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劉師培對於學術革新的認識
錢玄同於1937年曾說：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1884年），第二期始於民國六年丁巳（1917年）。第二期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為精密，研究之結論更為正確。……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以餘所論，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論著述發表之先後次之，為南海康君長素（有為）、平陽宋君平子（恕）、瀏陽譚君壯飛（嗣同）、新會梁君任公（啟超）、閩侯嚴君幾道（複）、杭縣夏君穗卿（曾佑）、先師餘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孫君籀膏（詒讓）、紹興蔡君子民（元培）、儀征劉君申叔（光漢）、海寧王君靜庵（國維）、先師吳興崔公觶甫（適）。此十二人者，或窮究曆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壹誌於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誌願而兼從事於政治之活動者，然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
他認為1884年到1917年是中國學術革新的黎明時代，在這一時代先後出現了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複、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等重要學術人物，他們對傳統經學、史學、子學、小學、文學所作的開創性研究構成了中國近代學術中最有價值的一頁，成為傳統學術研究到近代學術研究的橋梁。
而劉師培在這一學術過渡時期具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劉君最初發表著述之時，對於康、梁、嚴、夏、章、孫諸先生之作，皆嚐博觀”，他比較清醒地認識到了近代學術所發生的轉折以及其發展方向。同時，他“著述所及，方麵甚多”，其中有的論古今學術思想，有的論小學，有的論經學，有的為校釋群書。而其中每一門類，都不乏新義。尤其是他1908年秋以前的學術研究，“識見之新穎與夫思想之超卓，不獨為其個人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國紀元以前二十餘年間有新思想之國學諸彥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可以說，劉師培的學術研究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過渡的重要中介之一。
劉師培對於學術研究的本質有獨立的認識。他曾這樣概定學術的含義，說：
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如陰陽家流，列九流之一，此指陰陽學之原理言也。陰陽若五行、卜筮、雜占，列於術數類中，則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
也就是說，學術是原理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如果隻有原理沒有方法不可稱為學術，同理，隻有方法沒有原理，也不可稱為學術。而所謂原理和方法，在劉師培的學術思想中又包含了兩種具體涵義。其一是指純粹科學研究的原理與方法，其二是指救世濟民的理論與方法。在1908年以前，劉師培認為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依據他對學術本質的認識，劉師培批評了傳統學術研究對於學術本質的偏移。第一，他批評傳統學術研究偏離了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他指出在傳統學術研究中，有一種傾向就是要將學術變為純粹考據，這在清代學術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乾嘉時期的漢學，其特征可以用“考證”二字概括之。漢學泥古墨守，以吳派最為典型。他們研究經典，不外摭拾校勘，“掇次已佚之書，依類排列，單詞碎義，博采旁搜……考訂異文，改異殊體，以折衷古本”，他們或篤於信古，或膠執古訓，總之是守一家之言而不能出其靈性。劉師培指出：“考古不能知今，則為無用之學。”如果學術離開了救世濟民的旨意，那就不是真正意義的學術。他曾用很多篇幅來論證學術的生命力在於經世致用。他一度推崇龔自珍、魏源、戴望關於學術精神的觀點，認為在中國古代，學術與政治合二為一，學術滲透著經世精神。第二，劉師培也批評了傳統學術研究在原理與方法兩方麵都缺乏高度自覺。他指出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大多在原理與方法上不能達成統一。如宋明理學家們商談性命道德之說，但卻缺乏牢固的方法論基礎，他們解釋儒家經典，“不軌家法，悉憑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因而其理論也不能完全可信。而漢學實事求是，有比較嚴格的方法論程序，但卻沒有闡發所研究事物的原理，缺乏哲學概括。
劉師培在批評傳統學術研究中所提出的第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近代學術必須加強經世意識，必須堅持理論與方法的統一。
劉師培還敏銳地認識到學術研究在不同曆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他提出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目標是建設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的學術經世途徑，探索新的學術理論，嚐試新的學術方法。
劉師培說，中國古代學術雖然也不乏經世致用的抱負，但就其主流而言是君學與異學的混合。在中國古代學術中浸透著君權神授和三綱說，因而學者總是把專製君主當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心，往往置國家和民族於不顧。如經學研究，漢代提出三綱說，鼓吹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三綱之說，“本於緯書，莫可究詰”。但兩千年來，這種思想深入人心，成為習性，使人們安於上下尊卑等級名分，不敢反抗。以致宋儒倡說，“以權力之強弱，定名分之尊卑，於是情欲之外，別有所謂義理，三綱之說，中於民心，而君上之尊，遂無複起而抗之者矣”。待到晚近，清朝統治者猶崇理學，籠絡一批理學家，稱他們為“理學名臣”，給予高官厚祿，規定科舉考試以朱注為主，擢拔重用者多為理學家流，理學成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劉師培認為，自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以後，理學就變成了君學與異族之學的混合。清朝理學最為重視的命題，叫做“存理滅欲”，其目的就是要維護民族壓迫和專製統治，防止人民的反抗鬥爭。
傳統史學研究也是如此。鄧實批評古代史書汗牛充棟，但無非是君史。王者一舉一動，有起居注實錄，一言一語，有“詔令”、“製誥”、“寶訓”分別記敘之。史家腦海僅有一帝王，舍帝王以外無日月風雲。將相儒林，無非攀附奔走於帝王者，相反，“人群之英雄、社會之豪傑、政治之大家、哲學之巨子”，真正體現群體利益的人物，盡遭刊落。劉師培也深有同感。至於方誌，其“外紀”錄“皇恩慶典”，“年譜”紀“官師訖除”，“考”著“典籍法製”，“傳”列地方“名官”，還有“忠義”、“列女”之屬，無非宣揚綱常名教，劉師培認為急宜改造。
劉師培指出，不同時期的學術經世方式不會完全一致。而傳統經史之學的經世方式已經不可能適應當時現實的需要。應該打破以正統觀念為指導的傳統學術體係，使學術思想為民族民主革命開辟道路。社會需要建設新的學術哲學和新的學術方法論。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於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運動當分為兩期：第一期始於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1884年），第二期始於民國六年丁巳（1917年）。第二期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為精密，研究之結論更為正確。……黎明運動中最為卓特者，以餘所論，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論著述發表之先後次之，為南海康君長素（有為）、平陽宋君平子（恕）、瀏陽譚君壯飛（嗣同）、新會梁君任公（啟超）、閩侯嚴君幾道（複）、杭縣夏君穗卿（曾佑）、先師餘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孫君籀膏（詒讓）、紹興蔡君子民（元培）、儀征劉君申叔（光漢）、海寧王君靜庵（國維）、先師吳興崔公觶甫（適）。此十二人者，或窮究曆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壹誌於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誌願而兼從事於政治之活動者，然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
他認為1884年到1917年是中國學術革新的黎明時代，在這一時代先後出現了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複、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等重要學術人物，他們對傳統經學、史學、子學、小學、文學所作的開創性研究構成了中國近代學術中最有價值的一頁，成為傳統學術研究到近代學術研究的橋梁。
而劉師培在這一學術過渡時期具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劉君最初發表著述之時，對於康、梁、嚴、夏、章、孫諸先生之作，皆嚐博觀”，他比較清醒地認識到了近代學術所發生的轉折以及其發展方向。同時，他“著述所及，方麵甚多”，其中有的論古今學術思想，有的論小學，有的論經學，有的為校釋群書。而其中每一門類，都不乏新義。尤其是他1908年秋以前的學術研究，“識見之新穎與夫思想之超卓，不獨為其個人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國紀元以前二十餘年間有新思想之國學諸彥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可以說，劉師培的學術研究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過渡的重要中介之一。
劉師培對於學術研究的本質有獨立的認識。他曾這樣概定學術的含義，說：
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學為術之體，術為學之用。如陰陽家流，列九流之一，此指陰陽學之原理言也。陰陽若五行、卜筮、雜占，列於術數類中，則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
也就是說，學術是原理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如果隻有原理沒有方法不可稱為學術，同理，隻有方法沒有原理，也不可稱為學術。而所謂原理和方法，在劉師培的學術思想中又包含了兩種具體涵義。其一是指純粹科學研究的原理與方法，其二是指救世濟民的理論與方法。在1908年以前，劉師培認為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依據他對學術本質的認識，劉師培批評了傳統學術研究對於學術本質的偏移。第一，他批評傳統學術研究偏離了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他指出在傳統學術研究中，有一種傾向就是要將學術變為純粹考據，這在清代學術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乾嘉時期的漢學，其特征可以用“考證”二字概括之。漢學泥古墨守，以吳派最為典型。他們研究經典，不外摭拾校勘，“掇次已佚之書，依類排列，單詞碎義，博采旁搜……考訂異文，改異殊體，以折衷古本”，他們或篤於信古，或膠執古訓，總之是守一家之言而不能出其靈性。劉師培指出：“考古不能知今，則為無用之學。”如果學術離開了救世濟民的旨意，那就不是真正意義的學術。他曾用很多篇幅來論證學術的生命力在於經世致用。他一度推崇龔自珍、魏源、戴望關於學術精神的觀點，認為在中國古代，學術與政治合二為一，學術滲透著經世精神。第二，劉師培也批評了傳統學術研究在原理與方法兩方麵都缺乏高度自覺。他指出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大多在原理與方法上不能達成統一。如宋明理學家們商談性命道德之說，但卻缺乏牢固的方法論基礎，他們解釋儒家經典，“不軌家法，悉憑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因而其理論也不能完全可信。而漢學實事求是，有比較嚴格的方法論程序，但卻沒有闡發所研究事物的原理，缺乏哲學概括。
劉師培在批評傳統學術研究中所提出的第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近代學術必須加強經世意識，必須堅持理論與方法的統一。
劉師培還敏銳地認識到學術研究在不同曆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他提出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目標是建設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的學術經世途徑，探索新的學術理論，嚐試新的學術方法。
劉師培說，中國古代學術雖然也不乏經世致用的抱負，但就其主流而言是君學與異學的混合。在中國古代學術中浸透著君權神授和三綱說，因而學者總是把專製君主當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心，往往置國家和民族於不顧。如經學研究，漢代提出三綱說，鼓吹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三綱之說，“本於緯書，莫可究詰”。但兩千年來，這種思想深入人心，成為習性，使人們安於上下尊卑等級名分，不敢反抗。以致宋儒倡說，“以權力之強弱，定名分之尊卑，於是情欲之外，別有所謂義理，三綱之說，中於民心，而君上之尊，遂無複起而抗之者矣”。待到晚近，清朝統治者猶崇理學，籠絡一批理學家，稱他們為“理學名臣”，給予高官厚祿，規定科舉考試以朱注為主，擢拔重用者多為理學家流，理學成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劉師培認為，自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以後，理學就變成了君學與異族之學的混合。清朝理學最為重視的命題，叫做“存理滅欲”，其目的就是要維護民族壓迫和專製統治，防止人民的反抗鬥爭。
傳統史學研究也是如此。鄧實批評古代史書汗牛充棟，但無非是君史。王者一舉一動，有起居注實錄，一言一語，有“詔令”、“製誥”、“寶訓”分別記敘之。史家腦海僅有一帝王，舍帝王以外無日月風雲。將相儒林，無非攀附奔走於帝王者，相反，“人群之英雄、社會之豪傑、政治之大家、哲學之巨子”，真正體現群體利益的人物，盡遭刊落。劉師培也深有同感。至於方誌，其“外紀”錄“皇恩慶典”，“年譜”紀“官師訖除”，“考”著“典籍法製”，“傳”列地方“名官”，還有“忠義”、“列女”之屬，無非宣揚綱常名教，劉師培認為急宜改造。
劉師培指出，不同時期的學術經世方式不會完全一致。而傳統經史之學的經世方式已經不可能適應當時現實的需要。應該打破以正統觀念為指導的傳統學術體係，使學術思想為民族民主革命開辟道路。社會需要建設新的學術哲學和新的學術方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