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殉清”“屍諫”的新發展
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反複討論、集思廣益，總是有益的。1983年11月，羅繼祖於香港《抖擻》發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讀後》一文，重新提出王國維自沉是“殉清”、“屍諫”，並對葉嘉瑩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對羅、王關係的敘述提出質疑。1984年12月葉嘉瑩寫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補跋》對自己過去的看法又加申述。（葉文發表於《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羅繼祖發表的有關羅、王關係的文章還有《讀〈關於王國維的功過〉》（《讀書》1982年第1期）、《關於〈王國維先生的六通書劄〉》（《史學集刊》1982年第1-3期）、《王國維先生筆下的哈同倉聖明智大學》（《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3期）、《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一）（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等。羅繼祖根據的材料，是引述了王國維的書信，特別是致羅振玉的書信，目前中華書局出版《王國維全集·書信》，主要部分都已收入。提出的問題是：一、王國維之死為了“殉清”、“屍諫”。二、羅王“晚年失歡是由於家庭細故而起”。（《〈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讀後》）三、羅繼祖在《讀後》一文中提出：“最近張舜徽教授在他新著的《中國文獻學》裏說，如靜安先生不是早死，偽滿小朝廷他也會去參加。張教授是看過這批書劄後很自然地提出的。”這樣的討論波及到香港《明報月刊》、台灣《中國時報》，兩家報紙都發表了多篇文章，葉嘉瑩《補跋》有介紹。
說王國維自沉是為了“殉清”、“屍諫”，在1927年就有人不同意。本書舉出的梁啟超、陳寅恪及不同作者的言論已詳上述。當時判定他“殉清”、“屍諫”，主要根據是他的遺折。因為有“遺折”中的許多勸導“皇上”的話，才成立“屍諫”。後來，揭穿了此件遺折為羅振玉偽造，此點又並無人提出異議。那麽，“殉清”、“屍諫”的主要根據就不存在了。如果弄清了遺折是偽造的，那末，王國維的遺書，本來就是寫給他兒子“王貞明先生收”，裏麵交代的事，都是家庭事務。這說明王國維直到最後還在惦念家人會不會餓死。換句話說，王國維自沉根本未有隻字稟報“皇上”。王國維是老實人，生前都沒有做炫耀自己的廣告。要是一個極想自我炫耀的人，這本來可以大做文章的。其實，這樣的人根本不可能去自殺的。至於王國維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俄國十月革命在認識上均持反對態度，這隻能說明他思想上確實是遺老，但並不一定是“殉清”的理由。王國維是關心時局的。為了生存，人都要關心自己的生存環境，這充分顯示了他的為人之謹慎；另一方麵，王國維還頗自信，總以為他對時局的判斷是有預見的。大概中國士大夫抱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在這方麵，他卻經常認識不符合實際。因為，他到底隻是個書齋學者。可是，一個學者議論時局，與熱衷於參預“小朝廷”的政治紛爭，顯然有原則區別。王國維正是嫌惡“小朝廷”的勾心鬥角，才進入清華。王國維說：“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固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現在羅繼祖又提出來，“人們隻能看到靜安先生給蔣汝藻、陳乃乾和日本人的信劄”，似乎沒有看到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其實，王國維給羅振玉的信寫得思路清楚，他已不願為羅代遞奏折，而且認為小朝廷的政客之間“惡濁界中機械太多”，並直告願“請假”，“閉門授徒以自給”。當然，王國維並沒有公開發表離開小朝廷的言論，這一方麵出於他的思想跳不出這個牢籠，另一方麵他的性格內向而委曲求全。
從大的方麵看，王國維的所謂“殉清”、“屍諫”本來是由羅振玉偽造的奏折造成的後果。如果要講“辯誣”，這份所謂王國維親筆寫的“遺折”，以及“皇帝”給他的“忠愨公”的封號，這都是使王國維受誣陷，應予昭雪的。然而，現在又有《讀書》編輯部所說的“提出了新問題”。上述的“殉清”、“屍諫”，本來是老問題了。“新問題”是什麽呢？即“王國維如不死，也會去偽滿小朝廷當漢奸”。請看下麵例證。羅繼祖在《抖擻》發表的《讀後》一文說：“最近張舜徽教授在他新著作的《中國文獻學》裏說：如靜安先生不是早死，偽滿小朝廷他也會去參加。張教授是看過這批書劄後很自然地提出的。”查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中確有這段文字：“王國維生前拖長辮子，入宮請安，特別是弄到‘南書房行走’的官職以後，侍候溥儀，唯敬唯謹，那種忠君事上的態度，較之羅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他不早死，活到七十、八十，看來也會扈駕赴遼，替‘滿洲國’出謀劃策，身登大位的。不過由於他的早死，當然使後來這一段醜史沒有扮演出來罷了。”這段話的上半部分，並未說明根據何在。而這段話的下半部分，即主要結論。筆者讀了這位作者的文字，見他對王國維之死，似乎沒有一點同情，真令人不寒而栗。猛一看，王國維“也會身登大位的”，還以為張舜徽判定王國維會當“皇帝”。從語法上看，“身登大位”者實指王國維。可是前麵又有“出謀劃策”，也許作者指王國維為溥儀“身登大位”而“出謀劃策”吧。王國維生前沒有表示籌劃滿洲國，也沒有參與過這種行動，根據什麽能判定他必然有“這一段醜史”呢？這真讓人感到人性深處的黑暗和“死無對證”的可怕。在最後的結尾處，張舜徽說：“今天評價他們，隻宜實事求是，不可抑此揚彼。如果專憑愛憎之私，不顧是非之公，任情軒輊，信口雌黃，那是封建文士的惡習，在今天的學術界，是不應存在的。”這句話顯得大義凜然，可惜用的是教訓別人的口氣，其實應該是大家遵循的。
1983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集），頗有影響。其中收入了張舜徽的文章。在該文的“結束語”中又一次說：“辛亥革命以後，在清王朝已經覆滅了十六年的情況下，王國維蓄發拖長辮子與羅振玉同，入宮請安同，‘扈蹕’出奔同，接受溥儀賞賜名銜同。隻因王國維早死，沒有趕上偽‘滿洲國’的醜劇；如果他活到六十、七十，可能也會隨同羅振玉到‘滿洲國’去，和那些遺老們一起分任宮廷要職的。”這篇文章末尾署“1981年11月5日於武昌”，因《中國文獻學》前言署“1981年2月25日”，可判定文章晚出。兩段話大旨相同，主要改動，是第一次說王國維那種“忠君事上的態度，較之羅氏，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次說兩人相同。但是，根據的材料卻是相同的，即“由羅氏子孫保存下來的《觀堂書劄》，有好幾百通。我曾借觀其餘，並選錄了有關學術討論的一百一十八通，收入《中國曆史文獻研究集》第一輯”。
王國維對學術研究，主張以事實決事實，那麽，研究王國維也應該從實際材料出發。筆者在那時又讀到王德毅的《王國維年譜》：“近聞先生長女公子東明女士見告：‘家父自殺之前，曾將與羅振玉往來信件都燒掉，家母曾相勸慰，不果。’”筆者對這段話中的“近聞”，有點疑問，便去尋訪。後來承王東明說明：“這確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至於所焚數量及內容則不得而知，從餘燼中看到‘靜安先生親家有道’字樣，以及母親在旁勸阻等情形，猶曆曆在目。”但是，這次尋訪總算有收獲。筆者發現王國維留下的羅振玉書信手稿計900多封。另外，發現王國維致王潛明書信手稿一批。因為，當時王潛明與羅孝純婚後的一段時間住羅振玉家，所以，這批信件可以說明王國維如何處理與兒媳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作為親戚的羅振玉的關係。筆者認為，研究一個思想家應重其學術著作，隻有關鍵處的人際關係，值得關注。就羅、王之間關係破裂而言，不是出於家細故，而是朝廷上本之事的不快於前，喪子之痛以後的爭辯於後。好在羅、王爭論最激烈的關鍵時刻的信，王國維都保存下來了，他是認真地保存下來的。其中一封羅振玉談到對王國維所匯三千元的處理方案的信，連信封都完好地保存著。王國維1926年10月31日《致羅振玉》寫得十分沉痛：“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由此可以看出，王國維喪子之後，正托人去購墓地，家中又有外債，處於愛子死無葬身之地的狼狽境地，他仍然將款幾度堅持匯給羅家，顯然表示維護自己人格的尊嚴。在現存的王、羅通信中，這是有時間記載的王國維的最後一封信了。羅振玉於三天後回信反駁說：來書謂小女拒絕伯深遺款，為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又雲：即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此節公斬釘截鐵如老吏斷獄，以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弟不當常稍讀聖賢之書矣，於取與之義，古人言之本明。……今以讓為拒，謂讓為損他人人格，亦複傷及自己人格，則晚近或有他理，弟未嚐聞之也。至謂不滿於舅姑一節，更為公縷縷言之。小女自歸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亦誠有之。非避兩親而就婦翁也。因伯深海關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門戶，弟宅幸寬，故主弟家，飲食一切，自應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強者，伯深正為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伯深文不安，乃送眷到京，居數月而女殤，乃複徙津，仍主弟家；已而次女亦殤，又值移滬，乃一人到滬，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積蓄，為接眷之費；而小女因連喪兩女，因而致疾，所費不少，致伯深仍無所蓄，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合計每年所費亦非甚少。然此之與，非《孟子》所謂傷惠之與也。朋友尚有通財之義，況戚屬乎！隻弟不僅於伯深，然於季纓亦然。弟更其恒急人之急，從未視財貨為至寶，非蔑視財貨也，以有重於財貨者也。至弟此次到滬，小女言老宅沒錢，此次川資所費已不少。卒遭大故，女固異常傷心，視老宅亦財力不及，便以奩中金器變價，以充喪用，以減堂上負擔。（於此可見其能體親心，何有其不滿舅姑）弟頗嘉為知禮，至海關恤款，遲早皆可取出，而公急欲領款，小女亦遂仰體尊意，脫衰喪服而至海關，而複申明，絕不用此錢，其存心亦未為不當。（此亦足見仰體親心，何得謂之不滿）惟弟則覺死者屍骨未寒，此款遲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輕禮重財，是誠有之。此事乃弟與公絕對所見不合處，與小女無與也。前公書來，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語，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豈得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
“弟與公亦垂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材之中，弟獨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歎為不可能，故非偏於彼，即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至小女則完全立於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謂夫婦所能。與尊見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終見寄，弟即結存入銀行，而熟籌所以處之之策。但弟偏於博愛，或不免不得尊旨耳。”這封信引得長了一些，為了有助於讀者自己分析。王國維對這封信作過複信，現在未見原稿，隻是羅振玉1926年11月11日在回信中提到：“手書敬悉。亦拳拳以舊誼為重，甚善，甚善。”實際上，王國維雖依然稱“親家有道”，羅振玉則改稱“靜公惠鑒”了。此後，再見不到兩人互相通信。據此，兩個人的友情已經中斷了。此後，並無材料證明他們有恢複友誼的記錄。
從這裏就會提出羅振玉與王國維的關係如何評價的問題。在王國維的一生中，羅振玉是他交往最多的朋友。羅振玉的年齡、社會地位、經濟力量都比王國維高，處於師友之間。王國維作為一個窮書生在上海謀生，書生要治學，得靠圖書資料，特別像王國維那樣認真的學者，不但要求有一般的書，還要有新的材料，好的古籍版本。王國維是十分重視這種交往的。他與蔣汝藻有交往，與劉承幹有交往，因為他們都是藏書家。從這一點上說，有人說沒有羅振玉的幫助和支持，王國維在學術上不可能得到成功，這不無道理。但這是一種假設。對此也需補充一點，即王國維在其他人方麵如得不到幫助。就羅、王關係之實際情況說，這樣的幫助是雙方的，即王國維也幫助羅振玉做了不少事。羅振玉之所以賞識王國維，當然也是因為他是有用之才。他們之間的關係，大部分時間有友誼作紐帶，這是他們兩個人自己的選擇。實際上，兩人在經濟上絕不平等，王國維心裏一清二楚。他再三囑咐長子要經濟獨立，避免依附他人，可見用心良苦。王國維在書信、序文中經常表露對羅振玉的感激之情，比起羅振玉來，絕少說自己的作用。在後人看來，王國維比較厚道、老實。這個印象是從兩個人的書信、文章和行為中得出來的。
在王、羅關係中，王國維演變成遺老，羅振玉的影響是有消極作用的。但是，個人走什麽樣的生活道路，主要出於王國維自己的選擇，不能將責任推諉於人。對於王國維來說，從他的個性出發，一旦作出選擇，就不輕易改動。一旦留了辮子，就還讓它留著；即使“皇上”已剪了辮子，“皇上”的父親也已剪了辮子。王國維留著辮子的含意，主要表示他重視個人的氣節。即使他走進提倡愛國、民主的五四精神的北京大學，也留著辮子；他到清華學校去掙工資了，也留著辮子。其時清朝已經不存在了，以王國維的學問和智慧，當然是明白的，但是，他堅持“士不可辱”的氣節卻是不改初衷的。認真剖析王國維的思想感情，他沒有能突破封建的“知遇之恩”的牢籠。他接受過朋友的“知遇之恩”，總想回報，他接受了“皇室”的“知遇之恩”，也想回報，他很看重這種做人的原則。他堅持這樣的原則又與自己認為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聯係在一起的。所以，王國維的辮子是一種個人氣節的象征，並不是想招搖過市、複辟大清帝國用的。他當時的年輕朋友惋惜他不能去掉封建士大夫的麵子，是很有見地的。葉嘉瑩對王國維的心理狀態作過精辟的分析：“如果靜安先生真以效忠遜清之遺老自居且有為之死義的心，那麽便縱使遭受到迫害甚且為之殉身而死，也尚不失為有代價或者竟是自己可引以為榮的一件事。然而事實上，在靜安先生的內心中卻又並不自認是一個真正的遺老，他也並沒有要為那一個被勾心鬥角的政客所充滿的已遜了位的小朝廷殉節死義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遭受到迫害，那才真的是一種全無代價的迫辱，而以靜安先生之仁訥的性格及其對溥儀的顧戀之情，卻又全無在迫辱下加以自我辯白的可能。這種既無代價又無辯白之餘地的迫害汙辱，才是靜安先生所深為恐懼的。”
羅振玉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台灣大通書局印行的《羅雪堂先生全集》是羅振玉著作較完善的本子。關於羅振玉的學術研究的範圍和成就，筆者認同於董作賓的見解。董作賓的《羅雪堂先生傳略》印在《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一）的卷首。2003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雪堂類稿》8冊，內稱“羅氏著作第一次經過整理的版本。”羅振玉後來在偽滿洲國任要職，但是，一個學者的政治表現、道德境界當然與他的學術研究有內在的聯係，而兩者間又有區別，特別是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更要審慎地加以分析，不能抹殺他的學術貢獻。
說王國維自沉是為了“殉清”、“屍諫”，在1927年就有人不同意。本書舉出的梁啟超、陳寅恪及不同作者的言論已詳上述。當時判定他“殉清”、“屍諫”，主要根據是他的遺折。因為有“遺折”中的許多勸導“皇上”的話，才成立“屍諫”。後來，揭穿了此件遺折為羅振玉偽造，此點又並無人提出異議。那麽，“殉清”、“屍諫”的主要根據就不存在了。如果弄清了遺折是偽造的，那末，王國維的遺書，本來就是寫給他兒子“王貞明先生收”，裏麵交代的事，都是家庭事務。這說明王國維直到最後還在惦念家人會不會餓死。換句話說，王國維自沉根本未有隻字稟報“皇上”。王國維是老實人，生前都沒有做炫耀自己的廣告。要是一個極想自我炫耀的人，這本來可以大做文章的。其實，這樣的人根本不可能去自殺的。至於王國維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俄國十月革命在認識上均持反對態度，這隻能說明他思想上確實是遺老，但並不一定是“殉清”的理由。王國維是關心時局的。為了生存，人都要關心自己的生存環境，這充分顯示了他的為人之謹慎；另一方麵，王國維還頗自信，總以為他對時局的判斷是有預見的。大概中國士大夫抱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在這方麵，他卻經常認識不符合實際。因為，他到底隻是個書齋學者。可是，一個學者議論時局，與熱衷於參預“小朝廷”的政治紛爭，顯然有原則區別。王國維正是嫌惡“小朝廷”的勾心鬥角，才進入清華。王國維說：“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固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現在羅繼祖又提出來，“人們隻能看到靜安先生給蔣汝藻、陳乃乾和日本人的信劄”，似乎沒有看到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信。其實，王國維給羅振玉的信寫得思路清楚，他已不願為羅代遞奏折，而且認為小朝廷的政客之間“惡濁界中機械太多”，並直告願“請假”，“閉門授徒以自給”。當然，王國維並沒有公開發表離開小朝廷的言論，這一方麵出於他的思想跳不出這個牢籠，另一方麵他的性格內向而委曲求全。
從大的方麵看，王國維的所謂“殉清”、“屍諫”本來是由羅振玉偽造的奏折造成的後果。如果要講“辯誣”，這份所謂王國維親筆寫的“遺折”，以及“皇帝”給他的“忠愨公”的封號，這都是使王國維受誣陷，應予昭雪的。然而，現在又有《讀書》編輯部所說的“提出了新問題”。上述的“殉清”、“屍諫”，本來是老問題了。“新問題”是什麽呢？即“王國維如不死，也會去偽滿小朝廷當漢奸”。請看下麵例證。羅繼祖在《抖擻》發表的《讀後》一文說：“最近張舜徽教授在他新著作的《中國文獻學》裏說：如靜安先生不是早死，偽滿小朝廷他也會去參加。張教授是看過這批書劄後很自然地提出的。”查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中確有這段文字：“王國維生前拖長辮子，入宮請安，特別是弄到‘南書房行走’的官職以後，侍候溥儀，唯敬唯謹，那種忠君事上的態度，較之羅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他不早死，活到七十、八十，看來也會扈駕赴遼，替‘滿洲國’出謀劃策，身登大位的。不過由於他的早死，當然使後來這一段醜史沒有扮演出來罷了。”這段話的上半部分，並未說明根據何在。而這段話的下半部分，即主要結論。筆者讀了這位作者的文字，見他對王國維之死，似乎沒有一點同情，真令人不寒而栗。猛一看，王國維“也會身登大位的”，還以為張舜徽判定王國維會當“皇帝”。從語法上看，“身登大位”者實指王國維。可是前麵又有“出謀劃策”，也許作者指王國維為溥儀“身登大位”而“出謀劃策”吧。王國維生前沒有表示籌劃滿洲國，也沒有參與過這種行動，根據什麽能判定他必然有“這一段醜史”呢？這真讓人感到人性深處的黑暗和“死無對證”的可怕。在最後的結尾處，張舜徽說：“今天評價他們，隻宜實事求是，不可抑此揚彼。如果專憑愛憎之私，不顧是非之公，任情軒輊，信口雌黃，那是封建文士的惡習，在今天的學術界，是不應存在的。”這句話顯得大義凜然，可惜用的是教訓別人的口氣，其實應該是大家遵循的。
1983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集），頗有影響。其中收入了張舜徽的文章。在該文的“結束語”中又一次說：“辛亥革命以後，在清王朝已經覆滅了十六年的情況下，王國維蓄發拖長辮子與羅振玉同，入宮請安同，‘扈蹕’出奔同，接受溥儀賞賜名銜同。隻因王國維早死，沒有趕上偽‘滿洲國’的醜劇；如果他活到六十、七十，可能也會隨同羅振玉到‘滿洲國’去，和那些遺老們一起分任宮廷要職的。”這篇文章末尾署“1981年11月5日於武昌”，因《中國文獻學》前言署“1981年2月25日”，可判定文章晚出。兩段話大旨相同，主要改動，是第一次說王國維那種“忠君事上的態度，較之羅氏，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次說兩人相同。但是，根據的材料卻是相同的，即“由羅氏子孫保存下來的《觀堂書劄》，有好幾百通。我曾借觀其餘，並選錄了有關學術討論的一百一十八通，收入《中國曆史文獻研究集》第一輯”。
王國維對學術研究，主張以事實決事實，那麽，研究王國維也應該從實際材料出發。筆者在那時又讀到王德毅的《王國維年譜》：“近聞先生長女公子東明女士見告：‘家父自殺之前，曾將與羅振玉往來信件都燒掉，家母曾相勸慰，不果。’”筆者對這段話中的“近聞”，有點疑問，便去尋訪。後來承王東明說明：“這確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至於所焚數量及內容則不得而知，從餘燼中看到‘靜安先生親家有道’字樣，以及母親在旁勸阻等情形，猶曆曆在目。”但是，這次尋訪總算有收獲。筆者發現王國維留下的羅振玉書信手稿計900多封。另外，發現王國維致王潛明書信手稿一批。因為，當時王潛明與羅孝純婚後的一段時間住羅振玉家，所以，這批信件可以說明王國維如何處理與兒媳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作為親戚的羅振玉的關係。筆者認為，研究一個思想家應重其學術著作，隻有關鍵處的人際關係，值得關注。就羅、王之間關係破裂而言，不是出於家細故，而是朝廷上本之事的不快於前，喪子之痛以後的爭辯於後。好在羅、王爭論最激烈的關鍵時刻的信，王國維都保存下來了，他是認真地保存下來的。其中一封羅振玉談到對王國維所匯三千元的處理方案的信，連信封都完好地保存著。王國維1926年10月31日《致羅振玉》寫得十分沉痛：“即令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何以於其遺款如此之拒絕？若雲退讓，則正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總之，此事於情理皆說不去，求公再以大義諭之。”由此可以看出，王國維喪子之後，正托人去購墓地，家中又有外債，處於愛子死無葬身之地的狼狽境地，他仍然將款幾度堅持匯給羅家，顯然表示維護自己人格的尊嚴。在現存的王、羅通信中，這是有時間記載的王國維的最後一封信了。羅振玉於三天後回信反駁說：來書謂小女拒絕伯深遺款，為讓所不當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複有損。又雲：即不滿於舅姑，當無不滿於其所天之理。此節公斬釘截鐵如老吏斷獄，以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弟不當常稍讀聖賢之書矣，於取與之義，古人言之本明。……今以讓為拒，謂讓為損他人人格，亦複傷及自己人格，則晚近或有他理，弟未嚐聞之也。至謂不滿於舅姑一節，更為公縷縷言之。小女自歸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亦誠有之。非避兩親而就婦翁也。因伯深海關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門戶，弟宅幸寬，故主弟家，飲食一切，自應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強者，伯深正為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伯深文不安，乃送眷到京，居數月而女殤，乃複徙津，仍主弟家；已而次女亦殤，又值移滬，乃一人到滬，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積蓄，為接眷之費；而小女因連喪兩女，因而致疾，所費不少，致伯深仍無所蓄，乃由弟備資送女至滬，為之賃屋，為之置器，合計每年所費亦非甚少。然此之與，非《孟子》所謂傷惠之與也。朋友尚有通財之義，況戚屬乎！隻弟不僅於伯深，然於季纓亦然。弟更其恒急人之急，從未視財貨為至寶，非蔑視財貨也，以有重於財貨者也。至弟此次到滬，小女言老宅沒錢，此次川資所費已不少。卒遭大故，女固異常傷心，視老宅亦財力不及，便以奩中金器變價，以充喪用，以減堂上負擔。（於此可見其能體親心，何有其不滿舅姑）弟頗嘉為知禮，至海關恤款，遲早皆可取出，而公急欲領款，小女亦遂仰體尊意，脫衰喪服而至海關，而複申明，絕不用此錢，其存心亦未為不當。（此亦足見仰體親心，何得謂之不滿）惟弟則覺死者屍骨未寒，此款遲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輕禮重財，是誠有之。此事乃弟與公絕對所見不合處，與小女無與也。前公書來，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語，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豈得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
“弟與公亦垂三十年，方公在滬上混豫章於凡材之中，弟獨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荊去棘之勞。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論學無間，而根本實有不同之點。聖人之道，貴乎中庸，然在聖人已歎為不可能，故非偏於彼，即偏於此。弟為人偏於博愛，近墨；公偏於自愛，近楊。此不能諱者也。至小女則完全立於無過之地。不僅無過，弟尚嘉其知義守信，合聖人所謂夫婦所能。與尊見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終見寄，弟即結存入銀行，而熟籌所以處之之策。但弟偏於博愛，或不免不得尊旨耳。”這封信引得長了一些，為了有助於讀者自己分析。王國維對這封信作過複信，現在未見原稿，隻是羅振玉1926年11月11日在回信中提到：“手書敬悉。亦拳拳以舊誼為重，甚善，甚善。”實際上，王國維雖依然稱“親家有道”，羅振玉則改稱“靜公惠鑒”了。此後，再見不到兩人互相通信。據此，兩個人的友情已經中斷了。此後，並無材料證明他們有恢複友誼的記錄。
從這裏就會提出羅振玉與王國維的關係如何評價的問題。在王國維的一生中，羅振玉是他交往最多的朋友。羅振玉的年齡、社會地位、經濟力量都比王國維高，處於師友之間。王國維作為一個窮書生在上海謀生，書生要治學，得靠圖書資料，特別像王國維那樣認真的學者，不但要求有一般的書，還要有新的材料，好的古籍版本。王國維是十分重視這種交往的。他與蔣汝藻有交往，與劉承幹有交往，因為他們都是藏書家。從這一點上說，有人說沒有羅振玉的幫助和支持，王國維在學術上不可能得到成功，這不無道理。但這是一種假設。對此也需補充一點，即王國維在其他人方麵如得不到幫助。就羅、王關係之實際情況說，這樣的幫助是雙方的，即王國維也幫助羅振玉做了不少事。羅振玉之所以賞識王國維，當然也是因為他是有用之才。他們之間的關係，大部分時間有友誼作紐帶，這是他們兩個人自己的選擇。實際上，兩人在經濟上絕不平等，王國維心裏一清二楚。他再三囑咐長子要經濟獨立，避免依附他人，可見用心良苦。王國維在書信、序文中經常表露對羅振玉的感激之情，比起羅振玉來，絕少說自己的作用。在後人看來，王國維比較厚道、老實。這個印象是從兩個人的書信、文章和行為中得出來的。
在王、羅關係中，王國維演變成遺老，羅振玉的影響是有消極作用的。但是，個人走什麽樣的生活道路，主要出於王國維自己的選擇，不能將責任推諉於人。對於王國維來說，從他的個性出發，一旦作出選擇，就不輕易改動。一旦留了辮子，就還讓它留著；即使“皇上”已剪了辮子，“皇上”的父親也已剪了辮子。王國維留著辮子的含意，主要表示他重視個人的氣節。即使他走進提倡愛國、民主的五四精神的北京大學，也留著辮子；他到清華學校去掙工資了，也留著辮子。其時清朝已經不存在了，以王國維的學問和智慧，當然是明白的，但是，他堅持“士不可辱”的氣節卻是不改初衷的。認真剖析王國維的思想感情，他沒有能突破封建的“知遇之恩”的牢籠。他接受過朋友的“知遇之恩”，總想回報，他接受了“皇室”的“知遇之恩”，也想回報，他很看重這種做人的原則。他堅持這樣的原則又與自己認為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氣節聯係在一起的。所以，王國維的辮子是一種個人氣節的象征，並不是想招搖過市、複辟大清帝國用的。他當時的年輕朋友惋惜他不能去掉封建士大夫的麵子，是很有見地的。葉嘉瑩對王國維的心理狀態作過精辟的分析：“如果靜安先生真以效忠遜清之遺老自居且有為之死義的心，那麽便縱使遭受到迫害甚且為之殉身而死，也尚不失為有代價或者竟是自己可引以為榮的一件事。然而事實上，在靜安先生的內心中卻又並不自認是一個真正的遺老，他也並沒有要為那一個被勾心鬥角的政客所充滿的已遜了位的小朝廷殉節死義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遭受到迫害，那才真的是一種全無代價的迫辱，而以靜安先生之仁訥的性格及其對溥儀的顧戀之情，卻又全無在迫辱下加以自我辯白的可能。這種既無代價又無辯白之餘地的迫害汙辱，才是靜安先生所深為恐懼的。”
羅振玉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台灣大通書局印行的《羅雪堂先生全集》是羅振玉著作較完善的本子。關於羅振玉的學術研究的範圍和成就，筆者認同於董作賓的見解。董作賓的《羅雪堂先生傳略》印在《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一）的卷首。2003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雪堂類稿》8冊，內稱“羅氏著作第一次經過整理的版本。”羅振玉後來在偽滿洲國任要職，但是，一個學者的政治表現、道德境界當然與他的學術研究有內在的聯係，而兩者間又有區別，特別是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更要審慎地加以分析，不能抹殺他的學術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