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英傑

第二節 革命熔爐鑄就忠誠衛士

　　1905年8月，周興出生在永豐縣恩江鎮塗家巷（今宋家圈32號）的一個做爆竹為生的家庭。周興並不姓周，他祖籍是坑田鎮羅珠村，姓劉，父母給他起的名字叫劉舊邦。周興的7個子女也都姓劉，而沒有姓周。周興父母沒念過書，遷入恩江鎮居住後，靠製作爆竹為生，全家過著清貧的生活。但父母省吃儉用也要供周興上學。周興8歲入學，白天去上私塾，晚上在油燈下幫父母做爆竹，12歲入縣立師範小學堂讀書，成績優秀，老實善良，文靜謙恭，對人彬彬有禮，被稱為“小小相公”。就讀3年畢業後，無力繼續深造，就到一家染布店去當學徒。這一年，北京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消息傳到永豐，縣城裏的進步青年紛紛響應，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周興也投身到這個熱潮中去。後來又參加了由他的同學宋大勳、袁佐龍創辦的進步組織——恩江學會，閱讀了許多進步書刊，接受了革命理論。為了表明對民主運動的決心，他改名叫劉維新。周興這個名字，是他後來在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作時，為了保護老家父母的安全而改的化名。

　　1925年秋末冬初的一個晚上，經袁佐龍、黃歐東介紹，周興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剛入黨的周興，滿懷激情，活躍在永豐縣城的一批店員和教職員工當中。那時他的主要工作是宣傳反軍閥、反洋貨、反鴉片。宣傳資料是他的同學從上海、武漢、南昌等地捎來的。周興冒著危險，不辭辛苦，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小油燈下，把這些秘密的資料一份一份地轉抄，然後分發出去。北伐戰爭開始後，周興大力宣傳北伐的意義，並和其他黨員一起，公開參加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

　　1927年3月7日，縣城發生了國民黨右派圍攻、吊打、拘捕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的“三七事變”。周興、薛佐唐、黃歐東等幾位共產黨員遭到毒打，頭戴高帽，被強行拉去河灣街、直街和下西坊遊街，然後被關入監獄。後來在城裏城外的工人、農民、學生等強大的群眾壓力下，反動派將周興他們幾個人無罪釋放。這次事變後，周興在縣城變得赫赫有名。後來，周興他們被迫轉入地下，工作重點轉到農村，發動貧苦農民，建立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活動。

　　1927年6月，周興從折桂山區出發，隻身去南昌打聽革命消息，幾經周折，找到袁佐龍，被介紹到朱德領導的南昌市公安局教導團三營去當兵。8月1日爆發了舉世聞名的南昌起義。22歲的周興和其他戰士一起，把紅旗插上了南昌城頭。8月5日，起義部隊從南昌撤退後，周興根據永豐縣地下黨的指示，秘密回到永豐。這時，縣城被國民黨反動勢力嚴密控製，下令通緝周興等共產黨員。黨組織立即派周興回到折桂山區開展遊擊鬥爭。折桂山區位於永豐和吉水兩縣的結合部，山高林密，是打遊擊的好地方。之前，周興已在這個地區活動了半年多，幫助這裏建立了農民協會，是他在老家鬧革命的根據地。周興從南昌一回來，就根據黨的指示，拉起了一支遊擊隊。不久，周興擔任折桂區委委員兼遊擊隊負責人之一。在貧窮落後的山區發動群眾，打土豪、懲惡紳，同縣城的反動勢力相抗衡，這一經曆為以後在陝甘寧邊區指導開展遊擊戰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周興於1947年6月著有《廣泛開展遊擊戰爭》一文，詳細闡述了遊擊戰爭的主要方法。

　　周興在折桂山區打遊擊有一段戀情。當年遊擊隊部駐紮在一個富農家的西屋，偶然結識了富農家的童養媳——一個十八九歲的漂亮農村婦女。有一天傍晚，周興開會在返回部隊的路上，巧遇這個小媳婦背著一大捆柴跌倒在水溝裏，周興立即把滿身泥漿的她背回富農家，使她很感動。原來這個小媳婦叫許榮花，丈夫得肺癆病去世，她就成了富農家的寡婦兼長工。周興教她識字，她幫周興等遊擊隊員煮飯、補衣、打草鞋，一來二往，兩人逐漸建立了感情。許榮花在周興的引導下，當了遊擊隊的情報員，曾兩次向遊擊隊提供情報，使遊擊隊避免了縣自衛隊的清剿，周興說她是救命恩人。周興調離折桂山區時與許榮花依依惜別後，從此就再沒有見過她。1955年，周興回到永豐，專門布置公安機關去打聽許榮花的下落，卻始終沒有結果。倒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雲南昆明街頭曾出現過一份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周興所謂兩條“罪狀”，其中一條說“周興在折桂山區打遊擊時，喪失立場，與富農女人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有好心人問是否屬實，周興笑答：“說我和富農家的兒媳婦的關係，那完全是正當的戀愛關係，是我一生中難忘的初戀。”

　　1930年10月，紅一軍團勝利攻占吉安，在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黨組織決定立即從紅軍和遊擊隊的領導骨幹中選調一批優秀幹部到省政府工作，周興就是在這個時候從折桂遊擊隊被調到省蘇維埃政府工作的。省政府設立了一個重要部門——省肅反委員會，專門從事公安保衛工作。中央從紅一軍團調秘書處處長李韶九擔任省肅反委員會主任。周興則擔任省肅反委員會秘書，在毛澤東身邊開始了自己的保衛生涯，從此，成為黨的一名忠誠的保衛戰士，直到1958年調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止，他從事公安保衛工作達29年。

　　黨性端正的他繼續受到組織信任，先後擔任省肅反委員會偵察部長、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肅反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34年10月，周興隨中央紅軍長征，先後擔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國家保衛局特派員、中央軍委幹部團特派員等職，任職特派員相當於師級幹部，負責保衛黨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周興經常跟在中央軍委縱隊後麵做警衛工作。同時，還要搜集情報，審查幹部，抓捕逃兵，保護好“三老”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的安全，照顧好他們的生活。在著名的遵義會議期間，周興奉命擔任會議外圍的警衛工作，率領警衛連戰士連續擊退土匪三次進犯，捕獲2名國民黨特務，保證了會議的絕對安全，受到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表揚，說他們為保衛遵義會議立了一功。

　　紅軍強渡金沙江，到達皎平渡附近的一個叫柯渡鎮的地方，周興以中央軍委幹部團特派員的身份下到幹部團三連檢查，當時汪東興任幹部團三連指導員，保衛工作做得細致、周到，引起周興的重視。強渡金沙江時，三連處於重要作戰位置，周興特地到現場檢查，布置控製對岸敵人的火力點。同時，周興一麵布置警衛，確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軍委首長的安全，一麵派人去打探敵情。在審訊幾個俘虜中發現，皎平渡兩岸敵人兵力空虛，中央軍委領導聽取匯報後，當機立斷，確定以皎平渡為中央紅軍渡江的突破口，搶渡金沙江。

　　1935年8月，紅軍進入四川以後，年僅30歲的周興由於過度勞累和長期營養不良，患了肺病。在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他突然發高燒、吐血，軍委幹部團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叫戰士用擔架抬著周興走，周興幾次昏迷不醒。一天，董必武、徐特立二老來到周興的床前看望，送來了十分珍貴的羊腿，吩咐炊事員給周興熬羊肉湯喝，周興感動得落了淚。在途中，有位好心的戰友曾勸他留下來，到老百姓家養好病再走，他拒絕說：“我不能留下來連累鄉親。再說，我是紅軍的人，離開了紅軍，活著還有什麽用？”就這樣，周興居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在過六盤山的時候，病情逐漸好轉，身體稍有康複，他便毅然拋掉擔架，拄著一根棍子，跟隨部隊繼續前進，一步一步走到了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