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長天的興會

第四章

　　一

　　我還是習慣稱南昌為豫章，“豫章”這個詞就像厚實的城牆磚，在肅然和敬畏中訴說著漫長的城市曆史。

　　豫章處在楚頭吳尾，這是尷尬的位置，東西兩不靠，既找不到楚人的倔強，也沒有吳人的精細。從前以僻壤相待，倒也魚肥稻香，活個自在。

　　這裏的天空純淨，卻有古怪的脾氣。一時間火爆得連血都會烤幹，一時間冰冷得無情，我手腳間遺留的凍瘡傷痕就是控書。

　　在外人看來，豫章人的抱負似乎都在賭桌上、杯盞間。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腳步，幾度想逃離這座城市，認定隻有這樣才能掙脫貧困、落後。每一次告別都沒有隆重，但每一次思念都是那樣磅礴。無論我走得多遠，它磁般的呼喚像攥著風箏線的一隻手，又讓我緊緊地靠向它，和它一起注視星辰，感受雨落，聆聽江水四季的歡唱。

　　二

　　濕漉漉地從水中長出來的豫章嗬，是我在水一方的故鄉。

　　現在冠以“水都”，太多清亮耀眼的水，不用擔心豫章會被水漂去，許真君的鐵柱和鎖鏈早把這塊土地拴得堅固而結實。

　　豫章的城門上貼著左護右衛的一文一武。

　　前者是短命的王勃，他讓滕王閣萬歲；後者是升天的許真君，他讓萬壽宮生根大地。滕王閣不二，萬壽宮千餘。

　　它們打下了豫章城的文化底子，即使豫章人遠行異域也少不了鮮活的話題。

　　過去豫章人進出是在渡口，那裏有來來去去的舟帆。後來有了鐵路，一群嫉世如仇的軍人從豫章郊外下了車，他們選擇了一個淩晨，為天下人家向黑暗扣下了扳機。

　　姥姥對我說過，那天她起初以為是誰家放鞭炮，鄰居說是打槍，密密麻麻的槍響淹沒了豫章。第二天，姥姥又以為在打槍，鄰居說是放鞭炮，現在還響在1927年的文獻裏。我久久端詳留下槍眼的磚，仿佛那個淩晨就是昨天。

　　三

　　寒窗時代，豫章的天是四四方方和窄窄長長的，七八戶人家擠在富戶們拋舍下的大宅裏，四方的天井讓我們呼吸蔚藍，而上學則沿著悠悠的巷道出發。

　　我們的竹床曾經集結在被涼水衝了一遍又一遍的街邊，讓月色覆蓋著我們的鼾聲和美夢，也曾經把席子鋪滿八一廣場的草甸，高大的紀念碑為沒有空調的城市站崗。

　　豫章人嗓門大，說話似吵架，不會唱山歌但會唱采茶戲。

　　從鄉村到城市，雙親在采茶戲的唱腔裏盛開他們的青春，而我在不可自拔的如潮的戲迷中間昏昏欲睡。

　　很久很久以前的參天樟樹引出“豫章”之名，那時的豫章人家在樹蔭裏令烈日無可奈何。後來梧桐開始列隊在街道兩旁戒備酷暑，涼快著城市的夏日，也成為知了的營房，這些昆蟲有豫章人一樣的嗓門，吵亂了教室裏的課文和少年們的心事。飄飄的梧桐落葉又讓豫章人家在詩意的淒美中度過秋天。

　　不遠的梅嶺藏著一捆一捆的傳說，豫章人家或春或秋結伴去采擷連綿丘陵的清香。

　　四

　　豫章的深邃可以到每一個原住民的金口裏挖掘，這裏的方言不但語匯豐富，而且譯出來都是一道道的文化景象。

　　老豫章人家的女人們把自己長長的秀發剪下，一針一絲地繡出向往。男人們把祖宗畫在瓷板上，牆上掛著永遠的孝心。

　　濕冷的冬天壓境，許多老人帶著豫章以往的痛——戰亂、動蕩和窮困，向祖宗嘮叨去了，他們被埋在俯視豫章的山嶺上，每個碑都有一個願景——豫章人家的幸福就是豫章的幸福。

　　老豫章越來越遠，南昌城越來越新。

　　我是繁華的勝利路上成長的南昌人，四十多年來回無數趟。在這條街上，看到了這個城市越來越多的新戶口，有我們的後代，更多的是從四麵八方和城市一起快樂相伴的新人家。

　　歲月沉澱下多少複雜的情感積攢在我們心底，無法從生命中剔除，它是無形的絲帶，將我們和豫章城纏繞得解不開，扯不斷。這也是我輾轉異鄉，最終選擇回家的重要理由。

　　豫章城在不同的曆史斷麵上鏤刻著不同的形象，記憶中的模樣隨著年齡增長愈加清晰，未來的模樣在期許中也愈發聳立，更觸動我們的是因上蒼安排而聚集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千千萬萬的人家。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城市最核心的美麗不在於樓宇和山水，而是安居於此的人。

　　五

　　去年是龍年，一位研究南昌方言的老教授發來短信祝詞：“龍吞雲、兔恰草，地荒天老人不老。漲薪水、收房租，財大氣粗腰不粗。爺娘高壽，個個燥健。崽女爭氣，個個恰價。盆滿缽滿，要唏哩有唏哩；有房有車，想啷樣就啷樣。聽到幺二零，不急；聽到警車鈴，不慌。一覺困到大天光。”

　　今年又有一位老南昌送了一副春聯。上聯：一生順心，要唏哩有唏哩；下聯：終生好運，想啷樣就啷樣；橫批：福氣陀陀。

　　南昌人看了都會開懷大笑，沒笑的請飛來南昌，笑完再走。

　　冰火兩重天

　　話說暑假來臨，一名非洲留學生坐在八一廣場哭泣，眾人圍觀，問他為何哭得如此傷心，是不是想家了。小夥子邊抹眼淚邊點頭，用生硬的中文哽咽道：“南昌太熱了，我要回家避暑！”這個段子引起無數南昌人共鳴，南昌作為曆史悠久的老牌火爐城市，絕非浪得虛名。一到夏天，就熱得人無處藏身，食欲不振，長夜難眠。南昌四季分明，春秋短，夏冬長。熱火朝天的日子剛過完，不等你回過神，嚴酷的冬天又踏著堅實的步伐向你走來。有時你會產生錯覺，秋天根本就是個傳說。

　　南昌有多冷，南昌人說了不算，北方人最有發言權。我一個新同事，東北人，去年考公務員來南昌工作。一到冬天，她就天天喊冷，坐在辦公室裏直哆嗦，像寒號鳥。大家都覺得詭異，盤問她：“你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北方人？”她說：“俺們家鄉比這裏暖和多了，家裏有暖氣，進門就脫外套，南昌裏外一樣冷，真會凍死人！”可憐她以前從沒生過凍瘡，第一次在南昌過冬，居然生了凍瘡。南昌的熱是濕熱，冷是濕冷，夏季早晚無溫差，冬天內外無差別，外麵降到零度時，室內也就三到五度的樣子。這樣的冰火考驗，真不是一般人扛得住的。

　　秋水共長天一色

　　滕王閣的名氣比南昌市要大得多，據說星爺的大名就是取自《滕王閣序》：“雄州霧列，俊采星馳。”我常打滕王閣邊上路過，從未有過進去看看的衝動。我偏執地以為，滕王閣隻應存在於《滕王閣序》中，怎麽可以出現在現實中？三年前，南昌市政府舉辦第二屆國際華人作家滕王閣筆會，我作為東道主代表之一，平生第一次走進滕王閣，不禁悵然若失。一切美好的想象蕩然無存，這是王勃來過的滕王閣嗎？

　　滕王閣離不開水的襯托。南昌市位於鄱陽湖之濱，贛江、撫河穿城而過，城內湖泊眾多，大的有青山湖、象湖、艾溪湖，小的數都數不過來。如今，南昌正在打造“鄱湖明珠，中國水都”城市新名片，源源不斷的活水，為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勃勃生機。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寫道：“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雲譜。”因為這句“直言”，餘秋雨被南昌網民批判了好多年。其實是錯怪了他，《文化苦旅》寫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見聞，那時的南昌還在睡大覺，確實讓作家為難。南昌的大變樣，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郊外的青雲譜早已變成了市中心，八大山人故居擴建成了梅湖景區，紅穀灘新區在贛江西岸的荒灘上拔地而起。秋日的黃昏，站在秋水廣場，隔江眺望對岸的滕王閣，看秋水共長天一色，那詩意般的盛世恍若重現。

　　重口味的南昌人

　　如果說蘭州人的一天是從一碗牛肉拉麵開始的，南昌人的一天就是從一碗拌粉開始的。南昌拌粉加瓦罐湯，是南昌人早餐的經典搭配，就像梁山伯與祝英台，少了一個就不成戲。早晨起來，你趕著去上班，人還在門外，先喊一聲：“老板，拌一碗粉，不要香菜，一個桂圓肉餅湯。”“好嘞！”老板口中急忙應著，雙手卻不停，如雜耍一般，撈粉、瀝水、配料、攪拌，一氣嗬成，你剛在凳子上坐穩，鮮香撲鼻的拌粉和熱氣騰騰的瓦罐湯已端到麵前。不消十分鍾，你就可以抹著嘴巴，心滿意足地走出店門。美好的一天開始了！

　　南昌人的口味重是出了名的，以燒菜為主，講究色重油濃，醬油、鹽和辣椒都要放到人不能忍受的極限為止，大缽端上桌，分量十足。要吃到正宗的南昌口味，須到“兩室一廳”。老板通常就是大廚，多半自學成才，老板娘兼收銀員和服務員，服務態度不能太好，對顧客必須擺出愛理不理的樣子，用餐環境越髒亂差，生意就越火爆。他們隻注重味道，不跟大酒店拚裝修、比服務，幾間陋室就能開張營業，走的是“冷豔高貴接地氣”的特色經營之路。你來南昌遊玩，倘若朋友七彎八拐帶你去黑咕隆咚的小飯館吃飯，千萬別以為此人小氣，有口碑的“兩室一廳”都不便宜，不明就裏的會以為進了黑店。

　　有一次，朋友神神秘秘地領我去一家“兩室一廳”，車上再三叮囑：“等下千萬別亂說話，隻管埋頭吃就是。”菜端上桌，味道果然不錯，我還是忍不住抱怨衛生太差。老板拎個勺就過來了：“我們咯裏就是咯個樣子，嫩恰得慣就恰。”（我們這裏就是這樣，你吃得慣就吃。）朋友趕緊叫我別吭聲：“今天要不是看我這個老顧客的麵子，你早被趕出去了，外麵還有人排隊呢。”我嚇得趕緊閉嘴，忍氣吞聲吃完，竟覺得回味無窮。也遇到過脾氣好的，我愛提意見的老毛病又犯了：“老板，生意這麽跑火，你把房間再裝修一下，生意肯定會更好。”老板和顏悅色道：“不是舍不得花錢，弄得太整潔，就冒（沒）有人進門了。”大巧若拙，簡陋也是特色，精明的南昌人運用得出神入化。

　　鄱陽湖裏的草

　　藜蒿炒臘肉是南昌最有名的特色菜。南昌方言情景喜劇《鬆柏巷裏萬家人》片尾曲唱道：“日子紅火火過喲，活得有滋又有味，賽過那藜蒿炒臘肉。”藜蒿炒臘肉在南昌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藜蒿有特殊的芳香，但是清炒無味，與其他食材搭配也平淡無奇，唯獨與臘肉搭配，堪稱天作之合。碧綠的藜蒿，點綴著紅色的臘肉，再加上一點點韭菜，活色生香，確是人間美味。

　　“鄱陽湖裏的草，南昌人飯桌上的寶。”藜蒿風行餐桌，是近十幾年的事情，在我們老家，以前是拿來喂豬的。我從小在鄱陽湖邊上長大，每年開春時，母親就會帶著鐮刀去洲上割藜蒿，大捆大捆地運回來，然後胡亂地扔進豬圈。真羨慕當年那些豬，如今要想吃上一頓地道的野生藜蒿，已經不容易了。藜蒿出身低賤，隨遇而安，落地生根，適宜大規模人工種植。因此，藜蒿名氣雖大，價格卻始終親民，好而不貴。

　　如果說藜蒿代表的是草根精神，大閘蟹就是當之無愧的貴族典範。南昌水產豐富，鄱陽湖和軍山湖都產大閘蟹，軍山湖的名氣更大些。每年中秋過後，又到菊黃蟹肥時，熬了一年的吃貨們便紛紛出城，開車順著國道往東走約60公裏，就到了軍山湖。美食一條街沿湖堤而建，眼前是煙波浩渺的軍山湖，浩蕩的風穿過開闊的湖麵，裹挾著湖水特有的氣息，溫柔地拂過臉頰，令人心醉。置身於湖光水色，大啖美食，怎一個“爽”字了得。

　　英雄城南昌

　　南昌人愛麵子，寧可吃住差點，穿著必須高端大氣上檔次，我就見過借錢買名牌服裝的。因為虛榮心作祟，愛吹牛的人士實在不少，南昌人管吹牛叫“唆泡”，由此又衍生出“泡兄”、“泡姐”等稱謂，形象而貼切，入木三分。南昌方言有暴力化傾向，看不順眼的人統稱“猴子”，程度更重的稱為“綿猴”，欺負人就叫“捉猴子”、“殺猴子”，有時也把外地人稱為“外地猴子”，以地頭蛇自居。南昌漢子說話像吵架，有人說這是血性，我看是粗魯。幸好有水潤的南昌甜妹子，為城市增色不少，楊鈺瑩就是典型的南昌妹子。

　　南昌是中部內陸城市，交通和信息的閉塞，曾經讓南昌人變得自大排外。最近幾十年，南昌人越來越認識到與發達城市的差距，變得清醒而務實，從矗立在八一橋頭的白貓和黑貓，就可以看出南昌人的心態變化。他們平靜地接受落後於人的現實，不亢不卑，銜枚疾進，奮起追趕。新生代的南昌人，已經很難見到父輩們身上的習氣，而這座城市的性格，也在前行中逐漸變得模糊。

　　南昌是軍旗升起的地方，以“八一”命名的地方隨處可見：八一廣場、八一大道、八一大橋、八一公園、八一中學，南昌縣還有個八一鄉，紅色烙印非常明顯。英雄城南昌曾經是我作為南昌人最大的驕傲。如今，隨著時代變遷，興許是英雄城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不足，現在似乎不怎麽提了。兩年前，正當全民大討論廣東“小悅悅事件”時，南昌也發生了一起車禍。一個女孩被壓在車輪底下，14名農民工合力抬起車輪，救出了女孩。這些農民工讓南昌人揚眉吐氣，再次讓人想起久違的英雄城南昌。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翠花街上，有我家的一個老店鋪。

　　自唐代貞觀年間起，南昌就有翠花街的名稱，它位於城西廣潤門內，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西南側萬壽宮商城的位置。據《南昌縣誌》載：“廣潤門、惠民門皆臨章江，百貨運轉經省會者，皆由此屯發，故賈帆櫛比肩摩，城內市肆之繁麗者，惟洗馬池，為百貨所萃；金銀翠珠之店，皆在翠花街。”到了民國初，翠花街已是一條滿街金銀珠寶、衣飾綢緞和東、西洋貨俱全的繁華市肆。由我祖父和曾祖父兩代人經營過的老店鋪就位於翠花街中段萬壽宮的南側，店鋪不大，除了經營少量產自蘇浙的香雲紗、杭紡和真絲綢之外，當家的貨色還是經自家染坊漂染的本地棉布。祖父說，當年南昌人喜歡穿的士林藍對襟大褂和青布長衫的布料多半出自我家染坊。

　　我對翠花街最早的記憶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那時祖父曾拉著我的手去逛萬壽宮廟會。從喧鬧擁擠的廟會出來後，祖父在一處賣香燭祭品的店鋪前停下了腳步，他沒有買祭品，而是默默地望著店鋪門楣上方的老店名出神，這時有個中年男子一跛一跛地從店裏走出來和祖父打招呼，他們就站在店門口聊了起來，談的都是陳年舊事，我依稀記得他們提到了一個叫“梅瞎子”的人，我還注意到，祖父和那個叫“熊拐子”的中年人說話時有點心不在焉，時不時抬頭張望“綢布怡泰號”那幾個繁體黑漆大字。在返回城南繩金塔下住處的路上，祖父告訴我，那綢布怡泰號就是我們家的老店鋪，而當時我家的住處就是原先的漂染作坊所在。

　　後來我才得知，熊拐子和梅瞎子都曾是我家老店的夥計。“拐子”並不真拐，隻是由於長年在我家做著踩碾石的活計，那染槽上的碾石是個元寶形的笨重麻石，幹活時須手扶橫杆，上下左右不停地踩動碾石，把染缸裏浸過的布料榨幹，由於他兩腿用力不均勻，時間久了，走起路來也是一腳高一腳低，落了個“拐子”的諢名。

　　提起梅瞎子，祖父總是麵呈愧疚之色，不願多言。原來，梅瞎子是山東人，饑荒之年流落南昌，原先並不瞎，高高的鼻梁，濃濃的眉毛下有一雙黑溜溜的大眼睛。因他幹的是漂染的活，每天早上要同時燒開四口大鍋，在滾燙的開水裏化開染料，然後放進布料不停地攪動。他手藝好，染出來的布料色澤光鮮均勻，特別是我家店裏賣得最好的藍士林布，那衣服穿爛了也不會褪色。在那戰亂年間，這藍士林布是維持我家三代十數人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盡管我家給這位不明身世的外地夥計的工錢越來越高，可他的眼睛卻越來越不行了，到後來，對站在他一米開外的人隻能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讓人驚奇的是，視力的喪失卻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漂染技藝，他染出來的布仍然讓業內的同行稱羨不已。梅瞎子帶出來的徒弟一撥又一撥，走出去都能自立門戶開染坊，可他自己卻一直留在我家的老店。

　　梅瞎子是在日本戰敗，南昌歡慶抗戰勝利的那一天走的。那天翠花街上鞭炮聲和鑼鼓聲震耳欲聾，家家店鋪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旗，梅瞎子身著一身簇新的藍士林布長衫來向我祖父辭行。望著他身上光鮮的士林藍，我祖父流下了眼淚，他拉著梅瞎子的手說道：“你的眼睛就是被這士林藍染料熏瞎的呀，我家真對不住你喲……”這時，這條山東硬漢的眼圈也紅了，他眨著那雙大而無神的眼睛哽咽著說：“少東家呀，這不怪你啊！我家鄉饑荒連年，總算在你家度過了這最艱難的歲月，今天我要回老家了，告訴你吧，我本不姓梅，我叫孔德新，是孔夫子的74世孫呀，由於家道中落外出逃荒，不敢辱沒祖先的名聲才隱姓埋名，說來慚愧呀……”祖父聽罷“哎呀”一聲怔住了，趕緊扶他坐下，說：“你怎麽不早說？我在讀私塾時拜過孔子牌位，我怎麽好讓孔夫子的後人在我家做夥計？真是罪過呀！”祖父說完從裏屋拿出一枚足金的戒指，這金戒指是祖父成親時在翠花街口的寶慶金號定做的，做工雖然精細，卻大得太顯眼，祖父從來沒有戴過。他知道梅瞎子這次回山東也要成親的，就對他說：“你就拿這金戒指去找寶慶金號的左老板，請他把這戒指兌換成現金當作回家的盤纏吧。”梅瞎子堅辭不受，直到祖父改口說：“那就在你回家後到孔廟祭祖時，把它當作我的一份香火錢吧。”梅瞎子才被感動得哆哆嗦嗦地收下了。

　　梅瞎子走了。他走的那一天，祖父和熊拐子一直把他送到章江門碼頭，當小火輪在江流中漸漸遠去，梅瞎子仍佇立船尾，他雖看不見碼頭上的送行人，卻仍久久地向碼頭的方向揮手，江風陣陣，吹動他那身藍士林布長衫……

　　後來，祖父改行去學裝裱字畫，把翠花街的店鋪租給別人，把繩金塔下的漂染作坊改成了自家住房。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一提起老店鋪，他就痛心地說道：“真是作孽啊，我家的染坊把好端端的兩個年輕後生害得成了殘疾人。”他還不時提醒我注意我們的住房，他說：“你看，我們家的房子從來不生白蟻，地下也沒有鼴鼠，就連螞蟻也找不到一隻，都是原來染坊排出的廢水太毒的緣故啊……”

　　我少年學油畫時，祖父曾問我，油畫色彩裏有沒有士林藍。我告訴他，藍色顏料中有普藍、鈷藍、群青、湖藍和鈦青藍，沒有士林藍。他聽後欣慰地說，沒有就好，這種顏色雖然好看，但用時要小心。我沒有見過士林布，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士林藍到底是一種什麽顏色。

　　1976年，梅瞎子在他女婿的陪同下來到了南昌的翠花街，他茫然地走到那時已顯冷清的街頭，其時我祖父已經去世，當年的老店鋪已被拆得片瓦無存，連香火盛極一時的萬壽宮也不見蹤影。當他走到翠花街口寶慶金號門口，這家有名的金銀首飾老店已經改成了無線電元件門市部，左老板及其家人已不知去向。梅瞎子在歎息之際卻意外地遇見了熊拐子，熊拐子驚喜地發現離開漂染作坊的梅瞎子居然恢複了部分視力，尚能分辨原寶慶金號的門麵和找到原三泰商店的位置。兩位老人相見欷歔，拉著手立於街口，忘情地回憶著翠花街往昔的繁榮和世事的滄桑。他們沒有想到，23年後，那座最後見證翠花街曆史變遷的老店鋪——寶慶金號，也在舊城改造的工程中被徹底地拆除。

　　翠花街老店鋪的消失讓一位詩人發出了痛心的浩歎：“現代都市正在清除舊日的回憶……”這也讓我想到，隻有見到士林布，才能知道士林藍是什麽顏色，雙目失明的梅瞎子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不複再現的士林藍隻會出現在他魂牽夢繞的夢中。

　　作為土生土長的南昌人，我的大半輩子在這裏發芽、生長，將來落葉歸根也篤定離不開這方水土。

　　南昌的大街小巷就像自己手中橫七豎八的掌紋，爛熟於心；南昌也給了我太多的喜怒哀樂，可謂絲絲入扣，滲入骨血。經曆的磨難頗多，皮也厚實，與文友聊起來就像訴說別人的故事，把人熏哭了，自己倒若無其事。當然，人生苦樂參半，我也享有過最單純、最美好的時光，那就是兒童時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在南昌居無一室，結婚後在半步街租住，容身處僅一個七八平米的小閣樓，每日從顫顫巍巍的樓梯上爬上爬下。哥哥出生後，父親覺得不能再將就了，就與幾個同事合計，在環丘街（今愛國路）尋了一塊空地，用木板和稀泥建了一排平房，分得兩間。

　　父母都在附近教書，這些校園就成了我們這些孩兒的天堂。距家門前20米處，就是南昌十中（新中國成立前著名的保齡女中）的圍牆，走出家門，右邊則是環丘街小學的圍牆，兩所學校合圍呈“L”形，我們被半圈在“L”形圍牆中間，盡享童年歡樂。母親在環丘街小學教書，我們兄妹三人也陸續在這所小學上學，小學的大門在家門旁圍牆的反方向，要走好一段路程，當時圍牆是用一種燒過後的焦煤築壘，坑坑窪窪，很好攀爬，為抄近路，不少小孩上學就從圍牆旁爬進爬出，屢禁不止，成了一道搞笑的風景。十中的圍牆難爬一些，高出許多不說，且紅磚砌得整整齊齊，沒落腳之地，於是那些頑皮的男孩，就在牆棱上高高低低敲打出幾個缺口，攀爬的時候雙手緊抓牆棱，雙腳踏進缺口逐步翻越。十中操場很大，樹木眾多，男孩子就在那裏打球踢球，再待翻牆回來個個滿頭大汗，灰頭土臉，甚至把力士鞋弄出幾個窟窿。女孩也不示弱，翻過去跳皮筋、捉迷藏，玩得不亦樂乎，直到被父母呼喊吃飯的時候才不得不“打牆回府”。記得有一年，十中成片的夾竹桃開了，紅了一片天，我眼紅手癢，連枝帶花折了一大把，回家後插進瓶中，本想浪漫一把，結果母親陰著臉把它扔進了垃圾桶，說是毒花，有害健康。

　　說到母親，我和她性格大相徑庭。母親一本正經，而我小時候卻古靈精怪，想到一出是一出。記得六歲那年，大年初一，陸陸續續有學生前來給母親拜年，我忽然心血來潮，假裝他人之聲輕輕拍著大門，大聲嚷道：“蔡老師，給你拜年了！”母親滿心歡喜，連連應道：“請進來！請進來！”待把門打開，一看是我，臉色一變，把我訓斥了好一通，說是沒大沒小沒規矩。

　　父親所任教的南昌七中離家也很近，這所學校新中國成立之前為著名的豫章中學，地盤頗大。我們這些七中教工的子女，更是有事沒事就往那兒折騰。七中最吸引我們的是各種各樣的果樹，在那個僅能填飽肚皮的年代，吃水果那是奢望，一年難蹭上幾回。兒時嘴饞，見不得果子在樹上逍遙，不待成熟，一個個想方設法，弄到手中。棗子樹低矮且枝丫多，好攀爬，果實不待翻紅，一一摘下，雖然青澀，仍津津有味。柚子結在高枝頭，夠不著，我們就找一根竹竿，頂落幾個，迫不及待剝皮，翻瓤，急咬一口，酸得齜牙咧嘴，不得不作罷。也有好吃的，那就是桑子。七中有兩棵老桑樹，長得有三層樓那麽高，軀幹筆直，想摘果實那是妄想。隻有這樹不受騷擾，果子自然成熟，紫紅紫紅的，煞是誘人，一陣風吹桑果蒂落，一撿就是幾十顆。我們一幫女孩就在樹下忙得不亦樂乎，拾完後拿到自來水下衝洗幹淨，美美地過一把嘴癮。桑子色重，巴掌和嘴唇染上片片紫色洗不幹淨，回家後又免不了一頓責罵。

　　父親教中學曆史並兼班主任，工作極其負責。一個冬天的晚上，我纏著他隨他前去家訪。離學生家大概還有100米處有個拐角，父親怕我影響他工作，讓我在這等候。那個學生學習優秀可家庭窘困，家長提出退學，父親急忙家訪全力挽留。寒冬臘月，風肆無忌憚把我耳朵刮得通紅，瘦弱的身子冷得哆哆嗦嗦。一個小時後，父親終於滿麵笑容走了出來，我猛地奔跑著撲向父親，弄得家長非常愧疚，揉搓著我凍得通紅的小手，連連責怪我父親把我一人擱在寒風之中。

　　也許耳聞目染熏陶所致，放學後，我總是將鄰家比我小的孩子逮過來，讓他們一一坐在家門口空地上的小板凳上，手拿教鞭指著小黑板教認生字，裝模作樣當起老師。大人們見狀，就嬉笑著對我父親說，看來你是後繼有人啦。

　　若幹年後，真的被言中，我走上了講台。1985年第一個教師節，我家因從事教育的人多，光榮地接過了市政府授予的“教師之家”的匾牌。

　　童年真是美好，天真爛漫，純潔無邪，不被世俗汙染，不被他人算計，雖然也出格，也犯傻，但身揣“童真”二字，被大人包容，為天地善待。

　　喜歡上這座城市，並不像我想象的那麽迅速。從逼窄雜亂的火車站延展開去的，老城區同樣逼窄雜亂的街道，甚至沒有我家鄉的那般舒朗。聽起來有些急促硬綽的方言，也欠缺熟識的那份親切。那些散落在城市腹地的大小湖泊，氤氳在空氣中的水息，在我的家鄉亦不缺乏而沒有絲毫的新鮮感。但是對於我，帶著先期的情感而貿然走進這座城市的異鄉人，這座城市又無端地讓我沒有感到惶恐和不安，我如此妥帖地將自己安放進她的疆域，仿佛命定。有時候，一個人所需的疆域根本不必太大，一雙手的寬度足以牢牢牽住你的那雙手。

　　此前，這是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甚至連她的方位，我都要借助地圖明確。指尖沿著長江那條藍色曲線向東，再折向南，停留。那時，我還不知道指尖走過的距離，折算成汽車和火車的行程，再折算成時間意義上的長度，具體是多少。那時的我，視一切現實的距離為零，它們早已被某種熱度消融殆盡。

　　曾經，我寫過這樣一段文字，關於那些從鄉村走進城市的人：“他們懷著熱望走進城市，像一篼植物被連根拔起，他們也許可以像植物一樣在新的土壤存活，但人畢竟不同於植物，他們有更複雜的情感訴求、心理需要和生活欲望，這注定了他們在竭力融入城市生活的過程中會有被撕裂的痛感、被掏空的空洞感、被什麽追迫的焦灼感。他們在現實和欲念間的裂縫裏掙紮、輾轉、煎熬、泅渡，同時享受一些獨屬於他們的微小的歡樂、滿足、幸福……”我試圖在小說中去塑造他們、表達他們、理解他們，但那隻是旁觀，是一種來自他們疆域之外的窺度。

　　現在，輪到我的疆域發生撕裂性的改變。從一座城市走進另一座城市的人，會遭遇同樣的艱難嗎？在我的身邊，或遠或近，有那麽多人因為種種而遠離家鄉，他們在異鄉打拚紮下根來。隻是對於我，這樣的離開來得有些晚，這注定地麵下的根須已不是那麽輕易就可以拔出，注定疼痛會像神經網絡一樣蔓延。但我願意承受，在放棄的同時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一疆域。我不知道這樣的願意，是勇敢還是盲目。一度，我放棄評判自己，隻隨心走。

　　在南昌最初的日子，一些恍惚的瞬間，街頭的某一身影仿佛家鄉的舊識，時空頓時被打亂。而回到家鄉，某一些瞬間，我又仿佛瞥見了南昌的某人某物。兩地的影像被意識隨意地疊映在一起，恍如夢境。我的疆域變得邊界模糊，布滿迷霧。我在熟識與陌生間徘徊，在接受與拒絕間泅渡，在歡欣與疼痛間呼吸，在堅持與放棄間，卻沒有過猶豫。隻要那雙手一直牽著我，一直。

　　熟識南昌的過程，呈點片狀緩慢推進。

　　在狀元橋、杏花樓和南湖圍護的疆域裏，我們居住過一段時間。模樣老舊的居民樓，有著黑乎乎的陡起的樓梯，旁邊牆麵懸掛的電表箱隨時會撞撲到頭上肩上，灰塵蛛網雜鋪其上，一側的鏤空花磚透出有限的光亮，依稀可以看見腳下的梯坎。幾轉幾折後，用一把鑰匙打開一扇門。在那套牆皮浮虛隨時準備脫落的房子裏，我們冒險在牆麵貼上新寫的書法作品，掛上用粉彩顏料和油畫技法描繪的窗外圖景，用白色鏤空鉤花桌布遮住漆麵斑駁的茶幾，用棉繩係住隨時渴望敞開的衣櫃門，將粉盞花、幸福樹擺放在角落和窗台。我每天坐在早晨東斜和日落偏西的陽光中，讀書，寫作，恍惚發呆，昏昏欲睡。這裏與我住過的房子有著截然不同的麵貌，卻安放了我最初的變得迷霧重重的疆域。樓下的南湖路，和與之相連的民德路、淵明路，成了迷霧中我可以自由行走和看清的現實的疆域。街道轉角的菜場，散發著濃鬱的俗世生活氣息。不遠處的一家小醫院門前總站著蹲著不少人，仿佛從它有限的空間裏漫溢出來，他們和公交站台的人混雜在一處。一趟趟公交車像是永遠載不完那些等車的人。過狀元橋，走不遠是一座教堂和一座寺。它們在一條不足六米寬的小街兩邊安臥，對視，承載著不同的信仰和文化淵源。寺裏香火不淡，教堂的信徒也不少，後者我們曾在聖誕夜去趕過熱鬧，被人群阻隔在樓梯上遠遠地觀看過儀式。南湖路相對幹淨，也清靜，繞湖的垂柳婉約也柔軟了沿湖老房子的輪廓，和杏花樓的翹角飛簷。湖邊時有靜坐釣魚的人，細小的刁子魚，從仿佛靜止的時光中浮出水麵。那時，我常常懷著局外人的心情，行走在這幾條小街上。我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裏住多久，也許永遠。一切意義未明。要等到時隔幾年後，我們早已離開這裏搬至他處，因為某事又常來到這一帶時，親切感總會在看見狀元橋的那一刻包裹住我，仿佛我回到了一個熟識的懷抱，她給過我刻骨銘心的暖意。

　　然後，真正的起點是一陣風。

　　一個與風有關的名字，一本有風吹拂的雜誌。風是我喜歡的事物，為它寫過不少文字，“風可以穿越細微，覆蓋遼闊”，我迷信風，盼望風可以幫我吹開迷霧。這時我現實的疆域移轉到了福州路、賢士二路、南京西路一帶。同樣是老城區，這裏的時光卻仿佛比狀元橋一帶的流速快。

　　我們住進一個有些年頭的院子，它鬧中取靜，在幾幢樓房間安放了數株冒過三樓窗戶的梧桐樹、香樟樹，還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院門前的小街細得仿佛一根手指，卻因指尖處的一個酒吧，夜夜有喧騰的氣息。入夜，酒吧門前停滿汽車、摩托車，還有後車廂蓋大開、裏裏外外塞滿布娃娃的小車。人行道上通常站滿男人、女人，女人有顧盼的眼神，路邊常見一汪汪嘔吐的髒跡。那是與院內截然不同的世界，灌滿酒精、香煙的氣味。踏進一門之隔的院子，顯得那麽靜謐，從人家屋內透出的燈光，仿佛穿不透滿院子的寂暗。很長時間，我將自己的疆域緊緊地收縮在家與雜誌社之間。步行上下班，不過五分鍾。每次經過酒吧時，它立在街角，安靜得近乎肅然，讓人無法想象它在夜間的另一番模樣。隻有被風吹拂的半掛在空中繩索上的招貼，透露了一點夜間狂歡的氣息。

　　對於剛剛建立起的新的疆域，我還沒有足夠的把握。對世界的種種已知道保留懷疑的我，卻寧肯相信一個個人。我知道，這是疆域得以重建的基礎。

　　雜誌社的結構小而緊湊，一位極有個性的主編和三位文字編輯、三位美編，每月完成一本開本大氣、構圖也大氣的雜誌。與我以往疆域截然不同的一點是，這是一本民辦雜誌，意味著它的一切軌道都運行在體製外。對於已經習慣了體製內的強操控性與高穩定度的我，居然在這裏感到了一種愉悅的鬆弛感，我不去考慮身份問題、保障問題、長遠問題，仿佛那是與我無關的環節，我隻是埋頭完成每月分配到我手中的欄目，或寫或編。其實，根本用不上埋頭，這份編輯工作，在十多年高強度媒體工作磨煉的映襯下，顯得輕鬆之極，我常常在工作時間裏專注地對著電腦屏寫我的小說。不知有意還是無意，主編成全了我工作時間內的寫作。

　　個性十足、思想新銳的主編，據說曾為某事一掌擊穿桌麵，剛被高薪聘請到這家雜誌，他與社長、與編輯部，也處在磨合期。他的誌向是打造一本有思想銳度的雜誌，而社長的關注點不在思想，而在影響力。民辦雜誌靠口碑，好的口碑可以帶來廣告，帶來市場份額，帶來收益。這如同酒吧的晝與夜。不同的麵貌和氣息可以在酒吧實現，卻無法在一本民辦雜誌上實現。軟性廣告文章，被自視為知識分子的主編和我們三位文字編輯共同排斥，這好比接受了活兒拿了薪水的驢，臨上磨盤，卻不肯依從雇主的規則，蒙上眼睛拉磨。我們要睜大眼睛！大睜著眼睛的主編終因無法調和的矛盾辭職。這一震蕩，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疆域遠沒有邊界明晰，它仿佛一團氣泡，形態無常而脆弱易碎。焦慮感漸漸超越愉悅感，開始侵蝕我的生活空間，我的心。我再無法安然於混沌未明的狀態，而是不斷自問：我的前路在哪裏？我的疆域在哪裏？

　　一個人的疆域，其實就是一顆心可以安放的地方。當心焦慮、虛空、不安，再闊大的現實疆域也形同虛設。剛剛住進屬於自己的房子，在生活上安定下來，如同鬆去身上層層捆縛的我，卻遭遇了另一種無形的捆綁。每月拿著不低的工資，坐在裝修一新的雜誌社辦公室裏，隔著窗戶聽美編和編輯打趣說笑，焦慮卻一波一波向我襲來。寫還是不寫，那些充斥著誇飾、渲染之辭的軟性廣告文章，成了我不得不麵對的難題。

　　答案在內還是在外？

　　最終，我想明白，答案還是在一雙手裏。這雙讓我冬天不再感覺寒冷徹骨的手，讓尋找答案的過程艱難而不孤單，讓我有勇氣繼續放棄並尋找下去。

　　走出家門，我不再向左，而是向右。拐上南京西路，穿過不時有火車轟隆從頭頂掠過的天橋下……我可以坐車，也可以步行，去另一家雜誌社上班。這是一家教育類雜誌，有著近20年辦刊曆史，在業內有著不錯的口碑。而且，她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

　　不趕急，也不想坐車的時候，我選擇走路上班或回家。路上，我可以有幾種選擇，出單位向左或向右，在路口向前或過街，向右或往前，這樣的路口共有四個。這一路的選擇，不斷分裂出不同的回家線路，而每一條線路上有不同的店鋪、路景。舊書鋪、快遞點、師大側門、水果店、冷飲店、小菜場、超市、修車鋪、鋁合金店、銀行網點、郵局、服裝店、早點鋪、小菜館、日用品店、圖書館後門、某單位、某某單位……有時，我會在路上帶點菜。坐在電子秤後的中年女人微胖，稱菜找零極快，間隙裏還不忘大聲叫她沉默寡言的丈夫做這做那。菜，不多的一兜，隨我的步子晃蕩著，仿佛時光的節拍。我看見路邊的人們，在他們各自的疆域裏忙碌，或閑坐聊天，打牌，或匆匆趕路。我想，他們一定對自己的疆域有足夠的了解和把握，才有這份外在的篤定和安然。而那些焦慮的人，我可以從他們臉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這時的我，隨機地挑選著上班回家的線路，不變的是，上班迎著晨曦，下班迎著落日。在內心深處我已安然下來，我對這座城市的了解正在緩慢而有序地鋪展，盡管那時的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疆域還會發生改變，快得我隻來得及眨眨眼睛。

　　那年夏末，我回家鄉探望父母，哥哥看見我的第一句話，帶了調侃：“你的腳怎麽像穿了比基尼？”我不知道為什麽他第一眼注意到這一細節，連我也不曾注意的細節。我仔細盯著雙腳看，穿著拖鞋的腳，果真像穿了微型的比基尼，白處黑紋分明。我知道這是每天迎著太陽來去留下的印痕，是我穿行在洪都北大道、文教路、南京西路一帶的影跡。也許，在哥哥的話裏含有對我的幾分心疼，他總對妹妹去了那麽一座不熟悉的城市存有幾分擔心，可是如同父母渴望給我所有的保護一樣，他們也終將了解，我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有自己的選擇，也必須獨自去承受這選擇的重量。至親的親人們，各自的疆域有深深的交集，但終會溢出，或早或晚，我們無法涵蓋彼此的一生，誰也不能。

　　然而，正是這溢出，讓我知道至親的不可替代，他們是上天默許與你的生命糾纏一處的人，分離勢必帶來疼痛。世間的分離都會帶來疼痛，而疼痛的烈度，取決於你們疆域曾經交集的程度。我時常慶幸自己來到了南昌，這座城市以一種不濃烈亦不冷冽的熱度接納了我，或者說讓我感到了被接納，讓至親們對我的擔心得以下落，落在我仿佛穿了比基尼卻依然可以靈活邁動的雙腳上，而不是虛浮在半空。

　　偶爾，我還會與原來那家民辦雜誌的主編在網上聯係，問問他的近況；或者他接了新的雜誌，不忘電話向我索稿。也偶爾，我們沒有預見地在南昌某個地方遇見，會停住腳步簡單問答兩句。他一直想辦一本很牛的雜誌，這理想在當下卻是不那麽容易實現，眾多的雜誌都在向著市場俯首，於是他辭職，又再因為名氣而受聘，他一直不肯妥協地依從著他認定的生活方式。他是一個對自己的疆域十分明確，也不打算有任何退守的人。在他固執的行為方式中，有我難以企及卻願意去祝福的部分。

　　而那家雜誌的美編，“80後”女孩何，在我離開兩年後，還是會在節假日發送祝福短信給我，我知道自己還存在她的通訊錄上，如同她也保留在我這裏一樣。我們後來一直沒見過麵，但偶爾我會翻出最後一次聚餐的照片，看看她和那些昔日同事的笑容，想想一起度過的，那些被說笑聲填滿的時光。

　　分離是生命的常態。除了至親，來到南昌，我不得不分離的還有家鄉的好友們。我們一起經曆過沉溺的職業狀態，經曆過挫折的低穀期，經曆過亢奮的變革期，經曆過旁若無人的瘋癲癡狂，經曆過不願示人的脆弱無助，經曆過年輕人會經曆的所有，才跨進30歲的門檻。繼我離開家鄉，娟也因故離開，還有誰與誰也處在離開的計劃中。我們還在尋找各自的疆域，即使不是重新出發，也在修改、塗抹、顛覆、規劃中。這世上有篤定的人生，就有彷徨的人生；有清澈的人生，就有混濁的人生；有暖調的人生，就有灰調的人生；有成功的人生，就有失敗的人生……就這麽簡單。

　　在南昌的日子，我一再翻找出與她們在一起的舊時光，品咂，回味。我不知道身處異鄉的娟，是否也會這樣。距離其實不能改變什麽，它什麽也改變不了，該淡的自會淡去，該濃的依然濃烈。

　　在我的家鄉有一條江，長江。她由西向東穿過城市。她是我自小習見的事物之一，承載過我的少年淡淡愁滋味，也承載過我青年的無言眺望。

　　南昌也有一條江，贛江。她由南而北將這座城市剖為兩半，老城區密集，新城區舒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