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每一處都是人生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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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一體製”構想

　　古往今來，改革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話題，曆朝曆代都在推行政治經濟改革，中外企業也在嚐試著體製、模式改革，目的無外乎是讓自己變得更強。可是，改革也是一柄雙刃劍，在迎來新變化的同時，也會動搖舊製度、舊思想的根基。因此，但凡進行改革，一定會產生陣痛，嚴重者甚至會引發“地震”。

　　作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褚時健當然明白，要想“活得消停”點就不要觸碰“改革”二字，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如果不謀劃一種新的產供銷體製，玉溪煙廠再引進多少台外國機器也一樣沒有大作為。

　　不過，改革要從哪兒開始呢？

　　褚時健經過冥思苦想，認定改革的前提是要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所以他將“包幹”這個概念引入到生產中，在煙廠中推行了“單箱卷煙工資獎金含量包幹”的政策，就好比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一樣，充分調動了員工的生產積極性。很快，玉溪卷煙廠上上下下都呈現出一派熱鬧的景象，職工們這才從“大幫哄”的陳舊觀念中驟然蘇醒：隻要自己足夠努力，就有機會多賺錢。

　　除了在煙廠進行改革，褚時健還將最關鍵的一項措施落在了煙田上。當時，他向通海縣的縣長何兆壽提了一個建議：玉溪卷煙廠將給當地農民提供資金和化肥幫助他們改造煙田，同時建造水庫和水管，不過，收上來的煙葉隻能賣給玉溪卷煙廠。

　　雖然這個建議聽起來有點“霸王條款”的味道，但由於褚時健開的收購價格很高，而煙葉又是通海縣最重要的經濟作物，所以縣長點頭答應了，給了褚時健1700畝煙田。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通海縣的煙田和玉溪卷煙廠結成了“利益同盟”，讓他們緊密地綁在了一起。

　　這個政策，就是後來褚時健提出的那個著名理論——煙田是企業生產的第一車間。當然，關於煙草業的探索和發展，很多有識之士還仍在摸索之中。

　　對褚時健出錢幫助農民種煙草這件事，很多人覺得想不明白，認為這是賠本的買賣，然而褚時健卻不這麽認為，他說如果烤煙的品質退化了，就不可能有高檔卷煙，與其冒著沒有好原材料的風險去銷售，還不如讓農民集中精力把煙草弄好，這樣煙廠的經濟效益才能搞上去，國家也會增加一部分收入。

　　1985年，玉溪卷煙廠拿出50萬元，指派專人和省煙科所一起來到玉溪和通海等地，幫助當地農民種植優質主料煙。不久，試驗田中的上等煙葉質量比之前提高了10%。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國企廠長和經理，在《福建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請給我們鬆綁》的文章，希望國家能夠將實權交給他們，隨後《人民日報》進行了全文轉載。過了兩個月，國務院就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明確了企業將會得到更大的生產經營自主權。

　　可以說，這是一次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有力撼動，也是國企改革曆程中的一次關鍵性的突破。然而，具體到煙草行業中，很多落後的規章製度還是存在並影響著本行業的發展。比如，在1985年的時候，跟褚時健合作通海縣實驗煙田的中高端煙葉質量達到了91%的合格率，已經與國際標準別無二致。可是，就在他想進一步推廣這種辦法的時候，卻遭到了玉溪郊區的反對。原來，在1983年頒發的《煙草管理條例》中明文規定，煙廠無權參與煙葉的收購和推廣種植，隻有煙草公司才有這個權利。

　　不過，由於褚時健早就和一些煙草公司打了招呼，所以他們也隻能以事先商定好的價格將煙草賣給玉溪卷煙廠。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的煙草公司和煙廠已經沒有那麽明顯的差別了，更能反映出褚時健推行的這套實驗田政策已經得到了煙草公司的認同。但是，褚時健上麵的省市一級的煙草公司，卻對他的這一係列做法表示極大的不滿：這不是有著“僭越”之嫌嗎？於是，一些領導在公開場合指責褚時健“放肆”。

　　按照規定，煙田從屬於煙草公司，和煙廠是平級的，煙葉的生產是在煙草公司的領導之下，而煙廠的任務就是負責生產，無權插手煙田怎麽去種煙，更不要說提供給人家資金和化肥了。所以，褚時健這種主動出擊打造優質煙葉產地的做法，是超出職權範圍對煙田“指手畫腳”，是不能被上級所允許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褚時健雖然越權，但是人家當地的煙草公司沒有告他的狀，這是因為褚時健繞過了煙草公司，得到了通海縣行政部門的首肯。而且，褚時健從他獲得的利潤中拿出一部分回報給了煙田，所以煙草公司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或許，這就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當然，褚時健的這種做法還是會引起和體製之間的衝突，尤其是煙草公司被架空這個事實，要知道，當時的煙草公司是整個計劃經濟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所以在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大型會議上，很多人對褚時健的做法已經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但是另一方麵，大家也都看到了這種“僭越”行為所帶來的好處，玉溪卷煙廠收購到了優質的煙葉，而煙農的回報也比之前多多了。

　　1994年，褚時健在通海縣召開的十連冠慶功會上說：“1993年玉溪卷煙廠生產的紅塔山香煙，每三條中就有一條是用通海縣生產的優質煙葉卷製的。”正是這輝煌的成就，讓煙草業的有關部門最終默許了褚時健的做法，他的“第一車間”得以保留。也正是這個舉動得到認可之後，褚時健的思路再次打開了。

　　褚時健認為，產供銷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環節，隻有保持一條線不斷檔，才能讓期間穿插的種種環節暢通無阻，然而當時的現狀是：煙草公司負責煙葉生產，卻不製造卷煙，煙廠生產卷煙卻無權銷售，煙草專賣局隻管銷售……在這種計劃經濟體製下，產供銷三個環節嚴重脫節，無論其中哪個部分出了岔子，都找不到直接的負責人，能找到的隻是互相之間推諉責任。

　　鑒於這種不利局麵，褚時健構想出了一種“三合一體製”：煙廠廠長兼有廠長和專賣局局長的雙重身份，同時也是煙草公司經理，三個環節有機聯合在一起，有利於進行指揮調度，這樣也不會造成任何越權，而是全盤合在一處。

　　不難看出，褚時健的三合一體製，其實質是將煙草的質量放在了第一位，然後再去考慮銷售的問題。不過，這個構想放在當時來看，的確邁出了很大的步子，它等同於漠視了計劃經濟體製下對各環節的固定化管理，嚴重衝擊了舊體製。

　　盡管褚時健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意思，但他還是大膽地將這個構想提了出來。對此，中央沒有馬上作出回應，而國內的其他煙草企業也持保留意見——誰也不願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到了最後，還是雲南省經過了認真的考察之後，決定試行一階段看看。由此，玉溪成為了褚時健大膽設想的一塊實驗田。

　　縱觀褚時健的一生可以發現，他不是在探索的路上，就是在路上不斷地探索著。正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讓他的人生不斷趨近完滿。

　　壟斷玉溪煙草業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掀起一場留學浪潮，很多人選擇去外國“貼金”。而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中心，更是不少留學者的首選。作為發達國家，美國基本掌握著全球經濟的大動脈，其在各行各業都處於龍頭老大的位置。

　　“倘若沒有去過美國，還真是見識不到什麽是最先進的設備，什麽是最高效的管理，什麽是最人性化的製度。富裕的生活、卓越的思想，足以讓人驚歎。”這樣的說法早已不是那時留學生的口頭禪，國內許多頗有見識之人，也常把這話掛在嘴邊。

　　褚時健也聽過這話，他聽的目的不是為了了解這個事實，而是另有打算。他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的隊伍正在逐漸擴大，選擇出國留學的人越來越多。

　　看著自己整理出來的出國留學人數增長的數據，褚時健很奇怪。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開放正在深入，經濟發展已是弦上之箭，不少人都選擇在這個好時期開創自己的事業，可為什麽在如此大好前景下，還會有那麽多人堅持出國，甚至移民呢？

　　“美國或許真的是一個實力派代表。”這樣的話肯定在褚時健的腦子裏盤旋過。跟著改革開放的步伐，緊隨時代的腳步，褚時健經過研究考察，也決定出去看一看，想見識一下誘惑力十足的美國，到底哪兒肥，哪兒壯？

　　褚時健有自己的盤算：國內很多技術或設備落後於美國，各行各業中均出外考察，或引進設備，或學習技術、經驗，那為何不把這樣的經驗用在玉溪卷煙廠？很快，褚時健派出自己精心培養的“褚家軍”，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兵貴神速，抵達美國後，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褚家軍”考察團帶著褚時健的期待凱旋而歸。

　　當時，在全國“煙界”還沒有人意識到要去國外學習技術，褚時健先拔頭籌，在全國“煙廠”還沒有引進新設備的時候，褚時健更是快人一步。

　　幸運的是，1984年，在改革開放的號令下，西南地區得到了組織上一筆多達2000萬美元的撥款。當時，玉溪卷煙廠的固定資產總共有7000萬元人民幣，褚時健拿出了2000萬美元砸在了設備、技術上。

　　可以算一筆賬：1984年時，美元兌換人民幣的比率是1∶23，也就是說，玉溪卷煙廠7000萬元人民幣的固定資產中，有2/3被褚時健用在了新設備的引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