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近代學術醞釀著一次曆史性的轉折。龔自珍、魏源等深感清王朝統治的危機，對學術研究經世精神的貧乏進行了抨擊。他們認為清代所謂漢學與宋學，都沒有契中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漢學家“考證於不必考之地”，置天下安危治亂於不顧，“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漢學舍本逐末，疲精勞神，畢生從事文字訓詁等工作，對於經世致用不屑一顧，其結果是“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而宋學家們雖然標榜心得，卻崇尚空疏，對於各種實際問題不聞不問，同漢學研究一樣無用。他們提出要改變這種學術狀況。他們提出了如下辦法：一、重新認識傳統學術研究的真正精神實質，二、緊密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龔自珍、魏源等人做了大量的對傳統學術精神的發掘工作。如龔自珍深入考察曆代學術的演變沿流，指出古代學術與政治是合一的整體，魏源條理西漢今文經學家的師法，指出儒學的真傳是以學問切人事。龔、魏還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緊密結合。龔自珍針對當時社會貧富不均、政治基礎不穩的現實問題，研究古代宗法和井田製，提出設“農宗”以緩和土地兼並和穩定社會秩序，強化血緣關係和宗族感情。他還對當時西北和東南沿海所麵臨的現實危機，提出《西域置行省議》，提出隻有在西域置行省，鞏固西部邊防，才能真正抵禦西部外敵入侵。對東南沿海的曆史地理，龔自珍也很關注。魏源研究清代軍事曆史，著《聖武記》，其目的就是要從曆史中找到抵禦列強覬覦的辦法。他研究元史，著《元史新編》，也是試圖從元朝政治的特點和元朝滅亡的教訓來提醒清王朝所應該注意的問題。他研究外國史地，著《海國圖誌》，就是要了解西方的曆史和地理狀況，“諸其底蘊”，“以資控製”。
鴉片戰爭前後學術研究的經世意識和時代感、現實感，帶來了當時學術研究的新局麵。在傳統經學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動向：今文經學開始興盛起來。隨著人們對學術經世精神的強調，樸學客觀平實的長處淡化，而其短於致用的弊病卻越來越鮮明地暴露出來。人們反省樸學所標榜的漢學旗幟，發現樸學所實踐的漢學乃是東漢古文經學，而西漢之學，特別是西漢今文經學並沒有被乾嘉樸學者們所深入研究。而西漢之學，特別是西漢今文經學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製興教化，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經術為治術，才是真正的經學學術精神。而且西漢今文經學，去古未遠，又有師承，比東漢之學更得孔學真傳，更符合儒家經學的原意。在這種狀況下，乾嘉時期本不受重視的個別學者關於西漢經學微言大義的研究受到了高度評價。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在經學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傳統史學研究領域，也出現了由考史注史到著史的轉變。鴉片戰爭以後，一大批史家一改清中期不事著述的風氣，收集史料，致力於元、明、清史和邊疆史地的研究。如徐鼒1861年寫成《小腆紀年附考》，1862年寫成《小腆紀傳》，夏燮1873年寫成《明通鑒》，李元度著《國朝先正事略》，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夏燮著《中西紀事》、《粵氛紀聞》，王闓運著《湘軍記》，王定安著《湘軍誌》，王之春撰《國朝柔遠記》等。還有一些史家將視野伸展到域外史地，如王韜著《法國誌略》、《普法戰紀》，黃遵憲著《日本國誌》等。
但經學、史學研究的上述變化並沒有完全像龔自珍、魏源等人所預想的那樣，成為對古代學術精神的複古，它沒有固守傳統學術的樊籬，而是以複古求解放，體現著學術研究的近代意識。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經學史研究在複歸傳統經學精神時導致對傳統經學的超越。
鴉片戰爭後，今文經學觀點的勃興主要表現在經學的變易觀和主體思想。西漢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主要是“天人感應”和“三統”、“三世”說。漢儒所架構的陰陽五行模式以及天人關係論，隨著古代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的進步，已被證明是主觀比附。所以晚清經今文學的研究重點不在漢代天人之學，而在其變易之學。劉逢祿、宋翔鳳、王闓運都重視《公羊》之學，試圖以公羊釋《論語》，戴望認為“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公羊》之義不可”，都表明晚清今文經學的重心是在將以《公羊》為代表的經學變易觀去詮釋儒家經學體係。其發展結果正是這樣。廖平、康有為把儒家經學體係進行分解，將較少涉及變易觀的經學成分視為古文派。廖平將此視為是孔子早年不成熟的思想，而康有為幹脆將之視為劉歆的偽學。這樣，公羊傳所闡發的“存三統、張三正、異內外”的三科，就成了儒家經學的正統，它真正反映了孔子對於曆史過程的係統看法以及對不同曆史發展階段的政治理想。而孔子也被打扮為有著深遠政治抱負的素王、有救世宏願的教主。經學研究的這一結果，一方麵突出了學術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麵也引發了對於曆史發展規則的探討。學術主體意識的突出，大大衝淡了經學教義對於學術研究的羈絆。學術被看做是學者社會理想的寄托。隻有有了對於社會的獨特看法，才會有獨特的學術風格。正如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中論諸子無不為改製、倡教而起，未來的學術必然以其標新立異而大放光彩。經學的主流並不在於闡明曆史發展的線索。經學較為注重曆史道德本質的探討。可是經過廖平、康有為等人的研究，經學的主體思想就是探討曆史變易。而康有為等人在闡明經學曆史變易論時，又將自己對於曆史的認識摻入其內。如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禮運注》諸篇，就把公羊的三世說解釋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所謂小康、大同的發展階段，並說它們分別代表君主製、君主立憲製和民主共和製三種政治製度。他試圖借三世說暗示中國必須變法維新，走君主立憲道路乃是順應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變易觀已經超越了傳統經學的範圍。
二、中外曆史比照和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傳播豐富了人們對於學術哲學思想的思考。
鴉片戰爭後，一些史家從外國曆史與中國曆史的對比出發，根據西方曆史的某些現象來了解和分析中國曆史，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作了初步劃分。如王韜根據西方政治情形，把政治分為三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三曰君民共主之國。他依此對中國曆史作了研究，提出中國曆史已經經曆了三代之道與郡縣之道兩個階段，中國曆史發展的前途是君主立憲之道。稍後，黃遵憲也從西方曆史和政治現狀出發，把中國曆史分為封建之世、郡縣之世、共和之世三個時期：秦統一中國以前是封建之世，秦至清是郡縣之世，共和之世尚未到來，是當時有待實現的政治理想。王韜、黃遵憲等人對曆史發展階段的論述以及對於當時社會發展特征的描述，使得在經學思想體係分解之後，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學術哲學思想。
1896年，嚴複翻譯出版了英國自然科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他在宣傳進化論的同時，還介紹西方的天賦人權論，作為批判君權、伸張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的思想武器。依據天賦人權理論，他否定君主專製的絕對權威，宣傳主權在民。社會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理論使醞釀已久的經學三世變易說和王韜、黃遵憲等人的曆史三階段說找到了可資統一的理論前提，它很快成為當時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
三、學術方法在調整和會通中得到發展。
鴉片戰爭後，學術研究表現出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的特色。這一時期的經學、史學著作都試圖在繼承乾嘉樸學嚴密的考據方法的基礎上來研究經、史的意義。如經學史研究中的《今古學考》、《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史學研究中的《小腆紀年附考》、《元秘史地理誌考證》等。史學著作中還有一些著述既繼承和發展了乾嘉考據學的某些具體方法，又吸取西方某些方法。如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就把史料對勘比較法擴大到中西史籍異同的比較，用西文元史資料對照中文的有關記載，或以漢文證西文之誤，或以西文證漢文之誤，或中、西文互補。他還用音韻法輔助考證蒙古史料中有不記載的人名、地名、族名。考據與義理的結合，既強化了學術研究的主體意識，也強化了學術主體意識的邏輯基礎，反映出晚清學術研究立足於乾嘉樸學求自身發展的整體趨勢。
19世紀末，嚴複在宣傳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理論的同時，還宣傳了自然科學的經驗法和歸納法，並據此對舊學方法的局限進行了批評。他認為中國學術以古書成訓為準則，而西學則與此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因而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而“舊學之所以無多補者”，在於其推論的大前提是“心成之說”，而推論時又不按邏輯，雖然“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實則多模糊兩可之說。缺乏嚴密的推理和歸納，乃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的原因。嚴複的這些論點，號召人們反省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學術的科學化被進一步提上日程。
經過鴉片戰爭到19世紀末長時期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的醞釀，20世紀初年，中國學術革命的口號終於提了出來。
在經學研究領域，信奉今文經學觀點的梁啟超和夏曾佑等，開始嚐試用民權理論來重新審視經學體係；信奉古文經學的章太炎等人，也開始細致地整理古、今文經學的發展源流，將經學研究與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在史學研究領域，梁啟超、章太炎等通過對西方曆史和政治學、哲學、社會學著作的廣泛涉獵，提出了研究中國曆史的哲學認識。如梁啟超，他在20世紀初年，連續發表《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說》、《盧梭學案》、《法理學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和《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相當廣泛地宣傳西方特別是近代西方關於國家、法權和倫理的學說，豐富了他對於曆史哲學的認識。與此同時，對於西方近代學術方法的研究也蔚為風氣。如梁啟超曾先後發表《培根學說》、《笛卡兒學說》、《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和《論學術勢力左右世界》等文章，對西方學術方法進行積極宣傳，並提出西方近代與上古、中古的主要差別是思維方法和世界觀的差別，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演繹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章太炎也根據他對歸納法和演繹法的認識，提出古代學術方法隻有墨子和荀子的邏輯實證方法最有發展前途。
在此基礎上，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對傳統學術研究的弊端作了尖銳抨擊，提出了近代學術發展的具體目標。
一、他們批評傳統學術經世理想主要為專製政權服務，民主意識淡薄，對國民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提出要將國民作為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心。
就經學研究而言，廖平、康有為早就將東漢以後的經學視之為偽學。而20世紀初年的學術研究，進一步認為凡秦漢以後的經學都是專製之學，都違背了孔子學說的真正精神。其中章太炎甚至對孔學政治思想的消極性深表不滿，導啟了近代對於孔子經學思想的猛烈批判。至於傳統史學，梁啟超將之視為帝王家譜，認為它所堅持的正統觀念、書法觀念都是為了專製帝王的政治要求服務，反映出古代學術研究的奴隸根性。而近代學術，應該反映社會群體的創造過程以及國民道德和理性的進步狀況，應該將研究重點轉移到國民曆史。當時民史的呼聲甚囂塵上。一些學者對於如何建設以國民為價值標準的學術體係作了理論思考。
二、他們批評傳統學術研究曆史進化觀念貧乏，從中看不到曆史發展的趨勢，提出要熔冶哲理，研究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則。
整體而言，雖然經學體係中有今文經學的曆史變易觀，但東漢的古文經學卻長期占據經學研究的統治地位。而古文經學，據廖平、康有為的研究，它不重視曆史變易。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等人對經學研究曆史的這種狀況深感不滿。他們對孟子、荀子的曆史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而傳統史學，在梁啟超、章太炎看來，幾乎沒有一種體裁表現出曆史進化的思想。像典誌體一類的史學著作，雖然標榜“條源析流”、“綜貫百代”，但實際上也隻是編纂史料，並沒有歸納出每一類史實演變的原理。所以，傳統史學多因襲而不能創作，既看不出曆史事實內部的演變規則，更感受不出中國曆史發展的線索，缺乏曆史發展觀和曆史程序感，乃是傳統學術研究最嚴重的不足。
梁啟超曾經指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學術研究最關鍵的是要體現學術對象的演變規則，他曾將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揉合而為“三世六別說”以代替古代曆史循環史觀。認為隻有“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才能看出國民智慧之嬗進、社會內容之變遷。章太炎也指出近代學術需要以社會進化之理為指導，應該使讀者從學術研究中“知古今進化之軌”。
三、他們對傳統學術方法的陳舊表示不滿，對學術研究的因果關係乃至學術成果的表現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紀初年，梁啟超、章太炎等人都對學術研究中的因果關係予以高度重視。他們認為以傳統學術研究與近代西方學術相比較，就會發現，西方學術比較講究推理過程，講究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相反，傳統學術更多的是隻注意研究對象表麵上的聯係，不深入研究現象之間的前因後果，從而給正確認識曆史和現實造成非常消極的後果。夏曾佑就曾指出，如果我們還像過去那樣，不研究曆史中複雜的因果關係，我們就不可能對中國社會的現狀有真實的理解，從而也不可能提出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有效辦法。
對於學術成果的表述方式，20世紀初年的新史家也主張進行契合現實需要的改變。特別是對史學著作的體例，當時還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章太炎主張結合典誌體和紀傳體的長處來表述對於曆史的認識，而大多數史家則習慣於采取章節體。總之，他們提倡創作反映研究者心得的著作體例。
20世紀初年的學術革命思潮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必然結論。近代學者對古代學術所展開的激烈批評代表著近代學術研究者對古代學術的第一次清算。在批評傳統學術的不足時，學者們提出了建設為國民提供借鑒的、具有總結曆史發展規則特色的近代學術目標，並提出了建設這一新的學術目標的基本方法。可以說，20世紀初年的學術革新思潮，標誌著傳統學術向近代中國學術的真正過渡。
鴉片戰爭前後學術研究的經世意識和時代感、現實感，帶來了當時學術研究的新局麵。在傳統經學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動向：今文經學開始興盛起來。隨著人們對學術經世精神的強調，樸學客觀平實的長處淡化，而其短於致用的弊病卻越來越鮮明地暴露出來。人們反省樸學所標榜的漢學旗幟，發現樸學所實踐的漢學乃是東漢古文經學，而西漢之學，特別是西漢今文經學並沒有被乾嘉樸學者們所深入研究。而西漢之學，特別是西漢今文經學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製興教化，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經術為治術，才是真正的經學學術精神。而且西漢今文經學，去古未遠，又有師承，比東漢之學更得孔學真傳，更符合儒家經學的原意。在這種狀況下，乾嘉時期本不受重視的個別學者關於西漢經學微言大義的研究受到了高度評價。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在經學研究中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傳統史學研究領域，也出現了由考史注史到著史的轉變。鴉片戰爭以後，一大批史家一改清中期不事著述的風氣，收集史料，致力於元、明、清史和邊疆史地的研究。如徐鼒1861年寫成《小腆紀年附考》，1862年寫成《小腆紀傳》，夏燮1873年寫成《明通鑒》，李元度著《國朝先正事略》，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夏燮著《中西紀事》、《粵氛紀聞》，王闓運著《湘軍記》，王定安著《湘軍誌》，王之春撰《國朝柔遠記》等。還有一些史家將視野伸展到域外史地，如王韜著《法國誌略》、《普法戰紀》，黃遵憲著《日本國誌》等。
但經學、史學研究的上述變化並沒有完全像龔自珍、魏源等人所預想的那樣，成為對古代學術精神的複古，它沒有固守傳統學術的樊籬，而是以複古求解放，體現著學術研究的近代意識。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經學史研究在複歸傳統經學精神時導致對傳統經學的超越。
鴉片戰爭後，今文經學觀點的勃興主要表現在經學的變易觀和主體思想。西漢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主要是“天人感應”和“三統”、“三世”說。漢儒所架構的陰陽五行模式以及天人關係論，隨著古代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的進步，已被證明是主觀比附。所以晚清經今文學的研究重點不在漢代天人之學，而在其變易之學。劉逢祿、宋翔鳳、王闓運都重視《公羊》之學，試圖以公羊釋《論語》，戴望認為“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公羊》之義不可”，都表明晚清今文經學的重心是在將以《公羊》為代表的經學變易觀去詮釋儒家經學體係。其發展結果正是這樣。廖平、康有為把儒家經學體係進行分解，將較少涉及變易觀的經學成分視為古文派。廖平將此視為是孔子早年不成熟的思想，而康有為幹脆將之視為劉歆的偽學。這樣，公羊傳所闡發的“存三統、張三正、異內外”的三科，就成了儒家經學的正統，它真正反映了孔子對於曆史過程的係統看法以及對不同曆史發展階段的政治理想。而孔子也被打扮為有著深遠政治抱負的素王、有救世宏願的教主。經學研究的這一結果，一方麵突出了學術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麵也引發了對於曆史發展規則的探討。學術主體意識的突出，大大衝淡了經學教義對於學術研究的羈絆。學術被看做是學者社會理想的寄托。隻有有了對於社會的獨特看法，才會有獨特的學術風格。正如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中論諸子無不為改製、倡教而起，未來的學術必然以其標新立異而大放光彩。經學的主流並不在於闡明曆史發展的線索。經學較為注重曆史道德本質的探討。可是經過廖平、康有為等人的研究，經學的主體思想就是探討曆史變易。而康有為等人在闡明經學曆史變易論時，又將自己對於曆史的認識摻入其內。如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禮運注》諸篇，就把公羊的三世說解釋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所謂小康、大同的發展階段，並說它們分別代表君主製、君主立憲製和民主共和製三種政治製度。他試圖借三世說暗示中國必須變法維新，走君主立憲道路乃是順應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變易觀已經超越了傳統經學的範圍。
二、中外曆史比照和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傳播豐富了人們對於學術哲學思想的思考。
鴉片戰爭後，一些史家從外國曆史與中國曆史的對比出發，根據西方曆史的某些現象來了解和分析中國曆史，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作了初步劃分。如王韜根據西方政治情形，把政治分為三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三曰君民共主之國。他依此對中國曆史作了研究，提出中國曆史已經經曆了三代之道與郡縣之道兩個階段，中國曆史發展的前途是君主立憲之道。稍後，黃遵憲也從西方曆史和政治現狀出發，把中國曆史分為封建之世、郡縣之世、共和之世三個時期：秦統一中國以前是封建之世，秦至清是郡縣之世，共和之世尚未到來，是當時有待實現的政治理想。王韜、黃遵憲等人對曆史發展階段的論述以及對於當時社會發展特征的描述，使得在經學思想體係分解之後，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學術哲學思想。
1896年，嚴複翻譯出版了英國自然科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他在宣傳進化論的同時，還介紹西方的天賦人權論，作為批判君權、伸張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的思想武器。依據天賦人權理論，他否定君主專製的絕對權威，宣傳主權在民。社會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理論使醞釀已久的經學三世變易說和王韜、黃遵憲等人的曆史三階段說找到了可資統一的理論前提，它很快成為當時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
三、學術方法在調整和會通中得到發展。
鴉片戰爭後，學術研究表現出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的特色。這一時期的經學、史學著作都試圖在繼承乾嘉樸學嚴密的考據方法的基礎上來研究經、史的意義。如經學史研究中的《今古學考》、《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史學研究中的《小腆紀年附考》、《元秘史地理誌考證》等。史學著作中還有一些著述既繼承和發展了乾嘉考據學的某些具體方法，又吸取西方某些方法。如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就把史料對勘比較法擴大到中西史籍異同的比較，用西文元史資料對照中文的有關記載，或以漢文證西文之誤，或以西文證漢文之誤，或中、西文互補。他還用音韻法輔助考證蒙古史料中有不記載的人名、地名、族名。考據與義理的結合，既強化了學術研究的主體意識，也強化了學術主體意識的邏輯基礎，反映出晚清學術研究立足於乾嘉樸學求自身發展的整體趨勢。
19世紀末，嚴複在宣傳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理論的同時，還宣傳了自然科學的經驗法和歸納法，並據此對舊學方法的局限進行了批評。他認為中國學術以古書成訓為準則，而西學則與此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因而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而“舊學之所以無多補者”，在於其推論的大前提是“心成之說”，而推論時又不按邏輯，雖然“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實則多模糊兩可之說。缺乏嚴密的推理和歸納，乃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的原因。嚴複的這些論點，號召人們反省傳統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學術的科學化被進一步提上日程。
經過鴉片戰爭到19世紀末長時期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的醞釀，20世紀初年，中國學術革命的口號終於提了出來。
在經學研究領域，信奉今文經學觀點的梁啟超和夏曾佑等，開始嚐試用民權理論來重新審視經學體係；信奉古文經學的章太炎等人，也開始細致地整理古、今文經學的發展源流，將經學研究與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在史學研究領域，梁啟超、章太炎等通過對西方曆史和政治學、哲學、社會學著作的廣泛涉獵，提出了研究中國曆史的哲學認識。如梁啟超，他在20世紀初年，連續發表《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說》、《盧梭學案》、《法理學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和《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相當廣泛地宣傳西方特別是近代西方關於國家、法權和倫理的學說，豐富了他對於曆史哲學的認識。與此同時，對於西方近代學術方法的研究也蔚為風氣。如梁啟超曾先後發表《培根學說》、《笛卡兒學說》、《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和《論學術勢力左右世界》等文章，對西方學術方法進行積極宣傳，並提出西方近代與上古、中古的主要差別是思維方法和世界觀的差別，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演繹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章太炎也根據他對歸納法和演繹法的認識，提出古代學術方法隻有墨子和荀子的邏輯實證方法最有發展前途。
在此基礎上，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對傳統學術研究的弊端作了尖銳抨擊，提出了近代學術發展的具體目標。
一、他們批評傳統學術經世理想主要為專製政權服務，民主意識淡薄，對國民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提出要將國民作為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心。
就經學研究而言，廖平、康有為早就將東漢以後的經學視之為偽學。而20世紀初年的學術研究，進一步認為凡秦漢以後的經學都是專製之學，都違背了孔子學說的真正精神。其中章太炎甚至對孔學政治思想的消極性深表不滿，導啟了近代對於孔子經學思想的猛烈批判。至於傳統史學，梁啟超將之視為帝王家譜，認為它所堅持的正統觀念、書法觀念都是為了專製帝王的政治要求服務，反映出古代學術研究的奴隸根性。而近代學術，應該反映社會群體的創造過程以及國民道德和理性的進步狀況，應該將研究重點轉移到國民曆史。當時民史的呼聲甚囂塵上。一些學者對於如何建設以國民為價值標準的學術體係作了理論思考。
二、他們批評傳統學術研究曆史進化觀念貧乏，從中看不到曆史發展的趨勢，提出要熔冶哲理，研究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則。
整體而言，雖然經學體係中有今文經學的曆史變易觀，但東漢的古文經學卻長期占據經學研究的統治地位。而古文經學，據廖平、康有為的研究，它不重視曆史變易。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等人對經學研究曆史的這種狀況深感不滿。他們對孟子、荀子的曆史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研究。而傳統史學，在梁啟超、章太炎看來，幾乎沒有一種體裁表現出曆史進化的思想。像典誌體一類的史學著作，雖然標榜“條源析流”、“綜貫百代”，但實際上也隻是編纂史料，並沒有歸納出每一類史實演變的原理。所以，傳統史學多因襲而不能創作，既看不出曆史事實內部的演變規則，更感受不出中國曆史發展的線索，缺乏曆史發展觀和曆史程序感，乃是傳統學術研究最嚴重的不足。
梁啟超曾經指出：“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學術研究最關鍵的是要體現學術對象的演變規則，他曾將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揉合而為“三世六別說”以代替古代曆史循環史觀。認為隻有“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才能看出國民智慧之嬗進、社會內容之變遷。章太炎也指出近代學術需要以社會進化之理為指導，應該使讀者從學術研究中“知古今進化之軌”。
三、他們對傳統學術方法的陳舊表示不滿，對學術研究的因果關係乃至學術成果的表現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世紀初年，梁啟超、章太炎等人都對學術研究中的因果關係予以高度重視。他們認為以傳統學術研究與近代西方學術相比較，就會發現，西方學術比較講究推理過程，講究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相反，傳統學術更多的是隻注意研究對象表麵上的聯係，不深入研究現象之間的前因後果，從而給正確認識曆史和現實造成非常消極的後果。夏曾佑就曾指出，如果我們還像過去那樣，不研究曆史中複雜的因果關係，我們就不可能對中國社會的現狀有真實的理解，從而也不可能提出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有效辦法。
對於學術成果的表述方式，20世紀初年的新史家也主張進行契合現實需要的改變。特別是對史學著作的體例，當時還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章太炎主張結合典誌體和紀傳體的長處來表述對於曆史的認識，而大多數史家則習慣於采取章節體。總之，他們提倡創作反映研究者心得的著作體例。
20世紀初年的學術革命思潮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必然結論。近代學者對古代學術所展開的激烈批評代表著近代學術研究者對古代學術的第一次清算。在批評傳統學術的不足時，學者們提出了建設為國民提供借鑒的、具有總結曆史發展規則特色的近代學術目標，並提出了建設這一新的學術目標的基本方法。可以說，20世紀初年的學術革新思潮，標誌著傳統學術向近代中國學術的真正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