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興調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和山東省軍區政委。1965年初,又從山東調雲南任省長、省委書記。從此,他一直在地方工作,度過了他的晚年歲月。
周興在幾十年的工作中,作風艱苦樸素,密切聯係群眾,始終把自己擺在“人民勤務員”的位置上。1961年夏末秋初,周興一到山東,正逢山東連降暴雨,洪水泛濫,災情十分嚴重。他坐著吉普車,連夜趕赴重災區,一個縣一個縣、一個村一個村的視察災情,慰問災民,把救災物資及時送到災民手中。為了解決排澇問題,他冒著危險從徒駭河的上遊察看到下遊,查清了沿河淤塞最嚴重的地段,實施了爆破排澇作業,幫助災民恢複了生產,重建了家園。在災區,周興同群眾一起吃紅薯麵做的“糊糊”,在重災區惠民縣的一個村子裏,他同災民一起吃“草種子”做的窩窩頭。縣委書記勸周興回縣委機關就餐,他當麵拒絕,並嚴肅批評說:“群眾能吃,我們就不能吃?”由於飲食粗劣,多日疲勞,周興腿腫了,眼熬紅了,痔瘡犯了。隨行人員勸他就醫治療,他不肯,硬是堅持幾個月才從災區返回濟南。
晚年的周興有一種緊迫感,他工作起來總是夜以繼日。秘書勸他注意身體,早點休息,他卻風趣地說:“我是數石頭的人了(永豐俗語,意為年事高了),現在不多做點工作,以後想做都來不及了。”1973年,雲南昭通、永善、大關縣發生強烈地震,周興連夜召開黨政軍負責人緊急會議,對抗震救災做了統一部署,淩晨一點半鍾又趕赴重災區。由於災區鄉村不通汽車,周興堅持步行前往。隨行人員提出找一副擔架來,他當即拒絕。他不顧年事已高,身患各種疾病,身穿軍棉衣,拄一根竹棍,跋山涉水,步行3天才到達地震破壞最嚴重的村子。每到一個村子,他馬上挨家挨戶訪問災民,具體幫助災民解決生活困難,組織生產自救。災區群眾得知年近七旬的周興就是雲南省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時候,非常感動。
周興下基層搞調研,不講排場,反對前呼後擁,反對揮霍浪費。凡到基層蹲點,他都自帶行李,自己開夥,粗茶淡飯。有時路過地、縣委機關,就到食堂就餐,也從來不喝酒,而且按價付款。省裏開會吃會議灶,周興卻回自己家裏就餐。有的幹部猜測周興家裏的夥食好。其實,周興有7個孩子,家裏生活並不寬裕,隻是想為公家節省一點費用。他下鄉坐普通吉普車,有時小車出故障就下車和大家一起推,推不動就向農民租一頭牛來拉。他搞調查時親自做記錄,在地方工作20多年來,他的筆記達四五十本,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紅衛兵抄走。
周興尊重事實的優秀品質在當時也受過委屈。1962年,黨內存在報喜不報憂的偏向。一次,毛澤東到山東視察,在火車上與周興談話。當毛澤東詢問山東農業產量時,周興說,山東今年遭受風災減產,糧食產量隻有15億公斤,與其他領導匯報的20億公斤相比,一下子減少了5億公斤。毛澤東對此不高興,認為周興在刮減產風。在一次領導人會議上,毛澤東點名批評他:有人刮風,此人就是周興。當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譚啟龍在一次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隻說毛主席批評有人刮風,而未講周興的名字。周興當場就進行補充,說毛主席指的就是我。這件事,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周興的“罪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