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這時才發覺陳西瀅和她開玩笑,便也說:“你的文學院離這裏也太遠了,坐交通車都不方便。”
陳西瀅說:“把你的家搬到文學院頂上,那時你又要叫嚷不是遠近,而是上下太麻煩了,我看你呀,頂好去學仙人的縮地術!”
袁昌英說:“到你的文學院聽法朗君訓導,也是給你捧場啊。”
陳西瀅便諷刺說:“你到文學院聽課,也是為了實現你的作家夢。你沒聽說過‘舍命吃河豚’那句話嗎?作家的味道勝過河豚當不止幾十倍,豈不是拿十條命來爭取?”
淩叔華在屋裏聽到這兩位留英老同學打嘴仗,便跑出來說:“大清早你這是幹嗎,蘭子,別理他,女人穿衣服也成了他諷刺的話柄。我看他都成病態了,一句好聽的話也不會說。”
院子裏響起袁昌英的笑聲。
這期間,淩叔華夫婦和袁昌英夫婦常在院子裏品茗聊天,談談往事,敘敘友情,淩叔華初到武昌時孤獨和苦悶,便慢慢消解了。
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山上不時飄來陣陣槐花的香味,淩叔華打著扇子說:“蘭子,那一年奉軍占領北京,你到法國去了,北京亂成一鍋粥,到處抓人殺人,《京報》的邵飄萍也被抓去砍了頭。《現代評論》也常被檢查,朋友們的稿子都寄到我那裏,為了保護好稿件,還得夾上一封假情書。”
“那你不成了大眾情人了嗎?”袁昌英說。
“是啊,為了刊物生存,隻好這樣。蔡校長、胡博士待在上海不回來,北大的許多教授也都紛紛南下。我和西瀅結婚後,隻好先去日本待一年,看看形勢再說。”
袁昌英說:“我很喜歡北京的文化氛圍,父親也在那裏。一九二八年回來後,情況仍未好轉,國民政府又要北伐,隻好到上海找胡先生。”
淩叔華說:“西瀅在日本就給王世傑校長寫信,說武大要擴建,需要人,上海那地方我又不喜歡,所以就來了來武大。”
袁昌英說:“那可苦了你,打小在北京長大,到南方來一時怕不習慣。”
淩叔華說:“咱們這撥人聚到一起,慢慢也就適應了。”
陳西瀅插話說:“用北方話說,那可是鯰魚吃黃連,苦了大嘴了。”
袁昌英說:“你挖苦我們沒什麽,你可要善待這個小妹妹啊!”
隔著夜幕,淩叔華感到,陳西瀅還是佩服袁昌英的,遇事比他達觀。
生活有時會給人苦悶和煩惱,但也會給人以喜悅和收獲。而苦難,總是給予那些敢於麵對的人,然後在這之間,為他們打開另一道門扉,展開另一番風景。淩叔華沒有把這段時間留下空白,她在等待中驚醒,在等待中超越,便是她麵對苦難的一種深刻體會。
一九三○年四月,繼《花之寺》之後,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說集《女人》。這便是文學與生活給予她的雙重回報。
這部小說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淩叔華近年發表過的短篇小說《小劉》、《李先生》、《楊媽》、《病》、《送車》、《瘋了的詩人》、《他倆的一日》和《女人》等八篇。這部作品集仍以淩叔華熟悉的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但在題材和主題上,比《花之寺》都有了新的拓展。
沈從文在談到淩叔華小說特色時說,她“以明慧的筆,去在自己所見及的一個世界裏,發現一切,溫柔的也是誠懇地寫到那各樣人物姿態,叔華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條新路”。“作品中沒有眼淚,也沒有血,也沒有失業或饑餓,這些表麵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與之遠離了”。“在寫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筆卻不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它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裏,卻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存在”。
甫來武漢大學的淩叔華,終於走出最初的寂寞和苦悶,她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激勵了創作熱情,逐漸開闊了自己的視野,筆下的人物性格也變得多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