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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說“罪己詔”

　　王學泰

　　自“蘇東波”以來，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因《曆史的終結》一書頗為大陸學者詬病。最近出版的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似又有獲大陸學者好感的勢頭。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人類生活中“成功的政治秩序”在於國家、法治和負責任政府三者的均衡。書以“中國第一”開篇，他“把中國當作國家形成的範本，而探詢其他文明為何不複製中國道路”。福山認為“中國是開發國家製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發展史解說，卻很少提及此一創新”。這個論斷讓一些人開心了一陣子。

　　講國家機器，以古代中國為例還是有眼光的。人類文明史中，華夏民族不是第一個創建國家的族群，但四千多年的華夏民族文明史中，統治者雖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在不停變換，但國家從沒有中斷過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悠久的國家史中，我們所采取的是君主製，後來發展為皇權專製，一以貫之，長達數千年，直到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共和”為止。這個國家機器不僅年頭長、不曾中斷，而且權出一孔，所有權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從個人財產到精神層麵都要管，形成皇帝個人的獨裁專製。

　　這個獨裁專製是剛性的、無孔不入的；然而，或在製度的形成之初，或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統治者有意無意為這個製度設置了一些彈性機製，使它沒有一“剛”到底，在枝節問題上還有些回旋餘地。例如“選賢任能”機製（先是察舉，後是科舉），“言官”製度，“皇恩大赦”以及本篇要談的皇帝下“罪己詔”製度等等都是，大約這也是中國皇權專製能夠綿延久長的原因之一吧！

　　1.君、親、師

　　古代歐洲也有君主製，他們的“君主製”很平實，在那裏政治統治是與神的感召分開的（古希臘時代也有過一段人神不分，國王、祭司一體的時期，但基督教傳入歐洲之後情況發生了改變）。《聖經》中耶穌說“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君主與神靈是兩股道跑的車，這個主張把神權信仰與世俗統治分得清清楚楚。

　　我們的君主製的帝自其產生就是帶著一股“神氣兒”來的。基督教中是上帝造人，並且創造了樂土伊甸園和宇宙萬物。而我們華夏民族是帝王造人、是帝王創造萬物，女媧不是“三皇”之一嗎？用火是燧人氏發明的，住房是有巢氏，農業、治病是神農氏發明的，舟車是軒轅黃帝，養蠶繅絲製衣是他的妻子嫘祖……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萬事萬物幾乎都是“聖王”或與“聖王”有關的人物創造或發明的。君主像上帝一樣在創造著人類與宇宙萬物，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人們是把他們看作半人半神的人物頂禮膜拜的。“君”如果成了天下的共主，就有了天子的別名。“天”等於是西方的上帝，上帝的兒子是人間的帝王，自然有“神”的地位、權力與職責。

　　“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我們覺得統治者權力太大了，無處不管，可是在他們看來這是責任！老百姓好像是迷途的羔羊，就得仰賴統治者操心費力，把他們（或者說“我們”）管得（或說“放牧”）好一些，春秋時期晉國的師曠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管的目的還是使芸芸眾生不要迷失了本性。

　　傳統的意識形態中，君王有兩個身份：一、他是天的兒子，這就確定了“君”與“神”的關係。二、“君”還是人民的“父親”。這層關係怎麽來的？上古的中國是“宗族——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像攤煎餅一樣逐漸發展來的，其核心都有切近的血緣關係，越往外越遠。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所說的“差序格局”。秦代以前在上位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大多都有點血緣聯係。特別是周朝確立了“宗法製度”，這種聯係規範化了、製度化了。因此，老百姓不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天子不僅是君主而且是君父。既然是父親，孩子們的一切包括喜怒哀樂、一顰一笑都在關注之內。父親對兒子是不興講權利義務的，如果兒子貿然向老爸主張權利，傳統的老爹會勃然大怒的。“小子！自你生下來，老子什麽沒有為你想到？進托兒所，上幼兒園，選擇好的學校，待大學畢業了，還要想著為你買房子，娶媳婦，生孩子。”父親是把孩子的“權利”（或說權益）視作自己的義務的。這種若有若無的血緣關係模糊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既然是“君父”了，子民還要什麽權利？如果說這在國家的初始階段，小國寡民，一國之中，皆屬熟人社會，血緣親情多少還有些作用（像周初建國時的古公亶父）。當人口多了，地域廣了，“什麽血濃於水”之類，不過就是口頭禪、應酬語罷了。《詩經·伐木》是講周天子宴請諸侯的，詩人代表天子對下屬的諸侯、卿大夫稱“諸父”（同姓）、“諸舅”（異姓），非常親切，但矛盾來了，征討殺伐還不是依舊？秦始皇之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血緣聯係已經消失了，但統治者還把老百姓稱為甚至視為“子民”，老百姓隻好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是“子民”，其實這隻是給冷冰冰的國家機器上增加了些脈脈溫情罷了。這種意識至今仍有餘響。

　　柏楊先生的雜文中常常戲稱國民黨警察為“三作牌”，就是因為台灣警局門前過去曾立有“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牌子，這正是古老的統治意識的遺留，也是當年國民黨對它的幹部的期待。要讓幹部牢牢記住你是老百姓的“君”，又是老百姓的家長，還要當好老百姓的導師。當然，這除了暴露當年的國民黨領袖頭腦冬烘、沒有時代感之外，唯一的作用是給老百姓留下一個噱頭。我1993年到台北參加一個學術會，當我住下之後，辦會人員拉著我到派出所去辦臨時戶口，麵對警察，我第一個念頭就是“三作牌”。“三作”是傳統君主製遺風，代表了專製與集權的統一，“上帝、愷撒”之說則反映了歐洲君主製是專製與分權並存的。

　　2.商湯的故事

　　小時候，念曆史就知道堯舜禹湯等人的名字。上大學的時候買了一本鄭振鐸的《湯禱篇》，後來鄭先生是我所供職單位（社科院文學所）的第一任老所長，這本小冊子我也感到親切起來。鄭先生早年著作中常常把古代難解的曆史故事、文學故事化為通俗文字，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擁有許多青年讀者。這本書裏收了《湯禱篇》等五個故事。商湯是放逐夏桀、以商代夏的聖王，可是滅夏之後發生了大旱，一連七年沒有下雨，他在桑林祈禱求雨。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發，櫪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

　　（《呂氏春秋·順民》）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說苑》卷一）

　　旱象的可怖，對於一個以農牧為主業的原始國家是關係著生死存亡的。君主既是“天子”，您得向老天匯報一下吧！

　　這個故事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從原始思維角度推想，大旱是因為上天發怒，要消除老天的憤怒就要祭祀，也就是用賄賂的辦法使其消氣。祭祀的用物，首先是“玉帛子女”，這些在古代社會中被視為流動資產中的大宗財物。奉獻“子女”就是人祭。這種人祭在殷商很普遍的，不僅甲骨文中有記載，考古發掘也有許多實證，安陽殷墟發掘中證明了隆重的祭祀都要用人作祭品，人祭最多的是小屯乙組第7號宮殿址，一次就用了585人。二是向上天作檢討、認罪。《呂氏春秋》記載，湯一個人把罪過都延攬過來，沒有推三阻四，更沒有諉過他人，或歸咎於客觀。《說苑》還記載了湯檢查的細目，他總結了六條，大概的意思是“政治行為沒章法”、“行事極端招人恨”、“貪汙賄賂公開化”、“拍馬告密成風氣”、“樓堂館所濫營造”、“女寵宦官幹朝政”。這些都是古代政治中易犯的毛病，他問蒼天，是不是自己也犯了這類錯誤？

　　《呂氏春秋》記載最令人震撼，湯要把自己當作人牲，乞求老天降雨。“翦（同剪）其發，櫪（木製刑具，類似拶子）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這位與堯舜並列的“聖君”把自己弄成罪犯的模樣（剪發為髡刑，是古代五刑之一）走上獻祭台、準備點火，老百姓沒有挽留、也沒有感動得涕泗橫流，更沒有頌揚，而是“甚說”，很高興。這差事本來就是湯應該做的，別人還沒資格幹。如果湯不願意，民眾也許會強迫他做。《湯禱篇》中就講到：“希臘古代神話裏，曾有一個可怖的傳說，Athamas作了Achai地方的國王，古代的Achai人在饑荒或瘟疫時，常要在Laphystius山的高處，把國王作為犧牲，祭獻給zeus。”神話中的許多情節與思想意識是上古現實生活的遺留，中外相去不遠。

　　春秋戰國時期，君主權力膨脹，人們看到的隻是君王作威作福，很難想象他們的責任了。因此眾多談到湯祈雨故事的典籍中隻有《呂氏春秋》中明確記載了湯作為獻祭的人牲並被推上祭壇，這還有點上古遺意，那時權力職責是統一的。到了漢代，對此已經不能理解，於是，獻祭的不是湯本人了，而是他派出的代表，禱文中也沒有了“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的大包大攬了，隻是羅列些君王易犯錯誤條款，而且是以“問”的方式祈告上蒼，言不由衷，有些像後世皇帝的罪己詔了。此時，權力與職責分家了，君王隻是運用權力不再承擔責任了。上天示警還被重視，但懲罰卻可以移之於宰相了。這種思想在戰國時代就有了，《呂氏春秋》中記載：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複言矣。”子韋還走，北麵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

　　故事發生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熒惑指火星，平常遊移不定，被認為是戰亂的象征；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屬東方蒼龍，其中有三顆星，分別代表了皇帝和皇子。“熒惑在心”預示君主不祥，而宋地又在心宿分野，因此，職掌星象的官員子韋認為必有“天罰”降臨到宋景公頭上。不過他提出可以禳解，把懲罰轉移到宰相頭上，宋景公說宰相擔負著治國重任，不可，子韋又提出可以移至於民或氣候收成上，宋景公也一一反對。這個故事的結局是皆大喜歡，由於宋景公不推諉職責，勇於承擔，好人有好報，災禍禳解了，上天還給他21年的壽數（宋景公在位48年，死於公元前469年，距“熒惑在心”僅11年，“延年二十一歲”雲雲，分明是騙局）。到了漢代，天有示警，禍“移於宰相”已經成為常態，君主不必問，掌管星象的官員也不必費心禳解了。一有“天變”，宰相自然會引咎辭職。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很少承擔責任了。

　　3.聞過、罪己、改過

　　傳統政體是君主專權（秦以後是皇權專製），這種前提下的政治學思考如何保障君主執政不出大問題時，儒家總結出三點：聞過、罪己、改過。要求君主應該具備這種品質。

　　《孟子》喜歡拿出榜樣叫統治者見賢思齊：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作為君子，聞過則喜是底線，其次是善於接受不同的意見，最好的是主動與人們打成一片，接受人家的長處，把群眾的要求變成自己的施政方向。《周易·益》中將此概括為“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傳統的政治學認為不怕人主犯錯誤，就怕他不認錯，或者有錯不改。子貢有個很好的比喻：“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君王最要不得的品質是“處尊位而不聞其過”，更可怕的是聞過而怒。

　　君王一怒，揭示其過錯者便倒了大黴。最簡便的、也是最輕的就是給批評者戴上一頂“誹謗”的帽子。曆來議論人君就是大罪（法律用語是“指斥乘輿”罪），何況“誹謗”！許多君王以此拒諫，何況“誹謗”本身就是一條罪行，是進入了刑律的。秦朝法律中有“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誹謗者誅殺三族，聚眾聊天斬首）。劉邦的“約法三章”隻是個臨時政策，漢初用的仍是秦律，秦法中的“挾書者族”是惠帝時才廢止的。漢文帝看到“誹謗罪”給君王“聞過”帶來的障礙，於是，釜底抽薪，廢除了“誹謗妖言”罪，公告天下：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史記·孝文本紀》）

　　文帝為政力主寬鬆、寬仁，像“祝詛上”（詛咒皇帝）這樣的罪過，任何朝代都是滔天大罪（《唐律》列為“十惡”之一），他卻認為這是“細民之愚”，不必與之計較。目的在於鼓勵人們說真話，鼓勵有識之士敢於批評朝廷的大政方針。他認識到懲罰所謂的“誹謗妖言”，收獲的是萬籟無聲。朝臣“不敢盡言”，在野的賢達之士也不敢親近朝廷，人主無由得知政策的得失，更無由聞過，因此，他果斷地廢除這條律例，收獲的是“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後人感慨“誹謗之罪除而後良言進”。

　　漢宣帝時，獄吏路溫舒評價文帝“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路所言並非諛辭，文帝一生兢兢業業，臨終“遺詔”中還說：“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複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他覺得自己才智不夠，常怕犯錯誤，有愧於先帝。當皇帝久了，又怕有始無終，總算宇內安寧，沒有戰亂，又得盡天年，臨終沒有什麽遺憾和悲哀了。

　　時刻記住自己“不德”和“不敏”的漢文帝可能沒有秦皇漢武那樣的胸襟和才略，但他老老實實，創造了“文景之治”，給百姓帶來的是實際利益。一些富於才略、缺少“仁智”，然“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其強勢、能力、聰明、辯才、堅定、嚴厲足以蠱惑民眾、抵禦批評、文過飾非、破壞法紀、拒絕諍諫。見《春秋繁露》），這些“英主”隻手可以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其氣魄才力又足以橫掃天下，使得天下躡足不進，噤口不言。像自負才學的隋煬帝對大臣們說“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他的確有才，其詩寫得比其外甥——唐太宗要好許多，整治老百姓的花點子也多，所以他敢向士大夫說：我不隻是憑血緣繼位當皇帝，就是靠才能競選也該為天子。可是結果怎麽樣呢？除了攪得周天大亂、“血流川原丹”以外，又給老百姓帶來什麽呢？

　　聞過、罪己（自我批評）、改過是儒家對統治者的期待，對皇權專製多少也是一個約束，但這種約束是軟弱無力的，儒者的期待也往往落空。皇帝不認錯，不改過，誰也沒轍。就是認了錯，向天下發布了“罪己詔”，也隻是等因奉此，官樣文章，言不由衷者居多，真心認錯的很少，過後能改的更是鳳毛麟角。

　　4.罪己詔

　　“罪己詔”在中國傳統中是極富特色、獨家專有的政治現象。

　　“罪己詔”是皇帝在國家出現了嚴重問題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錯誤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書麵檢討。它源自君王對於自己責任和失責的確認，這件事兒在上古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國家小，社會風氣淳樸，君民相隔尚不太遠，君主的職責相對較為明確，出了問題，人們都在看著，想賴也賴不掉。推諉責任則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最高統治者做了壞事賴賬，上天示警也視而不見，這在民眾之中就喪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傳》中說“禹湯罪己，其興也障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賴不賴賬，認不認錯視作政治優劣的指標，這逐漸成為一種機製，作為君主專權的補充。

　　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l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遺留下詔書全文的大約有兩三百篇。袁世凱洪憲帝製失敗後，退回來又想繼續當中華民國終身大總統，為此還下了一份“罪己詔”，這是曆史上最後一份。它以喜劇方式為“罪己詔”畫上了句號。

　　過去史評認為第一位下“罪己詔”的是漢文帝，後元元年（前163年）因“水旱疾疫之災”連年歉收，文帝下詔自責（問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這被認為是傳世的第一篇“罪己詔”。其實，史籍中並沒有說這是“罪己詔”，《全漢文》稱此文為《求言詔》。文帝在位23年，他頒下詔書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責之意，包括他的遺詔，風格大類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實的話，春秋時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詔”。

　　5.值得一說的“罪己詔”

　　①感情深摯的檢討文字——《秦誓》

　　史書說“禹湯罪己”，但沒有具體文字傳世，而《秦誓》收在《尚書》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沒有造偽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後果在《左傳》中也有很翔實的記載。

　　秦國本來是西方邊陲小國，被視為野蠻，不得參與中原諸侯朝聘。經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數百年的經營，秦國日益強大。為了改變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繼位後特別重視與相鄰的晉國交好。春秋中葉，晉是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為妻，目的在於擠入“世界文明體係”。然而晉獻公身後，晉國內亂，秦積極插手，可惜裏外不討好，兩國甚至發生戰爭。魯僖公三十二年（前627年），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晉為諸侯的，後晉文稱霸，秦晉關係貌合神離。秦想乘晉有喪事之機偷襲鄭國，挑戰晉霸主地位。秦國元老蹇叔反對，秦穆公不聽。當部隊出發時，蹇叔到軍前哭送其子，斷定他們必敗死於殽山。穆公大怒，痛罵蹇叔。結果蹇叔預料成真，晉在殽大敗秦軍，孟明、西乞、白乙三帥被俘。後晉襄公聽文公遺孀文嬴（秦女）勸告，釋放了三帥。秦穆公親自到城郊迎接這些殘軍敗將，但並未責備他們，而是深刻自責，表示認錯、懺悔。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聽，無嘩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雲然，尚猶詢茲黃發，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禦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穆公的“罪己”有兩點，一是聽取不同意見問題，二是用人問題。專製製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這兩點是永叵的問題，也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人”是有弱點的，詩雲“具曰予聖”，其實沒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錯的聖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賢臣上現在看來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國人就這樣幻想了兩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與禹湯等古人有很大區別了。禹湯罪己，是因為職責有虧，首領必須承擔罪責，而秦穆公檢討的是錯誤耽誤了自己的大計。

　　②漢武帝政策轉向的標誌——輪台罪己詔

　　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詔有兩個，一是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一是唐德宗興元罪己詔。

　　武帝青年繼位，力圖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50餘年，擴大了朝廷的影響力，使“漢”成了“大漢”。對外，漢武帝攻打匈奴、開通西域，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在內，出遊封禪，祀神求仙，造宮殿、苑囿，揮霍無度，靡費無算。為此加重了對百姓的盤剝，大大削弱了國力。為了加強皇權專製，漢武帝肆行暴政，濫殺朝臣名將。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漢武帝又重新撿起，甚至發展到了“腹誹罪”。大農令顏異因對幣製有異議，未敢言，隻是嘴唇嚅動，就被指為“腹誹”（內心不滿），處死。漢武帝為人多疑，誅殺無度，動輒誅滅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了太子和衛皇後，株連者有數萬人。漢武帝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內有擺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廣利遠征失敗，十六萬大軍全軍覆沒，舉國憤怒到極點。老謀深算的漢武帝悲哀、悔恨、恐懼交加，感到不給老百姓一個交代是不行了，於是有了這篇“輪台罪己詔”。

　　這篇“罪己詔”也不像後世寫作規範的詔書，大體上是個皇帝口頭檢討的筆錄：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於钜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對群臣講，既像在作檢討，又像發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後要改變政策，改弦更張。以前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不可追悔”，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以後不再傷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這段以外，《漢書》所載詔書的主要內容都是就事論事。如第一部分講，有司請求派人遠戍輪台（烏魯木齊西南600公裏），為此全國每人加稅30錢，漢武帝不同意，因為當年打車師的軍隊給養跟不上，死了許多人，何況輪台還在車師以西千餘裏。第二部分講李廣利北征匈奴的決策過程與失敗原因。其中既有無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辯護之詞。最後是公布政策“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清除橫征暴斂，鼓勵百姓努力務農，搞好民間養馬替代賦稅徭役，以解決馬匹短缺（意為不必再到西域弄馬了）。

　　“輪台罪己詔”的出籠意味著漢武帝武力擴張和暴力施政方針的轉變，原來的方針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積累下的錢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來造反了，因此隻有改變政策，國家才不會出大亂子。對此，英雄過、風光過的漢武帝也隻能喚奈何！輪台罪己詔的基調就是無可奈何。後世文人把方針轉變看作漢武帝“革命意誌衰退”，如龔自珍的：

　　少年雖亦薄湯武，

　　不薄秦皇與武皇；

　　設想英雄垂暮日，

　　溫柔不住住何鄉？

　　如果這不是龔自珍的夫子自道，用來評斷漢武帝晚年不免有點隔靴搔癢。

　　③陸宣公代筆的“罪己詔”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逛舊書店，常見有多種版本（大多是廉價的石印本）《陸宣公奏議》。唐代陸贄諡為“宣”，他用駢體文寫的公文包括為朝廷代筆的文件（古代文人把為皇帝、為達官貴人所代筆的文章也都收入自己集子裏），對偶齊整，音韻協調，語言流暢，有氣勢、有感染力。民國時的文牘大多還是駢體，因此，陸贄奏議簡直就是法帖，為書記官（秘書）們所模擬。198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師範學院（現在首師大）討論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問題，會上北大的季鎮淮先生說：“古代把政治與文學關係結合最好的就是陸宣公。”古人堅信“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即使是政治文件也很重文采，陸贄為德宗起草的《罪己詔》文采斐然，是罪己詔的典範之作。

　　安史亂後，朝廷權威每況愈下，藩鎮割據、擁兵自重，河朔四鎮完全處在半獨立狀態。德宗繼位後決心重建權威，不承認藩鎮世襲權力，四鎮起兵叛亂。建中四年（783年），德宗抽調關內諸鎮兵去平定叛亂，涇原鎮兵因未及時得到犒賞而發生嘩變，攻進長安。德宗狼狽逃到奉天（陝西乾縣），首都再度淪陷，叛軍立閑居在家的朱泚為帝，天下大亂，稱王稱帝者眾。德宗困守奉天，缺衣少食，人心離散。朱泚力攻奉天，奉天數度告危。德宗一籌莫展，與守將渾湉對泣。在這種情況下，翰林學士陸贄勸皇帝大赦天下和發布罪己詔，德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並於興元元年（784年）元旦發布了《罪己大赦詔》：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複於將來。明征其義，以示天下。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裏。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裏，邑裏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淩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不負於蒸庶。

　　痛心靦麵，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穀。賴天地降佑，人祗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昨因內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後，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

　　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鹹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一切並與洗滌，複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諭。朱滔以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永念舊勳，務存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並從原宥。應赴奉天並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減罪三等。子孫過犯，減罪二等。先稅除陌、間架等錢，竹木茶漆等稅，並停。奉天升為赤縣。

　　上引出自《舊唐書》，是經過史臣刪削的。《唐大詔令》的文本較長，陸贄《翰苑集》的原始本最長。這個刪節本還是不錯的，它抓住了認錯、反省和改過（調整政策）三個主要問題，把問題說透了。

　　德宗被圍在奉天城裏，常用野菜充饑；朱泚高居乾陵之上（乾陵在小山丘上）飲酒作樂，俯瞰奉天城內，指點城內，笑罵侮慢，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情何以堪？其恐懼、痛苦、悲哀、悔恨集於一身。此時，怎麽痛罵自己的過去也能接受。詔書的第二段就是他的檢討詞。本來皇帝都是“天奉仁德”、“天縱之聖”（天生聖明）的人間極品。此時也要痛罵自己生長在深宮之中，無知無識，不了解農民的艱辛（農業社會，首先要向農民賠罪）；而且沒有同情心，不體恤征戰給士兵役夫帶來苦難（向參戰人員道歉）。沒有仁智的政治就是暴政、亂政，朝廷橫征暴斂，百姓“轉死溝壑”，最後“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搞得天下大亂，宗廟焚毀，上對不起祖宗，下有負於黎民百姓。皇權的合法性就建築在這兩條上。如此檢討就是說自己不配做皇帝君臨天下。

　　第三段是認罪悔罪，表彰那些擁戴他、與他同患難的文臣武將，軍民百姓，並辭掉大臣給他上的尊號“聖神文武”。在未刪節的發布本中還有“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用是興，豈可更徇情，苟應虛美，重餘不德”這樣的句子。痛責自己，斥責那些使自己慚愧的“虛美”。

　　詔書中除了“罪己”外，還有大赦，此時他是“盡量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麵隻放在稱帝、攻打奉天、破壞乾陵（唐高宗、武則天的合葬墓）的朱泚。其他作亂的一律赦免，以表示錯在自己，不能過多地懲辦他人。

　　上古君主源於氏族的頭人，民眾既尊重他們的權威，也明白他們對自己應負的責任，所以才會有商民把湯奉上祭台之舉。待國家規模越來越大，君主權威越來越絕對，君主享受權力放棄職責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到了“惟辟（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的時候，君主離皇帝不遠了。皇帝是隻許崇拜不許訾議的聖物，他做錯了事，不管這個“錯”有多大，隻要稍許懺悔，臣民無不感激涕零。宋代魏了翁就說“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德宗的罪己詔一發表，“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翰苑集序》）。領兵在外的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是官員們奉迎還是實在的“人情”？也許兩者都有吧。

　　原載《讀書》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