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鏗鏘

第七章 下鄉寫標語

　　年前出差在北京，晚上閑著去逛書店，習慣性地走到美術書法的書架區。一個留著長頭發的小夥子，正好把剛翻過的一本《計劃生育美術字匯編》往架上掄，動作不到位，書掉在地上了，就在我腳邊。我彎下腰順手撿了起來翻，看見書中的標語，好生親切，心想，要是26年前，有這書就好了，隻要照著往牆上放大，也可省下我不少的腦細胞。

　　中國人曾經把標語使用到了極致。尤其是在社會革命、發動戰爭、政治運動、推行政策中，走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走進每條街道與巷弄，幾乎都能看見標語。大的標語10多米甚至幾十米長，占據著整幢房屋或整條巷弄的牆體；小的標語，張貼於大門、電線杆上，抬頭可見。

　　剛參加工作不久，我也寫過標語，江西省弋陽縣樟樹墩人民公社的主要村莊的適合寫標語的牆體，幾乎被我寫的標語覆蓋過。經過這麽多年的風吹雨打，那些用石灰水書寫的標語是否還有遺存，不得而知。但我至今還覺得很有些成就，因為我接受這份工作任務的時候，頭都暈了，要寫一個公社的標語，實在是個很大的工程啊，這要寫到猴年馬月啊？那時我兒子剛出世，老婆遠在上饒工作，叫我怎麽不頭暈啊！心想，誰讓你自己要求到文化館工作的？誰讓你能寫會畫還會拍照片呢？能者多勞，自古而然。寫吧，領來一大箱豬毛排刷，幾十盒粉筆，好在石灰水不用領，搭上公社派來的拖拉機，鑽進沒有玻璃的駕駛室裏，開往鄉下，車後鬥裏裝的石灰包沒有紮緊口子，一路拋撒著石灰，把我嗆得眼淚汪汪。下車時，迎接我的公社幹部見我像個白毛女似的，露出黃稀稀的大暴牙大聲笑著，一下把我拉到水井邊，丟給我一隻水桶，讓我把自己洗出個人樣來。等我重新出現在公社幹部的麵前時，他把一疊油印的材料塞給我，再讓我簽字領了一個月的飯菜票，指了指窗外不遠處正在冒煙的食堂，說睡覺的地方還沒有找好農民家，晚上再說。

　　這是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下鄉幹活。要我書寫的標語內容是“計劃生育”，標語口號都在油印的單子上了，自己去選，哪個房屋可以寫、寫什麽，自己定。我問公社幹部，我選好房屋後，請您去跟農民家打聲招呼。

　　“打什麽招呼？房屋是農民的，就不能寫嗎？”

　　“我是怕農民不喜歡啊。”

　　“什麽喜歡不喜歡的，你去寫，誰敢反對，我把他抓來。”

　　我不再要求，他也不會答應我的要求。心想，還是自己小心為好。

　　吃過午飯，就拿了一盒粉筆和一把卷尺，去公社附近的村子找牆壁了。聽說要在牆上寫標語，一個年事已高的農民老爺爺扶著門柱對我說：“寫字的老師，進來吃杯茶，把我家的寫大點啊。”

　　剛好從菜地回來的他家小媳婦，拎著一大籃豬菜，靠在紅石牆上說：“你老糊塗了，不要寫，寫別的可以，不能寫計劃生育的東西！”

　　我還沒有應話，這家的公公就與媳婦話不對勁了。但我還是很天真地問那農家婦女：“為什麽呀？”

　　“你能保證我第一胎生個崽俚，就可以寫。”

　　無語的我，隻好拎起東西上別處看看。天快黑時，回到公社，把飯吃過，公社幹部對我說，現在不好找住的，抓來公社做引產、結紮的人太多，附近的農民家全住滿了，你就將就點先住禮堂邊的倉庫吧。

　　我在堆滿生產工具的倉庫裏找到我的臨時床鋪，胡亂地洗了下，就早早地睡下了。半夜時分，我被隔壁禮堂傳來的哭鬧聲驚醒，迷糊地聽見婦女的哭泣、小孩的吵鬧、男人憤懣的謾罵和熱水瓶被摔出的爆炸聲。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好奇地走進禮堂去，看見禮堂的主席台上下鋪滿了稻草與床被，還有籮筐、鍋碗等生活雜物。很多農家婦女、男人、小孩各自擠在自己臨時劃定的區域內，年輕的婦女蓋著自家的棉被，頭上纏繞著坐月子用的那種毛巾，年老的婦女在給自家的媳婦或女兒準備早飯，有的在喂食雞蛋紅糖水，有的隻是稀飯、紅薯，而男人則蹲在地上抽著竹煙筒，臉色十分難看，不懂事的小孩叫著肚子餓，也想吃母親的早飯。穿著白大褂的醫護人員拎著鹽水瓶不時地走進走出。

　　我默默地看著眼前的這些，我知道這就是做完引產或結紮手術的臨時病房。我心裏也十分清楚，我是與縣裏派出的計劃生育醫療隊一起下鄉的，也很清楚分配我寫標語是起什麽作用的。在樟樹墩人民公社大概住了一個半月，走遍了這個公社所有的大隊，用掉幾十把豬毛排刷，自己和出的石灰水估計可以粉刷好幾百平方米的牆壁。當時統計過，現在忘記了我一共寫了多少條標語。有些老百姓，問他借梯子或者凳子，他們很願意，也會倒杯熱茶給我喝，甚至炒碗米粉、大米果端到我手裏；有的見我來寫，就關上門，不理不睬，躲得遠遠的。隻記得老百姓最喜歡我寫的標語是：“優生優育，美好幸福”、“計劃生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等；最不願看到的標語是：“隻生一個孩子好”、“超生偷生要法辦”等；有趣的是，我頭天寫好的標語，第二天路過時一看，牆麵全被石灰水粉刷掉了，或者刻意地隻粉刷掉其中的關鍵字，更有人把圍牆拆去一段石頭，或者在牆前堆放些柴火使標語前後不能讀通。我看到了，好補的補幾筆，不好修複的也就作罷，全當自己沒有看見。

　　有一回，公社幹部把我叫住說：“你的美術字寫得還不錯，就是寫得不夠狠！”我問他什麽叫寫得狠，他板著臉說：“要多寫警告性的話，要讓老百姓看了害怕。”

　　我說：“老百姓已經很可憐啊！”他很不高興地把手一揮，讓我出去：“你懂個屁，書都是白讀的！”

　　那時年輕氣盛，不懂社會上的事，更不會做農民的工作，受氣了，也不能回單位說，隻是消極地怠了幾天工，把標語的字寫歪斜了些。好在我寫完了，就回城去，今後也不會再來寫了。

　　在北京書店看到的那本《計劃生育美術字匯編》，我沒有買下，因為那裏麵並沒有收錄我當年寫的標語字，如果收了，我肯定買回來做個紀念。那書估計沒有多少人會買，因為現在年輕人都在電腦裏找字體了，而且，現在的街道、牆壁，不可以隨便亂寫標語了，穿製服的城管要抓你，沒有經過他們審批，你寫，就罰你款、沒收你的工具。要是話不投機，搞不好還要挨上一頓拳腳。

　　2013年3月13日，於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