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九死一生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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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國家對伊朗石油禁運和經濟製裁等措施已經實施了多年。雙方較力，原本不應該影響到華為，但很多出口到伊朗的華為民用電信產品，在西方某些神經敏感的政客看來，都可以應用於軍事。舉個例子來說，華為一根普通的民用光纖線路出口到了伊朗，如果這根光纖線路被軍方用來傳播情報，那就叫軍用了。

　　2011年12月9日，華為為了避嫌，他們在一份聲明中宣稱：“由於伊朗日益複雜的形勢，公司將主動限製伊朗業務的發展，不再尋求新客戶並限製與現有客戶的業務往來。”這一份聲明等於斷送了華為在伊朗的市場，其損失至少也在上億元。

　　任正非曾跟隨國家高層領導訪問古巴，華為公司的銷售人員趁此機會和古巴的電信營運商簽訂了一個3.1億美金的框架合同。但古巴是美國的禁運國，愛立信因違反美國對古巴的出口限製，剛剛被罰175萬美元。在這種的形勢下，華為是否能對古巴執行合同，還真的令人很費思考。華為執行合同後，會不會引來美國進一步的處罰？

　　2012年3月，澳大利亞政府的一紙禁令，讓該國360億澳元的國家寬帶投資項目徹底與華為公司無緣，接踵而至的加拿大、印度、甚至菲律賓、印尼等國家，也開始拿國家安全說事。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外那些國家的寬帶項目作為該國安全的核心工程，華為染指其中的難度正呈幾何倍數般地增加。

　　華為在澳大利亞的發展受挫後。任正非為了改善與澳大利亞政府的關係，他除了讓當地的華為雇員積極參加一係列公益活動之外，任正非還煞費苦心，聘請澳大利亞退役海軍少將勞德擔任華為澳大利亞董事會董事長。

　　2012年4月，澳大利亞女總理吉拉德訪問北京，華為派出了董事長孫亞芳與其展開了高層公關。事後，華為澳大利亞公司與公共事務總監米切爾稱：（孫亞芳）與吉拉德總理的會晤證明是一次成果豐碩的對話。

　　澳大利亞董事長勞德隨後在國家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華為公司建議成立澳大利亞網絡安全評估中心，以防止澳大利亞基建項目遭受網絡攻擊。華為願意為澳國政府提供了解整個華為軟件源代碼和設備的途徑，並不設置任何限製。

　　任正非在慶祝澳大利亞董事會成立一周年的時候，訪問澳大利亞，並強調華為在澳大利亞的營收將全部被用作本地再投資。

　　也許華為公司經過如此一番積極的運作，登陸澳大利亞隻是遲早的事情。但麵對美國這個電信業最興旺的大市場，華為卻被美國政府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設置種種限製，致使華為在美國的經營連連受阻。

　　任正非在大洋洲與歐洲的許多國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開拓著自己的市場，任正非就等於一顆顆地布下自己的“棋子”。隨著美國周邊的國家被華為用產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拿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電信市場已經深陷在華為產品的包圍圈之中。下圍棋有一句口訣，叫“寧失一子，不失一勢”。

　　任何人也無法和形勢抗爭，大勢一至，任何國家、任何市場的大門也會洞開。西方人對華為的成見必然會被打破，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美國電信市場這塊最難啃的“骨頭”就會被華為烹製成一道美味可口、中西合璧的“大菜”。

　　任正非在2010年說：“華為不能再做‘黑寡婦’，要和友商合作共贏，共謀發展。”相信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文化，是否能認同

　　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躍，心靈的勤奮，就是天才。

　　——狄德羅

　　華為的“墊子文化”和“狼性文化”絕對不是一天能夠建立起來的。華為公司一路跋涉了二十多年，這種由60後和70後兩代老員工創建起來的企業文化，又是否能得到80後和90後這兩代年輕員工的認同和理解？

　　華為公司這兩種文化一旦漂洋過海，會不會產生水土不服的問題？如何讓華為的年輕員工認同華為的企業文化，這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華為的“墊子文化”和“狼性文化”，在讓人讚賞的同時，也是最讓人詬病的兩個問題。

　　這兩種文化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代的創業者骨子裏絕對不缺艱苦奮鬥的基因。而現在的年輕人有不少都是“草莓族”，這些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就像草莓一樣，盡管表麵上看起來光鮮亮麗，但卻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爛，不善於團隊合作，主動性及積極性均較上一代差了很多。

　　二三十年前產生的文化，放在21世紀的年輕人身上是否合適？他們是否認同？華為的薪水和獎金之高，是業內共識的，但是每年辭職的員工也是居高不下。為什麽這些人在華為幹了幾年後，就選擇了毅然離開？

　　“墊子文化”和“狼性文化”本是華為成功的魂和魄，華為現在是國內第一，世界第二大電信供應商，華為的成功，可以說這兩種文化居功至偉。

　　任何事物都是雙刃劍，文化也是如此，一旦使用不正確，最先傷的人往往是自己。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5歲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腦炎死亡。社會輿論和媒體的報道都對胡新宇是否為過勞死爭論個不休，同時，社會上的聲音對華為的企業文化也是越來越不認同。

　　2008年2月26日，成都研究所員工李棟兵被發現墜樓，經120現場搶救無效死亡。2008年3月6日，華為深圳員工張立國從食堂三層躍下自殺。不到10天的時間，兩個鮮活的生命就這樣不辭而別，社會媒體紛紛報道，指責華為的企業文化缺少對員工的關愛。

　　華為員工墜樓絕對不是偶然事件，也絕不是一句“個人原因”就可以完全解釋清楚的。“床墊文化”、“狼性文化”在企業的發展初期，確實能起到團結隊伍、開拓市場和增加企業競爭力等作用。可是隨著企業的擴大、人員的增加，“狼性文化”本身不安定的因素，對自身、對企業反齧的劣根，就日益凸顯了出來。

　　華為公司接連發生兩起員工跳樓事件後，複旦大學教授顧曉鳴發表文章：爭論之外，華為事件應該引發整個行業內企業文化發展路在何方的集體反思……

　　《人民日報》為此現象發表評論員文章，標題是《華為文化缺乏快樂，不要成為單足巨人》。文章中寫道，據說這家企業的老板“百思不得其解”：我給員工的待遇相當優厚，宿舍、辦公環境都像花園一樣，連國外同行看了都不得不稱道，可員工這是咋了？作者發出疑問：“這樣優秀的企業，員工心理為何如此脆弱？”答案是企業缺少了快樂文化。

　　文章舉例說，深諳中國文化精髓的毛澤東在延安給抗大題詞時，寫下“團結、緊張、嚴肅”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最後兩個字：“活潑”。其實這兩個字也是以人為本、注重心靈關懷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