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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納粹主義的文學世界

　　施京吾

　　納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性在於：它沒有自己的思想體係，這導致我們幾乎無法完成一部由納粹思想家排列而成的納粹思想史。這一情形對文學也不例外——如果以“納粹文學家”為標簽，估計也無法寫出一部“純粹的”納粹文學史。

　　盡管如此，它並不妨礙我們對納粹主義的文學狀況進行掃描，正如對納粹思想的敘事一樣：沒有自己的思想體係，卻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有所宗，有所本，有所依據。更何況，作為一種情緒表達和宣傳手段，文學形式要比思想構建來得直接、通俗，也更容易打動人，因而也容易流布。英國學者J·M·裏奇，經過多年研究，為讀者奉獻了一部《納粹德國文學史》（孟軍譯，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較為全麵地描述了納粹德國的文學狀況。這裏根據該著提供的部分材料，重新編製一幅納粹主義的文學圖譜。

　　納粹主義文學的思想根源

　　長期以來，令德國人縈繞於懷的一個問題是：祖國在哪裏？

　　納粹德國又稱第三帝國。第一帝國指神聖羅馬帝國，公元十世紀由奧托一世建立。神聖羅馬帝國號稱“帝國”，卻徒有虛名，長期的戰亂使德國支離破碎，有數百個大大小小邦國和上千個騎士領地。第一帝國從不具備統一德國的力量，但卻是維係德國人感情的紐帶。1806年拿破侖入侵，宣布取締神聖羅馬帝國。拿破侖的舉動激發了德國人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著名哲學家費希特為此於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學院圓形大廳連續發表14次演講，有力推動了德意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

　　1871年，德國在俾斯麥領導下由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獲得統一，被稱為第二帝國。德國的統一，使德國人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急劇膨脹，“國家”成為德國人的全民狂歡，在擴張野心的強烈刺激下，1914年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於1918年戰敗，第二帝國解體。

　　盡管德國成為戰敗國，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已成燎原之火，德國人從統一中尋找到了雅利安民族的存在依據，詩人恩斯特·莫裏茲·阿恩德特說：“有人說德語的地方就屬於德國。”這種民族意識和空間意識很快被納粹黨吸收，並詮釋為雅利安人的種族優越性和對生存空間的擴張，它構成納粹主義文學的本質特征：血與土。

　　納粹主義文學形態和思想形態高度一致，是德意誌意識形態的極端表現，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普魯士社會主義三大思潮構成。民族主義所宣示的種族意識認定日耳曼民族是優等民族，其餘都是劣等民族，猶太人更屬於要被滅絕的種族。國家主義則宣揚國家至上，每個個體都要竭誠臣服於國家，為了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德國必須擁有廣闊的生存空間，以致不惜付出血的代價，“血與土”成為德意誌民族特性之一。普魯士社會主義亦是獨特的德國思想形態，它既反對大資產階級也反對共產主義，後者比前者顯得更為恐怖。

　　這三種思潮在納粹主義文學中相互交織、反複出現，構成了納粹主義文學的主要表現內容。

　　納粹主義文化觀由健康的、種族的、英雄和直覺構成，同時還強調作品“血肉豐滿”，抽象的現代派藝術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懷疑、諷刺和墮落，屬於病態和扭曲的。納粹主義竭力推崇一種比共產主義更加“高級”的文學理想：以一個同心同德的民族共同體來代替階級關係，這種和諧的社會理想，隻有在同宗同族的日耳曼人之間才會成為現實，隻有在田園風光中才能得以體現。

　　具有納粹主義思想的作家群體在思想上與納粹黨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並非所有人都擁有納粹黨的組織身份，也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願地臣服納粹政權，不能將這些作家一律視為納粹黨徒，他們與納粹主義的契合，是德意誌意識形態在不同方向上的展示。

　　納粹主義文學的前夜

　　霍亨索倫王朝時期，赫爾曼·隆斯的小說《自衛的狼》充分展現了高度民族性的象征和戰鬥意識。這部小說被稱為“民族運動的經典”：一群日耳曼人用鮮血保衛自己的家園。主旨在表達：“第一，安居樂業；第二，為保護安居樂業而進攻。”小說借主人公沃爾夫之口說道：“任何人要想碰我或我的同胞的頭發，我都要讓他血流成河。”血與土的文學基本要素在小說中得到充分表達，最終，“血流成河”成為小說的結局。隆斯在一戰爆發伊始就入伍參戰，1914年9月戰死，他在臨死前還呼喚“英雄從群眾中脫穎而出、拯救日耳曼民族，以帶領整個民族走向勝利”，用行動實踐了他的文學理想。

　　《自衛的狼》在第三帝國影響巨大，1933年賣出37萬多本，到1939年二戰之年，則賣出了56萬多本。“血必須流，血必須流”是納粹主義文學經常展現的重要內容，也是納粹黨反複呼喊的口號。

　　同時構成納粹主義文學先驅的有赫爾曼·伯特，他的《維爾特費伯——永生的日耳曼人：尋找家園者的故事》，糅合了超人思想、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純粹基督教的觀點。保羅·恩斯特以喜劇作品《潘塔隆父子》成為納粹喜劇奠基作。阿圖·丁特以《破壞血統的罪人》，闡述了種族主義的道德觀。

　　魏瑪共和國時期，部分作家的納粹主義傾向更加強烈。1923年，阿圖·默勒·範登布魯克出版了《第三帝國》，將民族主義導向了保守主義。而以反猶太人著稱的作家阿道夫·巴特爾，更是對納粹主義文學具有啟示性的作家，著有小說《迪斯馬什人》，他是一個激進的反猶主義者，“在文學史許多方麵為國家社會主義提供了基本態度”。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剝削者合為一體的人，全麵否定德國盛行的表現主義藝術和荒誕派戲劇，認為隻有回歸鄉土藝術，才能阻止德國墮落傾向的蔓延。巴特爾的文學態度與希特勒產生了強烈共鳴，1926年希特勒曾經拜訪過他。1942年巴特爾八十歲生日之際，希特勒封他為納粹黨的榮譽黨員並授予他金質勳章。

　　對“大空間”的狂熱追求在非德語區也有所表現。漢斯·格雷姆是南非的德國移民，這位多產作家的創作傾向完全符合納粹主義的政治特征：生存空間、民族主義、血與土。他在記述非洲生活的《卡魯法官》一書中明確宣稱白種人比黑種人更優秀。格雷姆最成功和最有影響的作品是創作於1926年的《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這是部厚達1200頁的文學巨著，作品核心在於表達“德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擁有更多生存空間”的理念。他對一戰失敗耿耿於懷，認為戰後德國被毫無正義可言的《凡爾賽條約》剝奪了殖民地，日耳曼人成為一個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

　　小說第一章題目就叫“故土與壓迫”，清晰地表明了“大空間”觀點。書中寫到：“日耳曼人需要周圍的生存空間，需要頭頂的太陽和內心的自由，以求生活得更美好、更舒暢。”迫不及待的擴張心情躍然紙上。作者語言矯飾，文辭誇張，且通俗易懂，如此厚實作品也擁有大量讀者，在1938年以前累計售出50萬冊，深得納粹批評家歡心：“我們最遙遠的子孫會在這些作品中體會到民族的真實性質，民族生存的永恒理論，民族血統的呼聲，以及在不可測度的民族麵前的戰栗。”小說中反映的思想與“納粹的意識形態一拍即合”。

　　後來格雷姆回到德國，還擔任了納粹政府的官方職務，但可能連納粹分子都談不上，他不僅沒有加入納粹黨，還一直避免行納粹禮，並且始終懷疑納粹黨的文化政策，拒不服從納粹黨路線。他與戈培爾的個人關係十分緊張，拒絕接受納粹政府頒發的各項文化獎，甚至大膽地對希特勒表示：將永遠為領袖的事業效忠，但自己永遠不屬於他。直到戰後，他依然堅信國家社會主義是正確的，是有益於德國和歐洲的，隻不過希特勒的狂妄才導致這一運動偏離正確軌道，直至成為一場嚴重犯罪。後來的評論家對格雷姆嚴厲譴責：“漢斯·格雷姆矢口否認對第三帝國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的確，他不是納粹黨黨員，在某些方麵也與納粹黨有區別，但他也是個實實在在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與納粹主義共生長

　　恩斯特·榮格的《鋼鐵風暴》堪稱納粹主義文學譜係中最傑出和影響最大的作品。

　　1895年3月29日，榮格出生在海德堡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他這一代青年中彌漫著一種悸動的感覺，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深懷仇恨，渴望一種動蕩、超越於日常平庸的生活。為此，他18歲離家加入外籍軍團，稍後還參加了攀登非洲乞力馬紮羅山的冒險活動。一戰爆發，他立刻加入軍隊進行戰鬥並多次負傷，成為一名軍官。戰爭結束前獲得德國軍隊最高榮譽：軍功騎士。

　　戰後榮格退伍，開始研究植物學、昆蟲學和海洋生物學等，進入1920年代開始寫作，創作了多部作品，從他作品的名稱即可聞到一股嗆人的火藥味：《鋼鐵風暴》《內心體驗的搏鬥》《風暴》《125號矮樹叢：戰壕紀實》《火與血：一場大戰的小插曲》等等。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鋼鐵風暴》，小說采用日記體，並有一個副標題“突擊隊長日記”，內容與他的從軍經曆密切相關。

　　此書初版於1920年，開始並不引人注目，伴隨著納粹運動高漲，到1928年便出了第三版，榮格在德國文學地位也得到大幅提高，甚至被稱為可以與勞倫斯比肩的作家。

　　榮格既是愛國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政治態度幾乎完全是納粹主義式樣的，他“痛恨資本主義、痛恨資產階級的西方，希望把布爾什維克的方式與容克地主的騎士理想結合起來”，在1920年代中期，他還寫下一批政論文，攻擊社會主義，攻擊民主和和平主義，強烈反對魏瑪共和國，甚至將1925年所寫的《火與血》題簽獻給“民族領袖”，並與戈培爾關係良好。

　　他在1931年出版的《總動員》一書提出了他的政治理想：推翻民主政體，放棄個人自由，轉向極權體製，最後實現軍事總動員。由於榮格與納粹主義的一致性，他的許多讀者都成為納粹黨徒——但榮格自己卻沒有加入納粹黨。

　　榮格還是位長命百歲的作家，逝於1998年2月17日。

　　在納粹文學創作中，具有獨特意義的是約瑟夫·戈培爾。這位納粹黨的宣傳部長，在他罪惡的一生中製造過不計其數的謠言，作為納粹德國最重要的戰爭罪犯和殺人凶手之一，與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樣，是最邪惡的殺人犯。與這些不學無術的罪犯相比，戈培爾卻最具有專業學者素質，他以文學起步，並擁有博士頭銜。

　　戈培爾1921年在海德堡大學畢業，以《威廉·馮·舒茨：對浪漫派戲劇史的一種認識》的博士論文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他在成為納粹黨領袖前寫過大量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寫於1922年、出版於1929年的長篇小說《邁克爾：日記記載下的一個日耳曼人的命運》，這是戈培爾出版的唯一一部文學作品，其他作品直到目前均是保存在檔案裏的手稿。但僅此一部，已足夠讓我們見識這個納粹黨最死硬黨徒的政治麵目。評論家斯蒂芬·斯本德說到，這部作品以文學形式表現了“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征兆……與其說它是訴諸大腦，不如說它是訴諸血液”。

　　小說為那個時期德國流行的日記體，完全摒棄傳統文學敘事方式，幾乎沒有什麽情節，由大段的對白和獨白構成。小說大意是：一個叫邁克爾的大學生愛上了一個叫荷莎的女學生，他倆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一個人是否可以同時具備詩人和政治家兩種素質。由於荷莎有著鮮明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她把邁克爾的“詩人革命家”視為一條危險道路而不願意追隨他。兩人分道揚鑣後，邁克爾又遇到了俄國學生伊萬。伊萬則具有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熱情，這種熱情先是吸引了邁克爾，後來又變成了厭惡。最後，伊萬在一次政治謀殺中死去，邁克爾不久也死於一場事故。

　　正是邁克爾兩次遭遇的大段獨白和對話，構成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核心：和平必須通過戰爭獲得，它隻能是劍而不是棕櫚葉；平等根本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通過這種觀點，邁克爾發展出自己的反理性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反共產主義和極端反猶思想。邁克爾的世界觀是“不能用理性和邏輯掌握的，隻能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因此它能頂得住一切攻擊”。邁克爾宣稱：“基督不可能是一個猶太人。我不能用事實證明這一點，但我肯定是這樣。”

　　由於該書準確把握了德國一戰失敗的心理描繪和戰後失敗的情感表述，導致邁克爾對世界的厭倦。在這種狀態下，要麽死亡，要麽是別人死亡——衝突和混亂就此成為發泄厭倦的途徑。

　　對邁克爾邪惡思想產生吸引力的是一個偉人來到他們中間，喚起了他們的鬥爭意誌：“聽這個曾喚醒我的人講話。現在他站在忠誠的人群中間，他的身材似乎更高大了，他充滿了力量，從那藍色的大眼睛裏泛出一片光海……我感覺到他的力量充滿了我的靈魂。這裏就是年輕的德國，這些人正在鐵匠鋪裏鍛造新帝國。鐵砧現在才有，鐵錘早已備好。”

　　這部小說是戈培爾世界觀的直接反映，現實中他表現得更加殘忍和凶惡，他有著強烈的權力欲望，在政治立場和對希特勒的效忠上，更加堅定、更加具有理論色彩和更加極端，直到希特勒自殺以後也沒有動搖過。

　　斯蒂芬·斯本德在《歐洲的證人》一書中，對戈培爾的這部書做出了精確評價：“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戈培爾本質上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從他在海德堡大學當一名叛逆的學生，一直到1945年在帝國總理府戲劇般地死去為止，都是如此。”

　　納粹文學的典型作品

　　談論納粹主義的經典作品既令人頭疼也令人發噱，它們實際已脫離了“文學”範疇，完全成為宣揚納粹意識形態的宣傳品。

　　作品一：《豪斯特·維塞爾之歌》。

　　納粹運動是大眾化社會運動，到1920年代下半葉漸成風雲之勢，許多德國青年加入到納粹組織中，豪斯特·維塞爾即是其中之一。

　　豪斯特·維塞爾是個英俊的小夥子，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隨軍牧師，和興登堡總統頗有交往。他參加衝鋒隊後，因好勇鬥狠成為第五分隊隊長。1928年他創作了一首叫做《高舉旗幟》的短詩，共三段十二行，其中第一段寫到：“高舉旗幟！團結一心！步伐整齊，安靜平穩，衝鋒隊在前進！紅色陣線和反動派槍殺了戰友，他們的靈魂仍和我們一同前進。”他創作這首詩時年僅22歲。

　　這類充滿血腥的詩作在當時十分常見，人們將這種類型的作品稱為“柏油文學”，意指鼓動暴力犯罪的街頭文學。

　　1930年初，豪斯特·維塞爾在一次打鬥中被一名紅色聯盟成員殺死。維塞爾的死，卻被製造出一出令人咋舌的納粹神話，因為他的詩作非常符合納粹的政治意向：首先它具有軍事化色彩；第二，具有強烈的敵我意識；第三，表達了民眾基本的經濟訴求：自由的日子和麵包正在來到；最後達到納粹黨所期望的執政目的。

　　維塞爾被刺殺的消息立刻被戈培爾利用，戈培爾在擔任柏林——勃蘭登堡區黨部書記的時候即與維塞爾有過交往。戈培爾不僅在維塞爾彌留之際看望了他，在他死後還寫了紀念文章，說維塞爾的“精神永遠不死，而那些準備學習維塞爾、為納粹事業做出最大犧牲的人，其精神也將永生”。

　　納粹黨為維塞爾舉行了隆重葬禮，由他所在的衝鋒隊分隊和學生代表守靈，數千名納粹黨支持者參加了葬禮。在葬禮上，戈培爾發表演講，稱維塞爾為“風暴領袖”，這次演講據稱是戈培爾最出色的演講之一。下葬時，納粹黨黨旗從維塞爾墳頭升起，宗教元素強烈。

　　這首詩很快被譜上曲，更名為《豪斯特·維塞爾之歌》。1930年9月14日大選，納粹黨在議會議的席由12席跨越性地達到107席，一躍成為第二大黨。第二天，納粹黨的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報》即用其中一句歌詞作為標題“為衝鋒隊讓出街道”。第二年，這首歌還被納粹黨帶進國會。此後，這首歌成為納粹黨黨歌，風靡一時。由於幾乎在所有官方場合都要播放這首歌，它又有納粹德國的第二國歌之稱。

　　納粹黨的行徑遭到德共強烈抨擊。德共黨員、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用同樣結構的詩，嘲笑般地諷刺了維塞爾的詩作：“屠夫發出召喚，牛兒舉步前進，緊閉雙眼，安靜平穩，那曾血灑屠場的牛們，靈魂伴它一起前進。”布萊希特認為，豪斯特·維塞爾不過是納粹宣傳機器精心製造的一個神話，納粹黨把一個老鴇當作英雄正合適。

　　布萊希特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原來，當時普遍傳聞，維塞爾住在柏林最肮髒的地區，靠一名妓女供養，因此他也是一名皮條客。由於情敵爭鬥，維塞爾在打鬥中被他的競爭對手、另一名皮條客殺害，這位皮條客是紅色前沿戰士聯盟的成員。後來這個傳聞得到一些修正：狂熱的納粹分子維塞爾並非皮條客，而是他的妻子因為經濟窘迫而賣淫，並用賣淫的錢資助他完成了學業。一位來自紅色聯盟的皮條客愛上了這個女人，維塞爾惱羞成怒，與之發生廝打，打鬥中維塞爾被殺死。

　　據專家研究，維塞爾的“詩作”，不論在詩的意象上和歌詞上都有剽竊當時德國共產黨卡祖笛樂隊的嫌疑。

　　作品二：《施萊格特》。

　　在納粹文學語言中有一句十分著名的話：聽見文化我就想掏槍。這是劇作家漢斯·約斯特在他的劇作《施萊格特》中的一句台詞。

　　施萊格特曾經在軍隊當過炮兵，退伍後成為“海因茨協會”中一員，這是由一群酷愛戰爭的士兵組成的組織，然後他參加了德國私人武裝“自由軍團”專門從事各種破壞活動。德國一戰戰敗後，薩爾地區由法國托管。1923年初，施萊格特帶領一個破壞小組潛入薩爾地區，炸毀一座鐵路橋，並殺害了幾名法國士兵。他被捕後於當年5月26日被法國人處決。施萊格特並非英雄式人物，他與豪斯特·維塞爾一樣人品低下，“隻是在後來的傳說中，他才搖身變為一個純潔、崇高的形象”。處決施萊格特當年，法國出兵占領了德國魯爾工業區。

　　約斯特很久以前就對此案十分關注，隨著納粹運動的高漲，施萊格特成為納粹黨英雄，並在全國範圍對他進行追思，1929年約斯特開始動筆創作劇作《施萊格特》，到納粹上台前夕完成最後一稿。

　　納粹黨上台後，約斯特被納粹黨委派掌管柏林國立劇院，1933年4月20日首演了這部愛國主義民族戲劇，這一天正是希特勒生日，希特勒親自提出要求將此劇獻給自己，於是約斯特在獻詞中表明此劇表達了“愛的奉獻和毫不動搖的忠誠”。

　　首演時，戈培爾帶領一批納粹黨政要和納粹作家觀看了此劇。演出結束後全場靜默，觀眾全體起立高唱《德國的土地，德國的全部土地》和《豪斯特·維塞爾之歌》，然後全場爆發熱烈掌聲，約斯特和演員們多次行納粹禮謝幕。隨後《施萊格特》成為國家的戲劇，劇本是學生必讀作品，幾乎成了納粹黨的樣板劇。1933年5月26日，在弗賴堡大學紀念施萊格特被處決十周年儀式上，校長海德格爾也發表了演說。這樣，施萊格特就成為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反抗德國領土的被占領——法國出兵魯爾——納粹上台振興民族，預示著德國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劇本的語言通俗火爆，與納粹宣傳形式相當一致，劇本最後是施萊格特被反綁著背對觀眾“好像把整個世界都背在身上”，他仰天狂叫：“德國！/最後一句話！一個願望！一項命令！/德國！/醒來吧！爆發吧！/燃燒吧！熊熊燃燒吧！”幾近瘋狂的表演，強烈渲染了氣氛。劇本中有一句最為經典的台詞：我一聽見“文化”這個詞就想掏槍。這句台詞後來被納粹黨廣泛引用，納粹主義反理智、反文化、反理性的世界觀暴露無遺。

　　禁毀與謳歌

　　納粹黨奪取政權後，開始了對德國思想文化的全麵控製，戈培爾領導的納粹黨宣傳部負責宣傳和造謠。對文學作品的審查則由羅森堡領導的帝國德語文學推進中心控製，納粹黨上台後的每一部出版物都經過了審查。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控製事件是1933年5月10日的焚書事件。

　　1933年5月10日，奧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給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寫下了一封信：“親愛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訴你，5月10日是光榮的一天，因為我的書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燒了，就在我曾經當著千人的麵作過報告的那個大學麵前……沒有一個作家抗議過焚燒韋費爾、瓦塞爾曼、施尼茨勒和我的書！沒有！沒有！沒有！連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茨威格一連寫了三個“沒有”，內心震怒可見一斑。信的結尾，茨威格無奈地寫到：“好了，再見！再過幾小時，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燒了。但我要繼續活下去，我希望，我的書也要繼續活下去！”

　　希特勒執政不久，1933年3月，德國大學生們成立了“德國大學生新聞和宣傳總局”，積極配合納粹意識形態，主動向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宣戰。宣傳總局成立後立即宣布他們將采取行動：“由於無恥煽動世界猶太人反對德國，由高等學校的大學生把對猶太人起敗壞作用的文獻公開燒毀。”要求大學生對書籍進行清理，清理範圍甚至包括朋友和熟人的書架、公共圖書館，最後還要求每個人必須在自己的影響範圍內進行大規模宣傳。

　　德國大學生新聞總局以1932年一份圖書館管理員雜誌刊登的“新民族主義及其文學》的公共圖書館目錄選”為基礎製定了焚書清單。這份書目成了以後納粹黨的禁書指南，上了這個名單的作者，絕大多數要麽遭到迫害，要麽被迫流亡，還有部分作者的作品從此被淹沒，仿佛在德國作家群體從來不曾有過這樣一位作者以及作品。

　　德國大學生的焚書活動原本是自發的、帶有象征性的行動，當納粹黨宣傳部得知這一行動之後通知學生：“今天已經電話通知你們，部長先生準備於5月10日24時在菩提樹下歌劇院廣場致詞。”行動由此變成納粹黨官方行為。

　　這天晚上，柏林大劇院廣場充滿節日氣氛，共有八個劈柴堆在同時燃燒，火頭高達10至12米，茨威格以及一批納粹黨痛恨的作家及其作品，被一本本地扔進火堆。

　　學生們將沒收來的書籍分為九類，由九名學生分別守在每一堆書前，在熊熊火堆麵前一邊嘴裏念念有詞地起誓，一邊把書扔進火堆裏：“一、反對階級鬥爭和唯物主義，捍衛民族共同體和理想主義！我把馬克思和考茨基的書付之一炬。……八、反對肆意詆毀我們德國的語言，捍衛人民最寶貴財富的培育！我把阿爾弗雷德·科爾的書付之一炬。九、反對卑鄙無恥和狂妄自大，捍衛對我們不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把圖邵爾斯基和奧賽斯基的書吞掉吧！”

　　在焚書過程中，納粹黨開足宣傳機器，電台對焚書現場進行了直播，同時，還有經過排練的合唱隊高唱納粹歌曲《人民，拿起武器》。焚書儀式結束後，戈培爾發表講話：“同學們，德國的男人和女人們！猶太人的極端理性主義時代已經結束。日耳曼革命的成功重新把日耳曼人的靈魂引領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在今晚這樣一個時刻，你們把以往的異端邪說拋到火裏，你們做得很對！這是強大、偉大並且具有象征意義的行動。這個行動在全世界麵前證實了十一月共和國（指魏瑪共和國——筆者注）已經消失了的事實，從這些灰燼中將飛出新靈魂的鳳凰。”戈培爾最後號召德國青年：“讓我們映著火光宣誓：帝國、民族、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萬歲！萬歲！萬歲！”當晚，德國大部分大學都舉行了焚書活動。

　　海涅說：“這隻是一個前奏。他們在那裏燒書，最終也將在那裏焚人。”一語成讖。

　　納粹政權在焚毀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圖書的同時，另外還有一些作家致力於對政權和希特勒的讚美，出現了相當數量讚美詩般的作品。這裏以約瑟夫·文俄伯為例。

　　詩人約瑟夫·文俄伯出生於奧地利，他早期即轉向國家社會主義，反民主、反共和、反社會主義。他信奉尼采哲學，將尼采的格言作為自己的行動參照：“在孤獨中自豪，在邪惡中取樂，在肯定生命中享受。”他的詩集《尊嚴與衰落》每一部分都“明顯合乎納粹的胃口”。作為詩人，他寫過許多頌歌，讚美德奧合並、獻詩給希特勒。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49歲生日時，文俄伯為希特勒寫下一首《還鄉頌》，歌頌這位出生於奧地利的獨裁者：“這是以人民的名義！這是以血的名義！這是以苦難的名義：永恒偉大的德國，我們向您致意，德國！神聖、有力的元首，我們向您致意，元首！幸福、自由的家園，我們向您致意。”

　　文俄伯不僅以文學手段歌頌國家社會主義，而且他與納粹主義在政治上的聯係也相當緊密，甚至可以用休戚與共來形容。戰爭爆發後，文俄伯以一個純正詩人的身份，避免直接對戰爭進行描寫，而是竭力拔高一些更為崇高的理想，寫出諸如《日耳曼語言頌》之類的詩作，認為“隻有忠實於日耳曼的語言，才能取得勝利的希望”。1945年，眼看蘇聯軍隊將要占領自己家鄉，文俄伯吞服大量嗎啡自殺。

　　納粹主義文學的終結

　　納粹政權極權統治還產生了對應於這種統治的副產品：流亡文學和抵抗文學，這是極權統治下的一種特殊文學現象。其中流亡文學又分為國內流亡文學和海外流亡文學。

　　國內流亡文學不是一個嚴格術語，一方麵很難觀察到這些作家究竟是否明確地反對納粹政權，另一方麵，納粹政權也沒有嚴格禁止他們作品的出版。將這些作家歸類於“國內流亡文學”主要在於，作品在內容上沒有附和納粹意識形態，主要講究文字的技法，也有些作品給讀者產生影射納粹政權的感覺。海外流亡文學的重要作品有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等。此外還有一批被稱為“抵抗文學”的作家，他們明確反對法西斯德國的統治，但從文學角度而言，這些作品以政論文為主，文學性一般都不太強。

　　對國家的眷戀、對民族的熱誠，這是文學史上從不鮮見的題材，但如德國這樣在短時期內湧現出大量表達同一主題、同一情感、同一思想的文學作品，其現象十分罕見，而且這些作品幾乎都不是受命文學，沒有哪部作品是在刺刀威逼下和精神懲罰中產生的。這些作家將自己血液裏流淌著的納粹主義毒素擴散給了廣大德國公眾，整個德國社會，在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徹底喪失了理性和獨立思考能力，罪惡隨時呼之欲出。我們從中可以一窺納粹主義思潮在德國泛濫並且最終造成巨大災難的原因：它是德國民眾情緒與納粹精神合謀的終極產品。

　　德國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國度，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國度，如萊辛、歌德、席勒、荷爾德林、海涅、格林兄弟的輝煌文學成就，使德國成為世界性文化大國。魏瑪時代即擁有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亨利希·曼和托馬斯·曼兄弟、布萊希特、雷馬克，以及斯蒂芬·茨威格這樣奧地利籍的德語作家。而持納粹主義文學態度的作家，不論作品境界和表達能力上，都無法與之匹敵。納粹主義文學幾乎完全背離了德國文學傳統，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們無法看見人類所具有的普遍情感，沒有愛、沒有善意也沒有溫暖，有的是德國人強烈的擴張衝動和暴力傾向。隨著納粹政權覆滅，這些作品大部分不再具有流傳價值。

　　托馬斯·曼說：“從1933年到1945年，在德國印出來的書籍都不僅無益，而且有害，沒人願意碰它們。它們都帶著血腥和恥辱。它們統統都該被絞成紙漿。”但是，即便這些作品都被化為紙漿，極權主義的陰魂會在德國、會在我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裏就此散去嗎？

　　原載《長江文藝》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