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鏗鏘

第二十八章 二哥元海

　　我有兩個妹妹，並無兄弟；元海姓馮，是我大學班裏的同學，他年長我10歲，進大學時已經27歲，年齡在中80裏男生中位列第二，大家親切地喊他二哥。

　　二哥是地道的上海人，17歲初中剛畢業，莫名其妙地成了知識青年，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被下放到了江西贛南的信豐縣農村，與農民們一起修理地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二哥算術好，在生產隊裏幫著記工分，從未發生過差錯，5年後，大隊的書記推薦他去江西省銀行學校學習，兩年後分到撫州地區的廣昌縣，在驛前公社的營業所打過幾個月的算盤。在幾間十分破舊的老廂房裏，每天打算盤記流水賬。1977年，全國高考恢複。還在驛前的二哥，動了考大學的心思，初中的程度，要和高中生一起考，一百個考生裏才錄取三五個，有難度，但二哥橫下心要考，他與在銀行學校認識的上海女孩子約定，一起考大學。是愛情給了他決心與動力，一次考成功，如願以償，終於有了徹底離開農村返回城市的希望。

　　還是因為算術好，他被班主任選中，做了生活委員，負責給百餘號同學發飯菜票。那時的物資極其匱乏，我們這些學生也十分貧窮，吃飽肚子是最大的物質需求。飯菜票，成為我們最渴望的東西。每到月底，那些飯量較大的同學，常常吃不飽，上午上第三節時，就開始餓了，那饑餓的感覺像是會傳染似的，大家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睛裏透露出餓狼似的幽光。還沒有等第四節課開始，就有好些同學借了飯菜票逃課了，逃到食堂去排隊了，等著十分粗糙卻十分溫暖的飯菜，來消除饑腸的痛苦。等待飯菜票發放的時刻是焦急的。但二哥總是滿臉笑嘻嘻走進每個寢室，點著名，數著飯菜票，一分不少地發給大家。有些透支的同學，就馬上找上“債主”，如數地還上，如果“債主”是女同學，就賴掉了。

　　大學四年，我們年紀小的，很少跟年長的同學一起玩，總覺得他們很有城府，除了領飯菜票，也就沒有別的事與二哥他們接觸。各自埋頭讀著自己的書。我好像跟二哥說起過我媽媽也是上海人。大四第一學期，到九江農村實習三個月，我與二哥不同組。畢業時，也就一起照了個中80的全家福，我個子小，在百餘個人頭中很難找到影子。畢業後我回了老家弋陽，二哥實現了回城的願望，留在了南昌，並很快與上海的姑娘結婚成家，從此我們各自忙碌著工作，很少有彼此的消息。

　　大概過了8年，聽說二哥回了上海，最終實現了上海知青徹底回城的願望。那時，我也離開了江西老家，去了浙江舟山群島。又過了幾年，有天二哥打來電話找我，說要來舟山旅遊。於是我們在普陀山重新相逢。二哥還是那樣，滿臉笑嘻嘻的，隻是頭發少了些許，說話的口音又多了上海人味道。沒過多久，我帶著兒子乘輪船去上海參觀世界照相器材博覽會，在閔行區凱旋路二哥家中，我頑皮的兒子一腳把二哥家鋼琴旁邊放著的陶瓷瓶給踢了，二嫂子很是心疼地在地板上撿著破碎的瓷瓶。

　　這一來一往的，二哥與我就有了走動。那時在上海就二哥一個同學，我在舟山，從距離來講，我是與二哥最近的同學。我在舟山已經22年，二哥來了三次，後來因為父母親也回了上海安居，我就經常去上海，與二哥見麵的次數多起來。有一年的五一節，二哥陪著我排了老長老長的隊，參觀了在上海美術館展出的法國印象派畫展。

　　最近幾年，二哥也玩上了相機，我們就成了影友，於是我與二哥的交往就更多了。前年春節，我們結伴加入“驢友”隊，背著相機、幹糧、睡袋，在大年初三跑到安徽，徒步上了九華山，在冰天雪地裏，在寒風凜冽的玉台峰頂，相互攙扶著摸黑走進寺廟，男女8人同房擠在4張木板床上酣然大睡。去年的5月，二哥跟我下海乘船去了邊遠的東極島，訪問被廢棄的漁村，在風浪間拍攝海釣的漁民，投宿於漁家客棧，大碗地喝酒，大口地咬螃蟹。我們一起回了三次江西，一次是去九江廬山西海，登上雲居山，在真如寺裏參拜了方丈；又沿西海走進武寧縣，找到昌菊女同學，在湖光山色中拍攝著漁舟唱晚、炊煙嫋繞和秋收的景象。第二次是去那個被稱為“一個叫春的地方——宜春”，來了個禪宗之旅，先後走訪了靖安的寶峰禪寺、高安的百丈禪寺以及宜春城內的化成禪寺，在寺院裏參拜禪師；在中源鄉的山村裏，拍攝農家的古宅庭院，喝山裏人家自釀的楊梅燒酒，品嚐毛筍與野豬腳烹製的美味佳肴。第三次最為難忘，我們再次結伴去了撫州，也就是二哥曾經工作過的廣昌縣。名為去拍攝聞名天下的廣昌蓮花，實是尋找青春的足跡與不能忘懷的歲月。

　　我從浙江舟山驅車8小時，趕到江西的鷹潭，二哥乘動車從上海也到鷹潭，我們在此會合，再往贛閩交界方向走，到了黎川縣境內，由在此縣工作的姚英華同學接上，晚上在縣城酒店入住。翌日清晨3點半，我們起床，趕到驛前鎮的荷花村，夏日的晨風有些溫熱，村口的古樟樹掩映著白色的農舍，山穀裏的霧氣正在曙光中慢慢地散去，那如錦緞般鋪陳在山坡與山穀間溪流兩邊的荷花田，正盛開著無數的荷花，一張張的翠綠的荷葉，像浮萍似的在隨風波動，白色的、紅色的荷花，點綴在綠葉叢中，忽隱忽現，忽近忽遠，而荷花的清香正沁入肺腑，在身心中回蕩開來。我和二哥拿著相機，架著三腳架，從山穀拍到溪流岸邊，再換位到山坡林邊，不斷地尋找著荷田的光影與角度，尋找著蜜蜂、蜻蜓與荷花的親吻。二哥終於歇下來，站在荷花田園的最高處，擦著滿頭的汗水說道：

　　“太漂亮了，幾十年沒有看到了！”

　　“二哥，與你坐在陸家嘴的高樓裏，看到的景色不一樣吧？”

　　“廢話，怎麽會一樣呢？完全兩回事。那些樓群、街道、汽車擠在一個城市裏，看見就煩啊！”

　　“那你想不想回江西？找個村子，我們一起過退休？”

　　二哥想了想，眉頭一皺：

　　“那不行，江西農村醫療跟不上，生了病找不到好醫生。”

　　“我說二哥啊，上海空氣汙染嚴重，不生病才怪呢！住這樣的鄉下，隨便活活也有八九十歲啊。”

　　“不行不行，每年來江西鄉下走走可以，養老不行。”

　　“把嫂子一起接來啊！”

　　“她更不會來，幾十年前，她對江西農村的印象就是髒亂差。”

　　其實，江西農村這些年還是有些新變化的，新農村建設正在全省推進，道路比以前好走了，村容村貌的整治也有些特色。但離我們的期待與理想還有很大的差距。

　　從荷花村出來，我們來到驛前鎮上。驛前是個有千年曆史的古鎮，從古代交通上講，是贛中入閩北的重要通道，自古設置了驛站。繁華熱鬧過的痕跡在破敗的街巷、宅院中依稀可辨。

　　二哥急切地在破舊的街巷裏鑽來鑽去，終於找到一處宅院，然後把我喊住，一起從邊門走了進去。幾個老婆婆和小孩子擠在昏暗的過道裏，圍著一地的蓮蓬在用手剝。二哥笑嘻嘻地向老婆婆們問道：

　　“你們住這裏嗎？”

　　“是啊，我們老的喜歡住，年輕人都住城裏去了。”

　　見我們想走進去，老婆婆挪了挪竹椅子。二哥手扶著天井北邊的木板牆，從雕花的窗格子上向雜亂的房裏仔細地看著。

　　“海盜，我當年就在這裏打算盤。”又指著朝南的大門說，“營業所的牌子掛在那裏，我是住裏麵的廂房。”

　　於是找到那間廂房，二哥有些激動：

　　“就這間，我白天在所裏打算盤記賬，晚上就在這裏自學高中的課程，準備高考。”

　　“大概還給嫂子寫過情書吧？”

　　二哥隻是習慣地笑笑，眼睛裏滿含著喜悅。我的相機一直在拍攝，記錄著二哥對故地的重遊。

　　“30多年過去了，還能看到這些老房子，沒有想到啊！原以為早就拆了啊！”

　　這時，我有些調侃地說道：

　　“二哥，現在讓你來住，把嫂子接來，重溫當年的歲月？”

　　“不行不行，看看可以。”

　　“我看你對江西這麽有感情，對這些老宅院有興趣，退休後租個院子養老，不是很好嗎？”

　　“不實際，別開玩笑了，上午在荷花村已經說過了。”

　　真的隻是個玩笑而已啊。

　　每一個上海人都說上海是最好的城市，沒有哪個上海人會自願地離開上海。當年百餘萬上海知識青年下放全國各地的農村，已經永遠成為共和國的一段痛苦的記憶。二哥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最終離開了農村，曲折、艱難地回到了上海。二哥是不是把江西當作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沒有聽他說過；但在他內心，江西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地方。

　　分別時，二哥對我說：

　　“江西真是個好地方！”

　　我衝他詭秘地笑道：

　　“那就不回上海了。”

　　2013年2月27日，於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