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七章 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

　　郭文斌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講到，“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養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於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這些論斷，非常科學地闡明了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係。

　　我這些年也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到一些國家去訪問，遇到了許多提問，甚至不少刁難。無非就是在表達一個意思，你們中國人沒有核心價值觀，你們中國人放棄了傳統，我們瞧不起你。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黨和國家在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提出核心價值觀，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正如習總書記所講，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如果我們不走這一條路，我們連腳跟都站不穩，又何談其他。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感覺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性意義。日本有一位叫稻盛和夫的企業家，被譽為“經營之聖”，創造了兩個世界五百強，京瓷和KDDI。當年日航麵臨倒閉，七十多歲高齡的他臨危受命，受首相拜托，零工資出任日航總裁，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竟然用一年的時間就讓日航複蘇，而且贏利一千四百億日元。有人就問稻盛和夫，您靠什麽創造了這一奇跡？稻盛和夫說，我靠中國的孔孟哲學。當我看到這段報道後，既激動，又羞愧。激動的是，稻盛和夫為孔孟哲學作了證明，羞愧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已經變成了他人的生產力，而我們還在討論是否需要弘揚它。

　　現在，黨和國家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對接，無疑是一種連根養根的英明之舉，隻有根深才能葉茂，如此，除了能夠提高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諧力，還會在全球增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五福臨門與傳統文化

　　現在，一提到幸福，人們都會說，它是一種感覺，是摸不著的，虛無縹緲的。傳統不這樣認為，傳統講幸福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有很具體的指標，那就是“五福”：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而這“五福”的基礎是“好德”，這個“德”，在我看來，就是核心價值係統。它是長壽、富貴、康寧、善終的圖紙，沒有這張圖紙，我們無從建設長壽、富貴、康寧、善終的生命大廈，人是如此，國家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

　　據英國科學家研究，一個人應該活到的年齡是一百五十歲左右，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一位百歲老人就羨慕得不得了。可見，我們把長壽這一福給弄丟了。富貴是既富又貴，富好理解，貴是受人尊敬，可是，現代社會，又有多少人受人尊敬呢？康寧是沒病沒災，現代社會，有幾個人能保證自己沒病沒災呢？好德，現在人們普遍好色、好財、好名、好利，唯獨不好德。善終指的是壽終正寢，無疾而終，這對現代人來講，也多是奢望。

　　那麽，“五福”的根本是什麽呢？如果我們把長壽看作麵條，把富貴看作麵包，把康寧看作麵餅，把善終看作麵粥，要吃到這四樣東西，我們首先得麵缸裏有麵粉，而如何才能讓麵缸裏有麵粉，方法是“好德”。

　　這個“德”，就是生命原料“麵粉”的生產之道，它是生命的根本性。

　　由此理解“五福”，它也是“一福”，那就是能量。社會病相就是錯用能量的結果。麵缸裏的麵粉應該平均分配給長壽、富貴、康寧、善終，可是現代人全拿去發財了。生命處在一種非和諧狀態。

　　現在，我們把用於發財的這一部分麵粉拿過來重新讓它歸位，該長壽的分配給長壽，該善終的分配給善終，該好德的分配給好德，該康寧的分配給康寧，該富貴的分配給富貴，五朵花就能夠同時盛開、綻放。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描述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狀態。

　　核心價值觀如何“落小”

　　習總書記講，核心價值觀要落小、落細、落實，這和傳統文化的方法論不謀而合。就“落小”而言，傳統文化認為，如果一個人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是不可能給別人幸福的，如果一個人找不到自己的愛，是不可能給別人愛的。那麽，一個人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依拙見，要首先認識生命。

　　我們每天都在奔忙，卻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認識自己。我們買一件東西，都要看說明書，但很少有人去讀生命的說明書。為此，不少人活在一種焦慮和抑鬱之中，又不知道焦慮和抑鬱的原因是什麽。

　　如果我們把生氣看作一根一根羊毛，這個羊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羊皮存在，羊皮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羊存在。要想讓生氣的羊毛不存在，我們隻有一個辦法，讓羊不存在。那麽，如何讓這個羊不存在呢？

　　這正是傳統的長項。

　　傳統告訴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兩個“我”，一個是行住坐臥的“我”，一個是能夠欣賞行住坐臥的“我”，也即一個是客人，一個是主人。複旦大學學生林森浩投毒的那個生命片段中，主人不在現場，客人在那裏做了主。就是說，他們的悲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沒有在那一刻當家做主，說得嚴重一些，他們很有可能壓根就沒有意識到生命還有一個主人在。

　　我們口口聲聲說要民主，我們自己都不能當家做主，何談民主？所以，找到主人就成了重中之重，它是一切價值之核。隻有先給自己當家做主，才能給別人當家做主。為此，儒家先談修身，再談治國平天下；而修身，從格物開始；格物，就是不要被物做主，要讓生命主體做主。

　　我們想一想，一生有多少次給自己當家做主呢？走、走、走，搓一把，就跟人去搓了；走、走、走，喝兩杯，就跟人去喝了。看到別人貪，我也想貪；看到別人盜，我也想盜同，當家做主的時候不多。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他的生命列車開到五十二歲的時候被叫停。貪汙受賄兩億、名下房產二十五套，顯然，他沒有當家做主的能力。

　　不少人活在一種假醒狀態，看上去醒著，但其實在睡覺。相對於一個做夢的人，核心價值就是醒來。

　　本質狀態的生命裏，隻有五樣東西：喜悅、圓滿、永恒、堅定、心想事成，這就是古人講的生命圓滿狀態。

　　而要實現這種圓滿，需要我們把每一個生命細節做到完美。在日本，工人即使對老板非常有意見，也不會敷衍工作。他會在頭上綁一根白布條，表示抗議，但對手中的工作，永遠盡心盡力。因為他知道，工作是在完成自己，跟老板沒有關係。

　　要“當家做主”，我們就要隨時回到生命的“現場”。有以下幾種方式可以采用：

　　一是找到現場感。所謂現場感，就是不要離開本體，或者說和本體保持同步。為此，古人為我們設計了許多方便，《弟子規》講，“執虛器，如執盈”，端著一個空杯，就像端著一個滿杯；“緩揭簾”，“寬轉彎”，隻有“緩”，隻有“寬”，我們才能“感到”自己。

　　具體來說，吃飯時要明明白白地嚐到每一口飯菜的味道；喝茶時要明明白白地讓口唇、舌頭、喉嚨、食道感覺到；走路時要明明白白地體會到每一步提、移、落、觸的過程；睡覺時要明明白白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說話時要明明白白地聽到自己在說什麽；起心動念時要明明白白地知道如何“起”，如何“動”，如何“落”，等等。

　　之於生命來講，這個“明明白白”太重要了。當我們體嚐過一段時間“現場感”之後，就會發現“感覺”比“思想”離本體更近，離安詳更近，離喜悅更近。

　　一個人如果找不到現場感，是無法讓生活圓滿的。比如我們常常犯的錯誤，打開水龍頭往桶裏接水，心想還得等一會兒才能接滿，就去幹別的事了，可是這一幹，就把接水的事給忘了，結果讓水溢了一地。再比如上網，本來是要到網上搜索一句話的，但搜著搜著，就被別的信息吸引住了，上網的初衷被忘得一幹二淨，有時一兩個小時都渾然不覺。正是因為走得太遠，我們常常忘了因何出發。

　　據我的經驗，一個人是否找到了“現場感”，有如下幾個標誌：

　　一是當下感。能夠隨時回到當下。

　　二是喜悅感。覺得生命中時時都有一種喜悅感，也就是焦慮感消失。

　　三是享受感。覺得時時事事都在享受。這才發現，快樂就在“現場”，就是“現場”的一種“感”。

　　四是同味感。如果我們找到現場感，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不是甜卻又在甜中、不是辣卻又在辣中、不是苦卻又在苦中的味，這個味，就是“無味之味”，它事實上是一種更重要的味。

　　核心價值觀應該“落細”

　　2010年，有196萬對夫婦申請離婚，離婚是一個結果，原因是什麽呢？原因是人們找不到根本幸福了，人們總覺得幸福在對象那裏。

　　那麽，如何才能找到根本幸福？

　　這也正是傳統的長項。傳統讓我們在生命內部尋找幸福，隻要我們把目光折回來，會發現幸福就在最近的地方。

　　要真正實現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敬業”，仍然要讓“當家做主”起作用。

　　監督有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沒有自覺性，即使我們把攝像頭安到員工頭頂，也沒多大用。我們管住的隻是他的身體，不是心。再說，這種監督，本身已經傷害了人的尊嚴。可是，當人一旦找到根本性，找到主體性，明白了潛意識的四個功能：自動記錄，自動收藏，自動播放，全息感知，他一下子就會自覺起來，敬業起來。我們再不需要說頭頂三尺有神明，我們做任何事潛意識都在自動記錄，永久收藏，對等播放，包括起心動念。

　　中華曆史上為什麽出現了那麽多忠臣良將？正是受到傳統熏陶，傳統告訴人們，忠和良本身就是能量。按照傳統整體性理論，信息和能量是對等的，我們動一個愛國的念，意味著我們啟動了根本性中對應的高能量，因為國比家大。為什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為“全心全意”對應的是沒有缺陷的能量，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心沒到位，就不是“全心全意”，隻要有一分私心在，就不叫“全心全意”，相應的，我們得到的能量就是局限能量。

　　再看“自由”、“平等”。傳統的“自由”是夫子所講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怎麽做都正確，怎麽做都是人民歡迎的，這才叫做真自由。也就是說，我的自由不會給他人造成傷害。

　　事實上，自由在生命的本體界麵上。所有的痛苦都是因為“小”造成的，宇宙、蒼生、人類、國家、家族、家、小家、我，層層隔離，逐次成“小”。為了捍衛這個“小”，焦慮產生了，痛苦產生了。

　　這是我的，那是我的，得到喜，失去苦。一個寶物，到了我家，我高興，到了別人家，我沮喪。

　　當這個“小”按照我、小家、家、家族、國家、人類、蒼生、宇宙這樣的次第擴展，來自小我的焦慮便逐次削弱，直至於無。

　　可見，這個“小”是被“分別”出來的。如果我們反其道而行之，通過把自我認同的財富、力氣、智慧給予他人，我們的心量就打開了、擴大了，結果是，焦慮消失，安詳到來。

　　再說誠信、友善。當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時候，沒有了自己；沒有了自己，就沒有恐懼，心就是安的，當然就是平的，自然就是靈的；就像一汪湖麵，天上的任何一片雲彩都映照得清清楚楚，整個世界都收在我們眼底，我們還要跑到遠方看風景嗎？既然世界在我們眼裏一望無餘，貪汙受賄不就是自欺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因此，一個人回不到根本性，不可能有真誠信。

　　事實上，誠信是兩個境界，信來自於誠，誠來自於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來自於我們對生命本體“一性”的認識。既然是“一”，我們就不應該挑三揀四，在任何崗位上好好工作都一樣的，我在我的崗位上，動了一百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念頭，跟他在他的崗位上動了一百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念頭，從本質上來講，是一樣的。為什麽呢？都是一百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念頭。在心的收獲上是一樣的。這是一種平等性。

　　沒有平等性，就沒有自由性，沒有誠信可言，沒有友善可言，這是價值觀的邏輯關係。

　　“三聚氰胺”事件讓三鹿集團倒閉，可謂再典型不過的例子。相反，同仁堂曆經300年風雨，仍然屹立於世界企業之林，正是堅守企業道德的結果。“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省物力”，“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是他們幾百年恪守的堂訓。“修”是對藥材的炮製，“合”是對藥材的組合。意即：我們做事，雖然無人監管，或無法監管，但我們所做的一切，上天都是知道的。

　　“同修仁德、親和敬業、共獻仁術、濟世養生”。透過同仁堂的這一訓條，我們會覺得，它不單單是一個企業的經營理念，而且是華夏五千年文化之精髓。如果我們把這個“術”看作經濟，它的前提是“仁”，他的動機是“濟世養生”，他的基礎是“同修仁德，親和敬業”。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中的這句話，講盡了“同修仁德”和“濟世養生”的關係。同樣，一個經濟體要想健康發展，是需要以每個員工的修身為前提的。如果每一個員工都能夠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那麽他們就會把任何一個生產環節都做到盡善盡美，而一個能夠把任何生產環節都做到盡善盡美的企業，還能不被受眾擁戴嗎？

　　核心價值觀貴在“落實”

　　種子隻有落地才會長成莊稼，才會成為營養。那麽，核心價值觀如何落實？我理解，要通過這麽幾個方麵。

　　一是讓文化歸位，維護主體。

　　曆史一再證明，要想天下大治，國泰民安，必須讓真正的文化歸位。歸於頂層設計，歸於政府行為，歸於百姓生活，成為人們心靈不可或缺的大米、陽光和空氣。

　　可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現在不少地方把娛樂當文化，把文化產業當文化，讓文化嚴重狹隘化、低俗化、低能化了。這樣的認識，讓本該用於支持真正文化建設的預算資金大多投向娛樂和產業，造成大量場館閑置，節目浪費。真正的文化是核心價值係統，它是一種改造力、引導力、建設力、和諧力：讓不孝敬的人變得孝敬，不尊師的人變得尊師，不愛惜資源的人變得愛惜資源等等。它應該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化。

　　《樂記》有言，“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隻有正念才能生正氣，隻有正念才能產生正能量。沒有中華民族整體能量的提高，複興中華民族就隻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而要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能量，首先要扶正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而要實現這一整體性的扶正工程，需要國家強有力地倡導和推動，讓基因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進決策、進教材、進學校、進企業、進機關、進媒體。一如禮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裏之中，長幼內外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關鍵是要“同聽之”，同生團結，團結生力量。

　　為此，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但應該進學校、進機關、進家庭，而且應該成為社會主旋律，隻有如此，才能保證這個“同”，否則，就會產生“五”加“二”等於“零”的現象，學校在教，家庭在消解，政府在倡導，社會在消解，結果是零。這也就是古人講“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的原因，因為“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藝術如此，文學如此，傳媒更是如此，包括官風民意、社會輿論。為此，國家在讓優秀傳統文化全麵進入社會各個層麵的同時，還要下大力氣淨化大閱讀環境、大視聽環境、大傳播環境，讓“安”和“樂”成為傳統文化的基本“配樂”。

　　要實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民“同聽”的效果，適當校正當下盛行的強化地方個性符號的影視劇拍攝之風，以整合散點，減少雜音，降低幹擾。從一些調查報告和媒體報道可知，全國有不少省市甚至縣鄉在不惜代價上相關項目，但真正做成功的很少，卻幾乎把全部宣傳文化經費用在一兩部影視劇拍攝上，飽了外請明星的私囊，苦了當地百姓，造成巨量資金浪費不說，更重要的是，過分強調“地方符號”，強調“異”，會弱化“中國符號”，弱化“同”。當然，如果拍攝的作品，能夠以小見大，體現中國精神，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弘揚傳統文化，那是好事，但是相當多的影視劇，為了吸引眼球，打地方性獵奇傳奇牌，戲說曆史，曲解人文，甚至反麵人物正用，低級調子高唱，這無疑不利於核心價值觀的全麵有效落地。

　　文化最終體現在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上，一定意義上，它就是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隻有如此，文化才能成為永恒生命力。因此，要讓文化歸位，就要讓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再度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狀態，中央“反對舌尖上的浪費”、“八項規定”等倡導和政策相繼出台後，中國進入一種節愛的生活工作狀態，官風歸親，民心歸敬，就是真文化歸位的成功實踐，也是核心價值的有效落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這種與天地之“同感”，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正是這種“同感性”，讓人們心中有孝，有敬，有惜，有謙，有中，有正，有和，有愛。讓孝、敬、惜、謙、中、正、和、愛成為中國人為人處世的立場、原則和方法。

　　二是讓教育歸位，維護本性。

　　傳統教育維護人的本能，可是我們現在常常在損害孩子的本能，培養孩子的技能。教育一定要回到對人的本能的維護上，回到根本性的教育上，回到孝敬中和等基本價值上，回到首先培養崇高人格上，回到連根養根上。

　　三是讓擔當精神歸位，典型引路。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像當年安徽大包幹為農村改革典型引路，深圳特區建設為城市改革典型引路，當下核心價值觀和優秀傳統文化的落地，也需要一個地方典型。這就需要一些有遠見的地方黨委政府首先深入學習優秀傳統文化，實踐優秀傳統文化，應用優秀傳統文化，為優秀傳統文化全麵現代化率先探索出一條可供推廣的路子來。

　　毋庸諱言，傳統文化斷代一百年，要想係統恢複，需要一兩代人的周期，可是，時代急需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的落地急需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急需優秀傳統文化，怎麽辦？近年來，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光盤、動漫，一些媒體開辟的欄目，一些學校開設的課目，一些地方開辦的書院、講堂，特別是力行類大型公民道德公益論壇，已經為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普及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如果當地黨委政府積極引導、整合、完善、支持，也許會成為我們“補課式”請回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條可行路線。

　　原載《光明日報》2014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