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鏗鏘

第四十二章 蘋果落地沒人撿

　　很多年前，我就去過廣州，是從深圳過去的。但連市區的門也沒有進，直接去了天河機場，搭上飛機走了，隻在爬升的飛機的舷窗裏鳥瞰了幾秒鍾，並沒有看清珠江孕育出的羊城之美。去年的冬天，再次從深圳經廣深高速進入廣州，大巴車開進市中心，下榻於珠江岸邊的酒店，當晚就看見對岸的“小蠻腰”閃爍著虹彩把珠江兩岸映照得流光溢彩。

　　第二天的中午時分，我來到了心念很久的黃埔軍校老校址。創建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坐落於珠江口上的長洲島上，四周是駐廣州的人民海軍的兵營，用黑漆書寫著校名的正門對著用鐵絲護網隔開的的碼頭，幾艘靠泊的軍艦在正午的驕陽下休息。這所軍校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麽宏大，中式的建築風格似乎還帶了些書院的氣息。但就是這所軍校，在中國近百年的曆史中，卻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先後從這裏走出去的很多教官和學生，在民族興亡、國家改朝換代的曆史演繹中，掀起了經久不絕的血雨腥風，上演了無數出人間或悲壯或吊詭的曆史劇目。

　　我長久地徘徊在校園內外，細看著陳列室裏展示的圖片和當年教官與學員使用的教室、宿舍，我期待著這次參觀能有所收獲，了卻很多年以來深藏於心底的一個心願。

　　校門左邊，有一長排石碑，為首的石碑上銘刻著碑名：黃埔軍校本部一至七期教職員與同學名錄。第一行刻著“孫文”、“蔣中正”。我順著看下去，那些曾經叱吒百年曆史風雲的人名先後出現在名錄中，既有葉劍英、周恩來、聶榮臻、林彪等中共的高級將領，也有胡宗南、陳誠、顧祝同、張治中等民國的將軍。在第六期的學員名單中，一個我十分熟悉的名字出現了：戴惠吾。在江西弋陽老家的城郊餘家村的山丘上有一個墳墓，墓碑上就寫著這個名字，30年前的1984年春節，我看著這塊沉重而冰冷的墓碑在一片痛哭聲中樹起，並與我母親一起下跪，對著墓碑磕頭行禮，那以後的許多個清明節，我常來餘家山掃墓。擁有這個名字的人，就是我的外公。多少年以來，特別是在我成人之前的歲月裏，我的母親從來不說她的身世，不說外公的過去，以免她父親的身份會成為子女的災害，延續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們的苦難。外公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的記憶，既親切而又很神秘，既慈祥而又悲哀。

　　如今，我在廣州黃埔軍校的舊址上，站在刻有他名字的碑石旁，我用紙巾輕輕地擦拭著沾滿灰塵的名字，悲自心底裏湧動，淚自眼眶裏落下，我深切地感受到這三個字的沉重，感受到這個名字給我外婆、我母親、我三個舅舅、我三個阿姨帶來的幾十年的苦難與悲傷，甚至也給我這一輩的外孫們的心靈造成的長久的陰影。

　　我用相機拍下了這塊石碑，拍下了我外公的名字。我當即撥通了我母親的電話，告訴她我在廣州黃埔軍校舊址上看到的東西，母親聽了，沉默了很久，淡淡地說道：

　　“看到了就好，不要多說了！”

　　母親還是那樣，害怕我知道外公的事情，還在告誡我應該隱藏那段不幸的家史。

　　今年春節我回了江西弋陽，大年初一上外婆家拜年。外婆已經不在人世，所謂的外婆家就是大舅舅家。還是那個餘家村，還是那幢用紅石造的平房，與外公外婆在世時完全一樣。我母親最小的妹妹“小丫頭”阿姨與大舅舅同住一村，她先看見我和兒子走來。

　　“哎呦，是阿明和豆豆來了！”

　　“小姨娘好！”

　　兒子跟在我後麵連忙叫喊道：“小姨奶奶好！”

　　“大舅舅在家，我陪你們過去！”

　　外公一家在1980年落實政策時，從農村回遷進縣城，就被政府安排在城郊的餘家村落戶。等待上海來人進一步落實政策。但最後，外公沒有回上海，一個子女也沒有回上海，當年被沒收的工廠和住房也最終沒有要回來。沒過幾年，外公就在悲痛與鬱悶中離開了人世。

　　大舅舅和外公的相貌幾乎一樣，隻是身材沒有外公高大，從十幾歲逃難到江西就開始種田、開山做石匠，如今也年近70歲的大舅舅已經顯出了蒼老，他粗糙的臉龐上深深地印刻著歲月的艱難和精神的困苦。大舅舅下放農村時找的老婆因為生活艱難，早就自殺不在人世了；現在的嬸嬸熱情地給我們倒水，端出過年時才有的糕點。

　　寒暄過後，我把上次到廣州黃埔軍校看到的東西，說給了大舅舅和小姨娘聽。並讓他回想一下當年離開上海時的情況，那個我母親一直不肯講述的傷心往事。

　　在外公家，我母親的乳名是“毛崽”，大舅舅是“二彭”。其實，大舅舅並不是兒子中的老大，因為還有大外婆生的獨子戴申生，他才是大舅舅，但我們從小並不知道申生舅舅的存在，所以一直喊彭生為大舅舅。大舅舅抬頭看了看石灰牆上掛著的我外公的照片，那是我20多年前親手放大的12寸黑白照片。

　　“老皇曆的事情了，講起來話長啊！”

　　我兒子給大舅公遞上一支香煙，舅舅沒有接，他不抽煙，也不喝酒。

　　隨著大舅舅的回憶，我們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的歲月。

　　1947年，外公眼看國民黨政府即將崩潰，主動脫離軍隊。脫下軍裝之前，他參加過國共兩黨的內戰，也參加過抗日打了幾年的鬼子。他在民國軍隊裏幹的事情我並不清楚，隻聽說主要是管後勤，因此職務也升得很慢，隻到上校科長為止。離開軍隊後，就在上海與朋友一起合股開玻璃工廠。1949年春，上海解放，秋天時，新中國成立。當時外公的工廠主要是做熱水瓶，生產很忙，供應全國各地，外公響應政府的號召，帶領工人加班加點。後來又接受了政府對民族工商企業的資本改造。

　　“說實話，解放初的頭幾年，我們在上海生活得很安定，雖然工廠改成了公私合營，但阿爸在廠裏當廠長，姐妹和弟弟們陸續進學校讀書，一家人在一起。到50年代後期，形勢開始變化了，運動來了，搞什麽大鳴大放啊。有一天，阿爸在工廠開完會，就被帶走了，說是會上講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從此，全家就過上了動蕩的生活。”

　　外公被帶走，很快就被扣上“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法院判刑4年，被解押到青海監獄，參加勞動改造，那年他已年近60歲。

　　緊接著，工廠被沒收，虹口區廣中路的房子也被要求騰空，外婆和7個子女被遣送去甘肅農村。

　　“那時，政府戴紅袖章的幹部把我們叫到一個禮堂開會，動員大家響應祖國的號召，去建設大西北。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個幹部說，大西北土地遼闊，到處是蘋果樹，掉在地上的蘋果沒有人撿，每天吃的是牛肉和白麵饅頭；那裏還有很多的學校，小孩子上學不要錢。”

　　在上海閘北火車站，被號召去大西北的人幾乎都與我外婆家一樣，拖兒帶女，帶著生活用具。

　　“走的那天，站台上有人敲鑼打鼓，拉著熱烈歡送的標語。但我看見前來送行的親戚朋友都在哭喊，好像走後再也回不來了。火車從上海到甘肅要開幾天幾夜，火車剛開動的時候，有戴紅袖章的幹部還領著大家唱革命歌曲，車廂裏很熱鬧。火車越開越遠，歌聲沒有了，大家安靜了下來。那時我們還小，不知道以後的日子會是怎麽個樣子，與姐妹們還開著玩笑說，要比誰撿的蘋果多。”

　　大舅舅告訴我們，外婆一家被送到甘肅省的清源縣下火車，再由一個公社的拖拉機接到農村，被安排住進了村裏的空房子裏，一同從上海來的另外幾戶也陸續進了村。頭幾天，大家被公社幹部喊到村裏的小食堂吃飯。大舅舅說：

　　“頭幾天還真是牛肉吃，土豆燉牛肉，我們家小孩多，一下子把菜搶光了；也有白饅頭，但一頓隻能吃一個。”

　　坐在一旁的小姨娘，她那時最小，10歲不到，大人搶來的飯菜總是要分給她吃。

　　但這樣的小食堂還沒有吃上半個月，村裏就不開夥了，大家自己回，過幾天分點糧食給大家，再後來就基本無糧分配了。外婆開始用帶來的日用品、衣服找老鄉家換糧食，一次隻能換幾天的口糧。

　　大西北的農村，夏收以後就基本沒有什麽農活了，漫長的冬天好像從秋天就已經開始。外婆已經是個50多歲的婦女，帶著一大群孩子，每天想著法子讓大家活著，在村外的地裏掏野菜。大的幾個被就近安排到農村學校裏繼續讀書。說是讀書，其實那個學校的條件與上海的學校比，不知要差到哪裏去了。簡陋的教室裏是破爛的桌凳，連塊完整的黑板也沒有。風從門窗外刮進來，很快就把手腳凍得冰冷。

　　隨著冬天的到來，饑餓開始在整個村裏蔓延，不僅是這批從上海遣送來的家庭沒有了糧食，當地老鄉家的過冬的糧食也開始緊張起來。

　　“一家人從野外撿來的柴火，煮著從野地掏來的野菜。肚子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拉，人一下子變得瘦弱起來。全家陷入恐慌之中。”

　　外婆開始把自己原來佩戴的首飾，偷偷地拿到縣城的街上去變賣，換些糧食和藥品回來。比我母親小兩歲的滬生阿姨，因為肚子餓，開始偷老鄉家地窖裏的土豆和白菜吃。後來被老鄉發現了，抓回家來，外婆用掃把使勁地抽打著女兒，一家人痛哭在一起。

　　大舅舅說，那些老鄉們其實都很善良，因為自己也很窮，也沒有多餘的東西。

　　“後來我們聽說一同遷來的人家開始逃跑了，跑哪裏不知道。村裏好心的老鄉也偷偷地找上門來對媽媽說，大嫂啊，你們也趕快跑啊，娃子們會餓死的啊！”

　　於是，外婆和我大姨、我媽媽還有大舅舅秘密地商定，跑，趕快逃跑，跑晚了，說不定就過不了這個冬天。大姨帶著我娘，翻過學校的圍牆，回到村裏，當晚在漆黑的夜幕下，開始了舉家的逃跑。大舅舅講到這裏很是激動，這是他一生中經曆過的最刻骨銘心的事情：

　　“我們離開村子，按事先講好的往西走，不進清源縣，而是向西走，到下一個縣城去坐火車，這樣可以避開公社幹部的追尋。”

　　外婆背著包袱，手拉著兩個最小的孩子。大姨和媽媽抬著木箱，大舅舅牽著小三子舅舅和滬生阿姨，一家8人，踏上了逃離西北的漫漫長途。他們避開村子，走田野，怕引起的狗叫會驚動村民。小姨娘也回憶道：

　　“那個夜晚很長很長，我很害怕，不知走了多遠的路。”

　　說到這裏，大舅舅和小姨娘兄妹倆的眼睛已經潮濕了，接過嬸嬸端來的茶水，大舅舅喝了一大口，接著說：

　　“那天，就是逃跑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大雪，一路上是漫天飛舞的雪花。”

　　第二天，外婆帶著7個子女終於走到了縣城，一家人極度疲憊和饑渴。在火車站廣場邊的小吃店裏，外婆買了幾個冰冷的窩窩頭，她看著自己的孩子餓狼般在吞咽。外婆哭了，但她很堅強，抹幹眼淚，帶上孩子們，躲在火車站的角落裏，乞丐似的蜷曲在一起，沉沉地睡去。等到晚上的夜班車到站，他們搭上了南下的列車。雖然上了火車，逃跑似乎已經成功，但車經過清源縣車站時，她拉著孩子們鑽到座椅底下，以免被站台上的人發現。一路上擔驚受怕，受盡了饑寒，終於回到了上海。

　　但上海這座城市已經不屬於他們，外公不在了，工廠沒有了，廣中路的房子被人占據了。原來的街坊鄰居看著他們回來，既親切又害怕，偷偷地接濟著他們。外婆買來一輛平板車，帶著大姨娘和我母親以及大舅舅，到楊浦區的碼頭去賣苦力，拉棉紗、磚頭、木材等雜貨，一家人寄宿於街邊的破爛房中，頑強地生存著。在街坊鄰居看來，戴家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變了，原來是工廠主的家庭現在淪落成了流浪的人群。

　　可是，就是這樣的生存，也不被容許。街道幹部很快就找到我外婆說，你們不能待在上海，要回大西北去。無奈之下，我外婆隻留下毛崽，帶著其他幾個孩子再次踏上逃亡的道路。外婆很清楚，絕對不能回西北去，她曾經跟著外公到過江西一帶打戰，知道江西產糧食，小孩不會餓死。於是她帶著孩子流浪到了江西，在弋陽火車站倉庫邊的一個毛竹屋裏暫時停頓下來。過了半年多，我母親因為思念外婆和姐弟妹妹們，根據外婆寄給廣中路鄰居家轉送的信件上的地址乘上火車也來到了江西弋陽，除遠在青海的外公外，全家人再次團聚，開始了他們在江西的艱難歲月。

　　講到這裏，我讓大舅舅不要再講了，因為在江西的往事，包括我母親與父親的相識，包括幾年後外公從青海監獄回來，到江西尋找妻子兒女的往事，我父親已經告訴過我。

　　1984年的寒假，我從江西大學放假回來過春節，在外公彌留之際，我和母親一直陪伴在他老人家床邊。外公一生生了8個孩子，最喜歡我母親；而我是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外孫，外公也就最喜歡我，盡管他沒有給我買過一個糖果吃。外公對我母親說的最後的一句話是：

　　“毛崽啊，阿爸讓你們受苦了。”

　　外公帶著他內心對兒女最大的摯愛和深深的歉疚走了。10多年以後，外婆同樣帶著對子女深深的摯愛和歉疚走了。我母親也已經70多歲，那段不幸的往事已經過去得很久很久。

　　廣州黃埔軍校舊址上的石碑，立於何年，我沒有查證。我相信87年前，和所有愛國青年一樣，我外公是懷著一個報效國家、拯救民族於危難的情感，報考軍校，投身於救亡圖存的偉大事業中去的。但誰知道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將走向何方？誰知道他們自身的命運會在亂世中如何演繹？

　　那頂扣在我外公頭上的帽子已經被政府摘除，上海虹口區人民法院已經撤銷了對我外公的錯誤判決；我今天可以大膽地站在這鐫刻著我外公名字的石碑前，憑吊著祖先。但那場噩夢還殘存在我母親、我舅舅、我阿姨們內心的角落裏。

　　我與大舅舅、小姨娘告別的時候，大舅舅站在已經住了40多年的老平房前說：

　　“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還是忘記了好。”

　　弋陽城裏過年的鞭炮又響了起來，像是要驅趕我心頭的陰影。兒子開著車，瞟了我一眼說道：

　　“我本來想問舅公，在甘肅鄉下有沒有撿到過蘋果？估計他們連蘋果樹也沒有看到過。”

　　2014年3月，於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