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年深秋,爹把糧食和幾根棒槌變賣後,決定回山東膠縣老家。這次有了錢,準備一路坐著火車回去,先是托人開了幾張通行證,然後步行到吉林火車站。
上火車前,爹找了個沒人的地方鄭重地對大家說:“上了車,一定要小心點,尤其你們幾個小人,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說的不說。”爹還講了個真實的故事:新京有個人偷偷吃了點大米,回家時坐火車暈車,吐了出來,被日本人看見,說他是經濟犯,當時就被抓了起來,後來被送到西伯利亞做了勞工,再也沒有回家。
有了爹的告誡,俺們上車後都很小心,在車上沒出什麽亂子。坐著火車先去了新京,一下火車,俺感覺像出了國似的,不敢相信眼前的新京就是幾年前的長春。隻見大街小巷到處飄著日本旗和五色旗,路上跑著的汽車也不一樣了,以前是靠右行駛,現在是靠左。牆上還貼著很多標語和漫畫。大哥告訴俺,標語寫的是: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日滿不可分。漫畫俺看得懂,畫的是偽滿洲國和關內的比較,偽滿洲國那邊的人民安居樂業,關內則到處充滿著血腥和暴力。
呸。看到這裏,俺把一口濃痰吐到了牆上。當俺們走到一個路口時,突然聽到三虎啊的一聲尖叫。後來才知道,三虎看到了樹杈上掛著的被風吹幹了的人頭,人頭旁邊還寫著四個字:赤匪下場。
坐著火車俺們一路南下,經過沈陽、北平、濟南,然後在膠縣火車站下了車,知道以前的家不能住了,就直接去了姑姑家。已滿頭白發的姑姑見俺們回來了,非常高興,還說俺和三虎長高了,抱著四虎親了又親。俺在屋裏屋外找了半天,沒見著姑夫。姑姑說,俺們走後的第二年,姑夫就餓死了。
姑姑炒了幾個菜,然後烙了些餅,爹邊嚼著餅邊問姑姑:“姐,這些年你是咋過來的?”
姑姑說話前先打了個唉聲,然後慢悠悠地說:“說來話長,俺是能活一天是一天了,那年你們算是走對了。你們走後,連著兩年都是災年,咱莊又餓死不少人,很多蔫兒的莊稼一點收成都沒有,出去要飯都沒蔫兒要。好在膠縣有個粥廠,俺天天去蹭飯才把這條老命留下來。從前年開始,莊稼才有了點兒收成。去年打春前,俺跟肖老爺租了一畝多地。剛開始,他覺得俺年紀大了,怕種了地繳不起租子,俺下了跪他才租給俺。去年收成還可以,除了繳租子還剩下不少。”
“真不錯,不管好賴有吃的就行。”娘說。
姑姑搖著頭又打了個唉聲:“唉,有了糧食咱窮人也吃不好,除了繳租外,當兵的三天兩頭過來收稅逼捐。現在膠縣的兵也多,膠縣有唐堯遜的一個團,王台有曹福林的兩個團,大小珠山、藏馬山還有幾幫土匪,剩下的糧食都讓他們給搜刮走了。你說俺都這麽大年紀了,他們摳俺這點糧做個啥?沒轍,俺隻能再出去討飯,不過去年要飯比以前好要多了。”
“當兵的和土匪這麽折騰,大刀會就沒管過?”爹說。
“管啥呀管,你們走後大刀會就再沒見著動靜。”姑姑低頭想了想又說,“哦,寶山鄉李家溝村的大刀會李寶龍和李振鼓還在,不過他倆不是什麽好東西,比土匪還狠。唉,這年頭老百姓沒法活了。對了,你在關東待得好端端的,為啥回來啊?”
“關東那個蔫兒也待不下去了,讓日本人給占了,日本人比土匪都狠。”爹咬著牙說。
“哦,這樣啊,俺也聽說了些,回來好,回來好,那你們不打算再走了吧?”姑姑問。
“不走了,老家咋說也比東北那個蔫兒好。”爹說,“趕明兒租個房子,再就是尋思著給地主扛點活,明年打春後租上幾畝地,湊合過唄。”
“現在的地好租,村裏的年輕人都被抓了壯丁,很多地都荒了。”姑姑說。
俺們在姑姑家住了一夜,次日,爹在小溝村租了間房子,娘簡單收拾後就搬了進去。隨後,爹在劉大腦袋家找了個活:去膠縣擔煤。爹說,隻要擔回二百斤煤就能拿到三塊現大洋。爹早起晚歸,一天能跑一趟。
這天晚上,爹拿回三塊大洋,高興地對娘說:“這樣也不錯,盡管累點,一個月也能掙二三十塊。”
娘也很高興,忙著給爹端茶倒水。正在這時,門被人從外麵踢開了,闖進一夥人來,站在頭前的是個麵相凶惡的年輕人,後麵跟著幾個背著槍的農民。年輕人進來就對爹嚷嚷道:“傅老頭,從東北回來咋不跟俺打個招呼?”
站在地上的爹一時沒反應過來,過了好一會兒才問:“您是哪位?”
年輕人把頭一抬,傲慢地說:“傅老頭,連俺都知不道,俺是鐵山鄉第二十八保保長。”
後來得知,這個青年叫李萬有。李破風病死後,他就成了村裏的一霸。
爹這時明白過來,對年輕人說:“哦,是李保長,俺有眼不識泰山,真是對不住啊對不住。”
“少跟老子來這套,俺是來收統稅的,你家七口,共繳三元五角。”李萬有惡狠狠地說道。
“保長,俺剛從關東回來,一時湊不齊這麽多,能不能先緩緩?”爹哀求著說。
李萬有沒有說話,隻是嘿嘿地笑著,過了好一會才說:“你可別耍俺,俺可不是好耍活的。你跟人打聽打聽,小溝村大事小情的有啥俺知不道?就是誰家的雞哪天下了幾隻蛋都一清二楚。”
聽他這麽一說,爹似乎明白了:“李保長,前兩天俺給劉老爺擔了幾擔煤,掙了幾塊,這些錢俺租房子花掉不少。”說著爹從身上拿出兩塊大洋:“俺現在就這麽多了,其他的能不能寬限幾天?”
李萬有接過錢,用手掂了掂說:“你這老頭還算識趣,就寬限你兩天,要盡快補上啊。”李萬有說完轉身剛要走,突然看到俺和大虎,馬上對爹說:“這是你的兩個小人?”
爹點著頭說是。李萬有說:“明天讓他們到村公所集合。”
“保長,集合……集合做啥啊?”爹傻傻地問。
“這也知不道,咱村成立了自衛團,自衛團幹啥你還知不道?”說著李萬有帶人摔門而去。
李萬有的話爹不敢不聽。次日一大早,爹就催著俺倆到了村公所。
自衛團有三十多人,五杆鳥槍、一門土炮、二十多支紅纓槍,任務是站崗放哨。之後的日子,俺和大虎有時站崗,有時給地主打點短工。過年後,也就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爹跟劉大腦袋租了五畝地後,俺也幫著父母忙些農活。一年下來,盡管讓兵匪層層盤剝,俺家還能勉強維持生計,也用不著吃“協和麵”,也用不著擔心日軍隨時會過來割掉腦袋。這樣一直持續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奶奶去世後,一件事情的發生再次改變了俺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