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

2

　　1937年7月28日，為了阻遏日本海軍從東北長驅南下長江，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廬主持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采用“以快製快”、“製勝機先”的對策，利用日本關東軍與日軍其他部隊的行動暫未統一的有利時機，搶在敵人大部隊向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進攻之前，選定長江下遊江麵最狹窄的江陰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軍艦艇和兩岸炮火，將長江航路截斷。這樣，一方麵可以阻止日艦沿長江西進，另一方麵可以將長江中上遊九江、武漢、宜昌、重慶一帶的70艘日軍艦船和6000多日海軍陸戰隊隊員圍而殲之。

　　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於1937年8月1日奉令構築江陰封鎖阻塞工程，當晚即率“平海”、“寧海”等中國海軍主力艦艇連夜駛抵江陰備戰。12日搶幹一天，即將事先駐此備用的逾齡陳舊艦艇8艘一一自沉於江底。它們是炮艦“大同”、“自強”、“德勝”、“威勝”、“武勝”；練習艦“通濟”；魚雷艇“辰”、“宿”；還有征用的商輪20艘；旋又增沉躉船8艘。9月25日，複將陳舊的“海圻”、“海容”、“海籌”、“海琛”4艘巡洋艦沉做輔助阻塞線。前後共沉大小艦艇、船舶43艘，達63800噸。又向各地征用民船、鹽船185艘，裝石子3000方填補空隙，工程浩大，構成具有國防意義的江陰阻塞線。

　　然而，由於漢奸間諜出賣機密情報，日本海軍陸戰隊搶先一步，連夜東行。就在蔣介石的命令剛剛下達、封鎖江陰要塞長江水麵的行動即將展開之前，所有在長江中上遊的日本軍艦和商船於8月6日、7日兩天全部飛速駛來，衝過江陰江麵，撤往長江口，日本僑民也都隨船撤離，封鎖江陰要塞的軍事計劃就這樣破產了。

　　江陰位於長江下遊，江流至此寬不到2000米，水深流急，地勢險要，扼長江咽喉，為南京之屏障。南京國民政府戰前即對江陰進行整建，總計裝要塞炮21門。為了監視阻塞線和保衛這一國防堡壘，海軍遂集中主力艦艇駐泊江陰。

　　然而，日軍擁有絕對的海空優勢，日軍航母艦載機輪番襲擊江陰要塞。最終，中國海軍以第1艦隊、第2艦隊全線拚光的代價，阻遏了日軍沿長江西進的企圖，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保護了長江下遊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四川大後方的安全轉移，為國民政府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隨後的武漢保衛戰中，國民政府又在馬當進行了第二次沉船，築起了著名的“馬當防線”。1937年12月開始構築，1938年3—6月，再次加強馬當工程。先後征用輪船13艘、躉船6艘、碼頭船2艘，共21艘，30207噸，沉塞於馬當江中。另外又在沉船間加構水下暗礁，設置鋼絲攔江纜和鋼絲浮水線，加強封鎖力量。在敵機投彈、掃射下，施工人員不畏艱險，冒死搶築，馮玉祥將軍等曾來工地視察，深表嘉許。

　　經過兩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條攔河壩式的阻塞線，隻在長江南岸留有僅可通行一條船的狹窄航道，並在兩岸山峰險要處設有炮台、碉堡、戰壕等工事。水麵布置3道水雷防線，前後共布雷1500餘枚，同時配置重兵防守。

　　由於海軍已經全軍覆沒，此次沉船由商船完成。1937年12月20日，國民政府征集上海招商局“江裕”、“新豐”、“永勝”等商船和安慶等地躉船18艘，大小木船100餘艘，載石塊沉塞於馬當江段。沉船時，附近江麵上停滿了大小船隻，船上壓著厚重的青石塊和水泥墩，人們用碗口粗的麻繩將各種鐵、木船拴在一起，然後將船底鑿穿，依次沉下。為了徹底封鎖江麵，以後的日子，國民政府又組織人員在此拋下大量的石塊，前後共進行了50多天。

　　由於盧作孚的據理力爭和高瞻遠矚，國民政府在征集船隻時對船隻進行了限製：一是隻征集不能進入內河行駛的大輪，如此一來就為西撤留下了寶貴的運輸船隻；二是盡量征集船齡較大的船，這樣也就保存了一批新造的輪船。

　　盡管國民政府再次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構築馬當防線，但是防線依舊沒能擋住日軍的進攻，到1938年10月，武漢也落入敵手。

　　雪中送炭

　　隨著武漢戰事吃緊，大量聚集在武漢的搬遷企業需要再一次搬遷。然而，不少企業最初的搬遷計劃是到武漢為止，並沒有為入川做必要的準備，此時他們多數已無力繼續西遷，隻能落入日寇之手。作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下屬的水陸運輸委員會主會的盧作孚對此事自然是心知肚明。當各家無力西遷的企業負責人正在為如何繼續西遷憂慮時，盧作孚也在為這些企業做打算。

　　這天，盧作孚到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家裏商談公務，談話間偶遇中福煤礦總工程師孫越琦。中福煤礦公司原址在河南焦作，豫北戰事吃緊，中福煤礦不甘落入日寇之手，便舉全公司之力攜公司諸多采煤設備南撤至武漢。然而，誰曾想武漢也是岌岌可危，不得不繼續西遷，但是公司最初的打算隻是撤到武漢，不曾為西遷入川做準備，此時公司已無力西遷。為此，孫越琦來找行政院院長為煤礦諸多設備求西遷之策。

　　盧作孚見此人甚是焦慮，便與之攀談，談話間盧作孚了解了中福煤礦的處境，頗為同情。兩人商談不過5分鍾，即談妥由民生公司負責，將中福公司的全部設備運往四川，與北碚天府煤礦公司、北川鐵路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天府礦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新公司，是戰時大後方的最大的煤礦企業，後來為抗戰作出了極大貢獻。

　　上海大鑫煉鐵廠也是撤到漢口後無力再搬。民生公司就將其主要設備運至重慶，與之合資經營，更名為渝鑫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資本50萬元，大鑫鋼鐵廠以西遷機器和五金原料作價25萬元作為股本，民生公司則以運費7萬元、現金18萬元作為股金。

　　這些長江下遊的民營企業，激於民族大義毅然西遷，不肯淪於敵人之手，但終究實力有限，撤退至武漢後，就沒有了繼續後撤的資金，更何論重建？民生公司在他們危難之際及時伸出援手，以不損害他們利益的合作方式，達成互利雙贏的局麵，使這些企業絕路逢生。

　　民生公司對這些企業隻給予投資支持，作為新公司的股東，實施財務監督，而不要求經營權、不更換原任董事長和總經理。新組建的合資公司是獨立企業，屬於民生集團的投資企業，而不是民生集團的下屬企業。民生的這種寬厚的合作姿態，在當時實屬難得。

　　後來，渝鑫鋼鐵廠生產了大批鋼、錫、錳鐵、火磚、炭精等產品，同時還能製造大型軋鋼機，成為大後方舉足輕重的重工業企業。此外，還有武漢的周恒順機器廠、常州的大成紡織廠，也都在危急時刻求助於民生公司，以同樣的模式與民生公司結盟，順利完成了重建。

　　與民生公司的慷慨相比，此時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集團卻開始大發國難財。1935年底全國官營、民營工廠資本總額中，官營部分隻占11%，然而到1943年，官營資本已占資本總額的69%。從國民政府1937年9月設立工礦調整委員會起，官僚資本開始在抗戰的背景下全麵擴張，不斷吞並民營工業，實行國家壟斷。最終，國進民退，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壟斷官僚階級占有了中國人民創造的大量財富。

　　四大家族官營工業主要有隸屬於資源委員會和軍政部兵工署的兩大直屬係統。1944年，資源委員會下麵有105個單位，兵工署下麵有數十個單位。此外還有各省所辦的官營工業，如貴州企業公司、四川川康興業公司、湖南實業公司等。1943年國民政府經濟部的某份報告說明了官營工業的壟斷地位。在國統區3700餘家工業中，官營的600餘家，民營的有3100餘家。但官營的占資本總額的69%，民營的隻占31%。

　　四大家族除官營工業外，還有所謂商辦形式的私營工業，這類工業著名的有：以孔家為主的中國興業公司，1939年7月成立時的資本額為1200萬元，到1943年增為12億元，為後方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個廠，經營的主業是鋼鐵。在宋家控製下的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個單位，其中絕大部分分布在陝西、甘肅兩省，主要經營紡織業。除了資源委員會主辦的各廠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壟斷企業。1942年，它的已開工紗錠占大後方全部紗錠的1/4.陳家的有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等，都是規模很大的壟斷企業。

　　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貸主。根據在15個省展開的某次調查，在農民借款來源中，受四大家族操縱的銀行、合作社、合作金庫所占比重，1938年為26%，1940年為38%，1942年為59%，1944年為25%。1937年9月，國民政府設置了農產調整委員會作為控製和壟斷農業生產的機構。抗戰時期棉花、蠶絲、茶葉、豬鬃、桐油等由國民政府統購統銷。在征購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糧食納入四大家族的直接掌控之中。四大家族還直接占有大量農村土地，陳家的華西墾殖公司、蔣經國的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都是這類機構。

　　除了控製工礦企業以外，官僚資本還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權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1938年至1944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行內債18種，有的按法幣和關金計算，有的按英鎊、美元計算。總計法幣15192萬億（民國政府共發行法幣總量在660萬億以上），關金100000000，英鎊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還有穀麥糧食債券。除1937年的救國公債在民間“勸募”外，其餘都不公開發行，而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銀行抵押，再由銀行墊款給國民政府。銀行則利用它作為發行紙幣的權力，發行不兌現的鈔票。官僚資本既發了公債財，又發了法幣財。

　　由於工業、商業發達的沿江沿海地區相繼淪陷，關稅、鹽稅、統稅三稅收入大為減少。國民政府便通過擴大征稅範圍和增加稅率的辦法，來彌補減少的稅收。國民政府將統稅擴大為貨物稅，形成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1943年10月開征食鹽附加稅，開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於通貨膨脹，從1941年下半年起，實行田賦征實，按田賦的正稅和附加稅的稅額，每元折征稻穀2市鬥，1942年增至4市鬥。從1942年起普遍實行糧食隨賦征購，征購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多數不付現款，隻付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1943年普遍實行糧食征借，既不付利息，還本也隻是空話。從1941年起到1945年6月，國民政府通過“三征”，共實收稻穀和小麥24億多擔。這是對廣大農民最直接最厲害的掠奪。

　　抗戰開始後四個月，國民政府決定用增發紙幣的辦法彌補財政赤字。法幣發行額，據官方公布的數字，1937年底為16億元。1945年底為10319億元。8年中增加了738倍。實際上還不止此數。濫發鈔票使四大家族的財富迅速集中，而廣大人民則越來越貧困。

　　國民政府從1938年3月起實行外匯管製。從此，官價外匯被壟斷，黑市交易隨之而起。伴隨法幣的貶值，官價與黑市價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抗戰期間，外匯中美元與法幣的兌換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為1∶854，1944年12月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以黑市價格拋出，轉手之間，牟取暴利。

　　1941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從次年初開始，先後對食鹽、糖、卷煙、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製度，使國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數額，1942年為478億元，1943年為1747億元，1944年為18億元左右。這一製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國民黨官員和有關機構乘機營私舞弊，套取專賣品轉投黑市，從中牟取暴利。

　　1937年9月，在國民政府之下成立貿易委員會，該會下設複興公司、富華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三大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實行統購統銷。鎢、銻、錫、汞等主要出口礦產品，則由資源委員會統購統銷。1942年2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統購。在統購統銷政策下，國民政府實行低價強購，利用買賣之間的差價獲取重利。以桐油為例，1942年收購價比內銷市場價每擔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官僚資本在抗戰期間的種種作為讓人甚是不齒，麵對國家和民族危機，他們非但沒有伸出援手救助陷於困境的民營資本，還落井下石，伺機大肆吞並、侵占民營資本。盧作孚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國難當頭不以利為先，處處考慮國家長久大計，極盡個人之所能，幫助一大批遭遇危機的民營企業渡過難關。這樣的氣魄和胸襟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