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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曆史的重合與基因的弱化

　　石英

　　當我們稍稍注意一下，也許便不難發現：曆史的某一個階段、某一個重大事件，盡管距離百年、千年，卻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和重合。多數人對此好像並不奇怪：碰巧唄，偶然性唄！其實是偶然出現的嗎？也未必。另有一些人的看法並不如此簡單，如此不以為然。他們總覺得在時空的進程中，人和事的行進軌跡似乎是會有某種規律可循的。這也許就是曆史走到某一階段，重要人物的某些活動便出現了相似與重合的內在原因。

　　這樣的例證並非個別，這裏僅舉人們較為熟知的漢末和三國時期的一個突出事例加以剖析。這就是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漢獻帝劉協將皇位“禪讓”給他，是為魏（史稱曹魏）；而當四十五年後的公元265年，司馬懿之孫、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又逼迫魏主曹奐（所謂魏元帝）讓位於他，即晉朝的第一位皇帝晉武帝是也。四十餘年間，盡管曹魏經曆曹丕、曹叡、曹芳、曹髦和曹奐五個皇帝，但總的來說都是短命的。曹丕享壽僅三十九年（傳統說法為“虛歲”四十歲），在位不足七年；其子曹叡活得更短，僅三十四歲，在位十三年；叡之子（據說乃“乞養”之子）曹芳繼位時僅八歲，十五年後（公元254年），被司馬師廢掉，立高貴鄉公年僅十三歲的曹髦為帝（髦亦為曹丕之孫，東海定王曹霖之子），在位六年後僅十九歲即被司馬昭殺害；又立常道鄉公曹奐即位。奐為魏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在位僅五年後即被等得不耐煩的司馬炎趕下了台，徹底結束了由曹孟德打下基礎、其子曹丕開創的曹魏皇朝。而且，這五任魏主，除丕與叡為正宗遺傳外，餘雖為曹氏血脈，但芳、髦、奐均非直係正傳：曹奐乃曹操庶出兒子之子，曹髦卻是曹丕庶出兒子之子，這就是說，最後一帝魏主竟是倒數第二帝魏主的堂叔輩分。當然這主要是因為真正的朝政掌控者司馬氏“亂點皇帝譜”的結果。

　　這五任魏主之所以短命，原因有共同性也有其不同點。第一、二任丕與叡與一般封建皇帝那樣縱情聲色、生活不節有關。以丕之子曹叡為例，在位時雖兩麵受敵、長年用兵，但在許都和洛陽均大興土木，廣造宮室園林，終日與寵妃人等於芳林園中宴樂，身體嚴重受損，因此父子兩任均才過“而立”未過“不惑”即離世。第三任曹芳據傳亦淫佚不節，喜狎近娼優，但早年即被司馬氏黜逐外鄉，鬱鬱而斃，亦不得壽。四任曹髦之短命係遭害而卒。唯五任之曹奐雖最後被司馬炎逐出都城，卻以五十六歲壽終，是五任魏主中享壽最長者，但也是苟活而已。

　　如從這五任魏主再上溯至“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魏王曹操，祖孫幾代的經曆中實在有不少驚人的重合之處。公元三世紀初，曹操剪滅群雄，權勢日隆，雖未直接奪取皇位，但漢獻帝（劉協）已名存實無。操視這位傀儡皇帝如雞豚，平時帶劍上殿。獻帝朝不保夕，奉操為魏公乃至魏王，加“九錫”。但協仍心存不甘，在悸恨中作徒然掙紮，先後與董妃之兄董承和伏後之父伏完以衣帶密詔等形式力圖聯絡謀曹之士“討賊”，敗露後反招來更大慘禍。操與心腹華歆等殺董承、董妃與伏完、伏後並滅皇子等，一再製造宮中的喋血慘案。正如京劇《逍遙津》中漢獻帝的一段二黃慢板中的唱詞：“欺寡人在金殿不敢回對，欺寡人好一似貓鼠相隨；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受罪，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這雖然是後世的戲中語，卻也是當時的大致真實情狀。時間過了半個世紀左右，在司馬氏專擅朝政的曹芳、曹髦時期，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又重演了帶劍上殿，對傀儡皇帝頤指氣使，甚至反臣為君，視後者為雞豚的活劇；不過不是稱魏公魏王，而是稱晉公，仿佛又依當年模式複映了一輪。而傀儡皇帝卻同樣不甘屈辱，作了一些徒然掙紮。如曹芳之臣、皇丈張緝等三人也領受了芳之衣帶詔，但同樣與當年的董承一樣，尚未行動即敗落而被殺，連同曹芳之張皇後盡皆滅族……

　　事情的重合尚不止此，這五任的曹魏皇帝自身也在許多方麵循環著、重合著。如曹丕先納袁熙之妻甄氏為夫人（甄氏為其生子即曹叡），後納郭氏為貴妃，郭氏為進一步得寵，設計使丕厭棄甄氏，最後則幹脆賜死；而其子曹叡（即魏明帝），先納毛氏為後，而又納更為美貌的郭氏（又是一個郭氏）為貴妃，由於毛氏被冷落而不滿，叡聞之大怒，與其父一樣，立將毛後賜死，又是一個驚人的重合！

　　還有一個類似的重合情節：自公元220年至265年，有三起由新的君主或權臣反封原帝王為有名無實爵位的。即魏文帝曹丕賜原漢獻帝為山陽公，而曹芳則被總攬朝綱的司馬師貶為齊王，最後晉朝新皇帝又賜原魏主曹奐為陳留王。公也好，王也罷，實質上都已廢為庶人。其中有的做順民亦不可得，不久即遇害矣。

　　人們很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作為雄才大略、威加海內，被後世許多大人物反複稱道的魏武帝曹操，後世曹魏事業的承繼者竟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何耶？這不僅是一個應深加研究的曆史現象，也是一個複雜而微妙的社會現象乃至遺傳學問題。應該說，曹操之下的兩代某些方麵尚差強人意。如在文學方麵，操、丕、叡被後世稱為“三祖”，實則曹丕尤其是曹叡遠不及曹操。操之詩作雖在鍾嶸的《詩品》裏不被看中，但那是鍾的審美眼光和藝術偏見所致；而後世則趨向於認為操之詩作大氣古樸，蒼勁渾厚，頗具思想內涵。丕之作品亦有可取者，特別是其文藝論著《典論·論文》具有經典之傳世價值。而叡雖也有詩和散文（大都已散佚），但與其祖、父均不在一個層麵上。至於以下幾任魏主，在文化素養與表現方麵已難以評估了。

　　至於在事業開拓、政經將略方麵，曹丕一代與吳、蜀雖有碰撞，但已談不上有開拓進取之績可言。曹叡時代對外作戰已不得不倚重司馬懿。史書上雖對其有生性穎悟、弓馬嫻熟之語，但少有實踐表現；對野心勃勃、深藏而善機變的司馬懿盡管開始也有戒心，但終還是逐漸落入其掌控之中。懿之後，更大權旁落於其子司馬師、司馬昭之手，以致芳、髦、奐三帝均未擺脫傀儡身份，所謂“曹魏”之天下基本上已成為空殼。

　　之所以如此，的確頗耐人思索。首先，是否係盈極而虧的不成文法則在發生作用？過去曾有人這樣認為：類似曹操這樣生前將權謀、能力乃至體魄發揮到極致的人物，其後代往往難以在高水平的狀態下承繼長久，故其子曹丕次之，其孫曹叡再次之，再以後則更等而下之。這種盈極之後必虧無已的說法看似有理，曆史上卻也有並非如此甚至相反的例證。但從科學道理上講，在一定條件下基因弱化導致難以為繼或狀態不濟的情況是並不奇怪的。以曹丕所納之甄氏夫人為例，她本是曹丕在曹操攻破鄴城之後掠奪的袁紹之媳、袁熙之妻，因丕見其頗為美貌而動心，操見之亦稱“真吾兒婦也”。於是納之，後生曹叡，而被定為繼位者。該甄氏從僅有的資料中看，除姿色為其非常之處而外，還可能有些多情善感；至於智慧、能力等等，似均無明顯表現。《三國演義》中交代：城破之時，甄氏與其婆母隻有嚶嚶啼哭的份兒，仿佛除了任人擺布別無處置。而且從紹妻口中可知：當時袁熙出征外地，甄氏不願隨同前往，故留此而被擄。由是便不難看出作為一位嬌美女性，首要考慮的是避險而圖安，心性膽氣可見。歸曹後，除被賞玩，恐無別的作為，所以時間稍久即被冷落而拋擲。作為曹叡之母，體弱與否尚在其次，而心弱則幾乎是肯定的。這樣的基因影響，其子表麵的體貌極有可能是不錯的，還能表現出一些小處的聰慧，但絕非大器，更難獨當一麵、支撐江山。當曹丕彌留之際將叡托付給曹真、陳群、司馬懿三人保駕時，唯一的竊權“大鱷”出手之機已經開始。當然，如果沒有司馬父子的內外支撐，以曹叡的智能與膽魄，甭說是向外開拓，即使守住曹魏已有基業恐也夠吃力的。

　　由此可見，甄氏的基因影響及於其子至少有一半因素。還有，曹叡所傳之子曹芳，據說並非自己血脈，而是“乞養”而來。如是，其基因弱化當可見出又一佐證。而基因問題，是現代科學發現的硬件，至少應是具有可靠參考價值的。至於曹髦和曹奐，如前所述，不僅屬於別支庶出，而且都被玩弄於司馬兄弟的股掌之上，已無展示自身意誌與能力的條件，那就不僅是基因，而且後天的一切也被人為地擠扁了。

　　除了基因，還有成長環境。早年曹孟德征戰四方，幾乎無不親曆，出生入死，曆練了心智、膽魄與將略，而且兼具揮鞭揚波、橫槊賦詩的大氣與瀟灑。其子魏文帝雖也隨父出征過，但並未短兵相接、戟戈碰撞，作為世子，少不了被多方保護，自然還是煆打不足。反至曹叡以下，基本上未離宮闕，更缺乏臨陣之體驗。孱羸的環境弱化了人的自身，當然也萎縮了當事者的心魄。

　　不過，在沉鬱晦暗的大環境中也有突發一聲尖嘯的插曲。這就是公元260年魏主曹髦在司馬昭的高壓和欺淩下忍無可忍，爆發了一記略帶哀鳴的生死拚搏。他糾合了僅有的宮中親隨人等執戈挺杖，做了一次也許是雞蛋碰石頭但不能再有的抗爭！其結局可想而知：對手司馬昭並未露麵，隻令親信賈充出頭應對，賈指示打手成濟就徹底解決了。也許對這樣一位並未展示雄才、在曆史上的君王中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幹出這樣一件蠢事，人們覺得既魯莽而又自取其禍，而我卻認為：如果將其視為一個不甘屈辱、不計安危、奮起抗爭的十九歲青年，至少還有幾分並未泯滅的血性，也會產生出應有的不乏慘烈的悲憫之情。而且不應忘記：這位姓曹的青年在他的生命曆程中還曾發出過這樣的呼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一直在空氣中回蕩了一千七百多年，穿越時空，突破了當時的具體指向，而演化為一句具有深刻含義的警示語。我進而又在想：由此一點亦可推論這位“青年”未必沒有思想，未必不能有作為，而在過度的擠壓之下，縱有思慮的火種，並無擦碰的契機，更無施展作為的起碼的空間。由此可見，客觀條件不是不可能使有價值的人生能量報廢了的。

　　最後，我忽又想到：假如當年那位赫赫強勢的人物——魏武帝曹操能夠透視時空的霧霾看到他後世一代不如一代的情狀，是否會對他生前未能斷然剪除的司馬氏深感悔恨而氣惱？對曹氏後輩子孫的不爭氣而焦灼無奈？還是也能對自己曾經的某些作為有幾分反思？都是我們無法考據的了。不過，這就是糾結著基因、權力還有人性的曆史，一團亂麻廝纏著的曆史。不是嗎？

　　原載《散文百家》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