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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離現代化有多遠？

　　宣曉偉

　　最近出台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要把“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由此受到各界的廣泛熱議。然而，在當前中國討論“現代化”的話題，似乎是一件吊詭的事情。一方麵，很多人住樓房、開汽車、用網絡、玩iPhone/iPad，吃穿住用已經與現代化國家的人士們沒有什麽本質區別，盡管中國還有大片人口未能過上這樣的生活，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不少地區相當人口的物質生活層麵，好像已然確確實實地現代化了。其實已經有大批人士在聲討現代工業和都市社會的弊端，從環境汙染、食品安全到人們的心靈安頓，現在人們越來越多討論的是“後現代”，而不是什麽“現代化”問題。另一方麵，“現代化”似乎還是中國人繞不過去的坎，盡管直接說的少了，但當下的“中等收入陷阱”、“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等說辭，實際上也都與此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又好像離著現代化的目標還挺遠。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情況也類似。一方麵，目前學術期刊和書籍更多的是在探討“後現代”問題。現代化理論的探討，好像至少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如果你想發表關於現代化的學術文章，可能最好采用“現代性”而非“現代化”的字眼，以表明你沒有落後於學術主流太多。現在有所謂中國“現代化實現程度”的研究成果發表，人們更多是將其當作娛樂新聞而非學術新聞來看待。另一方麵，“中國有沒有現代化”、“如何才能現代化”在學理層麵卻似乎都根本沒有討論清楚，甚至對“中國是否要現代化”、“什麽是現代化”也還存在很大疑問。但這些研究問題太大、太寬泛了，目前日益專業化、精細化的研究離著這些貌似宏大的問題已經越來越遠了。

　　而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並沒有離我們而去，相反，它越來越多糾纏著我們的現實選擇。事實上，如何對它們做出回答，深深影響著我們未來的命運。對於什麽是現代化，現代國家如何起源，一國如何從低收入水平國家逐步邁向高收入國家，已經有了浩如煙海的著作，近期也有幾本相關的著作發表，並在國內產生了一定影響力，比如：《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達倫·阿西莫格魯和詹姆士·羅賓遜）、《現代世界的誕生》（艾倫·麥克法蘭）和《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弗朗西斯·福山）。盡管這些書並未冠以“現代化”的字眼，但實際上也都是緊緊圍繞現代化的某些側麵來展開的，而且它們也都出於各自的理論視角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進行了重點的探討。麥克法蘭書的主體部分雖未涉及中國，但這本書卻是他在清華所做第一屆“王國維紀念講座”的直接成果，是專門寫給中國人的，在書一開始的“致中國讀者”中，麥克法蘭明言，他希望“通過介紹英格蘭的曆史和結構，或能向中國讀者提供一幅比較性畫麵，幫他們看清未來有哪些選擇，以及可以實現哪些目標”。

　　一

　　《國家為什麽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起源》的第一作者阿西莫格魯（Acemoglu）可以說是在當今經濟學界最炙手可熱的人物之一，他已經在全球最頂尖的經濟學期刊如《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目可謂驚人的文章，要知道絕大多數經濟學研究者終其一生也未必能在這些頂級雜誌上發表文章，且隻要能在上麵發表一篇文章，事實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自身的學術水平和奠定了其相應的學術地位，然而阿西莫格魯在頂級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數量，讓我們曾經戲稱他好像在BBS上灌水發帖子一樣容易。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他們的書裏主要探討“怎樣的製度安排可以使一國逐漸富強，而又使一國陷入貧困的陷阱而難以自拔”。他們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汲取性製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和“包容性製度”（inclusive institution）。所謂汲取性製度，是指在政治經濟等一係列的製度安排下，一小部分人獲得利益是通過攫取其餘絕大部分人利益的方式來進行，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主要也被這樣的一小撮人所占有；而包容性製度則與此相對，在包容性的製度環境下，人們獲得利益主要是與自身的行為相對應。經濟增長的益處將會遍及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而“汲取性製度的維持導致國家貧窮，包容性製度的形成帶來國家富強”是他們本書的主要結論。這樣的概念和論述無疑是有相當的理論穿透力和現實解釋力的，事實上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書中縱貫古今、遍論各國，從墨西哥與美國相鄰小鎮以及韓國與朝鮮的對比，到對北美南美殖民地曆史、英國光榮革命等的討論，再到蘇聯和當今中國發展曆程的分析，他們確實一再論證汲取性製度怎樣使許多國家和地區陷入貧窮的深淵，而包容性製度則最終如何造成了一些國家的繁榮。

　　然而，這本書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汲取性製度”和“包容性製度”盡管在概念上有新意，但在學術上其實並未有什麽實質性的突破。事實上諾斯等人在一九七三年發表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就已經明確提出相當類似的看法：一個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製度環境的建立是有效率經濟組織出現的前提，而有效率經濟組織的活動推動了現代的經濟增長和西方世界的興起（諾斯等《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4-6頁）。正是在上述框架中，新製度主義學派開始逐漸強調財產權利、知識產權等一係列製度的重要性，而阿西莫格魯的書中在此方麵基本上並沒有什麽創見，他們所謂的“包容性製度”同樣隻是個人財產權利保護、法治等一套的老調重彈。考慮到這本書是麵向大眾的普及性讀物，全文沒有一個數學公式，因此在學術上沒有多少突破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本書更大的缺點可能是書中不時顯露出的經濟學者用以理解和解釋曆史在方法論上的簡單甚至是幼稚。在阿西莫格魯的論述中，曆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似乎都消失了，簡化成為一個經濟理性人假設下的單向、單目標的線性演進曆程。例如書中在討論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時，一律斥之為汲取性的極權體製，因此必然走向滅亡，完全無視社會主義這樣一場在人類曆史上波瀾壯闊的運動所具有的內在合理性，僅僅出於對曆史事實的尊重來看，人類社會千百萬人可歌可泣的嚐試也不是一個汲取性體製的概念所能簡單化約的。

　　所以，如果說在諾斯那裏，還試圖從紛繁複雜的曆史演變後麵找到經濟因素的力量和邏輯，從而帶給我們對曆史的一些洞見的話，到了阿西莫格魯那裏，所謂的經濟理論這柄大斧，已經把曆史砍得支離破碎，以找到一些碎片來論證理論的正確性。這裏不是用理論去解釋曆史，而是用肢解曆史的方法來證明理論。按照一般的說法，一門學問如果是科學，那麽永遠是後來者的水平超過前行者，就像我們當今中學生掌握的物理知識可能比牛頓時代一流的物理學者還要深。考慮到亞當·斯密一七七六年的《國富論》所能帶給我們對於曆史現實的深刻把握和通篇的真知灼見，再對比如今像阿西莫格魯這樣的經濟學作品關於曆史描述和現實把握的簡單蒼白甚至可笑，如果用上述的標準來衡量目前的經濟學，我們很難說它已是一門科學，倒更像是用一些越來越科學的手段（統計、計量等數學方法），而離真實世界越來越遠的一門偽科學，尤其是在它參與探討關於現代化這樣宏偉又涉及人類心靈複雜深刻變化的議題時。

　　二

　　《現代世界的誕生》的作者艾倫·麥克法蘭是英國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擁有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英國皇家曆史學會院士、皇家人文學會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等一堆炫目頭銜。事實上，我最早接觸到麥克法蘭的研究就是前麵所提到他在清華所做講座的視頻。在現代化問題上，麥克法蘭表現出的獨到見解、恢宏視野和對曆史細節的準確把握，立即使人對其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然而網上的講座視頻隻有短短六節，剛剛開了個頭，並未講完。講座中提到會將所講內容結集出書，當時我就對這本書有了莫大期待，因此書一出版就在第一時間買了來。但書讀完，總體感覺是失望、不解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麥克法蘭通篇隻講述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現代國家英格蘭為什麽能邁入現代社會。麥克法蘭把人類進入現代世界比喻成用鑰匙去開一扇門，他強調：“頭等重要的是，開啟現代性大門的鑰匙必須絲絲入扣，這不僅是要把每一個零件都弄正確，而且是要把每一個零件和其餘零件的關係擺正確；所以，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家庭與經濟的關係等等，都必須恰到好處。這種契合得以首次出現的概率是幾千分之一，甚至幾百萬分之一。但是它終究出現了。”（7頁）由此，書中從戰爭、貿易、技術、物質生活、種姓階級、文化、家庭友誼人口、公民社會、權力官僚製度、法律、教育語言藝術、宗教倫理、民族性等各個方麵幾乎對英格蘭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以表明作者的一個異於主流說法的主要觀點：英格蘭進入現代世界始於十一世紀，及至一五〇〇年，它已經迥異於歐陸的大部分地區。或者說，現代世界的大分流發生在一二〇〇至一五〇〇年，而不是此前大多數人所認為的一五〇〇至一八〇〇年（345頁）。

　　麥克法蘭的上述說法固然是新穎和在學術上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然而對於中國人而言，最關心的問題還是中國如何從一個不那麽現代的國家，能夠像英格蘭一樣轉型進入現代世界的大門。但麥克法蘭書中對此卻幾乎未置一詞，隻是緊緊圍繞著英格蘭，事無巨細甚至喋喋不休地描述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法律、官僚體製、家庭關係等等一切如何獨特，又如何符合現代社會的特征。這正像一個急於致富的貧下中農，想去問地主具體做了什麽才發家了，地主卻大談祖上是如何行善積德、自己祖墳風水又是如何之好。在書中，麥克法蘭津津樂道於英格蘭的幾乎一切，似乎它們總是那麽獨一無二、令人讚歎，盡管他也知道“作為一個英格蘭人，在這裏自我吹噓是不對的”（357頁），但書中對於英格蘭的自豪甚至自戀，顯然是一覽無餘的。

　　但是要說麥克法蘭的書對於我們迫切想知道“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全無價值，卻也不盡然。在開篇之處，他就明確指出以英格蘭為代表的現代世界的根本特征是經濟、政治、宗教和社會四大領域的徹底分立，這也是他在書中一再強調的主題，他說：“英格蘭文明的立足之本是個人，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政治領域。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中國卻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立足於集體的文明，個人不大可能獨立於其他人以外；在這裏，人際關係是個人身份認同的固有要素；在這裏，個人同其他人結合起來才能變得完整。換言之，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徹底分立。”由此他繼續追問：“中國是否將要、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應當沿著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種社會各領域分立的、個人主義的文明？另外，中國又應當將自己的關聯性文明（relational civilization）保留多少為宜？”不管麥克法蘭對於中國文明特征的概括是否準確，但他在這裏提出的問題對於中國未來的現代化無疑是極其根本和重要的。

　　三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的作者福山的鼎鼎大名，已經不需要多做介紹，他的《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為其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盡管他也抱怨：“有的批評是建立在對我原始意圖的單純誤解上”（見遠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文版，1頁），但無論如何，福山對於政治秩序的最新見解，肯定會引起很多人的興趣。事實上這也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福山在序言中坦承，他希望完成的是一本他的恩師塞繆爾·亨廷頓一九六八年所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更新之作，不僅繼續分析該書出版以來許多重大的新變化，更是要追根溯源，去探討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前發生的事，以弄清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幫助它們成形的意外和偶然（1-2頁）。

　　實際上這本書隻是這個龐大計劃的第一部分，如書名所示，它所討論的隻是“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大革命之後曆史的分析，將會在第二本書中論及，目前我們尚未看到它的出版，估計還在寫作之中。這樣迫不及待地就把一本實際上的未完之作發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福山對此書的自信心，而仔細讀完此書後，也確實讓人感到這是一本視野寬廣、有理有據、值得一讀的上佳之作，福山這樣做確有他的理由。

　　在書的第一章，福山就開宗明義地將成功的政治秩序歸結為“強有力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負責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三種製度（16頁），然後分別從“國家之間”、“國家建設”、“法治”、“負責製政府”四大部分來討論上述三種製度是如何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間演進的，以分析為何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最後以“邁向政治理論”部分來作為全書的總結和第二卷的鋪墊。可以說這本書的結構和理論框架是十分清晰的，論述也不乏精彩之處。但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字裏行間所體現出的對於曆史複雜性和多樣性的審慎，他直接批評“輝格史觀”（Whig history）的謬誤之處，即那些“依據英國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國的經驗，將自由、繁榮和代議政府的同步增長，視為人類製度無可阻擋的進步”的看法。在“輝格史觀”那裏，上述製度“始於希臘民主和羅馬法律，銘記於大憲章，雖受到斯圖亞特王朝的威脅，但在英國內戰和光榮革命期間，獲得了捍衛和昭雪。這些製度通過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輸往世界各國”。福山指出，“輝格史觀的問題，不是指它的基本結論是錯的”，而是采取“已經發生的事必然發生”的方法論來看待曆史事件的演變，根本“不清楚導致特別結果的複雜背景關聯”（319頁），從而導致一種線性、單向的曆史觀。有意思的是，輝格史觀與唯物史觀在具體內容上截然不同，在方法論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書的第四部分對於“負責製政府”如何興起的討論中，福山展現了這種曆史演進的多種可能性，他挑選了法國、西班牙、匈牙利、俄羅斯和英國來分析負責製政府如何產生，盡管這五個國家在當時不乏相似之處，卻隻有英國發展出了負責製的政治體製。福山仔細分析了這些國家中的高級貴族、士紳、第三等級、國家（軍事能力、行政能力）、農民不同參與群體所具有的地位、權力以及怎樣互動，來闡述各國政治製度如何演進，以及為何得到如此迥異的結果，從而得出結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固然會導致專製主義，但“有時缺乏自由，不是因為國家太強大，而是太軟弱”，“贏得政治自由，不是國家權力受到遏製時，而是強大國家遇上同樣強大社會的製衡時”（376頁）。

　　應當說，福山的上述分析框架在某種程度上也必然失之過於粗糙和簡單，曆史的事實和可能會遠比理論框架所展現的要複雜得多，但福山對此還是有些自知之明的，他承認自己政治發展的理論大綱，還算不上真正的預測性理論（430頁）。事實上，如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做出合理的判斷，也是困擾福山的難題，成為他關於“未來會怎樣”的兩大追問之一。福山說：“我從一開始就宣稱，現代政治製度由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製所組成。擁有全部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中國今天在經濟上迅速增長，但三條之中隻擁有一條，即強大的國家。這樣的情境能否長久？沒有法治或負責製，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經濟穩定？”他繼續問道：“經濟增長所引發的社會動員，到底是受控於強大的威權國家，還是激起對民主負責製的強烈追求？國家和社會的平衡長期偏向於前者，如此社會能否出現民主？沒有西式的產權或人身自由，中國能否拓展科學和技術的前沿？中國能否使用政治權利，以民主法治社會無法學會的方式，繼續促進發展？”（472頁）

　　四

　　至此，我們已經非常簡要地介紹了三本書的內容。事實上，如果把三本書綜合起來看，倒是可以對“什麽是現代化國家，如何轉變成現代化國家”這個宏偉的問題有更好的把握。阿西莫格魯認為一個成功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特征是建立了包容性的製度環境（或者是諾斯說的一個私人收益率盡可能接近社會收益率的製度環境），盡管他對這個製度所包括的具體內容和如何達到這樣的製度環境，並沒有提出什麽更具創見的說法。但在麥克法蘭那裏，有了對這個製度環境的特征更為細致的描述，那就是經濟、政治、宗教和社會四大領域的徹底分立。很顯然，為什麽傳統世界中汲取性體製會成為常態，根本原因之一是一小撮統治者可以憑借自身的地位隨意僭越社會中的任何領域，社會各領域難以真正獲得自主、獨立發展的充足空間，因此社會領域的分化是構建包容性的製度環境的前提之一。但現代國家又是怎樣演進成為各個社會領域分立的狀態呢？麥克法蘭隻描述了英格蘭的狀況，而福山則給了我們更多的啟示。在他看來，隻有各方勢力均衡進行博弈時，才更可能產生出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英國政治負責製的產生很大程度是緣於強大國王和團結的貴族團體之間的妥協。而法國、西班牙、匈牙利、俄羅斯，不是君主太強而貴族不團結，就是君主太弱而貴族成為寡頭，無法形成一個良好的均衡結果。

　　但對於“中國未來發展會如何，怎樣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上述三本書好像都難以給予我們更多的啟示。麥克法蘭和福山都隻是給出了疑問，阿西莫格魯的結論則更多是理論的一廂情願而非基於對現實的確切把握。也許，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曆史和獨特文明傳統的大國而言，如何現代化的問題，隻能由中國自身來做出回答。中國的現代化，不僅需要器物和製度層麵的轉變，從根本上看是中國傳統文化遭遇西方文化衝擊後，如何應對、消化吸收並融合創新的問題，這樣的探索也許更多要由中國人自身來進行。正如當年儒家傳統文化遭遇佛教傳統的強烈衝擊，導致儒佛之爭，由此產生了朱熹、王陽明等一批大思想家，才最終利用宋明理學真正消化吸收了佛教文化，解決了這一危機。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過程能否順利展開，同樣需要思想界的偉大創新。

　　最後，說一點不是題外話的小花絮。上述三個作者中的兩位，福山和阿西莫格魯事實上還就中國的問題發生過一點不大不小的爭執。阿西莫格魯的《國家為什麽會失敗》一書出版後，福山還寫過一個小小的書評，批評阿西莫格魯的書沒有創見，並對中國發展的分析有失偏頗，如此等等。而阿西莫格魯針對福山的批評，也專門寫了一個回應，對於中國，他撂下一句狠話：“中國若能在現有汲取性體製下達到目前西班牙或葡萄牙的人均收入水平，那就證明我們的理論無效。”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歐洲發達國家中人均收入相對較低，但也超過了世行的高收入國家行列標準，屬於高收入國家。換言之，在阿西莫格魯看來，中國以現有的體製，根本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前一陣子，阿西莫格魯來過中國（以前他好像沒有來過），不知道在中國走了一圈後，他的觀點是否有所改變。但就阿西莫格魯的《國家為什麽會失敗》一書而言，早在一年多前中國出版商就已經拿到了相關的版權，但卻遲遲沒有在市麵上看見中文版的出現，不知道是翻譯遲緩的原因，還是其他？因為阿西莫格魯在他的書中，確實有著許多對中國當前的體製和發展模式直言不諱的批評。

　　原載《讀書》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