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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自信與文化定力

　　王蒙

　　現在全國出現了文化熱，從上到下，大家都很願意談文化的話題，尤其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人們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熱情、越來越多的興趣。這種狀況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生產力迅速發展，但是精神層麵的建設有可能趕不上物質層麵的建設，需要有更深厚的精神資源。我們自己有沒有足夠的精神自信和定力，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另外，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中華文化經曆了巨大的考驗、變幻、衝擊，當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積累、文化底蘊的時候，會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感與熱情，可以稱之為文化愛國主義或者文化尋根的熱情。下麵，我想和大家聊聊幾個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比較大，很可能掛一漏萬說不完全，歡迎大家隨時打斷。

　　首先，我想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文化的遭遇與命運。中國文化很有意思，在過去幾千年的時間裏，一直處於非常優越的地位。幾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很成熟的發展，有了各種聰明的見解，而且不論是政治體製、社會體製，還是家庭生活、婚喪嫁娶，各個方麵都非常完整、非常全麵。中國文化被數量非常龐大的人口接受，凝聚了上億或者更多人的心。中國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吸引力，而且幾乎受不到挑戰。在我們祖先的心目中，我們的周圍都是大海，或者是一些小的番邦。這些小的番邦要禮儀沒有禮儀，要服裝沒有正經的服裝，要音樂沒有音樂，要詩歌沒有詩歌，這些幾乎都得跟我們學。所以我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信。曆史上曾兩度有外來族群入主中原，但入主中原的結果，並不是使中華文化衰微，而是受到中華文化的熏陶，幾乎被中華文化同化。另外，中華文化還受到大量外來文化的影響。比如敦煌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外來的西域文化，但是這些外來文化非但沒有對中原文化造成挑戰，反而與中原文化很好地結合起來。佛教本是外來文化，但它來到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加強了中華文明的智慧性、思辨性和趣味性。

　　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曾自信到不需要任何外來文化的程度，但是1840年鴉片戰爭讓我們忽然發現，我們已經落後，在洋人麵前直不起腰，已經變成挨打的對象。這給我們的刺激太大了。謝晉導演的《鴉片戰爭》裏有這麽一段：求和大臣請英國艦隊艦長到虎門炮台看一看。英國艦長看了看炮台上的土炮說：“對不起，這就是你們的海防嗎？”大臣點頭說是。艦長說：“對不起，我的感覺全是垃圾。”對於晚清的這種處境，孫中山的想法比共產黨還要悲觀。孫中山強調的是從晚清以來，中國的命運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華民族麵臨的是亡國滅種的危險，很快將被曆史淘汰。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毛澤東的說法，但孫中山卻認為，中國是次殖民地，就是你想當殖民地還不夠格，和印度、伊朗相比，你是次殖民地。由此可見，當時的有識之士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強烈的反思，產生的這種文化焦慮也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我舉兩件事。晚清非常有名而且懂西學的學者王國維，對朝廷有相當的感情。1911年辛亥革命，1923年王國維就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1927年，他借錢雇了一輛洋車拉到頤和園，跳了昆明湖。他跳的地方深度也就一米二，結果跳下去以後淹死了。陳寅恪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在他看來，中國正遭受著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眼看一種文化在走向衰弱、走下坡路，王國維的心裏很痛苦，所以他活不下去。還有一個晚清的名人，就是翻譯《天演論》的嚴複。晚清時嚴複曾到英國公費留學，精通英文。《天演論》是用極其古雅的文言文翻譯的，漂亮得不得了。“文革”的時候，有一陣兒全國隻有一本書，後來毛主席指示，不能光念一本書，把《天演論》也印一印。我記得這大概是1968年的事，所以我老開玩笑說，1968年版《天演論》的責任編輯是毛澤東。這麽先進的一個人物，回到中國後，在晚年隻能靠吸鴉片度日。我想，大概是因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朝廷沒有希望，文化沒有希望，活下去也沒有希望。

　　“五四”運動的時候，雖然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見解，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許多多的弊病和糟粕，需要進行反省與批判，以至於提出了很激烈的口號。魯迅在答記者問的時候建議青年不讀中國書，不讀線裝書。胡適，國民黨右派的知識分子，意見也一致，主張把線裝書一律扔到茅廁裏去。當然還有一些更著名的話。比如，錢玄同提出要廢除中文。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呂叔湘還提出用拚音代替漢字，他認為漢字是專製主義的源泉，漢字的前途在於拚音化。當然，這個觀點已經被否定了，漢字不可能被廢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現代化接軌。除了廢除漢字之外，錢玄同還有一個著名的主張，就是人過四十歲應該被槍斃。但是他本人活的時間卻很長。今天看來，這些激烈的說法很誇張，甚至很可笑，但它對中國新文化的呼喚，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紮的這幾針，還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四”運動吸收了大量的民主、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使中國文化出現了新的變化。現在有人責備“五四”，認為“五四”破壞了傳統文化，甚至將“五四”和“文革”相比，我是不讚成的。因為沒有“五四”運動，沒有文化人自覺的反省與現代性的追求，就沒有中國新的思想，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共產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引進，就沒有中國的革命，就沒有今天的中國。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處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時期，你能談弘揚傳統文化嗎？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五四”的狂飆突進衝擊了中國傳統文化，但也更新了中國傳統文化。之後經過曲折的過程，我們又感到傳統文化有許許多多美好的東西，尤其是在社會急劇發展的時期，更需要有一個根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今天，我們用一種積極的、正麵的態度來討論怎樣弘揚傳統文化、繼承傳統文化、發展傳統文化，實際上是經曆了從文化焦慮到文化批判，到文化建設，再到文化和諧的過程。2008年北京奧運會提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可能這個口號大家已經忘了，但是我卻認為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說明我們的心態已經和一百多年前不一樣了，已經從文化焦慮、文化鬥爭過渡到文化和諧、文化整合的階段。這是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談文化定力。在社會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在回顧優秀傳統文化時，會產生各種文化歧義，會有各種文化見解。譬如，有一陣子出現了《三字經》和《弟子規》熱，很多公司發現《弟子規》後，如獲至寶。《三字經》教你天天勞動，天天幹活，見到長輩要趕緊立正，要低眉順眼。《弟子規》裏說的也是，你挨著長輩上級的訓斥甚至毆打，不能辯解，隻能老老實實地接受。我要是老板，我也願意找這樣的員工。但是有些年輕人誤以為中國本來好得不得了，大家都按《三字經》《弟子規》辦事，是共產黨鬧革命把《三字經》的規矩搞壞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咱不用看別的，就看《紅樓夢》。《紅樓夢》裏的老少爺們誰按《三字經》辦事？誰按《弟子規》辦事？誰按《論語》《孟子》辦事？你看當時的社會腐爛到什麽程度？家庭生活腐爛到什麽程度？賈赦、賈珍、賈璉、賈敬，有幾個是孝悌忠信？有幾個知道禮義廉恥？現在還有一個若隱若現的潮流，就是言必稱“民國”，好像民國時期好得不得了。我是民國時期出生的，1937年的時候還在汪偽地區。黨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上麵還加一個小黃條，叫和平反共救國。“二戰”後，我在北京什麽沒見過，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我見過，蔣介石到北京我也見過。那個時候，北京光是垃圾堆有多少，整個一個東南廣場。後來1948年的時候，傅作義要在那兒修飛機場，垃圾稍微清除了一下。那時候很多北京的窮人都在垃圾堆旁撿煤核，有時候也撿剩的食物，我不多說。那這麽說，是不是中國文化不好呢？這也不對。過去封建社會和國民黨沒有按孔子的仁義道德辦事，是他們不對，而不是這個文化不好。文化本身帶有一種理想，帶有一種追求，這種理想和追求已經被廣大的中國人民所接受。老百姓是喜歡忠孝節義、仁義道德的，是痛恨見風使舵、不忠不孝、巧取豪奪的。所以，中國文化雖然不可能完全兌現，卻提供了一種標準和價值。我們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提倡的是一種精神走向。所以您不要誤以為文化就是現實，文化可以是追求，可以是願望。第二，您也不要誤以為現實出了問題就是文化不好，就要拋棄文化。

　　如果您到現在還認為半部《論語》治天下，還以為靠《三字經》和《弟子規》就能扭轉全國人民的精神麵貌，就能使這個社會又和諧又前進，您就是自絕於現代化。鄧小平說，要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沒有現代化的那些觀點，沒有現代化的法製，僅僅隻靠文化，那中國仍將是一個積貧積弱落後於世界的不發達國家。用毛主席的話說，這樣的國家，早晚會被開除球籍，從地球上被淘汰出去。但是另一方麵，如果因為急於現代化，就把中國傳統文化全部否定，你就會自絕於曆史、自絕於祖宗、自絕於人民。你不信沒關係，人民信，到現在，人們提起忠孝兩全、廉潔奉公的人，是佩服的。提起那些不仁不義、賣友求榮、賣主求榮的人，是厭惡的。所以我們在文化上，需要一個整體的觀念，就是我們要珍惜、熱愛、弘揚傳統文化。我們看一看中央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幾經發展的過程，就能看出，裏麵既有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又有對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的追求和靠攏。“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我們可以看出對現代化的追求，對現代化的認可，對現代化的期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更是相當現代的提法。我們回想，孔子的學說，很重要的一條，是強調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有君的權利、威嚴、規範，臣有臣的義務、責任、範式。父子也同樣。孔子從來就是不講平等的，當然這個問題也比較複雜，因為從理想、政治權利上，我們可以強調平等。但事實上，毛主席、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姚明兩米二六，您一米六，你倆一起打籃球能平等嗎？這不細說。“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更多是從個人的層麵來說，傳統文化美好的東西就比較多。古代對國家的概念並不十分清晰，孔子《大學》《中庸》中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指的是中國，並不是世界或者其他的國家，所以愛國也有很多的現代內涵。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之間常發生劇烈的鬥爭，譬如複古派和新潮派的鬥爭。複古派不承認外國有什麽先進的東西，認為最好的東西都在中國。辜鴻銘會講歐洲各國的語言，他第一次見胡適的時候，別人給他介紹說這是北京大學教西洋哲學史的教授。辜鴻銘就問胡適，你的拉丁語怎麽樣？胡適說，我不會拉丁語。辜鴻銘說，你連拉丁語都不會，還敢教西洋哲學史？胡適一句話都沒敢回。還有一次，辜鴻銘在倫敦地鐵站拿著一份《泰晤士報》，倒著看。幾個英國青年看見這個梳著長辮子的中國青年，就聊，這Pigtail（豬尾巴，指當時留長辮的中國人）不認識英文，還花幾便士買《泰晤士報》幹什麽？辜鴻銘回過頭來用很標準的牛津音說，英國的文字太簡單了，用不著一行一行地看，認真看是對我智力的一種侮辱，我就這麽倒著一瞄，你們國家那點事我就一清二楚了。倆英國青年聽完後嚇壞了，以為遇見妖怪了呢。可辜鴻銘這人，是對傳統文化最熱愛的人，他到處講多妻製是中國文化最優秀的地方。他說，一個茶壺可以配很多個茶碗，但一個茶碗不能配很多個茶壺。我們的多妻製，搞得很有秩序，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和諧相處。你們這呢，還沒結婚剛開始相愛，多出來一個人就要拿著劍或槍決鬥。這就是辜鴻銘。其他再比如林紓，他翻譯了很多西方名著，但他主張文言文，反對白話文。中國的文言文實在是太美了，這個問題到現在也還有爭論，有人認為白話文運動把文言文一下子給廢了，不是一個好的辦法。還有人說，不了解文言文，就永遠不能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大陸也有，台灣更多，有幾個特別熱愛傳統文化的人，他們到現在為止，不是文言文不寫，寫封信也要文言文，寫個借款的報告也要用文言文。當然主張極具西化的各種稀奇古怪的觀點就更多了。直到改革開放後，1980年代的時候還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需要進口一個總理。進口總理？真是荒謬，但是進口某些外國人對中國來說並不新鮮。中國最早的海關關長是西太後任命的，海關工作人員全部是外國人，你不會說西太後是崇洋媚外、全盤西化吧？各種不同的文化的爭執曾達到空前慘烈、勢不兩立的程度，有你沒我，有我沒你。如今，胡適的書在大陸大量出版，而且在學界，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他的形象還不錯，行市還很好。但是大家不要忘記，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這篇社論發表後，新華社發布了一個戰犯名單，裏麵沒有胡適。但之後又發了一個通告，說各界人民議論戰犯名單，認為名單裏還要補充幾個人，其中就有胡適。至於後來怎麽組織批判，咱們不說，但是有一點很明確，就是新華社曾經發過公告把胡適列為戰爭罪犯。所以說，文化上的爭鬥可以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很多政治運動也是從文化思潮這方麵開始的。有時候，我有一個歎息，文化帶著不同的旗幟、不同的標簽在那互相鬥，鬥的結果是什麽？鬥的結果是哪一種文化也勝利不了，粗野勝利了，野蠻勝利了，文盲勝利了，無知勝利了，迷信勝利了。所以文化爭鬥的結果是無文化的勝利。

　　改革開放以後，經過三十多年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可以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怎麽樣整合不同的文化。整合是什麽意思？整合就是不使這些不同的文化變成勢不兩立的東西，對我們有利、符合我們民族理想（“中國夢”）的東西就吸收，不利的東西就忽略。把不同文化思潮的關係搞得不那麽緊張，雖然做起來不容易，但還是有可能。“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際上已經吸收了各種各樣的東西。這說明中國文化有一種適應的能力，有一種汲取消化的能力，也有一種整合的能力。1998年，有一次和美國人討論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當時我就說，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行其道，它肯定會被中國人改造，而且將被改造得讓你們瞠目結舌。後來確實如此。有的飯館用可口可樂煮薑絲，喝了以後可以出汗治療感冒。在台灣，則被改造成製作三杯雞的重要材料。一杯可口可樂，一杯紅葡萄酒，一杯醬油，就用這個來燉雞，我試驗過，燉出來味道不錯。還有一個小故事，講法國一個生產XO白蘭地的公司開董事會議，會議上播放了一些視頻。畫麵上的中國人拿著極貴的白蘭地，啪地一碰杯，咕咚咕咚就喝進去了。法國人看得傻眼了，因為他們喝白蘭地有一套規矩，要先用手捂著杯子，然後要轉、要聞香味，而且是飯後喝，不是飯前喝，也不是吃飯的時候搭配牛肉一起喝，更不能搭配紅燒蹄髈一起喝。董事長當時就很生氣，說以後不要賣給中國人了。話還沒說完，他的下屬就湊過來說，公司生產的白蘭地大概27%——30%都被中國人買去了。董事長聽完後不敢吱聲了。後來我跟法國人一起聊天，說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就你們兩方喝茶的方法也能把中國人給嚇死。為什麽？英國人往茶裏加果汁，加玫瑰，加藍莓。美國人喝茶，往裏加桂皮。美國人很喜歡桂皮，冰激淩裏加桂皮，牙膏裏麵加桂皮，可是我們呢，我們是在燉豬肉時候加桂皮。你怎麽能容忍茶水裏帶燉豬肉的味道呢？阿拉伯人喝茶要加薄荷和糖。一杯茶要加四塊方糖，都黏糊了，齁死人。這樣喝茶，中國人能不感到義憤填膺嗎？這沒辦法，你給錢了，願意怎麽喝就怎麽喝，也許人家還能喝出一些好方法。回過頭來說，我們是有一種吸收能力的，西洋文化有很多美好的語言，什麽人權、民主、自由、理想……我們要自信於中華文化吸收的能力、消化的能力、調整的能力、運用的能力。你美好，我比你更美好。毛主席說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就是整合的思路。我們要有一種自信和定力，要汲取、挖掘傳統文化中最優秀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要和現代性對接、和世界對接。我們是能夠完成這種對接的。為什麽？因為我們的文化是積極的文化，樂觀的文化，促使人前進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一個很現代的觀點。《盤銘》中講“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莊子說“與時俱化”，後來發展到“與時俱進”，這都和現代性很好地結合起來。那麽“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也和現代性相接續。“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以”，講究信用，這也是和現代性接軌的。

　　當然，東方確實有一部分比較消極的思想，這些消極的思想和現代性悖論有點大，譬如有一個故事很奇特，我在三個國家都聽說過，而且版本完全一樣。最早看到這個故事是在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裏希·伯爾的小說裏。說一個漁夫每天打魚賣魚非常忙。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小夥子正靠在樹旁睡覺，就對小夥子說，起來起來，和我一起去打魚吧。小夥子說，我又不吃魚，為什麽要去打魚？漁夫說，你臨時幫我一下，我給你高薪。如果合作愉快，你以後每天都來幫我幹活，我給你多少多少錢，這樣你一年就能賺多少多少錢，有了這個錢你就可以過幸福的生活，可以帶上你的情人到世界各地旅遊，住五星級酒店。小夥子回答說，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天氣晴朗，倚樹睡覺，這比住五星級酒店舒服多了。不睡覺就要幹活，幹活還要賺錢，賺完錢還要出門，多麻煩。小夥子說完就繼續睡了。後來我去非洲的喀麥隆，他們給我講的這個故事跟德國人講的完全一樣。這讓我想起一個瞎編的歌謠，說非洲人民“餓了就上樹”，樹上各種能吃的東西太多了；“穿衣一塊布”，穿衣服的時候把要害部位遮住就完了；“發展靠援助”，講的是你要讓我發展就要援助我；最後還有一條，就是“說話不算數”。1999年，我去印度，也聽到了相似的故事，印度人說靠著柳樹睡覺就是幸福的生活。盡管如此，東方文化對人生、對此岸還是采取一種積極進取的態度，這是能和世界、和現代化接軌的。如果我們有這樣一種信心，我們的文化焦慮就會減輕一點，文化緊張衝突的情緒就會減少一點，在進行文化創新和文化整合時，定力就會更多。文化，是希望人的生活質量越來越高，是希望給人民帶來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反人民、反生存、反人類。中國最美好、最高的文化是大同，《禮記》裏麵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還有“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實際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建立一個無私的、大同的世界，這是非常好的理想，是古代的中國夢。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要實現非常困難，但卻很美好，我們要有信心和定力。

　　第三個問題，我想談一下文化均衡。我們現在的文化生活不知道比過去豐富了多少，花樣翻倍了多少，因此也麵臨平衡的問題。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需要平衡，大眾文化和高端文化也需要平衡。電視傳播應該貼近大眾，舞台藝術卻應追求高端。如果沒有高端的東西，文化的形象、影響、威信是站不住的。自古以來，通俗小說有很多。新中國成立前有一個寫通俗小說的專家叫還珠樓主，他的真名叫李壽民。他每天晚上打麻將，很晚才睡覺。早上起來，先吃上兩碗餛飩，然後找來四個助手。李壽民問第一個助手，昨天，咱們那個小說寫到哪了？助手回答說寫到什麽地方了。然後李壽民告訴他，接下來怎麽寫，人物應該怎麽著怎麽著。接著又和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助手談，分別安排各自的寫作任務。用了不到一個小時，李壽民就把小說交代清楚了，然後就跑出去玩了，抽煙呀、洗澡呀、按摩呀。現在網絡上大概沒有李壽民這樣的寫法，但是也在大量生產著不計其數的小說。但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就像體育一樣，是看高不看低的。索契冬奧會閉幕式上亮出的十二個俄羅斯作家，契訶夫、托爾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哪一個不是世界頂級一流的？還有法國巴黎的先賢祠，真是讓人不得不佩服。所以，我們既要有關心大眾化的、逗著大家笑的，像趙本山、小沈陽、範偉這樣可愛的藝術家，也要有高端的藝術家。我們要關注自己文化的陣容，作家的陣容，經濟學家的陣容，音樂家的陣容，哲學家的陣容，史學家的陣容。如果我們陣容的水平老上不去，將來沒法向後人交代。此外，商業性的文化生活和真正藝術性的文化生活之間的平衡也要注意，不要數量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低。所以我們文化發展的同時還要考慮均衡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文化萬象與文化靈魂。我們常常從文化的方麵來關注我們的曆史遺產、生活方式，所以現在談文化，什麽都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水文化、火文化、生日文化、婚禮文化、喪禮文化，書法是文化，大蔥是文化，薑是文化，棗也是文化。我們大家都熱愛中國文化，有的人喜歡穿漢服，有的人喜歡穿旗袍，現在又興穿“五四”時期女學生的藏青褂子粗布襪，還梳兩根大辮子。這都是文化，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麽，沒有幾個人能說清楚。以前有同誌講過這麽一個故事，說幾個教授一起出國訪問。外國人問，聽你們多次介紹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說說怎麽個博大精深法？教授回答說，沒法解釋，因為博大精深。聽完以後我感到很奇怪，博大精深到不能說的程度，說明自己沒吃透、沒消化清楚。我略微談一談自己的觀點，不一定能說清楚。一個是中華文化的道德情感，道德主義，以德治國，以文化解決問題。中國人特別重視道德，重視人際關係。這與西方有些不同。我看過馬克思的女兒采訪馬克思，讓馬克思回答幾個問題。馬克思的女兒問，你最珍惜、最讚揚的品質是什麽？馬克思回答說是目標始終如一。接著又問馬克思最痛恨的惡人惡行是什麽。馬克思的看法和中國人特別是山東人的看法非常一致，他說最痛恨的是賣友求榮。山東人講義氣，絕對很痛恨這樣一種道德感。盡管毛主席曾經批評說，孔子宣傳了半天，但是王道啊，以德治國啊，曆史上沒有幾個皇帝能做得到。皇帝做不到沒關係，老百姓信任、期待你在道德上做榜樣，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昨天剛報道，習近平同誌倡導大家學習焦裕祿，就是在強調道德精神。我認為最理想的道德教化是從孝悌開始。就像孔子說，先把孝悌做好。孝敬父母，扶老攜幼，進入社會以後就可以做到仁義，國家就能治理好。孔子的說法當然有簡單化的一麵，但也有很可愛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和諧，有時候甚至比較麻煩。大家知道我也很喜歡讀《紅樓夢》，裏麵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歡。王夫人有幾瓶濃縮飲料玫瑰露，被彩雲偷走了。平兒知道是彩雲偷走的，但她不願意說，一是因為牽扯到賈環，二來還牽扯到正在擔任代理秘書長的探春。所以她想了一個辦法，一天中午，她把所有的丫鬟都叫過來，說玫瑰露丟了，王夫人很生氣。彩雲說自己沒偷，還反咬一口說是迎春偷的。這時候，二爺賈寶玉站出來說，這玫瑰露是他偷的，他願意承擔責任，希望從此以後大家不要再提這件事。

　　羞愧之心人皆有之，賈寶玉說完後，彩雲麵紅耳赤，坦白道：“姐姐，是我偷的，你現在把我捆起來送到王夫人那，要殺要剮要受什麽懲罰我接受”。這時候平兒站出來說：“我剛才已經宣布了結論，是賈寶玉偷的，你們還要幹什麽？誰敢反抗這個結論？這個責任由二爺替我們承擔，咱們好好工作，其他的都是廢話，散會！”我看了多少遍《紅樓夢》，每次看到這，都覺得平兒會辦事。要是您這單位有平兒這樣的人幹秘書長，您這單位肯定什麽大事都出不來。我佩服平兒不值一提，林彪看到這，喜愛得不得了，而且在旁邊寫批語說要向平兒學習。可是我這兒發個什麽愁呢？我想德國人看到這肯定能憋死，德國人愛講死理，到底誰偷的？要是再把林彪的批語給他看，估計這德國人要是心窄的能跳樓。中國人太靈活了。還有一個段子，說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漢語考試。題目很簡單，說張三和李四坐在那喝酒，喝著喝著王五進來了，張三衝著王五一笑說，說曹操曹操到。選擇題，第一張三到，第二李四到，第三王五到，第四曹操到。結果很多外國人選擇的是曹操到。中國文化重視美善，這多有吸引力，像平兒這樣處理問題多有吸引力。雖然古代的科學不發達，但人情世故卻發達。但是，人情世故太發達了也麻煩，賈平凹就說，中國社會太重視人際關係，太注意人情，所以反貪腐不容易搞徹底。你追查了一圈查到一個恩人身上咋辦？所以我們還要補充一種科學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對中國泛道德論、人際關係的一個補充。另外還有一個，我把它稱為泛整體論。就是我們對一的崇拜，我們認為什麽樣的社會就是好呢？天下定於一。我們嘲笑西醫“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認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統一的，不是分散的。從這些方麵看，中國文化的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化的思路確實跟世界是不一樣的。中華美德，確實對人民有相當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教化的功效，對社會的穩定也有正麵的作用。

　　文化有千變萬化、日新月異的一麵。我們的技術日新月異，每幾個月就會更新一個新版本，各種新說法、新名詞多得不得了。好像有倆月你沒有上網、看報，就落後了。但是我們要堅信文化中一些不變的東西。譬如說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追求公與私關係的均衡，追求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雖然各個國家地方的風俗存在差異，像是中國人喜歡談年齡，喜歡說自己老，但外國人卻討厭談論年齡。像是中國人進餐館喜歡吃新鮮的、活的，甚至喜歡指著那個活的說，我要吃這條魚、這個螃蟹。外國人卻說進飯館不是進動物園，當指著一條活魚問要不要吃掉時，他會想狂奔跑掉。但世界上很多根本的東西是一樣的，希望過幸福的生活、希望互相照顧、希望互相有禮貌地對待，是一樣的。所以錢鍾書有一句名言，“東學西學，道術未裂”。道就是原理，術就是方法，不論是中國的學問家，還是西方的學問家，中國的理論研究，還是西方的理論研究，它基本的道理和原則，譬如實事求是、搜集大量的材料、要有新的見解、要有創意是一樣的。“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心理指的是精神走向。我們要有大的、宏觀的、統籌的觀點來考慮文化，使我們的文化少一些焦慮，少一些搖擺，多一些定力。

　　原載《上海文學》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