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五章 人文教育：良知社會的起搏器

　　梁曉聲

　　一

　　在國人看來，技術人才似乎可以離“人文”遠一些，甚至無須人文主義熏陶。而中國的事實，也大致如此。但是，若從另一種更高的要求來說，即使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也要明確自己的人文立場。“二戰”時候站在納粹文化一邊的科學家，在戰爭結束後是必須要給全世界一個說法的。因此，技術人才同樣要對社會時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斷和態度。所謂人文理念，其實說到底，是與動物界之弱肉強食法則相對立的一種理念。在動物界，大蛇吞小蛇，強壯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沒有不忍一說的。而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乃因人性中會生出種種不忍來。這無論如何不應被視為人比動物還低級的方麵。將弱肉強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則移用到人類的社會中來，叫“泛達爾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神似之處。

　　“人文”其實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來“化人”——化成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許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會良知的價值觀，那麽這些人就會淪為一批“科技動物”，而恰恰在這方麵，我們做得很不夠。

　　對技術人才可以放棄文化要求嗎？西方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千萬不能忽視技術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國的醫學院、法學院都是修完通識的本科之後，才允許申請就讀。他們的本科中，特別重要的內容是人文教育。而我們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學習醫學、法學，繞開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實際上，醫生和律師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職業。在課堂上，學生們往往不隻是在討論技術問題。舉個例子說，一個病人送來了，可他的家屬不在旁邊，無法簽字，而醫生冒險搶救的成功概率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選擇救還是不救？如果搶救失敗，病人的家屬來後，會引起很麻煩的醫患糾紛。搶救或不搶救，考驗並證明一個國家“人文”社會水平的高下。我們當然不應該要求每一位中國醫護從業者都真的接近天使，估計別國的醫護從業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天使。區別也許僅僅在於：

　　第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規定，見死不救亦心安理得，並習慣成自然。

　　第二，見死不救是絕難心安理得的事，於是共同商討實施搶救的兩全之策。而有時兩難之事，正是由於人性由於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動性，得以化解，呈現的兩全的希望。所謂人文，無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義文化厚實的國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則少。甚而幾近於無。在我們中國，唯上級指示和所謂“規定”為大的現象比比皆是。往往，其大大於人命。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我是中學生的年代，哈爾濱市出現過一位為搶救國家財產而大麵積燒傷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醫院走廊躺了一個多星期得不到治療，因為他是農民，生產隊替他交不起押金。後來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下達了搶救的指示，但為時已晚。當年我們全班還集體朗誦了一首哈爾濱詩人滿銳的詩來歌頌他，開頭幾句我至今仍記得：

　　少年朋友們，請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鬆，

　　青鬆的枝頭有雄鷹，

　　雄鷹展翅高飛騰，

　　聲聲鳴！

　　如果中國的少年們都能明白這麽一個道理——相比於一條人命，不論英雄人物的還是普通人的，在不至於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違反的規定都可視為狗屁規定；那麽，往後的中國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第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門接獲海上頻頻發至的求救電訊，三十餘條漁船在僅僅三十裏外遭遇台風襲擊，懇求出動大船營救。而港口內，也確乎停泊著大船數隻，完成營救不在話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級請示，得到上級批準才敢派船。因為有規定，先交錢，後出船。遇險漁民們的家屬一時湊不齊那麽多錢，雖冒大雨集體跪於碼頭也還是無濟於事。因為上級的指示是——嚴格執行規定。其結果是，二十幾名漁民遇難……

　　又比如，首長出行，馬路戒嚴，提前十幾分鍾，延後十幾分鍾，每次三四十分鍾。若有人急於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馬路對麵，讓不讓過？若有老人在天橋上被曬得頭暈，請求下天橋到樹蔭下涼快一會兒，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醫院搶救的私家車允許通行一下，行不行？……

　　若有武警戰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應該被理解還是應該嚴厲批評、處分。

　　若其遭遇是後種，以後誰還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麵對什麽情況，我都要做執行命令堅定不移的人，人民大眾又將做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說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說的這些，人文文化要大說特說，雖會引起從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滿，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這般也往社會細節處無怨無悔地“化”去。

　　誠然，近年來各級政府官員，對關乎人命之事，也確乎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以及其他許多災情發生後，從黨中央到國務院到各級政府官員，以人民大眾的生命財產為重的意識，越來越明確了。

　　而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個國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後那種反麵例子的“上級”還大有人在，“下級”也大有人在，“規定”仍將“人文”二字“規”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遠沒完成。

　　二

　　大學應是人文氣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們做得也並不好。大學課程的安排太細致了，專業分科也太繁瑣，而一旦要精簡課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課。大學生的學業壓力很重，學外語要耗盡很多時間，計算機考級也很辛苦。總之，大學生們的頭腦在一天24小時內，考慮更多的是專業成績，關心更多的是證書。若稍微再有餘暇，他們隻會選擇放鬆和休息。

　　大學也滿腹怨言，憑什麽非得進了大學才開始進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這實際上已經有點晚了。這些進入大學之前的青年，按理說應該完成了初級的人文教育，他們進入大學後，更應該提升、鞏固、刷新已經接受的人文意識。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為高考的壓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學說，還是不能，中考壓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學吧，可小學裏又不能勝任此項任務——小學生的心智還未成熟。

　　但也不能據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責任。事實上，一個孩子一出生就會成長在一種文化背景中，無論是在家裏、幼兒園，還是小學，他們都會迅速形成作為現代人的最初的那些價值觀，這包括對生命的尊重。譬如說，虐待小動物也是醜惡的行為。但若仔細想一想，多少中國人小的時候，會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會把它們的腳撕扯下來，想看看沒有腳的蜻蜓和沒有腳的蝴蝶是怎樣的。捉到一隻蜜蜂，在它的脊背刺上細細的枝條，拿在手裏玩弄。那些昆蟲在他們看起來更像是種種無生命的玩具。這固然是好奇心驅使，但在西方很少會有此類現象。當然，現在我們的國家，公園裏的這種情形也已經少多了。當小孩子剛剛懵懂懂事的時候，人文教育實際上就應該開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與我們截然不同，更是與我們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魯門的外孫一直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才從課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經是美國總統。他回家質問他的媽媽，你怎麽從來沒跟我講過外祖父是總統？媽媽跟他解釋，這沒什麽可講的，每一個美國人，隻要他對美國有一份責任感都可以去競選總統。——權力的本質是責任，這是我們最缺乏的人文意識的解讀。

　　人文教育更包括責任、信任、承諾等基本的價值判斷。電影《聞香識女人》裏麵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名男高中生出身於清貧之家，就讀一所重點中學，那裏富家子弟很多。這個高中生在學校目睹了幾位同學侮辱校長。事後，他被校方要求作為證人交代犯紀者的名字，若不說將會被開除，若說了將會被保送到耶魯大學。這個高中生與這些同學又都有著一種友好關係，他答應過他們，那件事情對誰也不說，既不能告訴校方、老師，也不能告訴家長。他值得出賣同學以此換取自己的前途嗎？這位高中生把苦惱講述給了一位中校。後來，校方讓幾名同學坐在一起對質，所有的學生都坐在台下。正在這時，那位中校趕來了，他說，為什麽校方不能啟發犯錯的同學自己承認呢？沒人承認，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中學教育的失敗。確實有人做了不對的事，而且不止一人，但就是沒有一個學生有勇氣站出來，這樣的學校算什麽美國一流的學校？對於校方而言，以極大的好處誘惑一個學生，無論他如何選擇，要麽會毀掉他的前途，要麽會毀掉他的人格。以毀掉這樣出色的青年作為手段，這樣的教育何其失敗！

　　類似的情節也出現在蘇聯的一部電影《醜八怪》裏：有兩個小學生是很好的一對好朋友，其中一個是班幹部，老師交給他一個任務，要密切關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麽事。這位班幹部發現，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煙，於是，立即匯報給了老師。他必須去匯報，隻有去匯報，才能讓那些師長認可他是好學生。匯報後，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誼的傷害，而匯報者長大後心靈的煎熬也遠不能結束。

　　羞辱校長、吸煙都是不好的，但即使這些明顯的錯誤，當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承諾等恒定信念發生“力”衝擊的時候，人們都要麵對一個如何對待的問題。在我們的國家，恐怕這些全都是可以簡化的，也許根本就沒必要討論，因為答案非常明確：當然要匯報！向阿姨匯報，向老師匯報，向校方匯報。因為匯報了，肯定受到表揚，而受表揚永遠是值得不考慮其他的。這種思想在大學，以及大學以外的地方潛移默化地讓他們接受，而這，最應該得到的是全社會的人文反思。

　　三

　　信仰、承諾、友誼，這些很基本的人文價值，到底應該在哪個階段完成？如何加強大學裏的人文教育？這種問題本身就意味著一個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種方法普及人文，最好極快，最長也別超過三年五年就能見成效。事實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這麽快地完成，這不是蓋樓，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價值的普及用了二百多年，我們今天即使要盡快普及的話，也至少要再用和我們共和國的曆史一樣長的時間。我們現在討論的隻不過是用什麽樣的方法來縮短時間做原來需要那麽長時間來做的事情。當然，隻能是盡量地縮短。人文教育不僅僅是學校裏的事情，更是全社會的責任。當社會問題積累得太多的時候，人文教育就會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實施。構建和諧社會，前提是這個社會必須是一個良知社會。社會必須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鑄石一樣的價值觀和原則來支撐住它。我們用人文的思想從小教育一個孩子，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使他成為良好的人，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會環境不配合，這個目標也是很難實現的。“水門事件”後的尼克鬆最後向全體美國人道歉。由此我們會發現：在美國——全美國的公民，從大人到孩子都感覺在這個事件中，他們全部受到了傷害。是的，他們之所以不能原諒他們的總統，乃因總統極大地運用權力傷害了他們。

　　四

　　人文教育在當今中國，麵臨著技術主義、商業主義、官僚主義三個敵人。技術主義什麽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畢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業主義什麽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賺錢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義最瞧不起“人文”，可它們最有權力決定“人文”的文化地位。這些人文教育的敵人，哪個都很厲害，哪個都很強勢。與它們比起來，“人文”是很溫軟、很柔弱的文化品種。盡管如此，人文思想卻是人類全部文化總和中最有價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這一部分的文化，輕言是次品質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業文化是什麽賺錢搞什麽，不惜腐蝕人的心靈。前不久，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的相關批評已經有了。電視台是國家公器，國家公器不體現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對的，連娛樂節目也存在價值傳播的問題。“我寧可坐在寶馬裏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這其實是某些女孩子們真實的想法，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如果不是討論而僅僅是表現，就會事與願違。美國的商業文化也是無孔不入的。舉個例子，有兩個美國未成年的女孩境外販毒，在國外被引渡回國。結果，剛一下飛機，所有的記者全都去了。許多文化公司跟她們簽合同：出書的合同、拍電影的合同、專訪的合同，等等。這兩個販毒的女孩還沒出機場，她們的身價都已經千萬以上了。麵對唯利是圖的文化的驕橫，知識分子首先會發出聲音，特別是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站出來。美國的知識分子當時就紛紛站出來予以譴責了——那些合同雖不違法，但等於作廢了。西方有諸如《關於健全人格的“二十四不”》等圖書，其中幾條包括怎樣看待金錢、怎樣看待權力，而我們這裏，這樣的書是無人問津的，人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這些所謂“人格很健全”的人一聽說有本書教人怎麽變富，大家全都去買了，一聽說有本書教人在官場上“厚黑”，也買之唯恐不及。

　　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義更多的現象是對“人文”文化的一種不以為然。或者口頭上認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願支持，不願付出。偶然有時候也覺得那是不能或缺的，但轉而一想，還是讓別人去做吧。強勢的官僚主義本能地嫌惡人文文化，從政治功利的角度來看，對於一個官員，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為政績。相比而言，修了一條路，建了一處廣場是那麽清晰可見。娛樂文化至少還花錢營造了熱鬧，而人文文化卻無熱鬧可言，故他們認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錢。原來的提法是“文藝搭台、經濟唱戲”，就是這樣一種非常功利的思維。文藝成了工具、台麵，是種襯托，活脫脫一個打工者形象。我們還常說，下一步的社會和諧工作要把文化當做抓手。“抓手”是什麽？就是門把手之類，隨便抓一下做支撐。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軟實力”，“軟實力”也非常功利，去國外辦一些孔子學院普及漢語，就體現實力了嗎？姑且認為文化是一種“力”，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體現這種“力”？如何使用這種“力”？是用這個“力”影響公民，讓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識，進一步監督政府把事情做好？還是用這個“力”來影響公民，使他們更加承認——百分之百地承認官員的權威？現在某些人對文化知識分子還是分派別，從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運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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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麵臨的情況通常是這樣——一個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麵專長，並且極其善於封閉內心真實思想，尤其是不談現代人文思想見解的話，又尤其是，他還總是不失時機地一再地表示對現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話，那麽他被當成人才來培養和“造就”的概率就很大很大。特別是，他還多少有些文化，善於用中國古代封建思想家們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為盾，批判和抵製現代人文思想的話，那麽“人才”簡直非他莫屬了。這樣的人士我是很接觸過一些的，他們骨子裏其實也都是相當認可現代人文文化、人文思想所傳承的某些最基本的觀念的，他們的表現往往是作假，但是假裝所獲得的好處又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如果一個人不諱言自己是現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麽他的“進步”命運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視為“異類”，受到限製。

　　這是“中國人文文化恐懼症”。“化”之難也，唯其難，故當持久“化”之。

　　我們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嗎？

　　曾有一位外國朋友問我：“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負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當然應是政治局的成員們，中國這個斯芬克斯給他們出的難題太多。”

　　她又問：“其次呢？”

　　我說：“那就要數我們這一代人的兒女們了。”

　　她頓時“友邦驚詫”起來，困惑不解：“你們不是總發議論，認為你們的下一代簡直就如同‘小皇帝’，一個個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裏了嗎？”

　　我說：“那樣的孩子是有的，但屬極少數。中國還有相當多的孩子窮困得根本上不起學，所以我們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裏的孩子們的命運要強得多。但他們都像野兔，已經很快被分數這條極其凶猛的獵犬攆咬得疲於奔命，倒斃於升學途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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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次“作代會”上，在我們中直代表組，有發言者聲情俱哀地談到——某位領導人的秘書出國訪問歸來，噩耗猙迎——兒子在模擬高考中成績欠佳，已自殺身亡……

　　當然的，我們可以將不幸歸結為這個孩子心理素質太脆弱……

　　我所在的海澱區，有一年重點高中的錄取限數是1萬多中學生，但有9萬多的中學生報考重點高中。初中升重點高中的比例是一比九點七！比全國高中升大學的比例高三倍還多！

　　我的兒子所在的中學是海澱區的重點中學，本校初中升高中的平均分數線已提高到93分以上。預計這所區重點中學的中學生，在升高中的考試後，將被淘汰半數以上！平均93分乃是一個浮動的分數線，而淘汰比例卻幾乎是定死了的。水漲船高。屆時如果考分普遍上揚，那麽高中錄取分數線也相應提高，可能由平均93分而94分而95分……

　　倘果而提高到了95分，那麽，一名考生即使達到了平均93分的成績，也注定了將被重點高中的校門所拒斥！誰能說初中考高中，平均93分還不算優異的成績？這個地球上有比此初中升重點高中的平均分數線更高的分數線嗎？它是體現在教育製度方麵的“中國特色”之一種，是一個極其冷酷無情地摧殘我們下一代身心的幽靈。

　　據我所知，北京另一個區的重點中學向學生們透露，低一分需交8萬元，亦可考慮直接升入本校高中，竟有200餘名家長，爭先恐後向校方預交“加分抵押金”！

　　看來有錢的中國人家真的是多起來了。清貧的家庭，也就隻得寄希望於兒女在初考校場上使出渾身解數搏殺的結果了……有一天，我的兒子晚上1l點半還沒寫完作業。我說：“兒子，算啦，睡吧！”他說：“爸，你別憐憫我！我們班有家遠的同學，常1點多鍾才能睡下。”而我們的這些孩子們，每天最遲早晨6點半便得起床。他們一到初二，就沒有了雙休日。初中升高中也罷，高中升大學也罷，題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詐了！出題者們，分明的是將某些已與考試宗旨相背離的題當成“殺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傷亡慘重”為能事、為榮事、為快事的。

　　因為，在中國，在目前，似乎隻能以考生的“傷亡慘重”，來暫緩大學的“人滿為患”。這是很無奈的事。吾國人口也多，下一代也眾，盡管都已是獨生子女。而近年來，這也發展，那也繁榮，我們又究竟多蓋了幾所高中？幾所大學？或曰——考不上重點高中，家長和學生，就自行地泯滅了“大學夢”嘛！考“職高”嘛！全國真已有那麽多“職高”了嗎？

　　升大學，其實早已非是什麽“望子成龍”的思想在作祟，而是為了兒女將來起碼可以謀到一份職業，成家過日子，不必父母操心至死。

　　一個禿子頭上明擺著的事實是——一個初中或高中畢業生，要找到一份工作，將是多難多難的事啊！

　　到工廠去當工人？

　　國有企業正在大裁員……

　　中國的這一教育窘況，據我看來，很快就會繼“失業”問題之後，成為困擾中國的第二大問題。它直接就將體現為失業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將是潛在態勢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為，下一代的謀職無路，是比他們的父母輩“下崗”，更令他們沮喪的。這一種沮喪，也許會在他們太年輕的心中，氤氳成一片對時代對社會的悲觀、不信任，乃至敵意。

　　擺了這麽多，似乎有點兒危言聳聽的意味。

　　良方何在？

　　據我看，目前沒什麽所謂良方。教育部門的官員們的頭腦，並不比我輩愚笨。如果有好辦法，他們早想出來了，早實施了。

　　唯一的辦法恐怕也就是，也隻能是——做家長的增強心理承受力。做兒女的也增強心理承受力。畢竟的，中考也罷，高考也罷，試卷麵前人人平等。目前，在這個地球上，還沒有比試卷麵前人人平等更平等的方式。隻不過中國的中考高考試卷是全世界最難的罷了。落榜的倒黴，被淘汰了得認命，有錢的你就以錢抵分，沒錢的能借到錢的，你若願為兒女負債累累你就借。連借都借不著的，求爺爺告奶奶，趕緊替兒女找到份兒他們好歹能掙錢好歹通能糊自己口的工作。兒女此時最需當父母的幫一把，這就叫為人父為人母的責任。為了盡到這個責任，哪怕將自尊剁碎了包裝在禮品盒兒裏去送人情，也是你完全應該的，也是值得的。也別有什麽委屈，誰叫你做了父親，做了母親呢？早沒聽說過“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嗎？這也叫父慈母愛啊！此時為父不慈，為母不愛，枉為父母！

　　當然，還要讓兒女明白，“馬失前蹄不算倒”。何況小小年紀，不過是馬駒子。從賽馬場上遭淘汰了，未見得就難成為一匹將來能馱、能載、能吃苦、能耐勞的壯馬好馬。這世界上古今中外自學成才的人不乏其數，這世界也非隻為有高等學曆的人才構成的……

　　在目前的中國，對中考高考落榜的兒女言語嘔嘔斥責辱罵的父母，是最沒體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國家的問題分而化之，均攤到具體的家庭，由具體的個人，靠增強的心理承受力承受，靠堅忍的意誌力背負，恐怕是目前，也是今後一個時期的方式。

　　這是一種看似解決了，而實際上危機與日俱增的方式。因而，不可由國家認為是長久的方式。倘國家真的這麽認為，國家和民族，終將會遭報應的。國家對此窘況，難道真的就一點作為也沒有了嗎？答曰：否！大力提倡、鼓勵和支持創辦“職高”，這國家已在做著了。開拓就業市場——這是前提的前提、根本的根本。否則，“職高”畢業了又到哪兒去？

　　及早製定“累積稅收製”——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有義務向國家多納稅。否則，這國家曾給予他們那麽多優惠政策和先富起來的優先機會，為的又是什麽？

　　嚴密控製國有資產的流失。有意或無意地流失，流向國外，流向個人腰包，是對中國下幾代人無赦的犯罪。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友人告訴我，至今為止，國有資產流失的總數，可興建近百所高等院校！再有，就是少開些會吧！尤其少開那些隆隆重重地走巨大過場的會！一次會就是一所重點中學！少開幾次會中國亡不了的。中國，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你這並不富有的國家，該節省的地方，節省一點吧！國家經濟實力，也體現在擁有高等院校的總數的多少。國民素質的提高，也體現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多少，這是我們都清楚的一般性常識。我們的兒女這一代，其實是命運注定，在劫難逃了。我們隻能祈禱還我們的孫兒孫女輩以美好的青少年歲月！而不要他們在終於擠入了大學校門後，去讀本該是他們兒時才讀的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

　　原載《中國生存啟示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