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英傑

第一節 苦難的家庭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編成中，和其他軍、兵種一樣，通信兵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兵種。毛澤東曾讚譽它：“你們是科學的千裏眼，順風耳。”在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影片生動地刻畫了紅軍電台報務員李俠，被組織上派往敵後從事黨的秘密電台工作，與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李俠的原型叫李白，和周湧一樣，都曾在瑞金紅軍通信學校學習，都是長征中傑出的紅軍報務員，而且互相熟識。不同的是，他們一個在危機四伏的隱蔽戰線，一個在戰火紛飛的公開戰場，與共同的敵人作殊死的搏鬥。

　　周湧（1915.10-2004.11）的爺爺周萬宗是佐龍鄉麻田村沙園村人，因為家境貧寒，無力撫養，不得已，他把出生僅100天的兒子賣給七都鄉車頭村城上村貧苦農民蘇元宗做養子，取名蘇招香。蘇招香成年後，與七都鄉曾家村貧民之女曾高英結婚，婚後生有三男一女，長子就是周湧。他出生於1915年10月17日，在家時姓蘇，因出生那天正是農曆九月初九，取名九仔，參加紅軍後先改名周九生，後又因工作需要改名為周湧。

　　1925年，為了分擔家庭的生活負擔，年僅10歲的周湧就被父母送到一個姓陳的裁縫家當學徒。在學徒的日子裏，他受盡了師父、師母和師兄們的打罵和欺負。除了學裁縫，他還得幫師父家砍柴、擔水、做飯、洗衣服、擦洗水煙筒，稍有怠慢，師父和師母就拿他出氣，掄起量布的尺子打他的頭，嘴裏還謾罵不停。師父從不真心教他裁縫技術，他隻好偷眼看、偷著學，趁師父不注意偷偷地練。三年學徒期滿，總算出師了，可是周湧由於年齡小，又沒有本錢和名氣，無法獨立外出營業，隻好到邵家村一個姓邵的師傅和黃家村一個姓黃的師傅那兒幫工，隨兩位師傅分別到潭城、江口墟、遇元等地做裁縫。兩位師傅在當地都有些名望，也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控製著七都和附近鄉村不少的村鎮和富戶的生意。老師傅們之間也有鬥爭，俗話說，“同行是冤家”，但他們共同的本性是剝削幫工和徒弟，如顧主給幫工每人每天30個銅板，那麽師傅就要扣下15個歸己。出了師的周湧仍然受著師傅的剝削和壓迫。在七都鄉，至今還流傳著“一尺打出一個將軍”的故事。有一次，周湧做工時稍一走神，師傅的尺子就打在周湧的手背上，疼得他渾身發抖。從此，師傅就找不到周湧了，四處打聽才知道，周湧跑到縣城，參加了革命。

　　其實，周湧參加革命除了不堪忍受地主階級和封建製度的剝削壓迫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年輕的周湧已經接受到了革命的影響。對他影響最深的是他的表兄陳兆鯤。周湧的姑姑嫁到七都鄉舍下村烏石江村陳家，她有一個兒子，也就是周湧的表兄陳兆鯤。陳兆鯤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同黃歐東、金如柏等一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是永豐縣黨的創始人之一，他也曾是另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老紅軍周興的入黨介紹人。他家在永豐縣城天保村東門下開了一個染布店，自己做染布工人，當時他正擔任永豐縣工人糾察隊隊長。周湧和父親進城到姑母家時，常常聽表兄陳兆鯤給他們講一些革命道理，父子倆深受啟發。1926年冬，在表兄的影響下周湧加入了永豐縣總工會的學徒工會，並積極參加工會的各項進步活動和政治運動，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周湧的父親蘇招香也加入了農民協會，在陳兆鯤的指引下，做了許多革命工作。1929年秋，蘇招香受組織委托在車頭村的家裏建立了黨的秘密聯絡站，為黨收集情報、傳遞消息。1929年秋到1931年秋，正是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激戰正酣的時期，他經常出生入死，潛入敵占區和永豐縣城偵察敵情，及時準確地向縣蘇維埃政府和縣獨立營傳送情報。縣獨立營抵近永豐縣城騷擾敵人，在七都墟阻擊國民黨軍主力等行動，都得益於他提供的情報。1931年秋，蘇招香不幸被捕，被以王子僧、蘇款亨為頭目的反動地主武裝靖衛團殘酷地殺害在中夭的一個山坑裏，罪名是共產黨、紅軍探子、紅軍家屬。丈夫犧牲，大兒子離家參加了紅軍，兩個未成年的兒子還小，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周湧母親曾高英的肩上。她沒日沒夜地為人家紡紗、織布、彈棉花、洗衣服，靠著一點微薄的收入，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艱難度日，遇到災年，還要帶著兩個孩子沿街乞討。在艱苦的歲月裏，二兒子夭折，隻有小兒子和她熬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