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抉擇：以身殉學術
王國維自沉之後，對其死因一直眾說紛紜，直到目前尚在討論。其主要的見解是：一、“殉清”、“屍諫”說，二、悲觀哀時說，三、羅振玉逼債說，四、文化衝突說。其實，自殺有原因，這是綜合的。分析這些問題，當然要與王國維的個性聯係起來，才有實際意義。
盡管以上的見解，互相牴牾，然而有一種表麵上似乎一致的見解：王國維早年接受叔本華的悲觀思想，則是他自殺的思想上的一個原因。研究王國維的自沉，首先要對此作一些分析。誠然，主張生活的本質是痛苦，並不能救助人的自殺；然而當王國維接受叔本華學說時，他是明確地反對自殺的。王國維在早年就看到，要成就偉大的學術，必須有堅忍之意誌，永久之注意。他批判當時廢學的不良風氣，反對“運動狂”、“嗜欲狂”、“自殺狂”。既然自殺是意誌薄弱之結果，是消極行為，那麽，如若美化自殺，豈非應科以殺人之罪！王國維這樣的看法，是十分徹底的。他接著說：“前二者之為意誌薄弱之結果，人皆知之。至自殺之事，吾人姑不論其善惡如何，但自心理學上觀之，則非力不足以副其誌，而入於絕望之域，必其意誌之力不能製其一時之感情，而後出此也。而意誌薄弱之社會，反以美名加之，吾人雖不欲科以殺人之罪，其可得乎。”由此可見，王國維早年對自殺是十分明確地反對的。王國維在運用叔本華學說評論《紅樓夢》時，也明確地指出，如若黛玉死後，寶玉自殺，“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這裏應該特別指出，叔本華之哲學是反對自殺的。叔本華提出，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自殺顯然是人的意誌作出的決定，並沒有放棄意誌而得到解脫。所以叔本華說：“自殺，亦即一個個別現象的自甘毀滅，也就是一個完全徒勞的、愚蠢的行為。”叔本華的上述言論，是從根本的哲學意義上說的，王國維也是這樣理解的。所以，他對《紅樓夢》中的自殺行為，也從來就不認為是真正的解脫。至於說，王國維既接受了悲觀哲學，就可能由悲觀走向自殺，這顯然是一種習慣上的引申，並非是對從哲學體係上叔本華學說的把握。
一個人作出重大的決策，總是與他的整個處境相聯係的。王國維的清華時期，是他一生發揮得最好的時期。他進入清華時就明確說過是為了脫離“小朝廷”的勾心鬥角的困境。以前他在北京大學當通訊導師時，遇到大學與“皇室”有矛盾時，他是站在一位超然學者的立場上，支持“皇室”的。但是，他要求北大師生以對待別國的君主的禮儀對待溥儀。這裏講的是禮儀，並不是想複辟，也並不是想在“小朝廷”的政治鬥爭中去撈取個人的職位或利益。王國維很難擺脫這種兩難境地，所以一度想過專去教書，不就學校職務，以達到“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對得起自己曾經作出過的選擇；也對得起朋友，主要是遺老圈中的朋友；對得起“皇上”的恩寵。受舊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使有“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勇氣，但知遇之恩的蜘蛛網卻很難突破。特別是王國維，重自己的名譽，深怕別人議論，以為見利忘義，有違初衷了。王國維在北大師生與“皇室”有矛盾時，公開發表言論維護“皇室”，但他與北京大學並沒有決裂，還留有餘地，與北大學者的交往，仍同過去一樣的密切。後來，他進入清華大學，就與學術環境進一步接近了，與“小朝廷”也就比過去疏遠了。此時的王國維，在一個新的群體，即學者的群體中生活，受到尊重，在學術上發揮了主導的作用，這是他自己明確意識到的，當然有滿足之感。飽經世態炎涼的王國維，深切感受到作為《觀堂集林》的作者，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尊敬，這是他的榮譽，也是他進一步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的精神動力。他這時經濟收入優厚，生活穩定；四處奔波的生活總算了結了，有了一份難得的家庭團聚的祥和的生活。在進入清華之前，王國維在學術上有一段時期因社會政治波動而受影響，這時又能全力沉浸到學術領域中，恣意翱翔了。他在學術上的發展正值盛期。王國維此時對清華學堂研究院和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在上麵列舉的一些關於王國維的自殺原因中，羅振玉“逼債”說，因有他們的通訊為證，可以排除。“殉清”，據說王國維曾與羅振玉、柯劭忞相約投水殉清，未果。於是，就有人認為這次自沉是為避免“再辱”而“殉清”。但是，自殺而與人相約，大約是口頭上的。這樣的大事，既然相約，又不實行，不過說說而已；況且，並沒有見到王國維本人張揚此事。所以，是否有此相約之事，也就死無對證了。至於“君辱臣死”之義，因為溥儀是下了台的“皇帝”，從皇帝威嚴的角度說，每天都在受辱。然而，如果承認了他遜位的事實，那麽還是活得挺風光的，眼下的生存並未受到威脅。臣子們要做的是去護衛，等到“皇上”有個三長兩短，再殉不遲。“皇上”活著，臣下先殉，誰去侍候“皇上”呢！辛亥時未殉，搬出故宮時未殉，偏偏在“皇上”並未受到直接威脅的此時，倒“殉”起來了。這說得通嗎？對於一個曆史學家來說，熟悉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也知道法國大革命，皇位的更替，大約是常見的事。至於“悲觀哀時”，也是事實。但這是一種心態，離自殺的距離尚遠。王國維死亡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一死報知己”。這是羅振玉提出來的。其中的“知己”，指羅振玉自己。劉蕙孫（劉大紳之子，羅振玉親戚）以龍峨精靈的筆名發表《觀堂別傳》，載《人間世》雜誌第39期（1939.11.5）爆料羅振玉對王國維死因的新看法：“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時間為1930年夏，在旅順“魯詩堂”（羅書齋名）。1990年，劉蕙孫又發表《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申明上次“據羅雪堂先生口述發表的文章，隻是因尚有一些顧慮，有些事沒有寫”，這次重申羅振玉的話：“他最後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這裏指出導致王國維自殺的“那件事”，可能是當時人稱之為“摯友之絕”的事了。“粗暴”在什麽地方？羅氏並沒有說。好在有王國維保留下來的羅振玉寫的聲色俱厲的信，可能是“粗暴”之一吧，可供後世評論。劉蕙孫這篇回憶錄有驚人之舉，他聲明並不認同羅振玉的見解，他認為：（王國維接受）“雪堂先生指出的道路是現實的。這才下了決心，埋葬自己的理想，走雪堂道路，從此一直到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日止，就是沿著雪堂路線，成為樸學的超人。但是埋葬的理想並未澌滅，在一定的氣候與條件之下，仍會複燃，折磨著人。我以為這和自己家庭理智與感情矛盾的苦悶，是靜安先生終於走上自沉道路主因。”這裏所說的“主因”，其實有兩個。一是進入清華後有離開“雪堂道路”“雪堂路線”的矛盾；二是對家裏夫人不滿的苦悶。王國維與潘夫人結婚20年，育有三男二女，潘夫人又撫育莫夫人所遺三個兒子，照料王國維的生活起居，過著窮書生的生活，直到最後，尚有少量債務。重要的是王家一直自尊處世，既不騙財，也不敲詐。細讀王氏家書，知他對兒子在羅家用餐，再三囑咐付夥食費。平時人情來往，禮單親自寫明。至於王國維口袋裏沒有帶錢，據筆者調查當時的教授生活，“男主外，女主內”，屬於習慣。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下，王國維如若每天處理家務，怎麽能專心治學呢？所幸王國維女兒王東明活到101歲，仍能介紹當時的具體情境，可供參考。劉蕙孫傳達羅振玉深知王國維想要娶李清照那樣的夫人，當然浪漫，但反過來思考，李清照能照管這樣一個大家庭嗎？她願意嗎？男人娶不到李清照那樣的夫人，20年後再自殺，實屬過分。考查王國維自沉前，家庭生活十分平靜。不幸的那天早晨，夫人如常給他梳辮子。不久前全家一起上西山遊玩，王國維騎驢前往，遊興甚濃。他在日本時寫過“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這次終於上了西山，還向日本朋友介紹過。最堅實的材料，王國維遺書充滿對家庭的眷戀和責任感，並沒有一字一句涉及雪堂路線和雪堂道路。王氏入清華後，仍堅持原有的學術方向和學術興趣。《觀堂集林》出版後，又想編《觀堂集林》補編。他的講義《古史新證》匯聚眾多已有成果。他進入新的領域元史研究，出版了最初的專著。他研究《水經注》興趣正濃。在學術研究領域，確實沒有發現什麽尖銳的內心衝突。至於說“雪堂路線”、“雪堂道路”，在學術界從未流行過；王國維也從未承認過有這種“道路”或“路線”，那麽，王國維產生背離這種“路線”的內心矛盾，又成為自殺之主因，似乎是海外奇談。文人的自我標榜，並不少見，讀者自可辨析，但如若貶低別人，抬高自己，就成了損人利己，一旦被揭穿，反倒會損及自身。這裏需要指出，這篇文章多處不符合事實。比如，著重寫王國維剪辮子：“作了南書房行走後，一次來到天津，靜安先生辮子沒有了羅家人竊竊私議，後來才知道是奉旨剪掉的。其實後來雪堂先生入南書房，溥儀也勸他剪辮。羅未奉旨，溥儀也未再問。”又比如龍峨精靈說，王國維返國前夕“行時苦於無書，雪堂先生將大雲書庫所藏副本三萬餘卷全數割贈”。此事王國維在日記中有記載：“此次臨行購得《太平禦覽》《戴氏遺書》殘本，複從韞公（羅振玉）乞得複本書若幹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這部日記是與羅振玉相約日後相互傳看的。我相信王國維的記述實在，因為王回國時隻有10箱書，裝不下三萬餘卷的。1990年劉蕙孫發表文章改口說：記得雪堂先生說，有二百餘部。”羅在《海寧王忠慤公傳》中說：予割藏書十之一贈之。羅王關係，值得研究，應該以事實為基礎，應該直麵他們的學術著作。
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自沉，出自“文化衝突”，真是王國維的知己。他排除了對不少“個人恩怨”的猜測，涵蓋了其他的許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將人們探討問題的注意力引向文化的範圍。王國維逝世之後，陳寅恪作為受托處理後事的朋友，在悲痛中多次寫下了悼念詩文。他思考著王國維的命運，隨著社會上種種議論的產生，他也思考著那時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思考著中國知識分子命運所係的中國學術的命運。他的思考逐步深入。陳寅恪對王國維命運的理解、同情與共鳴，在當時的學者中可以說是最深切的。1929年夏天，陳寅恪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中鮮明地提出“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這是從個人的生存的角度說的。一般地說，自殺出於絕望。王國維自殺前太鎮靜了，鎮靜得似乎沒有人感到他會做出這樣的事。其實他自沉前夕，時局動蕩，他經常與陳寅恪、吳宓商議時局，這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反應。但到王國維自沉前一天，據吳宓日記中記，曾建議他去日本暫避，他卻說：“我不能走。”學生們也建議他到外省暫避，王國維也表示這樣的意思。他已覺得無處躲避了，所以也不想躲避了。其實，即使一個人遇到危難，最多一死；如果死都不怕，危難尚未到來，為什麽要自己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呢？這當然涉及王國維對時局的估計，他看到了北伐軍總歸會來的，“小朝廷”根本不可能保護他了。更為重要的一點，王國維想最後實現自己“以學術為性命”的理想。在王國維看來，一個人的名聲不好，學術的成績就都說不上了。一個人能保持自己的名節，如同屈原一樣，文章還是能與日月同輝的。他的鎮靜，令人不寒而栗，也令人肅然起敬。他在自沉前夕，從容地將有關蒙古史的著作定稿，從容地重編了《觀堂集林》補編目錄。在自沉前十天，王國維將《觀堂集林》的補編目錄交給趙萬裏，並囑咐說：“此近年來精心結撰之作，今日幸得寫定。他日刊補編時，均宜依次編入。爾有暇日，當為我次弟副錄。”在王國維最後赴頤和園前，還將學生作業批改好，送到辦公室，表現了他對學術的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作風。所以吳宓在他日記中說：“其昨日就義，至為從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無疑慮。”王國維在這人生的最後關頭，能做到“至為從容”，是和他心中另有寄托有關：他期望他的學術生命得到永存。誠然，王國維的決策是錯誤的，他實際上使中國學術遭受了重大損失，他一生準備的學術大廈並未最後完成。
盡管以上的見解，互相牴牾，然而有一種表麵上似乎一致的見解：王國維早年接受叔本華的悲觀思想，則是他自殺的思想上的一個原因。研究王國維的自沉，首先要對此作一些分析。誠然，主張生活的本質是痛苦，並不能救助人的自殺；然而當王國維接受叔本華學說時，他是明確地反對自殺的。王國維在早年就看到，要成就偉大的學術，必須有堅忍之意誌，永久之注意。他批判當時廢學的不良風氣，反對“運動狂”、“嗜欲狂”、“自殺狂”。既然自殺是意誌薄弱之結果，是消極行為，那麽，如若美化自殺，豈非應科以殺人之罪！王國維這樣的看法，是十分徹底的。他接著說：“前二者之為意誌薄弱之結果，人皆知之。至自殺之事，吾人姑不論其善惡如何，但自心理學上觀之，則非力不足以副其誌，而入於絕望之域，必其意誌之力不能製其一時之感情，而後出此也。而意誌薄弱之社會，反以美名加之，吾人雖不欲科以殺人之罪，其可得乎。”由此可見，王國維早年對自殺是十分明確地反對的。王國維在運用叔本華學說評論《紅樓夢》時，也明確地指出，如若黛玉死後，寶玉自殺，“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這裏應該特別指出，叔本華之哲學是反對自殺的。叔本華提出，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自殺顯然是人的意誌作出的決定，並沒有放棄意誌而得到解脫。所以叔本華說：“自殺，亦即一個個別現象的自甘毀滅，也就是一個完全徒勞的、愚蠢的行為。”叔本華的上述言論，是從根本的哲學意義上說的，王國維也是這樣理解的。所以，他對《紅樓夢》中的自殺行為，也從來就不認為是真正的解脫。至於說，王國維既接受了悲觀哲學，就可能由悲觀走向自殺，這顯然是一種習慣上的引申，並非是對從哲學體係上叔本華學說的把握。
一個人作出重大的決策，總是與他的整個處境相聯係的。王國維的清華時期，是他一生發揮得最好的時期。他進入清華時就明確說過是為了脫離“小朝廷”的勾心鬥角的困境。以前他在北京大學當通訊導師時，遇到大學與“皇室”有矛盾時，他是站在一位超然學者的立場上，支持“皇室”的。但是，他要求北大師生以對待別國的君主的禮儀對待溥儀。這裏講的是禮儀，並不是想複辟，也並不是想在“小朝廷”的政治鬥爭中去撈取個人的職位或利益。王國維很難擺脫這種兩難境地，所以一度想過專去教書，不就學校職務，以達到“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對得起自己曾經作出過的選擇；也對得起朋友，主要是遺老圈中的朋友；對得起“皇上”的恩寵。受舊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使有“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勇氣，但知遇之恩的蜘蛛網卻很難突破。特別是王國維，重自己的名譽，深怕別人議論，以為見利忘義，有違初衷了。王國維在北大師生與“皇室”有矛盾時，公開發表言論維護“皇室”，但他與北京大學並沒有決裂，還留有餘地，與北大學者的交往，仍同過去一樣的密切。後來，他進入清華大學，就與學術環境進一步接近了，與“小朝廷”也就比過去疏遠了。此時的王國維，在一個新的群體，即學者的群體中生活，受到尊重，在學術上發揮了主導的作用，這是他自己明確意識到的，當然有滿足之感。飽經世態炎涼的王國維，深切感受到作為《觀堂集林》的作者，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尊敬，這是他的榮譽，也是他進一步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的精神動力。他這時經濟收入優厚，生活穩定；四處奔波的生活總算了結了，有了一份難得的家庭團聚的祥和的生活。在進入清華之前，王國維在學術上有一段時期因社會政治波動而受影響，這時又能全力沉浸到學術領域中，恣意翱翔了。他在學術上的發展正值盛期。王國維此時對清華學堂研究院和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在上麵列舉的一些關於王國維的自殺原因中，羅振玉“逼債”說，因有他們的通訊為證，可以排除。“殉清”，據說王國維曾與羅振玉、柯劭忞相約投水殉清，未果。於是，就有人認為這次自沉是為避免“再辱”而“殉清”。但是，自殺而與人相約，大約是口頭上的。這樣的大事，既然相約，又不實行，不過說說而已；況且，並沒有見到王國維本人張揚此事。所以，是否有此相約之事，也就死無對證了。至於“君辱臣死”之義，因為溥儀是下了台的“皇帝”，從皇帝威嚴的角度說，每天都在受辱。然而，如果承認了他遜位的事實，那麽還是活得挺風光的，眼下的生存並未受到威脅。臣子們要做的是去護衛，等到“皇上”有個三長兩短，再殉不遲。“皇上”活著，臣下先殉，誰去侍候“皇上”呢！辛亥時未殉，搬出故宮時未殉，偏偏在“皇上”並未受到直接威脅的此時，倒“殉”起來了。這說得通嗎？對於一個曆史學家來說，熟悉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也知道法國大革命，皇位的更替，大約是常見的事。至於“悲觀哀時”，也是事實。但這是一種心態，離自殺的距離尚遠。王國維死亡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一死報知己”。這是羅振玉提出來的。其中的“知己”，指羅振玉自己。劉蕙孫（劉大紳之子，羅振玉親戚）以龍峨精靈的筆名發表《觀堂別傳》，載《人間世》雜誌第39期（1939.11.5）爆料羅振玉對王國維死因的新看法：“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時間為1930年夏，在旅順“魯詩堂”（羅書齋名）。1990年，劉蕙孫又發表《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申明上次“據羅雪堂先生口述發表的文章，隻是因尚有一些顧慮，有些事沒有寫”，這次重申羅振玉的話：“他最後覺得對我不起，欲以一死報知己。我也覺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對他不起。”這裏指出導致王國維自殺的“那件事”，可能是當時人稱之為“摯友之絕”的事了。“粗暴”在什麽地方？羅氏並沒有說。好在有王國維保留下來的羅振玉寫的聲色俱厲的信，可能是“粗暴”之一吧，可供後世評論。劉蕙孫這篇回憶錄有驚人之舉，他聲明並不認同羅振玉的見解，他認為：（王國維接受）“雪堂先生指出的道路是現實的。這才下了決心，埋葬自己的理想，走雪堂道路，從此一直到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日止，就是沿著雪堂路線，成為樸學的超人。但是埋葬的理想並未澌滅，在一定的氣候與條件之下，仍會複燃，折磨著人。我以為這和自己家庭理智與感情矛盾的苦悶，是靜安先生終於走上自沉道路主因。”這裏所說的“主因”，其實有兩個。一是進入清華後有離開“雪堂道路”“雪堂路線”的矛盾；二是對家裏夫人不滿的苦悶。王國維與潘夫人結婚20年，育有三男二女，潘夫人又撫育莫夫人所遺三個兒子，照料王國維的生活起居，過著窮書生的生活，直到最後，尚有少量債務。重要的是王家一直自尊處世，既不騙財，也不敲詐。細讀王氏家書，知他對兒子在羅家用餐，再三囑咐付夥食費。平時人情來往，禮單親自寫明。至於王國維口袋裏沒有帶錢，據筆者調查當時的教授生活，“男主外，女主內”，屬於習慣。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下，王國維如若每天處理家務，怎麽能專心治學呢？所幸王國維女兒王東明活到101歲，仍能介紹當時的具體情境，可供參考。劉蕙孫傳達羅振玉深知王國維想要娶李清照那樣的夫人，當然浪漫，但反過來思考，李清照能照管這樣一個大家庭嗎？她願意嗎？男人娶不到李清照那樣的夫人，20年後再自殺，實屬過分。考查王國維自沉前，家庭生活十分平靜。不幸的那天早晨，夫人如常給他梳辮子。不久前全家一起上西山遊玩，王國維騎驢前往，遊興甚濃。他在日本時寫過“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這次終於上了西山，還向日本朋友介紹過。最堅實的材料，王國維遺書充滿對家庭的眷戀和責任感，並沒有一字一句涉及雪堂路線和雪堂道路。王氏入清華後，仍堅持原有的學術方向和學術興趣。《觀堂集林》出版後，又想編《觀堂集林》補編。他的講義《古史新證》匯聚眾多已有成果。他進入新的領域元史研究，出版了最初的專著。他研究《水經注》興趣正濃。在學術研究領域，確實沒有發現什麽尖銳的內心衝突。至於說“雪堂路線”、“雪堂道路”，在學術界從未流行過；王國維也從未承認過有這種“道路”或“路線”，那麽，王國維產生背離這種“路線”的內心矛盾，又成為自殺之主因，似乎是海外奇談。文人的自我標榜，並不少見，讀者自可辨析，但如若貶低別人，抬高自己，就成了損人利己，一旦被揭穿，反倒會損及自身。這裏需要指出，這篇文章多處不符合事實。比如，著重寫王國維剪辮子：“作了南書房行走後，一次來到天津，靜安先生辮子沒有了羅家人竊竊私議，後來才知道是奉旨剪掉的。其實後來雪堂先生入南書房，溥儀也勸他剪辮。羅未奉旨，溥儀也未再問。”又比如龍峨精靈說，王國維返國前夕“行時苦於無書，雪堂先生將大雲書庫所藏副本三萬餘卷全數割贈”。此事王國維在日記中有記載：“此次臨行購得《太平禦覽》《戴氏遺書》殘本，複從韞公（羅振玉）乞得複本書若幹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這部日記是與羅振玉相約日後相互傳看的。我相信王國維的記述實在，因為王回國時隻有10箱書，裝不下三萬餘卷的。1990年劉蕙孫發表文章改口說：記得雪堂先生說，有二百餘部。”羅在《海寧王忠慤公傳》中說：予割藏書十之一贈之。羅王關係，值得研究，應該以事實為基礎，應該直麵他們的學術著作。
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自沉，出自“文化衝突”，真是王國維的知己。他排除了對不少“個人恩怨”的猜測，涵蓋了其他的許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將人們探討問題的注意力引向文化的範圍。王國維逝世之後，陳寅恪作為受托處理後事的朋友，在悲痛中多次寫下了悼念詩文。他思考著王國維的命運，隨著社會上種種議論的產生，他也思考著那時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思考著中國知識分子命運所係的中國學術的命運。他的思考逐步深入。陳寅恪對王國維命運的理解、同情與共鳴，在當時的學者中可以說是最深切的。1929年夏天，陳寅恪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中鮮明地提出“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這是從個人的生存的角度說的。一般地說，自殺出於絕望。王國維自殺前太鎮靜了，鎮靜得似乎沒有人感到他會做出這樣的事。其實他自沉前夕，時局動蕩，他經常與陳寅恪、吳宓商議時局，這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反應。但到王國維自沉前一天，據吳宓日記中記，曾建議他去日本暫避，他卻說：“我不能走。”學生們也建議他到外省暫避，王國維也表示這樣的意思。他已覺得無處躲避了，所以也不想躲避了。其實，即使一個人遇到危難，最多一死；如果死都不怕，危難尚未到來，為什麽要自己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呢？這當然涉及王國維對時局的估計，他看到了北伐軍總歸會來的，“小朝廷”根本不可能保護他了。更為重要的一點，王國維想最後實現自己“以學術為性命”的理想。在王國維看來，一個人的名聲不好，學術的成績就都說不上了。一個人能保持自己的名節，如同屈原一樣，文章還是能與日月同輝的。他的鎮靜，令人不寒而栗，也令人肅然起敬。他在自沉前夕，從容地將有關蒙古史的著作定稿，從容地重編了《觀堂集林》補編目錄。在自沉前十天，王國維將《觀堂集林》的補編目錄交給趙萬裏，並囑咐說：“此近年來精心結撰之作，今日幸得寫定。他日刊補編時，均宜依次編入。爾有暇日，當為我次弟副錄。”在王國維最後赴頤和園前，還將學生作業批改好，送到辦公室，表現了他對學術的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作風。所以吳宓在他日記中說：“其昨日就義，至為從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無疑慮。”王國維在這人生的最後關頭，能做到“至為從容”，是和他心中另有寄托有關：他期望他的學術生命得到永存。誠然，王國維的決策是錯誤的，他實際上使中國學術遭受了重大損失，他一生準備的學術大廈並未最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