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60軍178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東北邊一個叫石板灘的地方,整編集訓國民黨投降部隊時,接到一紙調令。調令要他立即啟程回成都軍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報到,之後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某國大使館武官。
朱向璃及護送他回成都軍部的一個加強班,途經龍潭寺鄉時,被數千叛亂分子武裝攔截,遭到慘無人道的開膛剖肚、淩遲殺戮,史稱“龍潭寺慘案”。慘案發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蔣介石從成都鳳凰機場(亦有新津機場之說)飛去台島不到兩個月,距成都解放僅39天。
以“龍潭寺慘案”為發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亂事件,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上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後,毛澤東主席十分震怒,於1950年3月簽發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變天”與反“變天”的較量與鬥爭開始了;自此,一場空前的、長達三年多的全國剿匪戰鬥正式打響;自此,平叛與剿匪這對硬詞,浩大而血腥地嵌進了中國曆史書寫,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緊接“龍潭寺慘案”,更大的“三三叛亂”又在以洛帶為腹心,龍泉、龍潭寺、西河、黃土、三岔、石盤、賈家等鄉鎮為依托的成都東山地區爆發。
劉惠安是民國洛帶的末代鎮長,也是共和國洛帶的首任鎮長。《龍泉驛區誌》載:劉惠安兩度兼任金堂、簡陽、華陽三縣聯防辦事處主任,民國政府軍隊路過洛帶甑子場,未經他許可,不準進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邊的灌縣(今都江堰),後來隨母去了大巴山中的萬源,再後來又移居到成都平原東邊的龍泉驛。以上史實,就是我移居到龍泉驛後知道的。
洛帶鎮隸屬成都市龍泉驛區,龍潭寺亦與龍泉驛接壤。即或這樣,我也是移居到龍泉驛七八年後才知道的。具體說來,我是看了《成都市誌》、《龍泉驛區誌》、《簡陽縣誌》、《用鮮血建立和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簡陽平息“三·三暴亂”追述》(載簡陽市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簡陽市二野軍大校史研究會《簡報》)、《龍泉剿匪記》(傅全章撰寫,中共龍泉驛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印)等資料,以及在寫作《花蕊中的古驛》、編選《龍泉驛民間文學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圖書,編劇30集電視連續劇《滾滾血脈》(改編自劉曉雙同名長篇小說)過程中,才逐漸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數龍泉驛人,更大多數成都平原人,他們至今都不知道——還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國人,以及異邦的同類呢?
他們不知道,不是他們不想知道,而是文字、聲像和一季一季湧至的時間落葉,覆蓋了最初的非時間落葉。記憶在覆蓋中探出頭來,朝令夕改,又像萬花筒:它是個人的記憶式態,也是集體的記憶肖像。不可靠,是記憶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隻消過去三五年,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記憶。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實,是不應該的,也是不正常的。
對此,我感到落寞、悲涼和無語。多年來,我一直深懷著這樣的感覺。
僅僅是為這種感覺找到出口,僅僅是為排遣這種感覺,我竟自有了試圖從時間落葉中拽出那段曆史、還原那宗事件的念頭和勁頭。
我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就是不關心一切,也應當去關心碰巧出現在身邊的那些、牽動了曆史重大事件與重大進程,而又在曆史的漫天塵埃中消弭得無影無蹤的小人物。況且,抽絲剝繭,撥霧見日,還事物以本來麵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與道德使然。
說了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嗎——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為什麽遲遲動不了筆?顯然,對於“拽出”和“還原”,我是一個“不知道的人”。很多時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後果,更是對膚淺與輕狂的詰責與懲罰。
小說需要細節與寫點,前者是小說的“小”,後者是小說的“說”。這些,我還沒有找到,或者說,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們還不能說服我,更不能說服讀者。
我不願意在想象中尋找。我不願意尋找到的東西,不接“地氣”、不帶“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
岷山,巴山
現在到了龍泉山
刨了一輩子食才知道
世界上居然還存在一處
不刨食的地方
飯,張嘴就來
水,呼氣即至
不見一絲絲柴禾卻周身盡暖
紙是包不住火的
沒關係
包不住就包不住吧
把這地方端進書中
會不會
刨刨書,滿紙都是麥浪、稻香?
刨了一輩子食才知道
即或虛構一個小鎮、一處氣場
也有歡樂的驚慌
這首《甑子場》,是多年閑來無事遊移無助日子,對我唯一的饋贈。
終於在殘黃的史海中撈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講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稱‘龍潭寺慘案’,領頭者就是當日上午圍攻公安幹部的烏傑。此事緣由還得從頭一天說起,龍潭寺一個中年婦女到成都市區公安十三處報案,說她的女兒被當地惡霸徐銀生搶走並囚禁在其家中。徐銀生又夥同另一個頭目巫傑找上門來,將與她女婿黃德興同住一室的居民高雲打死,黃亦被打傷,因裝死才幸免於難。2月5日清晨,公安分處派出幾名公安人員前往龍潭寺調查此案,並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黃妻。不料,遭到烏傑等煽動的百餘名叛匪圍攻……”
老實說,我對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記憶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態度的,但我一點不懷疑他記憶中那個“中年婦女”的女兒。
正是這段講敘文字中的“一個中年婦女”的女兒“她”,讓我找到了小說的“小”和小說的“說”。
“一個中年婦女”的女兒“她”,生發了這個小說又救了這個小說的命!
“她”就是小說的第一主角扣兒。有了扣兒,也就有了“一個女人與三個帶槍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男人的故事”。我把“龍潭寺”和“洛帶”揉在一起,虛構了一個鎮名“龍洛”;我把“龍潭寺慘案”故事植入龍洛,把“三三叛亂”故事及洛帶場景疊合在甑子場;將洛帶鎮長劉惠安作為安的原型,龍潭寺叛亂頭目烏傑作為烏的原型,軍統成都特務頭子李才幹作為菜的原型,國民黨殘匪馬力作為馬的原型……我就做了這些活兒。
對於我做的活兒,詩人作家席永君評價說:“美國人以膠卷鏡像還原曆史,凸凹以小說文本創造曆史。這是一種絕妙的互文關照。”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國人,是美國《生活》雜誌攝影師卡爾·邁當斯(Carl Mydans,1907——2004)。卡爾·邁當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從重慶到成都途經並逗留龍泉驛期間,拍了百餘幅龍泉鎮、洛帶鎮甑子場照片——本書采用的正是這些照片。感謝卡爾·邁當斯為我們拍攝了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這是一本曆史小說還是當代小說?愛情小說還是戰爭小說?玄疑偵探小說還是詩性寓言小說?跨文本小說還是非虛構作品?新寫實派小說還是魔幻現實派小說?愛恨情仇還是政治幻覺?鄉村敘事還是城鎮物語?史詩呈現還是底層書寫……
所有的好小說都是無法歸類的。但願此論是對這本小說的量身定做。
這本小說取過很多名字:《平叛1950》《變天》《桃花與罌粟》《一變再變》《一九五〇年的愛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氣》《第一槍》《叛亂》《槍》《天氣》《桃色》《一個女人與三個帶槍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後發問,怎麽可以這樣寫“平叛”這類重大事件和嚴肅題材呢,怎麽可以這樣敘述一個小鎮的傳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對於小說/藝術創作/創造而言。
是啊我就這樣寫了。所幸,還發現了“理想的讀者”。
寫這個《後記》時,掐指一算,我移居龍泉驛、回歸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個年頭。
這本書也許什麽都不是,但對我來說,它的確是一條活過來的臍帶。有了這條臍帶,我與龍泉驛、與都江堰、與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連在一起了。
窗外陽光順暢
山上桃花丁當
扣兒婆婆洛帶曬太陽
馬兒跑哇汽車唱
土著爹哇客家娘
扣兒婆婆笑笑真漂亮
2012/3/29,成都龍泉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