命執舵被炸傷，船長改命徐鴻章執舵，叫王速離船逃生，但王仍堅守崗位不肯離去，後隨船沉沒殉職。大副李暉漢，當船被炸沉時，他急赴駕駛室將航行日記簿、船舶證書及其他重要文件抱於懷中，忽一彈片飛來，削去嘴臉，即倒於血泊中犧牲。報務員陳誌昌，當船被炸沉時，已不能再發電報，但仍保護著電報機而不離去，終被炸死殉職。護航組長申誌成，茶房頭腦唐澤民、袁文彬，當敵機臨空投彈掃射時，乘客騷亂，他們卻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槍彈，照樣維持秩序，企圖保持船身平穩，但敵機不斷地轟炸，掃射，彈如雨下，袁、申被炸慘死，唐被炸斷其臂，昏倒於血泊中，英勇犧牲。船沉沒後，幸存水手辜華山，仍不顧個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搶推木劃筏，在驚濤駭浪中救起傷兵和旅客數十人。其餘未被炸死的船員均積極搶救浮於江上呼救之客人。

　　麵對這樣巨大的損失，盧作孚對公司員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幹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

　　盧作孚是商人，但是此時的盧作孚並沒有從一個商家的角度去看待這場撤退，而是把自己當作了一名抗擊外敵、保衛家園的戰士。他的所為與生意無關，是一種純粹的愛國舉動。

　　據經濟部調查，在這40天裏搶運進川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的機器設備，每月僅手榴彈就可以造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1939年元旦，國民政府授予盧作孚“傑出服務勳章”，以示表彰。1939年2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傳令嘉獎參與宜昌大撤退的輪船。1940年10月再次嘉獎民生公司。徐盈在1948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中說：“沒有盧作孚，（就）沒有民生公司，沒有民生公司，（就）沒有它在抗日戰爭中的種種犧牲和創造。”

　　“基督將軍”馮玉祥稱民生公司是“愛國的公司”，1943年7月6日給盧作孚寫信稱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貴公司人才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這些榮譽和功績正是對“民生精神”最好的讚揚，其中包含了敬業、無私和犧牲的精神，包含了員工之間相互信賴和團結的精神，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規章、資本都來得可貴。他們不是職業軍人，隻是一家民營輪船公司的員工，他們在麵臨國之大義時的慷慨從容卻一點也不讓於浴血戰場的將士。

　　盧作孚說：“公司的基礎不是在百餘萬資本上，幾樁事業上，幾十隻輪船上，乃在這種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紀念民生公司10周年時又進行過解釋：“我所見著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後，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

　　一個有著如此豐功偉績的盧作孚，他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