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陳寅恪、吳宓受托處理後事
王國維遺書中委托陳寅恪、吳宓處理後事，顯然意味著王國維認為他們能了解他，能幫助他，這是生死相托。陳寅恪留下了痛切的詩篇，吳宓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具體情況。
吳宓日記記下了王、陳、吳三人交往密切的情景。1926年12月3日（舊曆十月二十九日）為王國維50壽辰。“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國維先生五十壽。……夕，六時，再赴王宅壽筵。九時散歸。”1927年3月28日記：“晚，王靜安先生招宴於宅。”當時北京時局緊張，正如1927年4月3日記：“近頃人心頗皇皇，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1927年4月6日記：“是日為清明節，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書，裝成四箱，偕陳寅恪，以人力車運載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蓋恐清華為黨人解散之時，匆促忙亂，檢取不及故也。”1927年4月30日記：“陳寅恪於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當時值“四一二”政變後，南方相繼發生大屠殺，奉係軍閥在北京亦大肆捕殺。1927年5月2日記：“夕，王靜安先生來談。”5月12日：“晚，寢後複起，王靜安先生偕陳寅恪來。”5月19日：“陳寅恪日夕常來談。”5月23日：“夕訪陳寅恪，談至晚十一時始歸。”5月26日：“上午訪寅恪晤王靜安先生。”5月31日：“晚陳寅恪邀，在其宅中晚飯，又來此談。”這段時間內，王、陳、吳三位來往密切。在時局動蕩中，內心憂鬱憤慨，極度不安。
王國維自沉之後，吳宓在日記中也有記錄。1927年6月6日，清華已宣布放假。“四時，羅振玉先生（叔韞）來，在西院王靜安先生宅中，邀宓及陳寅恪往見。即同往。先由其義子顧君陪侍，次羅先生出見。須發俱白，似極精明而長於辦事者。談王先生身後事，約半時許，即歸。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飯。羅振玉先生坐馬車來回拜，略談即去。晚梅貽琦及陳寅恪來談。”
6月8日晚：“以王靜安夫人招，乃同陳寅恪至西院18號王宅。蓋王夫人以靜安先生身後各事多未舉辦，甚為焦急。故邀宓與寅恪商議。當即寬慰之而出。”
6月9日記：“晨容庚來，談靜安先生身後事。下午2-4時開王靜安先生身後事務委員會。宓辭去主席之職，而推舉梅教務長任之。議決。請校中聘用王貞明為書記。”
6月14日記：“晨，吳其昌來，議以《學衡》專期為王靜安記念。”“寅恪謂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寄托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唯有大小輕重之別耳。”
6月26日日記中記擬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詩》編入《學衡》雜誌第六十期。陳寅恪為這首詩中“越甲未應公獨恥”自注雲：“甲子歲馮兵逼宮，柯羅王約同死而不果。戊辰馮部將韓複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遺書謂‘義無再辱’，意即指此。遂踐舊約自沉於昆明湖，而柯羅則未死。餘詩‘越甲未應公獨恥’者蓋指此言。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句所本。”
6月17日記：王靜安先生身後恤金，“因校長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駁，僅準兩月，即八百元”。
8月14日記：“是日，王靜安先生安葬。十一時，偕梅貽琦及趙元任夫人，各乘人力車，至剛果寺，隨同出殯。時雨不止。宓等乘人力車行，至校東七間房塋地安葬。墳以水泥土造成，上覆石條。柩入土，雨益劇。”時值暑假，陳寅恪南行度假。墓地位於清華園東二裏。送葬者自校長以下數十人。院中同學因放假，有何士驥、薑寅清、王力、畢相輝相送。墓碑由楊留垞撰文。1958年擴建校園，遷墳至福田公墓，原墓碑則不複存焉！1988年秋，北京市文物局重立墓碑於福田公墓，上書：“海寧王國維先生之墓。”
1927年10月3日傍晚，陳寅恪“以所作《吊王靜安先生》七古一篇見示，宓並召浦江清來命為鈔寫之”。這首詩後改題為《王觀堂先生挽詞》，歌詠王國維的一生，作者顯然聯想起他寫的《頤和園詞》，所以結尾為“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陳寅恪的這首詩有新的思想，吳宓在《空軒詩話》中寫道：“王靜安先生自沉後，哀挽之作，應以義寧陳寅恪君之《王觀堂先生挽詞》為第一。此篇即效王先生《頤和園詞》之體，原有序。發明中國文化中之綱紀仁道，皆抽象理想之通性，如柏拉圖所謂Eidos（觀念）者，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予平日所言殉道殉情，亦即此義）陳義甚精。”這篇作品以對王國維自沉有新的理解而著稱，可以說是一篇與王國維心心相印的作品。吳宓的稱讚真是一語中的。因為，當時的輿論，認為王國維的“殉清”、“屍諫”是流行的看法，一般人都相信是王國維自己寫的“遺折”。從外表看，王國維的確留著辮子；從時間上看，確是麵臨北伐軍的北上；從實際運作看，自“皇帝”到“大臣”都在堂而皇之地忙碌著祭奠、封號、賞銀。一般人不可能看到這份“遺折”，怎麽能想到它是羅振玉偽造的呢？陳寅恪經過幾個月的思索，敏銳地在序中提出了問題：“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製度，而經濟製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嚐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曆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製度未嚐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製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陳寅恪寫的詩，值得深思。雖然詩中不希望王國維有這種極端的行為，總的還延用王國維《頤和園詞》的詩意。這篇序文卻更有一層新意，一開頭直接提出“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的問題。結尾說：“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這段文字提出的論點，顯然是針對當時“殉清”、“屍諫”、“恩寵”這樣的“委瑣齷齪之說”的。陳寅恪麵對社會上盛行的對王國維的有意之誣蔑或無意之曲解，作出辯白。葉嘉瑩指出：“我對高陽先生對《挽詞》之詮釋，雖不完全同意，但是高陽先生能看出陳寅恪《挽詞》與《序文》互相映襯中的諷喻之暗示，則是極有見地的。而且證之於餘英時先生最近所發表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所提出的陳氏於詩文中好用深諷之筆的分析來看，則陳氏在其《挽詞》及《序文》中之暗寓諷刺羅振玉之意，實在是極有可能的。”
陳寅恪關於王國維身殉文化的說法，引起了很多關心中國文化命運的有識之士深切的思考。
王國維遺孀潘氏撫養五男二女。當時高明執事於上海郵務局，貞明執事於清華研究院辦公室，紀明就讀崇德中學，慈明、登明就讀於成誌小學，女東明、鬆明就讀於成誌小學。
吳宓日記記下了王、陳、吳三人交往密切的情景。1926年12月3日（舊曆十月二十九日）為王國維50壽辰。“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國維先生五十壽。……夕，六時，再赴王宅壽筵。九時散歸。”1927年3月28日記：“晚，王靜安先生招宴於宅。”當時北京時局緊張，正如1927年4月3日記：“近頃人心頗皇皇，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1927年4月6日記：“是日為清明節，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書，裝成四箱，偕陳寅恪，以人力車運載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蓋恐清華為黨人解散之時，匆促忙亂，檢取不及故也。”1927年4月30日記：“陳寅恪於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當時值“四一二”政變後，南方相繼發生大屠殺，奉係軍閥在北京亦大肆捕殺。1927年5月2日記：“夕，王靜安先生來談。”5月12日：“晚，寢後複起，王靜安先生偕陳寅恪來。”5月19日：“陳寅恪日夕常來談。”5月23日：“夕訪陳寅恪，談至晚十一時始歸。”5月26日：“上午訪寅恪晤王靜安先生。”5月31日：“晚陳寅恪邀，在其宅中晚飯，又來此談。”這段時間內，王、陳、吳三位來往密切。在時局動蕩中，內心憂鬱憤慨，極度不安。
王國維自沉之後，吳宓在日記中也有記錄。1927年6月6日，清華已宣布放假。“四時，羅振玉先生（叔韞）來，在西院王靜安先生宅中，邀宓及陳寅恪往見。即同往。先由其義子顧君陪侍，次羅先生出見。須發俱白，似極精明而長於辦事者。談王先生身後事，約半時許，即歸。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飯。羅振玉先生坐馬車來回拜，略談即去。晚梅貽琦及陳寅恪來談。”
6月8日晚：“以王靜安夫人招，乃同陳寅恪至西院18號王宅。蓋王夫人以靜安先生身後各事多未舉辦，甚為焦急。故邀宓與寅恪商議。當即寬慰之而出。”
6月9日記：“晨容庚來，談靜安先生身後事。下午2-4時開王靜安先生身後事務委員會。宓辭去主席之職，而推舉梅教務長任之。議決。請校中聘用王貞明為書記。”
6月14日記：“晨，吳其昌來，議以《學衡》專期為王靜安記念。”“寅恪謂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之寄托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唯有大小輕重之別耳。”
6月26日日記中記擬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詩》編入《學衡》雜誌第六十期。陳寅恪為這首詩中“越甲未應公獨恥”自注雲：“甲子歲馮兵逼宮，柯羅王約同死而不果。戊辰馮部將韓複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遺書謂‘義無再辱’，意即指此。遂踐舊約自沉於昆明湖，而柯羅則未死。餘詩‘越甲未應公獨恥’者蓋指此言。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句所本。”
6月17日記：王靜安先生身後恤金，“因校長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駁，僅準兩月，即八百元”。
8月14日記：“是日，王靜安先生安葬。十一時，偕梅貽琦及趙元任夫人，各乘人力車，至剛果寺，隨同出殯。時雨不止。宓等乘人力車行，至校東七間房塋地安葬。墳以水泥土造成，上覆石條。柩入土，雨益劇。”時值暑假，陳寅恪南行度假。墓地位於清華園東二裏。送葬者自校長以下數十人。院中同學因放假，有何士驥、薑寅清、王力、畢相輝相送。墓碑由楊留垞撰文。1958年擴建校園，遷墳至福田公墓，原墓碑則不複存焉！1988年秋，北京市文物局重立墓碑於福田公墓，上書：“海寧王國維先生之墓。”
1927年10月3日傍晚，陳寅恪“以所作《吊王靜安先生》七古一篇見示，宓並召浦江清來命為鈔寫之”。這首詩後改題為《王觀堂先生挽詞》，歌詠王國維的一生，作者顯然聯想起他寫的《頤和園詞》，所以結尾為“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陳寅恪的這首詩有新的思想，吳宓在《空軒詩話》中寫道：“王靜安先生自沉後，哀挽之作，應以義寧陳寅恪君之《王觀堂先生挽詞》為第一。此篇即效王先生《頤和園詞》之體，原有序。發明中國文化中之綱紀仁道，皆抽象理想之通性，如柏拉圖所謂Eidos（觀念）者，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予平日所言殉道殉情，亦即此義）陳義甚精。”這篇作品以對王國維自沉有新的理解而著稱，可以說是一篇與王國維心心相印的作品。吳宓的稱讚真是一語中的。因為，當時的輿論，認為王國維的“殉清”、“屍諫”是流行的看法，一般人都相信是王國維自己寫的“遺折”。從外表看，王國維的確留著辮子；從時間上看，確是麵臨北伐軍的北上；從實際運作看，自“皇帝”到“大臣”都在堂而皇之地忙碌著祭奠、封號、賞銀。一般人不可能看到這份“遺折”，怎麽能想到它是羅振玉偽造的呢？陳寅恪經過幾個月的思索，敏銳地在序中提出了問題：“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製度，而經濟製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嚐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曆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製度未嚐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製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陳寅恪寫的詩，值得深思。雖然詩中不希望王國維有這種極端的行為，總的還延用王國維《頤和園詞》的詩意。這篇序文卻更有一層新意，一開頭直接提出“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的問題。結尾說：“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雲。”這段文字提出的論點，顯然是針對當時“殉清”、“屍諫”、“恩寵”這樣的“委瑣齷齪之說”的。陳寅恪麵對社會上盛行的對王國維的有意之誣蔑或無意之曲解，作出辯白。葉嘉瑩指出：“我對高陽先生對《挽詞》之詮釋，雖不完全同意，但是高陽先生能看出陳寅恪《挽詞》與《序文》互相映襯中的諷喻之暗示，則是極有見地的。而且證之於餘英時先生最近所發表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所提出的陳氏於詩文中好用深諷之筆的分析來看，則陳氏在其《挽詞》及《序文》中之暗寓諷刺羅振玉之意，實在是極有可能的。”
陳寅恪關於王國維身殉文化的說法，引起了很多關心中國文化命運的有識之士深切的思考。
王國維遺孀潘氏撫養五男二女。當時高明執事於上海郵務局，貞明執事於清華研究院辦公室，紀明就讀崇德中學，慈明、登明就讀於成誌小學，女東明、鬆明就讀於成誌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