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雪地的腳印裏

第六節 人間輝映著他生命的光彩

　　一

　　京承——我的老領導、老戰友、老朋友在同病魔頑強抗爭3年多後，帶著對生活的熱愛、對事業的追求、對親人的深深眷戀走了。

　　他的離去，使江西文壇失去了一位領導型作家，文學事業尤其是散文創作失去了一位積極的參與者、支持者、推動者；江西政壇失去了一位頗具文人特質的領導；江西社會經濟發展事業少了一位思想者、謀劃者、實幹家。

　　他離去後，我聽到、看到許許多多的人在以各種方式懷念他，追思他。懷念著、追思著這位有性格的人，敢講真話的人，替老百姓著想的人，玩命地工作的人，當了官不忘本的人，可親、可近、可敬的人！

　　二

　　我與京承相識在綠色的軍營。綠色象征著希望。希望是由人才托起的。軍營裏聚集了大批各類優秀人才，大批的“好鋼”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軍營，在這個大熔爐裏鍛造成才，尤其是在上世紀的中後期，大批大批的來自山鄉田野的農村兵，踏入軍營後，由於環境和條件的極大反差，由於從封閉狀態突然走進了一個“大世界”，由於年輕，充滿理想和激情，又吃得了苦中苦，因而他們的思想常常會產生“飛躍”，各方麵的進步也很快，其中的一些佼佼者，用不了幾年工夫，便會將那些在條件相對優越的環境中長大，有點看不起“土包子”的城市兵“甩”在後麵。於是，大批來自農村的兵迅速地成了軍隊幹部，大批來自農村的優秀士兵成了軍隊各方麵建設的人才。在軍營這支人才大軍中，從湘西雪峰山下漵浦縣的一個小山村走出來的京承便是軍隊新聞宣傳戰線的優秀代表人物，在部隊尤其是空軍部隊享有很大的名氣。

　　我知道韓京承這個名字還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當新兵初學新聞寫作的時候，那時，我在北京空軍部隊，常聽人說：“福州空軍有個韓京承。”以後，我經常在報刊上看到他的文章，也常聽到朋友們介紹他的文品和人品。漸漸地，我對他的印象也就更深刻了。但我們第一次見麵，還是1980年春。那次我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去看望一個戰友，正好京承也在那裏，他是作為“一心為革命的好飛行員——孫安定”這一重大典型的主要發現者和采寫者被特邀來軍事博物館籌辦“生命的讚歌”的展覽的。我們隻隨便交談了幾句，但那次的接觸，他給了我第一個印象：穩重、老練，好像總是在沉思的樣子。事有湊巧，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調到福州空軍機關，同京承在一個機關、一個部裏、一個辦公室工作。京承是我的領導，我們同窗筆耕，致力於一個兵團級政治部門的新聞工作。以後我下了部隊，但京承仍是我的“頂頭上司”，工作常來常往。又是一個巧合，若幹年以後，在“百萬大裁軍”中，我們又同一批“解甲歸田”轉業到省城，後來又有10多年的時間，在同一個大單位，同一個大院裏辦公。以後京承職務升至省級領導，他職務高了，地位高了，但我們仍然像以往一樣，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常常在一起談學習，談工作，談人生，談社會。由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我們也常在一起說題材，說路子，說靈感，說體會，多年來進行著愉快的合作。在他的提議下，我們曾聯合出版過一部紀實文學作品集《多彩的人生》。

　　長期的相處，“零距離”的接觸，深度的思想交流，使我對京承有著較深的認識和了解，對他的為人、為文、為官有著深深的敬意。

　　三

　　京承在空軍部隊生活、戰鬥了26個春秋，絕大部分時間是“搖筆杆子”，除寫了大量的經驗材料、工作總結、調查報告和按他講的“發表在領導嘴巴上”的講話稿及各種文件之類的東西外，在他的“主業”——新聞報道方麵更是果實累累：曾在軍內外各種報紙、雜誌、電台發表過數以千計的稿件，他酷愛文學，文藝創作也頗有成果：發表過上百篇報告文學、散文、小說等文藝作品，有的作品受到讀者喜愛，並獲得文學創作獎。他所寫的那些新聞作品和文藝作品，熱情歌頌了人民軍隊這個英雄集體裏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真實地反映了部隊火熱的戰鬥生活，文中傾注了他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和對人民軍隊的無比熱愛之情。轉業後不久，出於對部隊生活的眷戀和思念，他從發表的稿件中選出一部分結集為《藍色的腳印》出版，當我作為第一個讀者看完《藍色的腳印》的書稿後，更加感到這是一部正義和光明的頌歌，是一部人民軍隊的英雄讚，它不僅使我的“心在跳，情在燒”，也使我油然而生“生命裏有一段當兵的曆史”的自豪感。

　　京承所寫的以軍事題材為內容的作品，包含了故事、通訊、特寫、報告文學、散文等多種樣式，多角度、多側麵、多層次地反映了人民空軍從上世紀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後期的戰鬥生活。他寫的都是穿藍褲子的那些兵，幾乎包括了空軍多兵種的各類人員，有穿雲破霧、搏擊長空的飛行健兒，有為戰鷹鋪平通天路的地勤人員，有察天觀地、擒妖縛怪的雷達兵，有英姿勃發的“全能炮手”，有自學成才的“豬倌”，有“兩地書”式的戀人，還有駕機歸來的愛國勇士。作品涉及了機場、高山、海島、邊防哨所、高炮和雷達陣地等空軍部隊各個生活、戰鬥的場所，他的軍事作品在人們麵前呈現出一幅幅色彩斑斕的軍營生活圖景，既充溢著緊張熱烈的工作、戰鬥氣氛，又有濃烈的生活氣息。

　　京承在部隊“搖筆杆子”的20多年間，正是我國政治風雲不斷變幻的非常時期。但他沒有去趕政治浪頭，追逐時髦，沒有趨炎附勢，而是深深紮根於人民群眾的土壤之中，始終把筆端指向那些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普普通通的戰士和基層幹部，寫的都是“凡人凡事”，寫他們的歡樂追求，寫他們的情趣、愛好，歌頌他們的事業、美好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操，堅定地做戰士的忠實代言人。

　　法國偉大的雕塑藝術家羅丹說過：“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而最足以顯示一個人性格的，莫過於他對某種事物的執著追求和讚美。京承竭力為普通戰士樹碑立傳，為他們唱讚歌，非常突出而又鮮明地表現了“歌頌正義、向往光明”這一主題，這一方麵使他的作品的思想達到了純潔化、高尚化；另一方麵也表現了他堅定的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大眾化的“美”的“凡人性格”。

　　京承是忠實於現實生活的，其寫作態度像他做人做事一樣嚴肅認真。他經常講，真實性是文章的生命所在；求實求真是每個作者應有的品質。在福州空軍宣傳部任副部長時，他強調最多的是新聞和文藝作品的真實性問題，他對弄虛作假深惡痛絕，要求新聞幹部消滅假報道，發現弄假，絕不留情。他要求文藝創作實現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結合，不要胡編亂造。他自己寫的作品，是讓人可信的，不僅那些真人真事的新聞作品是擠幹了“水分”的文字，即使是那些虛構的文藝作品，也大都是以真人真事為背景，通過對生活的深刻而細致的觀察及對豐富的實際生活的體驗有感而發的，“發出的都是自己的聲音”，給人以很強的真實感，使讀者感到“生活本來就是這樣”。因而能夠引起人們的共振、共識和共鳴。

　　善於發現並致力於宣傳典型，是在同京承的共事中他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20多年來，由他報道和參與寫作的有幾十個空軍各條戰線的先進單位和個人的典型。其中在軍內外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豐福生，有被中央軍委授予“一心為革命的好飛行員”稱號的孫安定，有被空軍黨委授予“雷鋒式戰士”稱號的李宗社，有被團中央授予“新長征突擊手”稱號的“杜鳳瑞大隊”青年大隊長洪其淮等。另外，還有一些典型人物和單位，京承雖然沒有參加采寫，但他也做了大量工作：或是由他發現、推薦的，或是由他組織力量報道的。正是由於京承的努力，我們原來福州空軍部隊的典型宣傳一直較為活躍，軍營不斷開放出一朵朵絢麗的新花。這些典型的宣傳，在鼓舞部隊士氣、激勵幹部戰士鬥誌、推動部隊軍事訓練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經過長期的寫作實踐，京承已能較熟練地駕馭包括新聞和文藝創作在內的各種文體。在新聞寫作上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能從不為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中抓出“重大問題”。在文藝創作方麵，也表現出藝術才能和功力。尤其是散文的寫作，儼有“大家”風度。他寫散文，隨手拈來，從不裝腔作勢擺架子。不論是抒情的，還是敘事的，語言都很清新流暢，高雅清麗，貼近生活，樸實自然。他寫的隨筆，文字活潑，形式不拘一格，寓抒情、敘事、議論於一體，具有濃厚的生活味。他的散文作品，不論是幾千字、上萬字的“大塊頭”，還是幾百字的“豆腐塊”，他都精心雕琢，力求出新，力求挖深，使人讀後有所思、有所得。在他的那些軍旅散文中，我最為欣賞《直線賦》和《春夜，心潮在漲落》。在《直線賦》裏，作者把對人民軍隊的深深愛戀之情和高度強化的激情和盤托出，在他那聲情並茂的描繪中，本來比較單調的軍隊“一條線”的生活是那樣充盈著生氣，那樣美妙有趣。讀後不能不使人產生沒有當過兵的遺憾感。《春夜，心潮在漲落》則顯得深沉、凝重，激情中充滿思辨。這篇作品發表於1983年，這時，京承已進入不惑之年。當時，無論是社會上，還是部隊裏，都掀起了學科學、學文化的熱潮，大家都爭先恐後參加學習，要考文憑。對此，京承很有一些感觸。他把這些感觸用散文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便形成了《春夜》。這是一篇散文抒情詩，它用詩一般的語言，詩一般的意境和遐想，來抒發“我”在天命之年“被批準進文化補習學校學習”的感觸，給人以強烈的感染。

　　京承以他在新聞寫作和文藝創作兩個方麵的成果，出席了首屆全國青年業餘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登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受到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被吸收為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作家協會會員。

　　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處世待人沒有一點架子，謙虛和藹，平易近人，不論是同新聞幹部、業餘通訊員還是連隊的普通戰士都很談得來，因此，大家都喜歡同他接近。他像一個“磁場”，走到哪裏都會吸引一些新聞幹部、業餘通訊員和戰士。難能可貴的是，當他自己有了經驗，就盡力幫助別人。他熱心對新同誌傳、幫、帶，毫無保留地向他們傳授自己的寫作經驗、體會。為鼓勵業餘通訊員寫稿的積極性，京承常同他們一道采訪、寫作。

　　他經常同新聞幹部或創作人員侃題材，說靈感，談路子，同他們一起交流創作經驗、體會以及腹中的“胎兒”，他甚至把自己想的情節貢獻給他人。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他的周圍彌散著一股很濃的創作氣氛。他在福州空軍部隊負責新聞宣傳工作10多年來，福州空軍部隊出了不少的記者和作家，可以說，他們之中大多數在創作入門階段都曾直接得到京承的幫助和指教。我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曾得到他多方麵的幫助，受他的影響是很大的。

　　四

　　京承出生於1941年7月1日。他出生的日子我是在他逝世後才知道的。7月1日，是共產黨確定的自己的生日。黨在她的生日這一天，又增添了一位忠誠的戰士。

　　一個人的出生是不能選擇的，但一個人出生長大之後，走什麽樣的路，做一個什麽樣的人，則是由他個人決定的。京承以他的言行告訴世人：他是黨的人，是一個對人民有益的人！

　　1985年，在百萬大裁軍中福州空軍被撤銷，京承離開了他熱愛的部隊，以正團職職務轉業到江西。人民的優秀子弟回到了人民子弟兵的故鄉，回到了“軍旗升起的地方”；人民的優秀子弟回到了人民之中。

　　這時的京承，不僅磨礪出一副軍人剛腸和戰士的品格，不僅是一個能熟練地駕馭各種體裁的寫作人才，而且具有很高的綜合素質，很強的行政能力和豐富的領導經驗。

　　他被組織安排到省民政廳，從事農村救災、扶貧濟困的工作。這項工作，用京承的話說是專門與貧窮和落後打交道的差事，是與最困難和最可憐的人為伍的。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自己“葉落歸根了——出身於農還於農”。他高興地告訴朋友：“在黨和國家力爭使老少邊窮地區趕上全國脫貧致富步伐的大背景下，顯示出我幹的這一行的時代意義和蘊含的思想光彩，我由此感到自豪。”

　　剛轉業的那陣子，我常常被他召到辦公室或家裏，聽他談扶貧救災，談工作思路。記得1987年，我到北大參加一段時間的培訓，其間曾收到他兩封信，談的主要也是他的救災、救濟、扶貧工作。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心裏總是裝著困難群眾的精神令我感動。為使江西扶貧工作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他連續幾晚熬夜寫信給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時任總政文化部領導的袁厚春同誌，邀請他或軍隊其他作家來江西采訪，向世界報告一下江西老區的今昔。這封3000多字的不平常的書信，字裏行間透著京承赤誠的心：

　　……這裏的一些地方仍然貧窮。這些善良的老表，這些具有驚人忍受力的中國農民，這些曾經被反動派大‘圍剿’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在頭頂上揮過的幸存者，這些曾經用紅米飯、南瓜湯——不，用自己的血汗和乳汁哺育了革命、哺育了紅軍的江西老區人民，仍然過著如此貧困的生活，隻要有一點人民性的人，有一點黨性原則的共產黨人，聽來都會有一種沉重感、負疚感，由此也會萌生出一種強烈的曆史責任感。

　　……江西開始了用汗水加淚水向扶貧開發大進軍。省委書記、省長、常委、副省長們全部出動，掛點扶貧。……經曆了五次反‘圍剿’的老區人民，如今又在進行另一種新的反‘圍剿’，即衝破封閉和保守思想的‘圍剿’，衝破貧窮落後的禁錮。

　　……幾年春秋，幾易寒暑，奮鬥拚搏刷新了老區的麵貌。如今的江西已今非昔比，社會進步，經濟騰飛，江山萬裏，春潮激蕩。

　　“來吧，紅土地在呼喚！這裏是人民軍隊的故鄉，寫革命根據地建設實乃軍隊作家應有之義……”

　　也許是這些文采飛揚、飽蘸激情的文字感染了厚春，也許是京承的精神和懇切感動了厚春，也許二者都有。後來厚春自己因離不開未能赴約，特地派了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元帥外交家》的作者何曉魯來江西，何曉魯在江西采訪一段時間後，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江西蘇區悲喜錄》，這部作品獲得1988年度全國報告文學獎，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夏季，正是早稻揚花灌漿和棉花大豆等經濟作物旺盛生長的時期，連續7天的暴雨從江西的西南向中部、東部和北部蔓延，7天的降雨量占江西全年降雨量的20%，橫貫江西的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五大河流的水位，全部越出警戒線，省內的20多座大中型水庫的庫水也已全部爆滿，其中信江的水位越過警戒線5米多，是112年來的最高水位。這次洪水，給江西帶來了極為慘重的損失，全省早稻減產10億公斤，200多萬畝二晚秧苗被淹。原來就比較貧困的災區受災後有800多萬人缺糧，50餘萬戶269萬人平均每人缺三個月的糧食。

　　那個災年，京承已經走上了民政廳的領導崗位，他牽掛著災情，牽掛著災區人民群眾生活、生產上的困難，為了使災情能讓國際組織了解，獲得國際組織的同情和支援，他組織人員拍攝了江西受災實況，要將其製作成對外宣傳電視片。那時我在省委宣傳部從事對外宣傳工作。那天，他專門找我，要我為該片撰寫解說詞，說：“這次要勞你辛苦一下，一定要幫這個忙。”我與京承交往這麽多年，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用這樣懇切的口吻給我交辦事情。我當即表示，一定盡力而為，並說宣傳江西是我的責任，義不容辭，很難得為你“服務”。我注意到，他聽後隨即嘴角邊掛出了難得見到的微笑，連聲說“好，好！”並兩遍重複著那句“難得為你服務”。這件小事中的細節，雖然過去了20多年，但我依然記得那樣清晰，從他那不易覺察的一個微笑中，折射出京承何等強烈的責任感啊！

　　很快，我遵京承之囑，以《特大洪水襲擊中國江西》為題，撰寫了這部反映江西災情的對外宣傳電視片的解說詞。後來京承高興地告訴我，該片報往國際十年減災委員會和聯合國救災救濟署後，江西獲得了一筆國際救濟款項。他感到了些許欣慰。

　　五

　　在與京承的長期交往中，給我一個突出的印象，他是一個有著鮮明性格的人，具有典型的“湖南性格”，在他身上體現出一種濃重的“三湘味”。

　　他曾以濃厚的興趣給我講起過他的兒子韓潮一件很有“趣”的事。韓潮是在南昌外公、外婆家裏長大的，京承長期在福州工作，韓潮在南昌，父子平常難得一見，隻是偶爾京承來昌出差或春節探望嶽父嶽母才有機會接觸。那一年，韓潮還很小，大概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南昌地區開展大規模的滅鼠運動，大街小巷，每家每戶，房屋的每個角落都撒著毒老鼠用的染紅了的大米，大家都稱之為“紅米”。一天，小小年紀的韓潮可能是在外麵同人接觸時遇到或是聽到一件自己認為是不正常的事，便突然迸出一句：“你吃多了紅米喲。”京承知道這件事後，認為兒子的這句話“帶勁”，既幽默，又有藝術，還有旗幟。他在給我講這件事時，不禁發出了我很少聽到的爽朗的笑聲。那是父輩感到滿足和驕傲時才可能有的笑聲，他不無驕傲地說：“這才像我的兒子。”我當時聽到這話也不禁笑了起來，心裏暗暗說道：“老韓呀，老韓，你真是老韓！”

　　這件有趣的事雖然是個題外插曲，但我相信讀者看到這裏，也能從中領悟到京承的鮮明性格。

　　一個人的性格是一種看不見的本質，是紮根在骨頭和血液裏的。一位大師說過，性格不可能在平靜安逸中形成。隻有經曆過磨難和痛苦，靈魂才能變得堅強，眼光才會變得清晰，雄心才能得到激勵，成功才能有望企及。

　　長期以來，京承正是憑著他鮮明而堅強的性格以及由其性格使然的對事業的熱烈追求，踏踏實實做事的作風，玩命地工作的精神，在他所從事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表現出優秀的品質和突出的才幹，贏得了群眾的讚許。他以突出的成績得到了上級組織和領導的充分肯定，受到組織的重用。他在民政廳工作了幾年後從廳長的崗位被調到了省委組織部，之後又升任為省政協副主席，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

　　當了“大官”的韓京承還是韓京承！他多次對我說，當官不是我的追求，人生能為人民做點事才有價值。那年高考時，京承心愛的寶貝女兒炎炎考上了北大，他給我打來電話，告訴了這個喜訊，說：“炎炎考上了北大，比我當什麽長都高興。”他曾對一位友人說過這樣一段話：“不要以為我在省裏當了一個幹部，就不得了了，或者認為有什麽甜頭，其實我很不輕鬆。我們湖南有句土話，叫‘窮人得誌活遭罪’。我覺得這頂‘官帽’戴在頭上，就像孫猴子頭上套上了唐僧的緊箍咒，給點權拿在手上，就像燃熱的烙鐵燙手，老大的不自在。總覺得責任和幹係特別大，一點也不敢懈怠和馬虎，生怕事情沒辦好而時常坐立難安。我對自己的要求又比較苛刻，處處不忘也不敢丟我那老農民的身份，作田人的本相……”

　　類似這樣的話，我也不止一次聽到京承說過。這些話語，推心置腹，話從心出，也是他為人為官的真實反映。

　　當了領導的京承，除了感到責任更重大、更沉甸以外，仍然保持著他一貫的作風，當民政廳長是如此，在組織部當副部長是如此，就是升任省政協副主席後依然如此。他的工作還是那樣忙碌，除了思考還是思考，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凡是與他共過事的人，都說他是個“工作狂”。他走到哪裏，都隨身帶著一個邊上有提帶的那種提包，裏麵總是裝有不少文件和資料以及已經修改或正在修改的文件、講話、文章等。他講實際、講實效、講認真；愛思考、愛鑽研，愛自己動手，無論小材料還是大報告或由他主持發出的文件，他看得認真，改得仔細，有時甚至自己動筆起草。他點子多，語言活，他的講話或報告，帶著很濃的“韓氏”特點，是他從實際中調查得來的情況與自己的思考碰撞後而形成的文字。我去他辦公室或到他家裏，經常見到他伏案修改或撰寫文稿，有幾次我對他說：你當了這麽大的領導，寫材料、改稿子這些事可以交給下麵的同誌做，你提提要求，說說思路就行了，現在年紀也大了，不要搞得太辛苦，把身體累壞了。他每次總是重複同樣的話：“做慣了，也不覺得累。你是了解的，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啊！”

　　他的確是這樣的性格：執著、倔強、堅定。在我的印象裏他總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著。

　　六

　　京承深深地熱愛著江西，深愛著這片紅土地。他對江西有著特殊的感情，稱自己是“進口老表”。他在江西工作、生活了24年，足跡踏遍了江西的山山水水，他對江西有著深刻的認識和了解，他像一部“流動的江西電台”，不遺餘力地向省外宣傳介紹這塊古老的土地，紅色的土地，充滿希望的土地。

　　在這片土地上，作為一個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他對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等方麵作過認真的、深層次的思考，提出過許多有思想、有價值的建議；在全黨開展“三講”教育中，他作為省委“三講”教育領導小組成員，主持“三講”辦的日常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三講”教育中，並將“三講”教育的全過程，自己參加“三講”的全部經曆、切身體會和主要收獲以及組織“三講”教育工作實踐的心得體會，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形成了一部被原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稱之為“具有可供研究和存史價值”的專著《我的〈三講〉檔案》。

　　在這片土地上，他“沉”到民政工作當中，對民政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深層次思索，圍繞民政工作的方向、發展目標、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等方麵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形成了一部20餘萬字的民政工作專著《民政散論》。

　　在這片土地上，他對紅土地上的農民兄弟牽腸掛肚，對如何發展農業經濟，解決農村問題，幫助農民致富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為幫助農民致富，給農民兄弟致富的路子和辦法，他將全省有“絕技”的，已經致富了的農民的致富經驗加以總結，形成了兩部專著《來自田野上的報告》和《田野上的院士》。

　　在這片土地上，他從事人民政協工作近10年，他把政協工作當作一門學問，從宏觀到微觀，從政協履職的理念到政協工作思路，從政協工作方法到提案，進行了深入的學習、研究、實踐和探索，並將自己在政協工作中親力親為所得出的體會和感悟寫成文字，形成了一部專論政協工作的專著《政協10年行思錄》。

　　他就是這樣，幹一行、愛一行、鑽一行；幹哪行就成為哪行的專家，幹哪行就會有哪行的專著，不是空洞的理論，不是大話、套話，而是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和特有的表達方式，凝集著他的心血的結晶。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出版的那部《政協10年行思錄》，是在病房裏編就的。編完這部書稿，他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我去醫院看望他時，他曾讓我“幫看看”這部書稿，其實未能全部看完，隻是粗略地看了幾篇，大體上翻了翻。我提出將書稿帶回去研讀，他不讓帶走，要我就在醫院看，說帶回去，再耽誤幾天，可能就成為“遺書”了。

　　幸好，在京承臨終前，這部著作出版了。當新書送至他麵前時，他已經病危，還不時地處於昏迷狀態，他隻在迷糊中強打著精神看了看，隨手翻了翻，不久就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他太累了。他走了。走得是那樣匆忙。他在這個世界上活了68個春秋寒暑，但他的生命是厚重的。他去天那邊遠行，人世間卻輝映著他生命的光彩。他的生命將長久地寄托在人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