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鏗鏘

第二十四章 北飄的畫友

　　自古以來，中國人出遠門，說向東，是東渡日本；向南，叫下南洋；向西，叫走西口，如唐僧曆經磨難，自西天取回真經；而向北，叫北上，如北上抗日，把小鬼子從東三省趕打回去，或者叫闖關東，到關外的東北區討生活。如今內陸人說向東，是去東部沿海謀生；向南是去深圳、廣州淘金；向西是去搞西部大開發；而向北是去北京，並不是去京城趕考謀個官做，而是被戲稱為“北飄”，尤其是那些大學剛畢業還沒找著工作的學生，他們在京城的各種招聘的場子裏飄來遊去，渴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在22年前，也動了離開老家的念頭，不會做生意，不敢南下深圳；也沒有西去，不敢去西部開墾未來；也沒北上，沒有底氣去京城混個臉熟；隻好向東，也過了海，不是東渡扶桑，而是找了個東海上的舟山島，一待就22年了。幾乎與我同時離開老家的，還有畫友劉道富，他去了深圳。道富有個哥哥叫道榮，兩兄弟都搞美術。老大是先當兵，再從部隊考進解放軍藝術學院。道富是高考直接考進江西師範學院美術係。劉老大，在軍校學的是油畫，受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影響很深，他的代表作品《方誌敏在獄中》與著名油畫家馬宏道的《方誌敏被捕》是一起創作的，現在還高掛在弋陽的方誌敏紀念館裏。那時我還在讀高中，準備考美院，對那兩幅畫很崇拜，經常跑到紀念館去觀看，現在我還記得劉道榮筆下的方誌敏，穿著陳舊破爛的棉衣，那露出的棉花是油畫顏料堆積出來的，很逼真。而馬宏道筆下的方誌敏是站在風霜過後的楓樹林前，那一片片楓葉也是由顏料堆積而成的，被油畫刀隨意地修整過。

　　劉道富在師範學院學的是國畫，以人物為主，兼學花鳥。我雖然沒考上美院，後來是上江大讀中文，但美術就像我的初戀情人似的，放不下，一直堅持著自修自學。我和道富的學校在南昌的同一條大街上，在校期間，我還常去他那裏，偷偷地熏陶一下。畢業後我們倆先後都回了老家。在老家工作期間，我們經常相約著出去寫生、攝影，把美術與攝影結合起來，亦畫亦影，並與嚴建華、鍾俊峰、火崽、紅崽、斌崽等成了好朋友。我們騎著自行車，一起去曹溪東港拍水碓、去灣裏西李拍戲台、去洲上劉家拍牛群，像電影裏的敵後武工隊，又像鬼子進村似的，一個村一個村去拍，常常被老百姓罵為“吃飽了撐的”。我們去的次數最多的地方是龜峰，住在鍾俊峰放電影的禮堂樓上，赤膊打牌喝酒講女人的故事。那時，道富已經結婚，拍了女人的裸體，吉他形的P股，線條很優美，要他拿出正麵拍的，他死活也不肯，大家就罵他太保守，白白學了美術。拍過人體的還有鍾俊峰，他把單位的美女放在龜峰的風景裏拍攝，用丹霞岩石來襯托人體，很有質感。他們倆拍人體都是一個人偷偷地拍攝的。特別是道富，搞得很神秘。我們大家一起拍裸體是在曹溪農村，大夏天，拍得也不是村姑小娘子，而是七八十歲的老姆姆。曹溪女人到夏天，嫌麻煩，喜歡脫掉上衣幹農活、奶孩子，所以在稻田、河邊經常看到裸著上身的婦女。我們想找年輕婦女拍，道富說算了吧，曹溪的男人惹不起啊，萬一被發現，拿起棍子追出來，我們就死定了。

　　這樣的快活日子過了好幾年。後來，我和道富先後離開了老家，火崽、紅崽也跟著走了，我們這群“吃飽了撐的”的照相青年就散了，弋陽的攝影活動沉寂下來。

　　大概是2002年，我聽電話裏嚴老板說，道富在深圳出了車禍，傷好後回來了，待在家裏不出門。那年的春節，我回老家過年時，把道富從家裏拖出來，我們幾個“吃飽了撐的”又好好地聚了幾天。我問道富以後怎麽打算，他有些遲疑地說：“深圳不去了，先在家待著，靜下來畫畫、寫字。”又過了幾年，也是春節，我再次去找他，道富把我帶進他的簡陋的畫室，從雜亂的書籍、紙張中翻出些字畫，鋪在地上，和我一張一張討論著。他還在堅持自己的人物畫，並試圖用現代人的視覺語言來顛覆傳統的筆墨，他畫端午的龍船，變形誇張而不失法度；畫牧牛的少女糅進了西洋美女的性感而不失東方女性的溫潤；更讓我吃驚的是他的書法，竟然有了大家的風貌，一筆草書如長蛇遊動，猶如王鐸再世。

　　在我們的相談甚歡時，道富的老婆陳菁（跟我也是同學）從廚房裏出來，不以為然地說道：

　　“曉明，你不知道了，他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裏，門都不出，就畫些這樣的東西，有麽裏用啊！”

　　“陳菁，道富的畫很有特色啊。”

　　“再畫下去，把在深圳賺回的錢，吃光用光，就喝西北風了。”

　　“不理她，我們說我們的。”

　　道富已經習慣了老婆的埋怨與嘮叨。繼續和我講著他的畫。那天，陳菁也高興，看到自己的老公難得這般興奮，就把原來我們一起玩的幾個朋友都叫來，做出一桌飯菜，請大家喝酒。酒過三巡，我一時興起，作了一首詩送給道富，給大家助興：

　　鵬城十載望高樓，繁華閱盡欲何求？

　　歸隱故裏閑無事，弋江清水寫春秋。

　　道富高興，第一個把自己灌醉了。我們隻好向陳菁告別，散了。

　　又過了幾年，到了去年的春節前，嚴老板打來電話問我回不回去過年。我說去上海陪父母。嚴老板說我不回來，大家不好玩，掛電話前，告訴我：

　　“道富要去北京了，你最好回來，大家為他送個行。”

　　“你說道富去北京？為什麽？”

　　“北京有個叫什麽的畫家村，他老婆說道富把深圳的房子賣了，要去北京闖一闖。”

　　“我剛去過北京，畫家村叫宋莊。”

　　“兄弟們都在為他擔心啊。”

　　大年初一，我跟道富打電話問候春節，因為電話多，忘記了問他上北京的事。元宵節這天，我收到道富發來的短信：

　　“曉明，我現在北京宋莊，新的手機號是……”

　　我馬上撥通他的北京電話：

　　“道富啊，你怎麽說走就真走了呢？”

　　“潛水時間太久了，想出來呼吸一下。北京世麵大，闖闖看。”

　　我在文聯工作，對上海、杭州，也包括深圳、北京的藝術品市場，多少有些了解，也實地考察過這些城市的畫家村落。年前對北京798藝術區、宋莊畫家村的考察，使我對當代中國的所謂藝術市場頗有些反感，真不敢苟同這些市場背後的炒作，對於當下被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虛高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不抱什麽希望。

　　而道富卻在此時，離開老家，走出寂寞的畫室，以半百的年紀，隻身北上，開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拚搏，開始了他的北飄。

　　難道是被生活所迫，為了換些孔方兄來買房買車，還是想借助北京的世麵來提升自己的藝術境界？

　　我不能把自己的擔憂告訴道富。電話裏我最後說：

　　“你要保重身體，畫畫玩，累了就回老家歇息。我退休後也會回老家去，有機會兄弟們再聚一起。”

　　我想再寫首詩，送給北飄的朋友，卻無酒起興。

　　2013年3月4日，於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