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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不凍泉

　　王宗仁

　　大山永遠在雪的下麵。咬緊牙關，不是承受不了重壓，是堅韌、挺拔。積雪融化了，山巔蓬勃出一棵草。一直以來，我享受著大山上這棵草的高傲！

　　昆侖草。

　　許多人記憶猶新，那個時候，50年代末60年代初，昆侖山上有一棵草，連不少孩子都知道這棵草。實際情況卻是，當時昆侖山是寸草不生、高寒貧瘠的不毛之地。退役的莽原上，飽經風霜的土地，何處長草？除了西風，狂雪的光斑什麽也沒留下！其實那棵草指的是一個叫惠嫂的女人。惠嫂這棵草，使高原人感覺到了一片草原。這個惠嫂！

　　惠嫂是從老家陝北遠山遠水地走來昆侖山探親的，丈夫老惠是不凍泉運輸站站長。這位典型的陝北農村女人，紮在頭上的那塊白羊肚手巾遠遠地就向人們傳遞她的幹練和勤勞。當時，遙遠的昆侖山上運輸站是唯一的家，難得見到個女人，惠嫂的出現亮亮地提升了亙古莽原的色彩。她以一個鄉下婦女的忠貞提純對丈夫的思念和懷想。她原打算住上十天半月就回陝北，老家炕頭的娃兒和田裏的莊稼還等著她伺候呢！沒想到在運輸站洞開著的窯洞裏的熱炕上待了幾天，惠嫂就被在青藏公路上跑車的司機們的吃苦奮鬥的精神，感動得邁不開回家的腿了。那些司機們實在太辛苦了，不管白天黑夜，雪多大天多冷，他們要追著車輪給西藏運送物資。吃不好睡不好不說，如果碰上車子拋錨，三天五天就得頂著風雪在野外折騰汽車。守著孤零零的一輛車，夜裏望著月亮思故鄉，白天瞅著太陽想親人，難得吃上一口熱飯菜。汽車常常掉進冰河裏，他們還得挽袖子卷褲腿跳進去救車。惠嫂的心腸軟了，是被高原建設者的激情暖軟的。她打消了回老家的念頭留在了昆侖山，把老惠住的窯洞變成了“司機之家”。給他們做飯，讓他們在這裏小憩，暖了身子又暖心。不久，北京電影製片廠根據惠嫂的故事，拍了一部電影《昆侖山上一棵草》，那棵草就是惠嫂。她耐寒耐旱，給冰天雪地增添了春色，為高原人送來了大愛。

　　電影歸電影，現實生活中的不凍泉運輸站及惠嫂更土氣更原始，也更親近。我必須把那個“司機之家”的模樣，原汁原味地給大家展現出來。今天的人恐怕很難見到這樣難以入目的建築了。它不是房屋也算不上真正意義的窯洞，更不是當時在高原上常常可以見到的那種半地上半地下的“幹打壘”。用當時惠嫂的話說那就是個簡易工棚，夜裏躺下可以半拉身子蓋著天上的星星。一年前，初到昆侖山建站的老惠和兩個養路工，踏破跑山鞋才在不凍泉邊的山崖下找到了這麽一個凹進山體的天然洞穴，喜從天降，老天好像早就為這三個養路工在昆侖山安排好了家。他們用石塊和土坯混摻著砌成兩道牆，延伸了洞穴的麵積，頂棚是葦席、紅柳枝壓成。總共就三十來平方米，給人的感覺那加長的部分把自己一滴一滴鉚進了山縫。站在稍遠處瞧就會真實地發現，它是它，山是山，隨時都會分離開來，那延長的部分好像是從另一座山飄到這兒來的。不管怎麽說，這是一個家，裏麵有鍋灶，有三張床，過往司機在此吃頓飯、丟個盹兒。這也是家味！又因了三個主人都是從陝北來支援大西北建設的老黨員，大家都溫暖地稱它是“黨員之家”。再加上這家裏又添了惠嫂這位女性，就更溫馨了！

　　作為高原汽車兵，我在“黨員之家”吃過飯，歇過腳，留下的是一身的饑寒，帶走的是攀闖高原的力量。這個家是空空的，又是滿滿的。我記住了這棵昆侖小草，她頑強、溫馨，像雪蓮花一樣在我心裏盛開！我的班長老戴講過這樣一件事：1956年他們從朝鮮戰場剛到高原，正逢春節。大年初一那天他帶著三輛軍車過昆侖山，惠嫂站在路上攔住他們，請他們進屋，給每人遞上一碗熱騰騰的餃子。惠嫂和她的丈夫像行駛在崎嶇山路上的一輛老牛車，咣咣當當地走在風雪中，她要趕到一個地方，把車上這些吃的喝的東西卸下來給趕路人。可是她並不知道這些人在什麽地方，於是就卸下來灑了一路溫暖。

　　我們回望自己走過的路，當然離不開從“大曆史”角度來審視，社會的變遷會給每個人的人生經曆留下抹不掉的影蹤。其實就多數人而言，是在“小曆史”的環境裏打發完一生的。但是你不能說沒有波浪，小溪裏的水滋潤的也是大片田園。我是懼怕驚濤駭浪的。小浪花更適合我的心態。電影《昆侖山上一棵草》於我大概就屬於此種情況。一部隻能放映四十來分鍾的電影會有多了不起的曆史背景？可它展現的那些帶著濕漉漉青藏線生活氣息的鏡頭，把我的心攪搖得五髒六腑都躁動不安。完全可以想象，作為一個在青藏公路上跑車的汽車兵，在荒郊野外行車吃盡了苦澀，突然置身於“司機之家”，受到親人般的關照，即使這位惠嫂遞給你的是一碗白開水，你也會抱起這雙端碗的手親了又親。那是比水更能暖心暖肺的春風化雨啊！我在觀看《昆侖山上一棵草》時的感情之所以那麽感同身受，就因為自己在那條路開車很少遇到惠嫂這樣的人！

　　我鍾情於《昆侖山上一棵草》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說起來有些戲劇性，但實在是意味深長，又似乎很必然。這與這部電影的原創作者王宗元有關。王宗元、王宗仁，一字之差，且仁和元兩個字的筆畫又稀少得那麽相近。四千裏青藏公路沿線，猛乍乍地出現了這麽兩個都寫昆侖山的作家，難怪人們沒法把他們分辨開來。

　　記得是1960年或1961年夏天的某日，我接到青藏辦事處宣傳處文化幹事李廷義的電話，他用驚喜萬分的口吻向我道喜：“王宗仁同誌，我看到了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作品，寫得真好！”這個意外報喜的電話讓我高興了好久，但是我真的好納悶。我的什麽作品上了《人民日報》，不知道呀！當時我的文學創作起步不久，也在《解放軍報》《解放軍生活》這樣的報刊上發表過作品，上《人民日報》是我夢寐以求的目標。我真不記得給《人民日報》投寄過什麽作品，現在竟然刊登出來了？那個年代，在格爾木那個遙遠的地方，又是一個小戰士，看到《人民日報》的機會實在不多。我費了不少勁才在圖書館找到了那份已經過期的《人民日報》。原來是王宗元寫的一篇小說在《人民日報》登了一個版，題目是《惠嫂——故事裏的故事》。我拿著報紙站著沒挪地方讀了一遍。好解渴！寫得真棒！我佩服這個叫王宗元的作者，他寫的就是發生在我們眼皮底下的故事，高原司機，給司機送去溫暖的惠嫂，我每天都在經曆的事情。這個王宗元應該就在青藏線上，說不定就在格爾木。我巴不得很快就見見他，要他給我講講寫作的事。我滿腦子裝的都是“王宗元”這三個字。比原先想讀到《惠嫂》的願望更強烈的是想見到王宗元。我在格爾木四處奔走、打聽，王宗元在哪裏。可以理解當時一個業餘作者這種急於求成甚至有點失態的心情，他酷愛文學創作，苦苦奮爭，卻舉目無親。好比一粒撒在石板上的種子，好不容易遇到一片可以生根發芽的土壤他怎能不利用雨天伸張根須，覓尋可以紮進土壤的機會！

　　我終於打聽到了王宗元的信息，他是青藏公路管理農場三分場的場長，隻是他已經離開了青藏線。有人說他到了蘭州，也有人說他到了西安，還有人說他去了拉薩，說法不一，不管他到了哪裏，我是無法見到他了。一個在青藏線上執勤的汽車兵，不可能為了見到一個素不相識的作家走那麽遠。但是，我和王宗元的故事還會延續下去的。從主觀來說，這是我的願望。生活就是這樣，總會有意外的事發生。這是後話。

　　見不到王宗元，但是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昆侖山上一棵草》，我百看不厭。我在格爾木汽車團的廣場上看過，在拉薩西郊兵站的院子裏看過，後來有了電視，又多次在電視上看過。每看一遍都重溫一次自己在青藏線上跑車的經曆，很有回味艱苦生活時的那種幸福感覺。最難忘的當數在影片的始源地不凍泉兵站車場上看這個電影。那天晚上，天空飄散著零零星星的雪花，兵站的官兵、道班的養路工、投宿兵站的汽車兵，還有幾個過往的遊人，總共不足五十人，早早就坐在銀幕下等盼。因為是跑片，從格爾木跑到不凍泉已經快九點鍾了。這時雪也下得越來越大，可是沒有一個人離開座位，人人都沉浸在那些從他們生活中提煉出來的鏡頭裏，盡情享受著高於生活的藝術境界。直到四十多分鍾的片尾上出現“完”字，大家才熱烈地議論著回到住處。

　　我不會忘記王宗元，仍在四處搜集、打聽他的情況。這時我已經得到了關於他的更多的資料。他大我二十歲，1919年出生，保定人。是一位老革命，畢業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西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政治部文化部創作組長、文藝科副科長。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專業作家，《陝西日報》副總編輯。

　　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看了不知多少次的電影《智取華山》，王宗元是主要執筆者。這個新的發現更加深了我對王宗元的感情，也強化了我對電影《昆侖山上一棵草》的感情。一位一直將自己的命運和信仰凝托在中國革命大業上的老作家，創作出深受包括高原人在內的國人熱愛的作品，是必然的。也就在這時候，我見到了王宗元。那是1964年夏天，我從高原到北京開會，在西安轉車時，順路到陝西日報社（也許是省作協）一間十分簡樸的辦公室見到久盼的王宗元。當時他正要去開會，我們隻能長話短說。不到半小時的交談幾乎全是格爾木、昆侖山的話題。他說他隻在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了年把時間，今後如果有機會還會去的。他特別想見慕生忠將軍，那是青藏公路的先人，有功之臣。當我提到他的《惠嫂》被一些人誤認為是我寫的時候，他淡淡地一笑說：誰讓咱們都是王族一家，又都是宗字起頭。你前不久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昆侖泉》，還有人當成是我寫的呢！我聽了忙說，還有這事，那是一篇小散文，不值一提。他說：誰讓咱們都寫昆侖山呢！

　　匆匆見麵，匆匆離開。沒有相約，也沒有贈言。仿佛總有一種恍惚飄搖的預感。我在細琢磨之後，終於醒悟，我和他惦念的還是青藏高原，還是曾經出現在不凍泉的那位惠嫂，以及惠嫂和她的丈夫營建的那個“司機之家”。每次開車或乘車經過不凍泉，有事沒事我都會去看看惠嫂。她遞來的一碗水，一聲問候，哪怕隻是招一招手，都像春風裏一簇跳動的火苗，填充了我們跋涉路上空曠的生活。

　　1965年春，我從高原調往京城時，惠嫂已經離開昆侖山，據說跟隨丈夫又在藏北紮了根。荒莽的羌塘草原上，從陝北來的一對恩愛夫妻又經營起了一個溫馨的家。她從昆侖山消失了，卻長久地出現。我赴京前夕，途經昆侖山站在不凍泉邊久久留戀難舍。我看著已經人去屋空的那間“司機之家”，心裏湧滿思念。環顧四周，雪山依然那麽凝重、剛毅，那麽潔淨、純美。要遠走離開高原了，而我卻固執地認為，心靈的歸屬感、個人價值的體現才是我追求的目標。不管走到哪裏，我心裏一直會牽掛著高原的發展，都會關注電視台每天預報的昆侖山天氣變化。收回目光，我突然看到泉邊濕地的一堆石縫間長著一棵草，窄長的葉子上綴滿亮亮的水珠，白生生如細線般的根須漂在淺水裏。同行的人告訴我這叫扒地草，因為一條主根深深地紮在山土深層，才落得這樣一個堅韌的名字。我立即想到了惠嫂，這該是她的化身吧！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片葉子，帶它上路。至今四十多年逝去，這片昆侖草的標本仍完整地夾在我的筆記本裏。

　　此後，我身居京城又多次重返高原，來到昆侖山。“司機之家”是必去處。當年那個熱騰騰的家灰飛煙滅，隻剩下冰冷的遺址了。我和那些殘留著的碎瓦亂石心照不宣，咽下同一顆眼淚。惠嫂和老惠們的呼吸猶在，鍋碗瓢盆的碰撞聲猶在，尤其是惠嫂手中那碗裏陝北小米的噴香鮮味兒猶在……凹進山體的那個洞穴還不動聲色地待在原地，隻是老惠們搭建的那部分延伸出來的陋屋已經不知又飄到哪座山峰去了！離遺址不遠處的不凍泉，泉水依舊清冽地倒映著整個昆侖山。曾記得惠嫂每天來來往往到泉裏背水，不知磨破了多少雙鞋，家與泉之間的小路就誕生在她背上的木桶下。路上灑下一層水滴，水結成了冰；又灑下一層水，再結冰……一條冰路貯存了多少道不盡的溫暖。現在，家消失了，這不凍泉就是“司機之家”的留守地。我站在泉邊望著在水麵微微顫動的雪峰，分明瞅見了惠嫂那張被高原風雪鍍得紅撲撲的臉龐。一直以來夾在我筆記本裏的那棵草，就是惠嫂隱藏在昆侖山深處的不朽的身段吧！隻要這棵草還在就會有她的故事。有她的故事，王宗元就會站在故事的後麵。而說起王宗元又總會有人涉及王宗仁，我。可是這一回王宗元，離開我們了，永遠地離開了。撥旺他筆下惠嫂的那爐火也難給他的生命加熱，昆侖山帶走了他全部體溫。

　　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場幾乎讓所有作家都難逃噩運的“大革命”。我呢，畢竟年輕，二十來歲，也沒寫出可以讓那些橫掃“四舊”的勇士們發怒顯威的作品，隻是被他們的戰刀蹭破了一點皮。就是這一點蹭剮，也與王宗元有關。我寫過一篇小散文《三隻雞》，是說雀兒山下甘孜兵站一位老炊事員，在高寒缺氧的雪山勞心舍力養雞下蛋，為過往汽車兵改善生活。多好的兵做的多有人情味的事！可是偏有人批判我的散文是隻講物質刺激，不講政治。批就批吧，那個年代胡言亂語的聲音到處都能聽到。不學無術才是無法原諒的，那人又把我和《惠嫂》連在一起了，他說我在作品裏搞“物質刺激”是慣用的手法，《惠嫂》裏那個女人就在不凍泉養雞，不但在不凍泉養了，還把她養的雞撒滿青藏線。看來這位批判者還真的讀過《惠嫂》，王宗元在作品裏確實寫著：“我孵出來的雞娃，沱沱河也有，唐古拉山也有，安多買馬也有，你走一路都能聽見我的雞叫……”看來“造反派”是真的讀了《惠嫂》，還挺認真，隻是沒有認真看作者，又一次張冠李戴了，把王宗元當成了王宗仁。我是無功受祿，舉著“惠嫂燈”的王宗元在寒夜裏熄滅了，人和燈一起熄滅了。昆侖山的風滿世界刮起來，我擔心那些搞大批判的人會不會溺死在自己的悲傷裏！

　　沒有人告訴我王宗元是怎麽離開這個世界的。我隻知道在那個火燒油炸的年代，他天天接受批鬥。1963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僅有五萬字的小說集《惠嫂》，讓他們批得體無完膚。王宗元在1971年被死神領走了。這個曾經在青藏路上雪地裏奔走的作家走了。那時他天天盼著天晴，可他不知道明天是不是還會下雪。這樣就好，明天的天陰天晴就讓別人去操心吧，他死了，永遠生活在下雪的天氣裏也無大礙。那年他才52歲。

　　我仍然不斷地去格爾木，去昆侖山，去拉薩。不凍泉是必經之地，每次我都要在那裏逗留許久。吸一口惠嫂遺留的氣息，豪壯且蒼涼。高原的路太遙遠。最近的遠方在眼前。跑的路越遠越多，我越明白了一個道理：幹旱時要自己動手澆地，冰雪擋路時要用胸膛融化酷寒。對那些高懸在遠天的雲和篝火不要抱太多的希望。還是要自己救自己，文學創作尤其如此。隻要讀讀王宗元的小說《高原·風雪·青春》，你一定會喜歡他讚揚高原司機小徐說過的這句話：“他們是鐵中的鋼，燃燒的火。你會感到他們的熱情把冰山都會烤化。”不凍泉邊有不凍泉兵站，南行有二道溝兵站，北走是納赤台兵站，這幾個兵站的吃水都由不凍泉供養。這是一片溫熱的土地啊，它承受著自然的恩澤，眼裏噙滿熱淚。我多次在這些兵站落腳，生活，走近軍人，了解牧民，積累素材，充實人生。當然也會有人漠視甚至遠離這些淵泉，我要通過自己的作品告訴這個社會，有些被人們忽視的東西其實往往是我們最需要的。我相信誕生在不凍泉的那位“惠嫂”永遠不會過時，王宗元把一個不朽的背影留給昆侖山了。陝北女人惠嫂當然算不上莫斯科郊外不斷打開的典籍，但是終究會有一些人相信，她留在不凍泉邊的踏雪聲，一聲比一聲激烈，一聲比一聲傳得更遠。

　　我是以昆侖山作為我文學創作的基地。其實先我一步攀上昆侖山的作家除了王宗元，還有李若冰。完整地說，是這兩個人影響了我在青藏高原文學的道路上跋涉了五十多年。如今他們都長眠在另一個世界了，我們的滿世界都是太陽在趕路，滿世界都是開放的鮮花。我不忍心再低下頭去追問他們在昆侖山曾經的那些磨煉和苦難。我隻有一個心願：把他們沒有走完的昆侖山的路走下去，讓自己的腳步不斷靠近他們遙遠的停止心跳的地方，就像雪花靠近太陽那樣，雪化冰融處便是鮮花最先蘇醒的地方！

　　2011年我的散文集《藏地兵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後，我在西安的一次文學會上又一次提到李若冰和王宗元，我說我是踩著這兩位文學前輩的腳印攀上昆侖山的。沒有想到李若冰的兒子李勇就坐在下麵。我發言後他走到我跟前拉著我的手說，好久都沒有人提到我爸爸了，謝謝你還記得他。我說，這個本是不能忘的，什麽時候都不能忘。

　　王宗元，我又不得不提到他。

　　前些年，年輕的學者、散文理論家王誌清，寫了一本書《魂泊昆侖——走近王宗仁》。他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散文學會會長林非教授作序，林老的序裏第一句話就是：“遠在四十餘年前，我就閱讀過王宗仁同誌描繪青藏高原的一些作品。”對此，我很覺不安，有愧。四十年前我確實沒有什麽可以值得進入林老視野的作品。和林老見麵後我一問，他馬上說出了《昆侖山上一棵草》……

　　打住。

　　我又一次來到昆侖山。

　　我靜靜地站在不凍泉邊，四顧。六月雪把山中凍死的動物封裹在寒冷的白色中。我透過亮亮的泉水仍然可以看到“司機之家”遺址的倒影。怎麽能說是遺址呢？你看，泉水中那個倩影：惠嫂，當年也就二十歲出頭，純素的農婦裝扮；英姿勃發，像一位準備出征的女兵。時間把春天嫁得很遠，日子也可以使如花的容顏枯皺。不凍泉水卻能滋養高原人的青春。不凍泉沉澱著曾經的愛，也映著今天的情。昆侖山是不會老的！

　　靜悄悄的昆侖泉邊，我今夜無眠。

　　也是那一年的7月1日，納赤台兵站官兵黨日活動開展綠化雪山活動，我也加入。我栽的那棵樹是不是成活，沒人留意。我隻知道全站官兵栽植的一百棵楊柳，隻活了兩棵。別人怎麽看待，不去管了，我認定兩棵活下來的樹是代表兩位昆侖山先輩，是他們的化身。我離開兵站回北京時，再三對兵站的戰友說：把太陽結結實實地釘在每一片葉子上，讓那葉子變成果實！

　　原載《鴨綠江》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