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英傑

第一節 紅軍兵工事業的創始人

　　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一個出生在祖輩務農家庭的孩子，竟能在21歲時就當上了中國工農紅軍兵工廠的黨總支書記，組織工人為紅軍生產出了大量槍炮彈藥，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是活生生的事實。這位小夥子就是出生在永豐縣恩江鎮纂口村的肖學林。

　　肖學林（1911-1964），永豐縣恩江鎮纂口村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曆任中革軍委總兵站會計、文書科科長、紅軍總部隊列科科長。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和直羅鎮戰役。1936年入陝北紅軍大學學習。抗日戰爭時期，曆任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新四軍第四師二團政治委員、師司令部科長、新四軍第二師六旅政治部代主任和副主任、師特務團團長兼政治委員、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兼十三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曆任新四軍第二師五旅政治部主任、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十九師副政委和政委、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蘇中、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軍副政委、華東軍區海軍要塞區政委、華東軍區海軍幹部部部長。1956年畢業於軍事學院海軍係。後任武裝力量監察部海軍監察部部長、中央軍委防化學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肖學林，學名肖桂馨，1911年7月出生於永豐縣遷鶯鄉纂口村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早年去世，家有母親、四個哥哥、三個嫂子和四個侄兒侄女。有田三十石，租種地主田約二十石，房屋三大間，牛一頭，欠地主大洋約三十元。每年收稻穀除交租穀外，隻能剩餘大約三千來斤，入不敷出。生活不足部分，靠母親、嫂子紡織養殖和哥哥們做長工打短工勉強糊口，遇水旱天災年，須靠借債度日，生活艱難。

　　1926年家中的一場變故，使年幼的肖學林心中對封建勢力埋下仇恨的種子。大嫂生性刁蠻，與家人發生口角後自縊而亡，娘家是大姓家族，向官場告發。肖家受到欺詐，共花費數百大洋才算了結，從此田地出典，負債累累。經過家人多年苦力支撐，勤奮勞作，節衣縮食，才得以恢複。

　　肖學林在家排行最小，從小受到勤勞善良樸素的家教熏陶，加上管教嚴格，培養成忠厚老實、直爽機敏的個性，深受母親兄長的喜愛，乳名“小七”。十歲時，母兄出於遇文書不求人，也為將來便於找職業，將他送入初小、高小讀書，前後半耕半讀時斷時續有五年多，後因家貧而輟學。

　　這期間，新文化新思想在永豐逐漸傳播開來。在吉安讀書的宋大勳、袁佐龍、薛佐唐、鍾兆祥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寒暑假在永豐創辦“青年書報社”，開辦“平民夜校”，建立“恩江學會”，傳授革命思想。北伐軍占領永豐後，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紛紛建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蓬勃興起，肖學林積極參與學生會的革命活動，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禮。肖學林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回憶道：“當時流行的宣傳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反對高利貸，實行減租減息，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增加工資。我看到左派的言論行動來得非常急（激）烈，但有時偶爾聽人說左派就是代表共產黨，因他代表了我的希望，我非常高興與信仰。”

　　肖學林輟學後，回到纂口村，為村裏的船主幫工，做些燒飯打雜的事，有時幫助撐船。纂口村位於流經縣城的永豐第一大河恩江河下遊岸邊，順流而下，經吉水烏江至贛江，上溯可達吉安贛州，下遊經南昌九江進入長江。永豐是一個偏僻的山區縣，當時既沒有公路運輸，更不要說鐵路運輸，大宗貨物主要靠水路運輸。肖學林在幫工的兩年多時間裏，隨著船的漂流到過一些中小城市，親身體會到舊社會的黑暗和不公，產生了對舊社會的不滿而想另找出路，更加堅定了參加革命的決心。

　　大革命失敗後，永豐的革命活動轉入低潮。1927年11月，袁佐龍受黨的委派，回到永豐，重建黨組織和工農武裝。1928年1月22日，永豐工農革命軍攻打縣城，在附近地區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後撤至東固地區，與東固農軍合並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第七縱隊，開辟了東固革命根據地。在東固農軍（後為江西工農紅軍二、四團）的支持下，1928年6月永豐藤田、石馬、沙溪等地舉行農民暴動，建立了農民協會，在永豐產生了深刻的政治影響。1929年2月永豐南部山區掀起了第二次農民暴動的高潮，建立了革命根據地。1930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由閩入贛，占領永豐縣城和藤田，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擴大紅色區域。肖學林真心向往，曾多次想參加紅軍，實現其另謀出路的願望，因年齡太小，家庭的勸止而未能如願。

　　1930年7月20日，紅一軍團在從汀州向長沙進軍途中，再一次攻占永豐縣城，總指揮部駐縣城下西坊老油行內。這時，肖學林撐船從吉安回到村裏，同劉利修等幾個青年組織村蘇維埃政府，自發進行打土豪分田地廢債等行動。10月初，紅二十軍在參與主攻並攻下吉安後，順勢攻占永豐縣城，隨後分兵八江、坑田、潭城等地打土豪籌款子，幫助群眾建立農民協會和地方武裝。紅二十軍於7月由贛西南地方武裝編成，下轄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等四個團，一七四團的一個連駐紮在纂口村。在紅軍的指導和支持下，纂口村的革命活動走向正軌，肖學林被任命為土地委員兼赤衛軍指導員。

　　1930年11月，紅二十軍撤離永豐縣城，軍部駐東固，一七二團駐值夏，一七四團駐藤田，一七三團駐延福。肖學林“基於內心有革命要求，並估計到紅軍走後土豪定要報複，勢已無考慮餘地，即星夜隨軍撤退”。肖學林隨一七四團來到藤田，找到永豐縣蘇維埃政府，參加縣蘇的工作。這時，蔣介石已調集十餘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紅一方麵軍已確定了“誘敵深入，待其疲憊殲滅之”的戰略方針，正向黃陂、小布集結待命。江西省蘇維埃政府11月20日發布緊急通告《動員廣大群眾堅決實行階級決戰消滅敵人》，要求動員群眾，支援紅軍反“圍剿”。肖學林在組織群眾堅壁清野後，隨縣蘇維埃政府撤到君埠。

　　為準備第一次反“圍剿”，籌集糧草，紅一方麵軍總部後方辦事處決定在君埠設立兵站。肖學林由縣蘇維埃政府介紹，到兵站工作，任文書，正式參加工農紅軍。

　　剛參加革命時，肖學林對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同絕大多數人一樣，以為革命很快會取得成功。肖學林回憶說：“新入伍一切均不懂，就本著積極工作，處處守紀律的態度工作。一九三〇年底我軍已將敵人第一次‘圍剿’粉碎，當時非常興奮，幼稚無知的我認為已獲得決定意義的勝利，從此革命勝利了，可以到大城市去。”以城市為中心，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勝利，不僅是普通紅軍戰士的想法，而且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是由中國革命的曆史環境決定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指導，以城市總暴動奪取政權的蘇聯模式是中國革命的榜樣。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武裝起義，1930年的“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在“速勝”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1931年1月15日，在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寧都小布紅一方麵軍總部駐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2月17日成立軍委總政治部，3月初成立軍委總參謀部，後成立了軍委參謀部、經理部、財政部、軍醫處、政治保衛處、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肖學林調經理部軍械處工作。

　　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中，肖學林隨戰鬥部隊在前線服務，受到鍛煉，軍事政治素質得到提高。1931年由軍械處何誌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由張慶成、陳桂林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21歲的肖學林調任中革軍委經理部（9月起稱總供給部）青年幹事兼兵工廠專職黨總支書記。兵工廠的廠址位於距離興國縣城約45公裏處的官田，故稱“官田兵工廠”，內稱“中央軍委兵工廠”，對外稱“中央紅軍兵工廠”或“中央蘇區紅軍兵工廠”，分散安排在“馨香瑤圃”、“文體公祠”、“陳氏祖祠”、“萬壽宮”內，都是清一色的青磚瓦頂、油漆粉畫、飛簷翹角的古建築，房子依山傍水，後山突兀，便於防空。兵工廠的原型為興國東村機械小組。該小組開始隻有鄭煌德和趙生順兩個鐵匠，後逐漸成為修械所、修械處。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首先將各地的主要修械組織遷到官田。先到來的是位於興國白石的紅軍修械廠，接著於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處、三軍團的修械處、東固的養金山修械處、贛縣的龍頭修械處，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組織也先後遷到。合並後，管理人員和工人增加到了250來人。工具也多了20倍：200多把銼刀，100多把老虎鉗子，4座打鐵爐，是中央蘇區最大的兵工廠。

　　作為專職黨總支書記，肖學林主要工作是教育工人“以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了解群眾生活，傾聽群眾意見；通過不同的方式，保證生產計劃的完成；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水平，改善工人的生活；加強對工會與共青團的領導，開展勞動競賽。1932年9月1日至11月1日，中央兵工廠和中央印刷廠開展了以“增加生產、節約材料和參戰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為主要內容的勞動競賽，激發了工人的極大勞動熱情，生產量迅速提高，到處充滿了生機和活力。根據兵工廠第一任廠長吳漢傑回憶錄記載，在興國官田時，修配了步槍4萬多支、迫擊炮100多門、山炮兩門、機關槍2000多挺，翻造子彈40多萬發，製造手榴彈6萬多枚、地雷5000多個。當年兵工廠生產的彈藥、修配的槍支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肖學林是官田兵工廠初創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紅軍兵工事業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3年，肖學林調任中革軍委總兵站工作，先後擔任會計、文書科長兼黨總支書記。總兵站負責領導中央蘇區所有後方軍事機關、醫院和工廠的工作。“這個工作在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其任務的繁重、客觀條件的困難，是一般沒有參加過當時鬥爭的人所難以想象的。在農村的落後條件下，在不穩定的、沒有後方的戰鬥情況中，全靠軍隊自行籌糧、籌款，自己建立小型的被服廠、製藥廠、兵工廠，依靠人力和畜力組織長途的前運後送，一手做地方居民工作，一手做直接支援戰爭的工作，這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困難的任務。”這一時期，總兵站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連接的兵站運輸線，有力地保證了紅軍各次進攻戰役和反“圍剿”戰役的人、財、物運輸和供應，肖學林在工作中進一步得到鍛煉。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長征。由於長征的決策匆忙而機密，隻有領導者少數人知道，肖學林當時並不知道是長征，心裏非常高興，認為是大舉反攻了，從此可以打土豪，有鹽吃了，生活會更好起來。

　　由於博古、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長征初期紅軍處於不利地位。12月1日，中央紅軍經過浴血奮戰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銳減至3萬餘人。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與此同時，中央紅軍進行黎平整編，組建軍委縱隊；重組軍委總參五個局；撤銷中央紅軍教導師；成立“總衛生部第二休養連”；將幹部團、保衛團編成獨立的作戰部隊，軍委縱隊直轄；撤銷紅八軍團；取消中革軍委總兵站等。因部隊銳減，肖學林由總兵站科長改為科員，黎平整編後，改任總參第四局隊列科科員。肖學林對工作的變動毫無怨言，所擔心的是怕患病掉隊或負傷寄放在老百姓家裏而離開部隊。

　　長征以艱苦卓絕著稱於世，長征後勤尤其艱苦。大部隊離開根據地，在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轉戰，一路上軍情緊急，行軍路線盤桓往複，千回百轉，龐大的隊伍、繁複的作戰、大量的傷亡以及難以生存的惡劣自然條件等等，保障部隊“打”、“走”、“吃”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無論遭遇什麽樣的凶險，無論處於什麽樣的困境，無論物資籌措任務多麽艱巨，肖學林等後勤保障人員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堅信這個事業必定勝利，並為了勝利，盡最大的力量、以最大的犧牲去完成任務。

　　到達陝北後，肖學林積極要求，被批準入紅軍大學第一期學習。畢業後擔任總參第四局隊列科科長、人事科科長（一年後兼代理第四局局長），總政治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等職務。由於受到正規教育，政治理論素質大大提高，工作積極負責，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一次歡送張雲逸外出工作的餐桌上，受到毛澤東和張雲逸的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