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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籟之聲 隱於大山

　　鐵凝

　　賈大山是河北省新時期第一位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說《取經》獲獎之後到北京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正在文壇惹人注目。那時還聽說日本有個“二賈研究會”，專門研究賈平凹和賈大山的創作。消息是否準確我不曾核實，但已足見賈大山當時的熱鬧景象。

　　當時我正在保定地區的一個文學雜誌任小說編輯，很自然地想到找賈大山約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長途汽車來到正定縣，在他工作的縣文化館見到了他。已近中午，賈大山跟我沒說幾句話就領我回家吃飯。我沒有推辭，盡管我與他並不熟。

　　我被他領著來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靜的狹長小院，屋內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見過的許多縣城裏的居民家庭一樣，但處處整潔。特別令我感興趣的是窗前一張做工精巧的半圓形硬木小桌，與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較很是醒目。論氣質，顯然它是這群家具中的“精英”。賈大山說他的小說都是在這張桌子上寫的，我一麵注意這張硬木小桌，半開玩笑地問他是什麽出身。賈大山卻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他家好幾代都是貧下中農。然後他就親自為我操持午飯，燒雞和油炸餜子都是現成的，他隻上灶做了一個菠菜雞蛋湯。這道湯所以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為大山做湯時程序的嚴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時，他先將打好的雞蛋潑入滾開的鍋內，再把菠菜撒進鍋，待湯稍沸鍋即離火。這樣菠菜翠綠，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還記得他站在爐前打蛋、撒菜時那瀟灑、細致的手勢。後來他的溫和嫻靜的妻子下班回來了，兒子們也放學回來了。賈大山陪我在裏屋用餐，妻兒吃飯卻在外屋。這使我忽然想起曾經有人告訴我，賈大山是家中的絕對權威，還告訴我，他的妻兒與這“權威”配合得是如何默契。甚至有人把這默契加些演繹，說賈大山召喚妻兒時就在裏屋敲牆，上茶、送煙、添飯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賈大山在裏屋吃飯沒有看見他敲牆，似乎還覺出幾分缺欠。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賈大山有一個穩定、安寧的家庭，妻子與他同心同德。

　　那一次我沒有組到賈大山的稿子，但這並不妨礙賈大山給我留下的初步印象，這是一個寬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謀略、與鄉村有著難以分割的氣質的知識分子，他嘴闊眉黑，麵若重棗，神情的持重多於活躍。

　　他的外貌也許無法使你相信他有過特別得寵的少年時代。在那個時代裏他不僅是曆選不敗的少先隊中隊長，他的作文永遠是課堂上的範文，而且辦牆報、演戲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原來他自幼與戲園子為鄰，早就在迷戀京劇中的須生了。有一回賈大山說起京劇忍不住站起來很帥地踢了一下腿，腳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風華少年時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學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學時代在地區報紙上發表小說時。如果不是1958年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首寓言詩，很難預料這個多才多藝的男孩子會有怎樣的發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詩，不料一經出現，全校上至校長下至教師卻一致認為那是為右派鳴冤叫屈、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寓言。16歲的賈大山蒙了，校長命他在辦公室門口的小榆樹下反省錯誤，下了一夜雪，他站了一夜。接著便是無盡的檢查、自我批判、挖反動根源等，最後學校以警告處分了結此案。賈大山告訴我，從那時起他便懂得了“敵人”這個概念，用他的話說：“三五個人湊在一塊兒一捏鼓你就成了階級敵人。”

　　他輝煌的少年時代結束了，隨之而來的是因病輟學，自卑，孤獨，以及為了生計的勞作，在磚瓦廠的石灰窯上當臨時工，直到1964年響應號召作為知青去農村。也許他是打算終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農民的，但農民卻很快發現了他有配合各種運動的“歪才”。於是賈大山在頂著太陽下地的業餘時間裏演起了“樂觀的悲劇”。在大隊俱樂部裏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風吹，麥子黃，貧下中農收割忙……”後來沿著這個“快板階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為村裏的民辦教師，接著又成為入黨的培養對象。這次賈大山被嚇著了——使他受到驚嚇的是當時的極“左”路線：入黨意味著被反複地、一絲不苟地調查，說不定他十六歲那點陳年舊賬也得被翻騰出來。他的自尊與自卑強烈主宰著他不願被人去翻騰。那時的賈大山一邊做著民辦教師，一邊用他的編寫才華編寫著那個時代，還編出了“好處”。他曾經很神秘地對我說：“你知道我是怎麽由知識青年變成縣文化館的幹部麽？就因為我們縣的糧食‘過了江’。”

　　據當時報載，正定縣是中國北方第一個糧食“過江”的縣。為了慶祝糧食“過江”，縣裏讓賈大山創作大型劇本，他寫的劇本參加了全省的會演，於是他被縣文化館“挖”了上來。“所以，”賈大山停頓片刻告訴我，“你可不能說文藝為政治服務不好，我在這上邊是沾了大光的。”說這話時他的眼睛超乎尋常的亮，他那兩隻狹長的眼睛有時會出現這種超常的光亮，那似是一種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動，這便是人們形容的犀利吧。犀利的目光，嚴肅的神情使你覺得你是在聽一個明白人認真地講著糊塗話。這個講著糊塗話的明白人說：“幹部們就願意指揮種樹，站在你身邊一個勁兒叮囑：‘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賈大山的糊塗話講得莊重透徹而不浮躁，有時你覺得天昏地暗，有時你覺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徹大悟。

　　1986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這次不是向大山約稿，是應大山之邀。此時他已是縣文化局長——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發現、重新“挖”的苗頭。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餘年來始終是河北重鎮之一。曾經，它雖以糧食“過江”而大出過風頭，但最為實在的還是它留給當今社會的古代文化。麵對城內這“簷牙高啄”“鉤心鬥角”的古建築群，這禪院寺廟，做一名文化局長也並非易事。局長不是導遊，也不是隻把解說詞背得滾瓜爛熟就能勝任的講解員，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專家。賈大山自如地做著這專家，他一麵在心中完整著使這些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重放光彩的計劃，一麵接應各路來賓。即使麵對再大的學者，專家賈大山也不會露“怯”，因為他的起點不是隻了解那些靜穆的磚頭瓦塊，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學說和枝蔓。這時我作為賈大山的客人觀察著他，感覺他在正定這片古文化的群落裏生活得越來越穩當妥帖，舉止行動如魚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愛之物般被他摩挲著，而談到他和那些僧人、主持的交往，你在夏日習習的晚風中進一趟臨濟寺便能一目了然了，那時十有八九他正與寺內主持焦師傅躺在澄靈塔下談天說地，或聽焦師傅演講禪宗祖師的“棒喝”。

　　幾年後大山又任縣政協副主席。他當局長當得內行、自如，當主席當得莊重、稱職。然而他仍舊是個作家，可能還是當代中國文壇唯一隻寫短篇小說的作家，且對自己的小說篇篇皆能背誦。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給我講了許多農村和農民的故事，那些故事與他的獲獎小說《取經》已有絕大不同。如果說《取經》這篇力作由於受著當時文風的羈絆，或許仍有幾分圖解政策的痕跡，那麽這時賈大山的許多故事你再不會漫不經心地去體味了。雖然他的變化是徐緩的，不動聲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他所熟悉的底層民眾靈魂的深處，於是他的故事便構成了一個賈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裏有樂觀的辛酸，優美的醜陋，詭譎的幽默，愚鈍的聰慧，冥頑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溫馨……

　　賈大山講給我的故事陸續地變成了小說。比如一位窮了多半輩子終於致富的老漢率領家人進京旅遊，當從未坐過火車的他發現慢車票比快車票便宜時居然不可思議地驚歎：“慢車坐的時候長，怎麽倒便宜？”比如“社教”運動中，某村在階級教育展覽室抓了一個小偷，原來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襖，白天他的棉襖被作為展品在那裏展覽，星夜他還得跳進展覽室將這棉襖（他爺爺討飯時的破襖）偷出禦寒。再比如他講的花生的故事：賈大山當知青時花生是中國的稀有珍品，那些終年不見油星的百姓趁隊裏播種花生的時機，發了瘋似的帶著孩子去地裏偷花生種子解饞。生產隊長恪守著職責搜查每一個從花生地裏出來的社員，當他發現他8歲的女兒嘴裏也在蠕動時，便一個耳光打了過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兒氣管裏，女兒死了。死後被抹了一臉鍋底黑，又讓人在臉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臉是為了嚇唬鬼，讓這孩子在陰間不被鬼纏身。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讀賈大山小說的時候，眼前總有一張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臉。我想，許多小說家的成功，大約不在於他發現了一個孩子因為偷吃花生種子被卡死了，而在於她死後又被親人抹的那一臉鍋底黑和那一斧子。並不是所有小說家都能注意到那鍋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後來我讀大山一篇簡短的《我的簡曆》，寫到“1996年秋天，鐵凝同誌到正定，閑談的時候，我給她講了幾個農村故事。她聽了很感興趣，鼓勵我寫下來，這才有了幾篇‘夢莊記事’”。今天想來，其實當年他給我講述那些故事時，對“夢莊記事係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讓我永遠懷念的，是與這樣的文壇兄長那些不可再現的清正、有趣、純粹、自然的文學“閑談”。在21世紀的當下，這尤其難得。

　　一些文學同行也曾感慨為什麽賈大山的小說沒能引起持續的應有的注意？可賈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壇對他的注意與否。河北省曾經專門為他召開過作品討論會，但是他卻沒參加。問他為什麽，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說發表時他也不在乎大報名刊，寫了小說壓在褥子底下，誰要就由誰拿去。他告訴我說；“這褥子底下經常壓著幾篇，高興了就隔著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來再改。”在賈大山看來，似乎隔著褥子比麵對稿紙更能引發他的思路。隔著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夠沉澱得更久遠、更凝練、更明晰。隔著褥子去思想還能使他把小說越改越短。這讓我想起了不知是誰的名句：“請原諒我把信寫得這麽冗長，因為我沒有時間寫得簡短。”

　　寫得短的確需要時間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極點的天真，需要死不悔改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獨守寂寞），需要坦然麵對長久的不被注意。賈大山發表過50多篇小說，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在20世紀90年代不能說是當紅作家，但他卻不斷被外省文友們打聽詢問。在“各領風騷數十天”的當今文壇，這種不斷地被打聽已經證明了賈大山作品留給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內，一生隻去過北京、保定、石家莊、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開會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見了海。北戴河之後的兩年裏，我沒有再見賈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著，大山不會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規律，深居簡出，善以待人，他這樣的人何以會生重病？當我在這個秋天見到他時，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術後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發很長，蜷縮在床上，聲音喑啞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變了他的形象，他這時的樣子會使任何一個熟識從前他的人難過。隻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雙能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正是這雙閃著超常光亮的眼使賈大山不同於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讓他的朋友們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興，他盡可能顯得輕快地從床上坐起來跟我說話，並掀開夾被讓我看他那驟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樣啊”，他說。他到這時也沒忘幽默。我說了些鼓勵他安心養病的話，他也流露了許多對健康的渴望。看得出這種渴望非常強烈，致使我覺得自己的勸慰是如此蒼白，因為我沒有像大山這樣痛苦地病過，我其實不知道什麽叫健康。

　　1996年夏天，蔣子龍應邀來石家莊參加一個作品討論會，當我問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時，蔣子龍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賈大山，他們是中國作協文講所的同學。是個雨天，我又一次來到正定。蔣子龍的到來使大山顯得興奮，他們聊文講所的同學，也聊文壇近事。我從旁觀察賈大山，感覺他形容依然憔悴，身體更加瘦弱。但我卻真心實意地說著假話，說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要鼓勵的，這一日，大山不僅下床踱步，竟然還唱了一段京劇給蔣子龍。他強打著精神談笑風生，他說到對自己所在單位縣政協的種種滿意——我用多貴的藥人家也不吝惜，什麽時候要上醫院，一個電話打過去，小車就開到樓門口來等。他很知足，言語中又暗暗透著過意不去。他不忍耽誤我們的時間，似又怕我們立刻離去。他說你們一來我就能忘記一會兒肚子疼；你們一走，這肚子就疼起來沒完了。如果那時癌細胞已經在他體內擴散，我們該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難以言表的疼痛。我們告辭時他堅持下樓送我們。他顯然力不從心，卻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態得以輕捷。他仿佛以此告訴人們，放心吧，我能熬過去。

　　賈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當著外人他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尊嚴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訴我，隻有背著人，他才會為自己這遲遲不好的病體焦急萬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賈大山。經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髒、胰髒和腹腔。大山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於是我們不再說病，隻不著邊際地說世態和人情。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裏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揮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一個什麽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可誰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幾年前那個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賈大山，他曾經告訴我們，有一回，大約在他當縣文化局長的時候，局裏的話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去開一個會，還問他開那麽多會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會就是花國家的錢吃吃喝喝。賈大山回答說這叫“酒肉穿腸過，工農留心中”。他是在告誡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別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還是譏諷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百姓怎還會在心中留呢？也許告誡、譏諷兼而有之，不經意間透著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說。

　　1997年2月3日，與大山的最後一次見麵，還聽他講起另一件事：幾個陌生的中學生曾經在病房門口探望他。他說他們本是來醫院看同學的，他們的同學做了闌尾炎手術，住在賈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學問他們，你們知道我隔壁住著誰嗎？住著作家賈大山。幾個同學都在語文課本上讀過賈大山的小說，就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這同學說他病得重，你們別打擾，就站在門口，從門上的小窗戶往裏看看吧。於是幾個同學輪流湊到賈大山病房門前，隔著玻璃看望了他。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靜，當他講述這件事時，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啞，他的語氣十分柔和。他不掩飾他的自豪和對此事的在意，他說：“幾個陌生的中學生能想到來看看我，這說明我的作品對人們還是有意義的，你說是不是？”他的這種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覺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來，雖有遠近不少同好親友前來看望，但似乎沒有誰能抵得上幾個陌生的中學生那一次短暫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賈大山，仿佛隻有從這幾個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確有讀者，他的作品的確沒被遺忘。

　　1997年2月20日（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後一刻。小梅嫂子說，他正是在最絕望的時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決心在春節過後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實不多，我想那該是倚仗健康的身體，用明淨的心，寫好的東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學圖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學圖解弗洛伊德或別的什麽。我隻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尋找一點天籟之聲，自然之趣，以娛悅讀者，充實自己。”雖然他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但是觀其一生，他其實一貫是這樣做的。他這種難能可貴的“一貫”，使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氣韻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櫃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

　　賈大山作品所傳遞出的積極的道德秩序和優雅的文化價值，相信能讓還不熟知他的讀者心生歡悅，讓始終惦念他的文學同好們長存敬意。

　　原載《人民日報》201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