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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郭沫若斥責沈從文前沈對郭的批評

　　楊建民

　　一

　　1948年2月10日，郭沫若寫了一篇對一些人的命運產生很大影響的論文《斥反動文藝》。文章開門見山：“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

　　今天看來，以一時的政治形式——戰爭——來判別文藝的“正動”（郭沫若之用辭能力極強），“反動”，實在偏頗，可當時，也許正合了極多熱情的政治參與者的“心拍”，反而因其簡單，直接，而受到人們特別關注。

　　郭沫若進一步闡發：“所謂反動文藝，就是不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那種作品，傾向，和提倡。”那麽，到底什麽才是“反動文藝”？郭沫若說得十分炫目：“在反動文藝這一個大網籃裏麵，倒真真是五花八門，紅黃藍白黑，色色俱全的。”

　　人們幾乎沒有料到，這“反動文藝”的典型，並沒有落在那些替當局鼓吹，為政府買好的禦用文人身上，而首先扣在了以小說、散文聞名於世的沈從文頭頂。

　　“什麽是紅，我在這兒隻想說桃紅色的紅。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如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及某些‘作家’自鳴得意的新式《金瓶梅》，盡管他們有著怎樣的借口，說屈原的離騷詠美人香草，所羅門的雅歌也作女體的頌揚，但他們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麵孔，諡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我國的愛國青年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遊離’的新第三方麵，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報》）這位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負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

　　指斥了“桃紅色”的沈從文身份，郭沫若還點染了“藍色的朱光潛”和“黑色的蕭乾”，不過文字都沒有像對沈從文那麽顯著的“重”。當然，郭沫若文章寫得正義凜然，大有真理在握，有權審判一切文藝的氣概，所以，他不僅自己激烈指斥，還在文章結尾處鼓動說：“凡是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正義感的朋友們，都請拿起你們的筆杆來參加這一陣線上的大反攻吧！”

　　該文發表在香港生活書店《大眾文藝叢刊》當年3月1日第一輯上。以當時天地翻覆的社會變革背景，以郭沫若在文藝和政治上的影響力，受到文章嚴厲指斥的幾個人，能不心驚膽戰，甚至驚心動魄嗎？別人不說，沈從文的命運就將被徹底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後，他幾乎再未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創作，這是大處；小處，見過無數流血殺人場麵的沈從文，竟然選擇自裁，希望自我了斷解脫……郭沫若文章的分量和威勢，由此可想而知。

　　可是，事情也有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沈從文是個相當純粹的作家，在政治上，雖不時發出一點聲響，可文人論政，並不能在實際的社會層麵上產生如何強烈影響，比諸郭沫若在政治上的愛好與參與及影響力，那肯定差得太遠；再者，郭沫若也應當知道，文人論政，尤其小說家，那能影響的群體，相當有限。知識群體如此，政治群體更毋庸說。既然如此，為何郭沫若對沈從文下筆是這麽重，措辭如此嚴厲而輕蔑，幾乎讓人感到有不“消滅”不足平憤的激烈，這是為什麽？

　　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大都是自學的。當初，他多種文體都試驗過，所以，閱讀麵相當廣泛，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類別，他都不陌生。當時的作者不多，研讀的同時，大都也通過各種方式認識了。可是，他與郭沫若卻並不熟。（在此前是否見麵認識亦未可知。1930年1月他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中國詩人我隻不熟郭沫若，其餘多是熟人。”）這樣也許難能結怨，可從郭沫若的聲口讀去，總有一種兩人間有莫大仇冤在其中的感覺，否則憑常識看去，這樣去指斥另一個小說家，有些不合情理。

　　此前，郭沫若在文章中有無發表對沈從文的看法，從筆者手頭所存若幹種《沫若文集》翻讀，倒沒有見到。可沈從文對郭沫若，卻實實在在是有議論的。這些議論不僅散見於他的多篇文字，且有專門論述。那麽，這些議論中，能不能窺見一點引發後來激烈直斥的端倪呢？

　　二

　　“誇大豪放，缺少節製，單純的反複喊叫，以熱力為年青人所歡喜，是創造社郭沫若詩完全與徐誌摩、聞一多、朱湘各詩人作品風格異途。”

　　1930年10月，《現代學生》雜誌刊出了沈從文《我們怎麽樣去讀新詩》一文。提到新詩，當然繞不開郭沫若，可沈從文主要就說了以上這麽幾句。這短短幾句，看不出什麽褒揚的意思。“誇大”“缺少”……不屑的意味倒表現得相當清楚。

　　稍後不久，沈從文為卞之琳的一部詩集《群鴉集》（書編成後未能出版）寫了一篇“附記”。在文中又對新詩的情形做了一點回顧。其中提及郭沫若時有這樣一句：“郭沫若，使詩誇誕豪華，如瘋如狂……”這似乎也不含什麽褒義，仍是缺乏節製的意思。詩是郭沫若相對自信並最受一般讀者推崇的文藝形式，沈從文如此評價，郭沫若見到有可能會很不舒服。

　　1931年4月，沈從文在《文藝月刊》上，連載發表一篇長文《論中國創作小說》。說是小說，其實詩歌、散文等藝術形式，文中多有涉獵。談及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沈從文這樣說：“以誇大的，英雄的，粗率的，無忌無畏的氣勢，為中國文學拓一新地，是創造社幾個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鬱達夫，張資平，使創作無道德要求，為坦白自白，這幾個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響較後的中國作者寫作的興味實在極大。同時，解放了讀者興味，也是這幾個人。”這節評價，尚屬公允。成績及不足，都論及並相對確切。可接下來，沈從文對郭沫若的“創作”，卻給了這樣的描述：

　　“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麵是無多大成就的。”（1984年版《沈從文文集》改為“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麵似不如其他兩人”）“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組織與作品組織，皆為所要寫到的‘生活憤懣’所毀壞，每一個創作，在一個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的。（此句為上舉《文集》刪除）為生活缺憾誇張的描畫，卻無從使自己影子離開，文字不乏熱情，卻缺少親切的美。在作品對話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缺少必需的節製與注意。想從作者的作品上，找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接下來總體評價：“郭沫若的成就，是他那英雄的氣度寫詩，在詩中，融化舊的辭藻與新的名詞，雖泥沙雜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無可言，（此半句前舉《文集》刪除）調子的強悍，才情的橫溢，或者寫美的抒情散文，卻自有他的高點。但創作小說，三人中卻為最壞的一個。”（前舉《文集》改為“可以說實非所長”）對其詩作和抒情散文略有肯定，可對郭沫若的小說，卻以為是“失敗的”，幾人中“最壞的一個”。

　　以一個優秀的創作者，亦當是優秀評論家的角度去看，沈從文對郭沫若小說的評價是恰適的。郭沫若留下來的大量作品，小說確實是藝術方麵最為薄弱的。雖然如此，沈從文的坦率直言，接受者會產生怎樣的承載心理呢？

　　這還不算，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處，沈從文又加有一句：“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此文雖然主要論及小說，可文藝創作相互融通，這樣的評價對於作者，尤其郭沫若這樣在當時大名赫赫的人物來說，心理挫傷應該不小。

　　三

　　不僅在文章中偶爾論及，沈從文還曾寫出專文，對郭沫若的諸多方麵進行評述，這就是他發表在1930年《日出》1卷1期的《論郭沫若》。

　　“郭沫若，這是一個熟人……從‘五四’以來，以那大量的生產，翻譯與創作，在創作中詩與戲曲，與散文，與小說，幾幾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壞，這力量的強（從成績上看），以及那詞藻的美，是在我們較後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若是我們把每一個在前麵走路的人，皆應加以相當的敬仰，這個人我們不能作為例外。”

　　如此之說，我們的確聽不出多少實在的成績肯定，而末一句的所謂“敬仰”，前邊的限製詞頗為廣泛，是“每一個在前麵走路的人”，一點看不出真正“獨有”向往的意味。

　　那麽，如何總體估價郭沫若的文藝成績呢？沈從文簡單地引了他人的說法：“這裏有人可以用‘空虛’或‘空洞’，用作批評郭著一切。把這樣字句加在上麵，附以解釋，就是‘缺少內涵的力’。這個適宜於做新時代的詩，而不適於作文，因為詩可以華麗表誇張的情緒，小說則注重準確。”半引用半闡發之後，沈從文認為：“這批評是中肯的，在那上麵，從作品全部去看，我們仍將是那樣說的。”

　　倘若將創作品類加以劃分，那麽“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到這時節，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的東西”。

　　對於郭沫若在詩歌創作方麵的成績，沈從文給予了有限的評價：“詩可以從華麗找到唯美的結論，因為詩的靈魂是詞藻。缺少美，不成詩。……但是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壓迫作為反抗基礎而起的向上性和破壞性，使我們總不會忘記這是‘一個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淚’……還是天真。”沈從文以為，郭沫若與“創造社”當時不過“是稿件壓迫與生活壓迫，所以所謂意識這東西，在當時，幾個人深切感到的，並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辦，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飯的地方，天才熄滅了。看看創造社另外幾個人，我們可以明白這估計不為過分”。

　　沈從文在這裏，將郭沫若等創造社成員的創作激情和衝動，歸結為“稿件壓迫和生活壓迫”，這當然是很低，也較為廉價的創作“基調”。所以沈從文說：“因為他（郭沫若）那時，對社會的認識，是並不能使他向那偉大一個方向邁步的。”似乎當時的對社會認識，大大限製了郭沫若的文學發展。這個估計是否“過分”，今天的讀者可以體會，具體到郭沫若自己，十有八九是難以順心領受的。

　　此時的沈從文，還隨即拿出郭沫若的兩部作品進行評價，以證實自己先前的判斷。此前不久，郭沫若先後出版了自己的兩部自傳《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前者內容，從題目中可知，後者是記述了郭沫若辛亥革命前後的一段生活。從內容和寫作手法看，這是回憶錄無疑。回憶錄應當是真實的記錄，這是毋庸解說的。可是，沈從文卻認為：“在創作裏，把自己位置到一個比較強硬一點模型裏，雖說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沈從文這樣說的意思，是郭沫若並非真實回憶，而帶有許多“創造”（亦即“虛構”）的東西。所以他便以“創作”來要求這兩部自敘：“在創作中我們是有允許一種為完成藝術而說出的謊騙的，我們不應當要求那實際的種種，所以在這作品中缺少真實不是一種劣點。”據此推衍，沈從文對這作品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的筆，在所謂小說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

　　沈從文大約從文字的描述中，認定這兩部為“虛構”作品，所以提出了“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之要求。那麽這“時代縮圖”又是什麽含義呢？沈從文沒有直接解釋，隻是在括號中舉出了魯迅的例子：“在魯迅一方麵，我們是都相信那中年人，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仿佛毫不為難那麽最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這臉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這臉上又各可以尋出一點遠宗的神氣，一個鼻子，一雙眉毛，或者一個動作的。”由此看來，這就是“時代縮圖”的意思。並且在沈從文眼裏，魯迅是在作品中做到了這一點的（從魯迅小說創作實績看，沈從文的評價是極具眼光的）。

　　在這裏，舉出魯迅並非僅僅讚頌魯迅，而是為了對比郭沫若。所以讚頌魯迅之後，沈從文立即認定：“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長處不是這樣的。”那麽他的長處何在？沈從文卻從非文學角度談去：“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麽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麵，他就這樣做。他在那不拒絕新的時代一點上，與在較先一時代中稱為我們青年人做了許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傷食’的一個人，可佩服處也就隻是這一點。”對於一個作家，隻從其思想及行為去對待，這本身就有非讚賞的意味。

　　接下來談到寫作：“若在創作方麵，給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線是為‘思想’而牽，不是為‘藝術’而牽的。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一個隨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經在創造社羽翼下成長的葉靈鳳的創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將一籌的作品在。”

　　在沈從文理解的“創作”方麵，郭沫若被幾乎全盤否定。小說居然“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舉的一個例子，是郭沫若所在“創造社”的“小夥計”葉靈鳳。平心靜氣看郭沫若小說，沈從文的判斷有相當的準確性，可他的表達語氣、對比方式、貶抑態度太過顯明。或許沈從文確實出自“藝術良心”，可在當時大有影響、在“創作”上聲名赫赫的郭沫若，如何兜得住這滿盆涼水？

　　四

　　至此，沈從文仍不願放鬆，他還要從創作要求上來對郭沫若一番品評：“他不會節製。他的筆奔放到不能節製……不能節製的結果是廢話。廢話在詩中或能容許，在創作中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損失。他那長處恰恰與短處兩抵，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我們得不到什麽東西。”

　　“廢話是熱情，而廢話很有機會成為瑣碎。多廢話與觀察詳細並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對於觀察這兩個字，是從不注意到的。他的筆是一直寫下來的。”沈從文甚至順手將另一個作家也牽了進來：“描畫與比譬，誇張失敗處與老舍君並不兩樣。”

　　這一切，沈從文是從郭沫若作品中讀出來的：“他詳細的寫，卻不正確的寫。詞藻幫助了他詩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親切。”文章又舉出周作人“親切”“不在文學上糟蹋才氣”的例子，沈從文乘勝追擊：“我們隨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寫，那糟蹋文字處，使我們對於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對這個不發生壞感的隻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於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它是‘用有節製的文字表現一個所要表現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

　　因為問題相近，沈從文還涉及了茅盾：“在國內作者中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可他仍認為，“然而茅盾的文章，較之郭沫若還要較好一點的。”對郭沫若在文字“揮霍”方麵的批評，幾乎無以複加。

　　由郭沫若，沈從文又牽及到郭沫若為首的文學團體：“這又應當說到創造社了。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沈從文認為：“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據地而猛烈發展著一種複仇雪恥的組合。成仿吾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惡罵，以及同樣雄赳赳的郭沫若新詩，皆在一種英雄氣度下成為一時代注目東西了。”

　　創造社既然是這種情況，沈從文當然認為其文學成績有限了：“到現在，我們說創造社所有的功績，是幫我們提出一個喊叫本身苦悶的新派，是告我們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輩，因喊叫而成就到今天樣子，話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卻並不為誇張過分的。他們缺少理智，不用理智……從另一麵看，是這些人不適於作那偉大運動，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認真的一點平凡的頑固的力。”

　　在沈從文看來，即使文學，在社會發展中，也是有責任的：“使時代向前，各在方便中盡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時代年青人，以及同情於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艱難事情。”“革命文學，使文學如何注入新情緒，攻入舊腦殼，凡是藝術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講的。”而正是“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覺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適宜於一篇檄文，一個宣言，一通電，一點不適宜於小說。……一個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時是為無數讀者珍惜頭腦的一件事”。沈從文所以要反複申說，是郭沫若文字僅適合“檄文”“宣言”“通電”一類大言，一點不適宜於小說，並且隨意“糟蹋文字”，耗費讀者頭腦。

　　之所以如此，是“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養到自己精神向前”。大約是認為郭沫若創作受到了其政治生活影響，在其他作家在新時期拿出了作品表達自己時，郭沫若卻“隻拿出兩個回憶的故事給世人的”。沈從文所指，正是《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

　　具體到《我的幼年》，沈從文認為：“若是每個讀者他知道一點文學什麽是精粹的技術，什麽是藝術上的贅疣，他對於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會感到一點不滿的。書賣到那樣貴，是市儈的事不與作者相關。不過作者難道不應當負一點小小責任，把文字節略一點麽？”甚至把書價太貴，也認為與作者缺乏節製有責任。

　　“反正前後》是同樣在修辭上缺少可稱讚的書，前麵我曾說過。那不當的插話，那基於牢騷而加上的解釋，能使一個有修養的讀者中毒，發生反感。”沈從文認為，該書主觀的成分太多，所以難能看作史料：“全書告訴我們的，不是一時代應有的在不自覺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張目，卻仍然到處見出雄赳赳。這樣寫來使年青人肅然起敬的機會自然多了，但若把這個當成一個研究個人過去的資料時，使我們有些為難了。”在郭沫若寫的是自敘，而沈從文卻判斷為“創作”，並且是“不適當的”“失敗”的創作。

　　沈從文還覺得，郭沫若之所以在文字中如此“浪費”，應該與先前稿酬按文字算有關：“他是修辭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並不忘記美與順適，可是永遠記不到把空話除去。若果這因果，誠如《沉淪》作者以及沫若另一時文裏所說，那機會那隻許在三塊錢一千字一個限度得到報酬的往日習慣，把文章的風格變成那樣子，我們就應當原諒了。”其實沈從文並不原諒，他認為，一個作家寫出文章，盡管發表刊物不同，可“說的話還是一種口音，那見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處處是拙像蠢像”。末尾一句，幾乎罵人。

　　文章結束，沈從文下了結論：“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麵他應當放棄了他那位置，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這個宣判式的結語，包含文章中的大量分析議論，相信不是郭沫若樂意見到的。在《創造十年》的“發端”，郭沫若就對沈從文此說有回應：“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的那樣的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麽隻適宜於Eskimo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Eskimo”郭沫若加注：“愛斯基摩人，居住於北美洲北部寒帶。”這是現在可以見到不多的寫於《斥反動文藝》之前郭沫若對沈從文的回擊。

　　五

　　《論郭沫若》寫作發表之時，沈從文陸續寫出了一批有關新文學家的評論，所論及的作家，有徐誌摩、馮文炳、朱湘、鬱達夫、張資平、聞一多以及落花生、施蟄存、劉半農、汪靜之等。總體看去，這些作家論寫得頗為認真，有相當忠實藝術的表現。當然，它們也反映了沈從文作為優秀作家對文壇的精審觀察和獨到眼光。他評論的這些作家中，有提攜過自己的徐誌摩、鬱達夫，其他多位均是相識的朋友，可沈從文的筆下，卻能排開這樣非文學的情感因素，較為忠實地將自己的看法發表出來。成績特色談得深入，問題毛病也一一披示。這種態度，也許與沈從文剛入大學任教，為了表達自己雖無中學以上文憑，卻依然不乏藝術見解有關；當然，作為青年作家，二十多歲方剛的血氣，應當是他無所畏懼的底本。總之，這批作家論無論表現得準確得當與否，沈從文從藝術出發的立場是不錯的。這一點是今天讀這批作品須首先留意的。

　　具體到對郭沫若的評論，應當說，沈從文有說得相當精到的地方。郭沫若由於早早在詩壇暴得大名，聲名遠播，他的藝術方麵的許多問題，常常為名氣所掩，不為人關注或認真提及。而站在遠處，不相熟郭沫若本人的沈從文卻看得比較清楚；再者，沈從文大多從事小說創作，對於寫作方式，常常以小說的特征去評述作家，所以得出郭沫若“有時使人發笑”的“誇誕豪華，如瘋如狂”“缺少節製”……的認識。這雖總體並不算無根，可對郭沫若的成績，肯定得也實在太有限了些。

　　除去那些散見於其他各文中的文字，這篇集中評述《論郭沫若》，幾乎從多個角度對郭沫若“創作”進行了嚴苛的批評甚至否定。這首先應當與他們彼此文學旨趣相去甚遠有關。沈從文是真正不喜歡郭沫若那樣的“缺少節製”“誇誕”“如瘋如狂”……自然產生反感，再加上他不認識郭沫若，即使聲名赫赫也與他無甚關係，所以下筆就無所顧忌：“創作是失敗的”“不能節製的結果是廢話”“郭沫若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

　　這些評論及判斷，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那幾乎是毀滅性的；對於郭沫若，雖極有殺傷力，卻不能較大地影響他的文學位置及聲名。但是，要說對郭沫若的內心沒有深深挫傷，那幾乎不可思議。郭沫若富有文學的敏感，對於沈從文的評議，他不能不意識到多處戳在了自己的軟肋。雖然在其他地方未見郭有直接反駁的文字，可十數年後挾著政治威勢，以“不能節製”“如瘋如狂”“誇誕豪華”“適宜於一篇檄文”這些沈從文當年總括的筆調，對沈從文進行的諷刺和定性打擊，那內心的憤憤，真正表現得淋漓盡致……此時的沈從文，不知有沒有將郭沫若的行徑，與當年自己不客氣的文藝批評聯係起來？

　　當然，筆者無意在這裏說，郭沫若1948年對沈從文“義正詞嚴”地斥責，完全是對當年沈從文批評的遙遠回應。情況也許比這要繁複。可是，要說郭沫若在此時完全出於公心，全然沒有受到當年沈從文批評的積怨影響，那郭沫若也太“端莊”，太“神聖”，太不近人情了……

　　人生在世，因果之間，往往是很難料的。沈從文當年對郭沫若文學“創作”方麵的嚴苛評論及判斷，應該說對當時郭在國人心裏及政府中位置，並沒有形成多大影響（對其心理的影響，隻能從後來行為的蛛絲馬跡去尋覓了）；而郭沫若後來的一番斥責，卻折騰得沈從文一度精神錯亂，幾乎自殺，並中斷了正盛的文學創作道路，轉而從事中國古代“花花朵朵，壇壇罐罐”的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再幾十年後，郭沫若的許多作為，包括詩文，受到更多讀者和評論家的非議；而沈從文的文學，甚至他的物質文化史研究成績，均受到國內及國際的廣泛認同。在更多元開放的當今社會，倘依照讀者心性去抉擇，那兩人文學功績，當更能表現各具千秋，獨領一方風騷的情狀吧！

　　一個作家，並且是一個在世人眼裏頗有成績的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無論口頭上如何說，在心底是很在乎的。郭沫若就曾說過：“人在落魄的時候，也就如有甚麽傷痛的神經一樣，感受性是倍加銳敏的。小小的諷刺可以慘於蜂蠆，小小的慰藉可以暖於陽春。”（《創造十年續篇》）他人品評，除非完全不靠譜，可以心理優勢不去理會；可倘若遇見高手，擊中軟肋，在內心的挫傷，當長久激憤隱痛。此隱痛一旦觸發，那凶烈程度及殺傷力，決然與郭沫若斥責沈從文相仿佛……

　　當今文壇藝壇評論一派歌讚，當然並非發展幸事。可今人精明，為自己慮事極周全，大約亦是見多了沈從文批評人後攜帶的災殃。結果，沒有沈從文的勇毅大才，隻落得做做文壇、藝壇“歌者”，未嚐不得個你好我好他好混一碗賞飯吃的好。哪有沈從文那樣希望以文藝作為社會進步之力推動的神聖念想；那樣忠實藝術，在“她”麵前無限敬奉的精神，並由此可以承載所有無可逆料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孤獨感！

　　原載《花城》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