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聖誕節後的第一個禮拜日,上海雨加雪。母親像往常一樣,與小區裏的幾個姐妹一起去閔行的教堂做禮拜。從鬆江的九亭到閔行,公交車約行半小時。因為雨雪天,一早出行的人並不多,教堂門前有些冷清。母親從車上下來,抬頭望了一眼教堂屋頂的十字架,低下頭向台階走去,才幾步,腳在結著薄冰的大理石上一滑,身體一個趔趄,情急中用雙手向地麵去做支撐,隻聽“哇”的一聲,人著地後就趴在了地上,不能動彈。同行的幾個姐妹趕快圍攏過來,教堂裏的牧師也被驚動得跑出來。幾分鍾後,一輛救護車呼嘯地開來,牧師領著信徒們把我母親抬上汽車,還立馬拿出一遝鈔票交給送我母親去醫院的姐妹。
我正好在溫州泰順的農村采風,元旦那天,給九亭的父母親家中去電話,父親才告訴此事,那已經是母親摔跤後的第三天。父親說,母親的大腦受了點輕傷,腿腳沒事,隻是雙手腕關節折了,已經上好石膏,雙手不能動作,電話也無法接,心情很是鬱悶。我提前結束了采風活動,先回到舟山家中,請好假即由兒子開車趕去上海。
一向性格開朗、生性好強的母親,躺在床上,見兒子和孫子來了,眼淚也流出來。我兒子從小由奶奶親手帶大,22年前,從江西老家遷居浙江舟山時,才4歲,是他奶奶用被子包著乘了10多個小時的貨車送到舟山來的。這是頭一回見奶奶受著痛苦躺著。兒子坐在床邊,用手輕輕地撫摸著他奶奶的手指頭,臉上滿是笑意地說道:“奶奶,你去教堂做禮拜,上帝怎麽就沒有照顧好你呢?”
“不要亂說啊,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爺爺說過的,下雪天,就不要去做禮拜了!”
“是後悔了,要知道會摔跤,就不去了。”
祖孫倆的說話,使家裏連日來的氣氛有了些改變。晚飯開始了,母親堅持要下床到飯廳與我們一道吃。受傷後,一直是我父親在喂她吃飯,今天孫子說要喂奶奶吃飯。母親很高興地說道:“豆,你小時候,奶奶每天喂你吃飯,你頑皮不肯吃,奶奶就追著你喂。現在奶奶老了,手也傷了,你喂我飯了,真是長大了啊!奶奶我高興。”我看見母親的臉上又有了笑容。
吃完晚飯,父親給母親洗了臉,幫她睡下,我坐在床邊,沒聊一會兒,母親就睡著了。看著她已經開始灰白的頭發,滿臉的皺紋,我心裏有些酸楚。房間的牆上,掛著一張父母親結婚時的照片,那是1962年拍攝的,至今已經有50多年了。其實那照片是由兩張單人頭像照片組合而成的,並不是現在流行的婚紗照。母親當時18歲,剛從上海到江西不久,年輕、漂亮;父親在南昌學習電工,英俊文雅,兩個人的照片可與上世紀50年代電影大明星媲美,一點不吹牛。
母親的童年、少女時代是在上海度過的,她兄弟姐妹有8個,在家排行老二,乳名“小毛崽”,家住虹口區廣中路與水電路交會處,門對麵是海軍司令部。我大姨曾經告訴我,說外公最喜歡我媽媽,經常帶她去工廠上班,工廠的人也都喜歡我媽媽,老遠就喊“戴小姐來了”。
上世紀50年代,外公被錯誤地追究了曆史問題,送到西北參加勞動改造。上海的工廠和住房全被沒收,外婆帶著8個子女也被掃地出門,幾經輾轉,最後流落到江西弋陽,在火車站邊的竹篷下棲身。當年已經快50歲的外婆買了輛平板車,領著幾個歲數大點的孩子,到弋陽火車站貨運倉庫,幹起隻有強壯的男人才能幹的苦力活,掙著微薄的血汗工錢,來養活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當時算是大點的孩子,每天也去幫著外婆推板車。從大上海上學堂的小姐,淪落到推板車的小女孩,真是地覆天翻的差別啊。母親說,那時搬運的都是蛇紋礦石,手很快就被磨出了血,沒有手套,沒有止血的膠布,隻好將手指含在嘴中吸吮一下,晚上疼得流眼淚,心裏卻還在想著遙遠的上海,和比上海更加遙遠的西北,想著最疼愛她的爸爸,隻是沒有爸爸任何的消息。
這是我母親講給我聽的,我一直記在心裏。但我親眼看到的是,在我小的時候,母親跟著父親去建築工地做小工,不是洗石灰就是紮鋼筋、搬磚頭、扛毛竹。最傷手的是洗石灰和紮鋼筋。一天洗一汽車的石灰,頭發、眉毛、衣服,全身都是石灰。最難忍受的是石灰水泡脹了雙手,紗布手套與手粘上了,手套也脫不下來。而冬天裏紮鋼筋,在露天的大場上,或是大建築的樓麵板上,寒風刺骨不說,鐵鏽鑽進已經凍開裂的手指,鮮血直往外流,手指發僵發痛握不住鋼鉤,哪怕一點用力,也疼得鑽心。
母親就是這樣用她的雙手來掙取一天一元的小工錢,幫著爸爸來養育我和妹妹,支撐起一個貧民的家。“文化大革命”後期,也就是在我上初中時,母親開始隨我大姨學裁縫,先是偷偷地到農村走村串戶上農民家做,後來政策寬鬆了些,就回城裏做,在東街我家的老房子裏做。爸爸從上海買回裁剪書,白天上建築工地,晚上幫著看圖紙裁剪布料。我就在縫紉機的踏動的轉動聲中做功課,用碎布片當紙頭,死記硬背著公式、古文、詩詞。我常常在夜晚,看著母親把頭壓得低低的,眼睛盯著縫紉機的針頭,雙手的食指把布料的接縫並攏壓平,然後腳踩踏板,帶動皮帶轉動輪子,哢哢哢很有節奏地縫紉衣服。我是帶著母親做裁縫掙的錢上大學的,學校發的助學金用來吃飯,媽媽給的錢用來買書、買畫筆和顏料。大學四年,我沒有亂花過母親給我的一分錢。
我畢業時,沒有想去外地,回了老家,做老師,心想著可以幫著父母親照顧起家庭來。母親在老家做裁縫的名氣越來越大,衣服式樣又很有些上海的時尚元素,故名“上海的裁縫師傅”,慕名來求學手藝的農村女孩子很多,最多時,我母親帶了5個徒弟。
大概是在我母親50歲時,她告訴我說,雙手總是發麻,晚上睡不好覺。我帶她去醫院做X光檢查,醫生診斷說是頸椎骨增生,是長年職業勞動引起的。我與父親決定,不能讓母親再做裁縫了,把徒弟送回家,關掉成衣店。這是一個兒子應該要做的決定,母親開始不同意,說不做裁縫做什麽呢?我說什麽也不用再做了,就在家休息。再後來,我去浙江舟山工作了,在2002年,我和妻子用積攢下的錢,在上海鬆江九亭買下了房屋,裝修好後,就把父母親接到上海,了卻了母親想回上海過晚年的願望。
隻是當年從上海被迫離開的小姐,現在已經成為從江西回來的老太婆。近半個世紀的人世滄桑,物是人非啊。
隻住了一天,我和兒子就要返回舟山,離開時,父親對我囑咐道:“你也50歲的人了,不要老是東跑西跑的。”
母親則對她孫子說道:“奶奶年輕時摔過幾次跤,轉身爬起來就沒事;現在老了,沒有用了,等你生了小孩,不知還抱得動不?”
兒子傻傻地嗬嗬笑道:“讓你抱,抱得動的。”
2013年2月5日,春節前夕,於舟山鳧石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