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鏗鏘

第十五章 朱坑補習

　　1979年，高考恢複的第三年，我高中畢業報考文科加試美術，文科考了266分，美術專業的素描、色彩兩門平均分數92.5分，老師都以為我能上美術學院或者師範學院的美術係。結果名落孫山。全上饒地區美術類的錄取名額有限，開後門的人很多，我家平頭百姓，無門路可以請托，自然被擠出門檻。我的美術輔導老師章遠遊先生是南昌師院的教授，畢業於劉海粟創辦的上海藝專，“文革”期間下放在弋陽教書，帶我三年，很是不服氣，找了江西師範學院的美術係主任燕鳴教授，幫我查詢，燕教授想調我美術考試卷，但沒有調到，無可奈何。投訴《江西日報》，無果而終。16歲青春年少，才出校門，就挨了當頭悶棍，很是悲憤。兩種選擇，要麽跟父親去學電工，將來子承父業；要麽複讀補習一年，明年再進考場。我咬牙切齒也要上大學。但父母隻同意我報考文科，不得加試美術。

　　於是我與戴武林、李春蘭幾個同時落榜的同學相約一道，去一所農村中學插班補習。這所農中叫朱坑中學，離城隻有30裏鐵路，買2毛錢車票，坐半小時火車，一站就到。當我們幾個男女同學背著鋪蓋、一手搖晃著搪瓷臉盆、茶缸，一手拎著一捆沉重的複習資料，從綠皮火車上走下來，怯生生地向朱家坑鄉政府所在地走去時，站台外的農民老鄉們還以為又來了知識青年。

　　“不是送走了，怎麽又來了啊？”

　　我們低頭不語，臉卻有些害臊似的紅起來。沒有人迎接我們，更沒有喧天的鑼鼓、鞭炮。我們憋著一股勁，艱難地走進了位於山崗上的朱坑中學。我們很清楚，將來的命運如何，將在這片山崗上的學校裏決定。

　　父母們奇怪的是，你們為什麽跑到鄉下的農中去補習。我們告訴他們，因為朱坑中學有幾個“文革”時期下放在那裏的好老師，他們還沒有落實好政策，不能調回城教書。他們是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張榮金、數學老師張順忠、曆史老師塗一清等。我一輩子將永遠感謝他們，是他們在那所破落的農中裏，在極其簡陋的教室裏，用極其匱乏的教材，輔導我們學習，他們是在用全部的身心教育我們，用他們被埋沒了很多年的智慧引領我們，他們要把失去的最好的教學年華從我們身上找回來。我們從他們那裏學習到的不僅僅是高中課本上的知識，讓我們終身受益的是他們的人格與精神。

　　張榮金老師，20多歲時就被打成了右派，深愛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崩潰了，成了個瘋子，生下的兒子出現智力障礙，落下終身殘疾。張榮金老師個子很高，身材魁梧，聽說年輕時是大學校籃球隊的主力。他站在講台上朗誦古文、詩詞的身影和他洪亮的聲音搭配得很恰當，每到精彩處，那是神采飛揚，仿佛是在朗誦他自己的作品。

　　每天下午第三節課的下課鈴聲響過，隻要不刮風下雨，張榮金老師會準時地站在教室門口：

　　“打球了！打完球吃飯，晚上再看書。”

　　他大聲地喊著，而且我感到是特別對我們幾個插班補習生喊的。喊完後，他就走到朱坑中學唯一也是最好的體育器材籃球架下，一邊拍打著籃球，一邊等我們陸續地走進球場。再把球投向籃框，讓我們去拚搶。等我們熱身好後，就讓我們自己分邊，開始打兩節的比賽。我和方有旺、張德旺的個子都隻有165公分，在縣一中讀書時，基本不摸籃球，我喜歡乒乓球，但這裏沒有球台。戴武林、方勇，還有毛陸軍三人個子高，就由他們領軍，我們個子小的隻是湊個數而已。張老師從口袋裏掏出哨子，使勁一吹，比賽開始。他的有些愚鈍的兒子就在場邊笑嗬嗬地跑來跑去幫我們撿球。而他妻子在人清醒時，會跑過來，把兒子拉走。

　　一天中個把小時的打球鍛煉，對我們這些正在苦讀備考的學生來說，真是很重要。一開始我們有些抵觸，不太願意參加，怕浪費了時間。幾個星期下來，我們都感到身體舒展開來，高考落榜的情緒漸漸地消失了，複習的效果也好了。隻是肚子更加地饑餓了，有時才打半場，就眼冒金花，大咽著口水，癱坐在地上。

　　農中的夥食實在是太差了，除了大米飯是充足的，有油水的菜基本沒有。來插班的補習生，一般下課都比農村的學生要晚，等我們走進那個極其簡陋的學生食堂時，大菜盆裏那些很少看見油花的蘿卜、白菜、海帶、豆腐什麽的，已所剩無幾。而屋簷下、操場邊，宿舍裏，端著飯碗的農村同學，都把自帶的竹筒、搪瓷杯、玻璃瓶拿出來，裏麵裝的不是蘿卜絲紅燒魚就是黃豆燒豬腳，還有各種各樣的農家小菜幹，最多的是裹滿紅辣椒的豆腐乳。我們手裏端的卻是一大碗無法下咽的早米飯。我常常會含著眼淚地走開，躲到旮旯裏，一點一點地咽著。教室裏與我隔一桌的農村同學福崽，有時會端著菜筒走過來，把他母親做的的菜夾一點到我碗中：“吃吧，我娘做的，不好吃，下下飯。”那以後，我也常常會幫福崽解答功課上的難題，就這樣，我漸漸地與幾個農村的同學成了好朋友。他們在我的記憶裏已經很久遠，因為我們分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這已經有30多年了。

　　農中的住宿也如食堂一樣，極其簡陋，我們男生被安排在一個很大的倉庫似的房子裏，除了紅石頭砌的牆，就是牆上架的木頭橫梁和上麵蓋著的瓦片。有窗，但沒有玻璃，冬天時，農村的同學就用稻草塞住窗口，堵住風寒。我們的床鋪是比電影裏解放軍睡的床鋪還大，兩長溜地排開，三個班的男生全擠在一起。一到半夜，磨牙的、說夢話的、起來大小便的，什麽稀奇古怪的聲音都有。有幾個農村的同學很喜歡說鬼的故事，有一陣子，大家很害怕，都不敢起來撒尿了。其實我們的所謂寢室是由農場的牛欄屋改造而來的。幾乎每天晚上不過10點半，我們不會離開教室，去那冬天冰冷、夏天悶熱可怕的寢室。從教室到寢室，有幾百米路，要經過一排教師宿舍。我們常常看到張榮金老師家的燈光隔著破舊的窗簾布還幽幽地亮著，裏麵傳出二胡的聲音，張老師多才多藝，能打籃球，也能拉二胡、手風琴。校園的夜晚，一切都安靜了下來，聽得見不遠處稻田裏的流水聲，和野貓發情時的叫喚聲。張老師拉二胡，一般不會超過11點，但有時也拉得很長很長，特別是他妻子精神病發作的日子裏，他拉出的曲調悠揚而淒婉，有種不能言說的憤懣與幽怨。

　　冬天裏沒有熱水洗臉，就著一口大水井，隻是洗把臉，在家裏養成的每天晚上洗P股上床的習慣，這裏做不到了。於是皮膚病在我們中間蔓延開來，上課時老是發癢，我們也隻能兩腿交錯，磨一磨褲襠而已。30多年過去了，頑固的牛皮癬不時地還要騷擾著我。

　　朱坑農中四周沒有什麽山水風景，一片紅土山崗。我已經沒有心思寫生畫畫，連速寫本也沒有帶來過，一切與美術相關的事情暫時都放下了。好在這裏的風景激不起我習畫的欲望。但校園後麵的山崗上有一片梔子樹林，梔子樹與山茶樹一般高低，茂密的樹葉，秋冬天也不見掉落，樹林的地麵上是草，很幹淨柔軟的草，像稻草墊子似的。隻要是晴天，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就鑽進這梔子樹林，各自找塊草地，把要背誦的資料攤在草上，或是梔子樹上，先是拿著書本、資料繞著梔子樹轉圈，一邊轉一邊背誦，轉累了就趴在草地上背，再累了就把書一掄，四腳朝天地躺著，眼望著蒼穹。隻有這時，才覺得自己是屬於自己的，覺得靈魂還在我們的身體裏，偶爾也會默默地祈求上天憐憫我們，保佑我們能考上大學。

　　第二年的5月，梔子花開了，像一夜間下了場雪似的，整個梔子林裏盛開著白色的花朵，那花的芳香簡直讓我們窒息。女同學們也聞風而動，跑進林來，像一群吵鬧的蜜蜂。真是討厭，吵得我們無法安靜地背書複習，無奈，隻好撿起書包，離她們遠遠的。

　　1980年的高考終於開始了。幾門功課考完後，我因雙腿無力不能行走住進了醫院。抽骨髓化驗診斷，結論是多發性神經炎。張榮金老師把揭榜的考試分數親自報送到我家中，318分，比去年多出56分，一年的苦讀終於換來了寄托全家人希望的結果。而我雙腳還不能正常行走，扶著牆壁，倚靠在房間門上：

　　“多謝張老師了！”

　　我幾乎是哭著表達了自己對老師的感激之情。

　　我們結伴一起去朱坑中學補習的同學，這年基本都考上了，本科的三個，專科的四個，還有中專的幾個。那個夏天，盡管我雙腿很難行走，但快樂給了我無窮的動力，我們這些同學今天上我家，明天去他家，男女同學在一塊分享著甜蜜與快樂。李春蘭的父母親看見我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很是奇怪地說：

　　“怎麽拐子也可以考大學啊？”

　　於是女同學們開我玩笑說，以後就叫你“曉明拐子”了！

　　懷揣著江西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是跪在車門口高高的踏板上爬上火車去南昌的。

　　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一直到2008年，我也記不清，我們幾個朱坑補習生，多少次依舊結伴著去看望張榮金老師。每年春節，隻要我在江西弋陽老家，初二或者初四，一定是在張老師家拜年，品嚐張老師親手做的飯菜，每每這時，我都會說起朱坑中學的夥食，會記憶起我一直叫不出他大名的福崽等鄉下同學。

　　張老師的晚年雖有退休的基本保障，但生活過得辛酸、淒涼。大半輩子精神瘋癲的妻子早他3年而去，張老師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既要照顧著“文革”中患難與共的妻子，和他先天就有些智殘的兒子，因此使他家境貧窮，50多平方米的家中沒有任何值錢的家具。2005年的春節，我們這些同學一起為他舉辦了70歲的生日宴會，他穿著一身已經十分陳舊的黑呢子大衣，這是他最好的衣裳，戴著一條女學生送給他的紅格子的圍巾，頭上還有一頂黑色的鴨舌帽。人雖然蒼老得很，灰白的頭發被帽子蓋著，走路也開始有些遲緩了，但他還依舊精神矍鑠，看到我們都長大成人有了事業、家庭，無比地開心、滿足。

　　張榮金老師離開人世的時候，我從浙江舟山乘了9個多小時的汽車、火車趕回老家。我和同學們哭拜在他的遺像前。遵照他的遺願，由他的兒子把他的骨灰撒向信江。那天清晨，在信江三橋上，天色陰鬱迷蒙，下著小雨，燃燒的紙錢在風中飛舞，由東向西流淌的信江河水，像鉛水似的凝重。

　　撒完骨灰，他的女兒哭泣著把他父親的一張大學時期的照片交給我，請求我來保存。我淚眼看著照片上的張老師，穿著翻領的運動服，是那麽的青春而有活力。因為在上世紀50年代末議論了一些時事政治，而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後又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再受批鬥，人身與精神飽受折磨，連同他最親愛妻子和兒子也受到摧殘。老天無眼啊！

　　我在橋上徘徊了許久，臨走時，我把白色的鮮花紮在橋的欄杆上，雖然不多，但它使我想起朱坑中學，想起校園後山崗上的梔子樹，和那年永遠烙印在心裏的梔子花香。

　　謹以此文，來記憶我們曾經走過的歲月，表達對張榮金老師最崇高的敬意和無限的思念。

　　2013年2月23日，於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