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劉師培經學研究的地位
晚清今文經學的興起標誌著經學研究的變局的來臨。表麵上，經學需要複蘇傳統經世精神，但隨著曆史的變易，人們發現經世的內涵也在不斷發生變革。從改良到維新然後到革命，人們越來越發現經學中傳統的治國方略和社會思想離時代越來越遠。人們不斷將孔子打扮為改製的素王、中華民族的教主、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鋒，最後發現孔子不成其為孔子，發現孔子學說本質上離近代民主意識極其遙遠。終於有章太炎的《訂孔》和劉師培的《孔學真論》出現，證明孔子的政治權術和求祿思想不可能對現實社會變革產生積極作用。像章太炎這樣，人們從推崇經學轉變到反思經學、批判經學。可以說，經學經世思想的複蘇既帶來了晚清經學研究的興盛局麵，同時也暴露了經學已經落後於時代，經學將不再有過去的榮光。經學作為一種政治之學、經世之學已經走向了它的終結。
而經學的學術性內涵則隨著晚清經學研究的深入顯示出了活力。人們發現，統治了兩千年的經學思想原來存在如此眾多的問題。有宋學與漢學的分歧，有東漢之學與西漢之學的分歧，西漢之學又有官學和私學的分歧。人們開始調和漢宋，繼而以西漢之學代替東漢之學，繼而以春秋戰國之學代替西漢之學。表麵上看，似乎是“義愈推而愈古”，實際上是人們要探究經學之真。始而以義理與考據的統一為經學之真，進而以托古改製為經學之真，最後發現經學之真在於經學的曆史。離開了經學自身的“修短黑白”，就不可能認識到經學之真。晚清經學研究的曆史表明經學需要作實事求是地深入研究。
劉師培在晚清經學研究的上述兩條發展線索中都有其重要地位。從前一角度而言，他力圖將經學與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相聯係，但始終架不起經學與現實的橋梁。他和國粹派在溝通經學曆史與社會現實關係方麵的失敗意味著傳統經學作為一種政治學已經壽終正寢。
從後一角度來看，劉師培對整理經學曆史的演變線索作出了貢獻。他提出六經為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書，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形成不同傾向的注本、傳本。但他反對廖平將今古義的分歧上溯到孔子思想體係的觀點，力主今古文的分別首先是文字的區別，到漢代才有。他也反對康有為將一切古文視作劉歆偽造的結論，證明西漢古文經和古文經學都有真實性可考。而東漢古文經學之所以能占統治地位，乃是因為今文經學既立學官，成為利祿之學，經師分立門戶，排斥異己，曠官溺職，自廢其學。這些基本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其科學性。至於他對《尚書》、《周禮》、《左傳》等經典的具體研究，對於古文經典源流和古文經真實麵貌的考證，雖然在個別論點上不完全恰當，但也同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師培對於經典中的禮儀製度的分析成為繼起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的參考。他關於經史典籍的研究成果成為中國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階梯。這在他的學生蒙文通那裏得到了反映。
蒙文通生於1894年，1911年進入四川存古學堂學經學，受知於廖平、劉師培。由於劉師培的影響，1915年他撰《孔氏古文說》時，就能別六經於舊史。後來他作《古史甄微》，進一步看出東、北、南三方古史傳說之不同，並提出三方古史傳說之不同是由於三方思想與傳統文化之不同。魯人宿敦禮義，故（《六經》）說湯武具為聖智，晉人宿崇功利，故說舜禹皆同篡竊。楚人宿好鬼神，故稱虞夏極其靈怪。三方陳述史說不同，蓋即源於其思想之異。從這種角度去看儒家經學，蒙文通就能超出前人在今、古文問題上的局限。他提出用經學所雲禮製為根本，通過整理西周舊製來判定古書真偽以及儒家政典的理想成分。他通過對《周官》所載鄉、遂製度的深入研究，指出《周官》所載社會經濟製度是徹助並行、國野異製“貴賤之級嚴”的製度。六鄉行徹法，所居為君子（國人），是周人，是統治階級；六遂行助法，所居為小人（野人），是被征服的殷人，是被統治者。其他如兵製和學製也都是鄉、遂（國、野）不同的不平等製度。而這個製度絕非鄉遂之製既廢、國野之界已泯的戰國秦漢時代所能構想。故就《周官》中以塚宰為首的六官體係而論，當是“改定於東遷以後惠王、襄王之時”，而其百官細節則“徒存豐鎬之具文”。蒙文通以此為據，闡明了西漢經師所述禮製與西周舊製的差別，從而對儒家政治思想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
劉師培、蒙文通所探討的西周徹助並行、國野異製的經濟政治軍事製度，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正確概定西周社會的性質產生了重大影響。侯外廬先生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狀況時，就特別關注國野分別，並參照王國維的研究，提出了中國古代獨特的社會發展途徑。
劉師培十分看重他後期的經學研究著作。據陳鍾凡回憶，劉師培曾對他說：
餘平生述造，無慮數百卷。清末旅扈，為《國粹學報》撰稿，率意為文，說多未瑩。民元以還，西入成都，北屆北平，所至任教國學，纂輯講稿外，精力所萃，實在三禮。既廣征西漢經師之說，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援據《五經異誼》所引古《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為《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
而事實上，劉師培給後人以影響的，並不在於他的家法思想和對西漢古文微學的扶植，而是他這些實事求是的研究給後人理清經學曆史和古代社會的麵貌提供了參考。這再一次表明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隻有在近代學術發展的大趨勢中才能估量其價值。
§§第七章 劉師培與中國近代史學
而經學的學術性內涵則隨著晚清經學研究的深入顯示出了活力。人們發現，統治了兩千年的經學思想原來存在如此眾多的問題。有宋學與漢學的分歧，有東漢之學與西漢之學的分歧，西漢之學又有官學和私學的分歧。人們開始調和漢宋，繼而以西漢之學代替東漢之學，繼而以春秋戰國之學代替西漢之學。表麵上看，似乎是“義愈推而愈古”，實際上是人們要探究經學之真。始而以義理與考據的統一為經學之真，進而以托古改製為經學之真，最後發現經學之真在於經學的曆史。離開了經學自身的“修短黑白”，就不可能認識到經學之真。晚清經學研究的曆史表明經學需要作實事求是地深入研究。
劉師培在晚清經學研究的上述兩條發展線索中都有其重要地位。從前一角度而言，他力圖將經學與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相聯係，但始終架不起經學與現實的橋梁。他和國粹派在溝通經學曆史與社會現實關係方麵的失敗意味著傳統經學作為一種政治學已經壽終正寢。
從後一角度來看，劉師培對整理經學曆史的演變線索作出了貢獻。他提出六經為孔子教育弟子的教科書，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形成不同傾向的注本、傳本。但他反對廖平將今古義的分歧上溯到孔子思想體係的觀點，力主今古文的分別首先是文字的區別，到漢代才有。他也反對康有為將一切古文視作劉歆偽造的結論，證明西漢古文經和古文經學都有真實性可考。而東漢古文經學之所以能占統治地位，乃是因為今文經學既立學官，成為利祿之學，經師分立門戶，排斥異己，曠官溺職，自廢其學。這些基本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其科學性。至於他對《尚書》、《周禮》、《左傳》等經典的具體研究，對於古文經典源流和古文經真實麵貌的考證，雖然在個別論點上不完全恰當，但也同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師培對於經典中的禮儀製度的分析成為繼起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的參考。他關於經史典籍的研究成果成為中國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階梯。這在他的學生蒙文通那裏得到了反映。
蒙文通生於1894年，1911年進入四川存古學堂學經學，受知於廖平、劉師培。由於劉師培的影響，1915年他撰《孔氏古文說》時，就能別六經於舊史。後來他作《古史甄微》，進一步看出東、北、南三方古史傳說之不同，並提出三方古史傳說之不同是由於三方思想與傳統文化之不同。魯人宿敦禮義，故（《六經》）說湯武具為聖智，晉人宿崇功利，故說舜禹皆同篡竊。楚人宿好鬼神，故稱虞夏極其靈怪。三方陳述史說不同，蓋即源於其思想之異。從這種角度去看儒家經學，蒙文通就能超出前人在今、古文問題上的局限。他提出用經學所雲禮製為根本，通過整理西周舊製來判定古書真偽以及儒家政典的理想成分。他通過對《周官》所載鄉、遂製度的深入研究，指出《周官》所載社會經濟製度是徹助並行、國野異製“貴賤之級嚴”的製度。六鄉行徹法，所居為君子（國人），是周人，是統治階級；六遂行助法，所居為小人（野人），是被征服的殷人，是被統治者。其他如兵製和學製也都是鄉、遂（國、野）不同的不平等製度。而這個製度絕非鄉遂之製既廢、國野之界已泯的戰國秦漢時代所能構想。故就《周官》中以塚宰為首的六官體係而論，當是“改定於東遷以後惠王、襄王之時”，而其百官細節則“徒存豐鎬之具文”。蒙文通以此為據，闡明了西漢經師所述禮製與西周舊製的差別，從而對儒家政治思想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
劉師培、蒙文通所探討的西周徹助並行、國野異製的經濟政治軍事製度，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正確概定西周社會的性質產生了重大影響。侯外廬先生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狀況時，就特別關注國野分別，並參照王國維的研究，提出了中國古代獨特的社會發展途徑。
劉師培十分看重他後期的經學研究著作。據陳鍾凡回憶，劉師培曾對他說：
餘平生述造，無慮數百卷。清末旅扈，為《國粹學報》撰稿，率意為文，說多未瑩。民元以還，西入成都，北屆北平，所至任教國學，纂輯講稿外，精力所萃，實在三禮。既廣征西漢經師之說，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援據《五經異誼》所引古《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為《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
而事實上，劉師培給後人以影響的，並不在於他的家法思想和對西漢古文微學的扶植，而是他這些實事求是的研究給後人理清經學曆史和古代社會的麵貌提供了參考。這再一次表明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隻有在近代學術發展的大趨勢中才能估量其價值。
§§第七章 劉師培與中國近代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