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積極參與國外漢學研究的學術交流
在王國維的時代，所謂國學，是與西學對稱而言的，指的是關於中國傳統的學問。而傳統的學問，舊派學者以經學為主。王國維認為，所謂中學、西學，就學科而論是一樣的，都有科學、史學、文學，“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如若將中學、西學對立起來，當然得不到互相交流的可能。而當時歐洲、日本所謂的“漢學”，指關於中國古代的學問，廣義地說，代表著整個中國文化史。在王國維的心目中，國學的概念也相當於整個中國古代的文化史，比過去的“四書五經”寬泛多了。研究國學，或稱研究中國文化史，要鑽研曆史留下來的經典著作。但是隻看這些書就不夠了，他說：“特餘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正因為這樣，王國維早年就認為，真正有成績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必定是通西方哲學之人。這種理想的人才當時尚未培養出來，所以王國維指出：“故今後之文科大學，苟經學、國文學等無合格之教授，則寧虛其講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專授以外國哲學、文學之大旨，既通外國之哲學、文學，則其研究本國之學術，必有愈於當日之耆宿者矣。故真正之經學、國史、國文學之專門家不能不望諸此輩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因為，清代初期，中西對立，出於中國人不理解西方人，瞧不起西方人。鴉片戰爭之後，看到中國總打敗仗，產生洋務運動，隻承認槍炮不如人，所以講“中體西用”，其實隻準備學一點西方技術。王國維的中西觀比“中體西用”更進步。他指出：“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嚐知學者也。”這是出自於王國維的學術觀。他認為東方與西方，相同學科的性質都是一樣的。東方有哲學，西方也有哲學，隻是各國學科哪個更發達一些，側重哪些學科而已。科學的道理為求其是，應該說東方與西方是須共同遵循的。換句簡單的話說：不管東方還是西方，一加一都等於二。如果互相交流，可以互相促進，因為目標是一個：探求真理。所以王國維說：“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即從俗說，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說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家，屈十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為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家者，更難舉其一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非一日矣。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王國維既不盲目排斥外國，也不盲目崇拜外國，提出唯真理是從的中西學術互相交流的主張。
王國維與國外漢學家交往很注意互相交流學術訊息，交流文獻資料。王國維譯伯希和《近日東方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於1919年秋寫了附記，敘及“別伯居且十年矣”。王國維於1909年10月28日中秋節在北京見過伯希和。當時伯希和從中國西北考古途經北京，其時大量敦煌遺文已被捆綁運走。那天，王國維與羅振玉、蔣、董康一起去訪問他，伯希和拿出身邊帶的幾件給他們看，頓使他們歎為觀止。羅振玉請伯希和回去將照片寄來。以後據伯希和寄來的材料，由“羅振玉輯為《鳴沙石室佚書》，由王國維協助校理，董康誦芬室刊行”。“隻有《秦婦吟》是後來伯氏寄到旅順去的，是抄本，並未見原物照片也。”伯希和是與王國維學術交往最多的歐洲漢學家。王國維記述：“當光宣之際（1908年——1909年——引者）餘遇博士於京郊，以為博士優於中學而已，讀此篇乃知博士於亞洲諸國古今語，無不深造，如敦煌以西迄於於闐古代所用之東伊蘭語，即博士所發現及創通者也。……歐洲戰事起，博士從軍達達尼斯海峽，既而複有事西伯利亞。今春凱還，過滬遇參事劇談，凡我輩所著新印之書，無不能舉其名及其大略者，軍旅之中，其篤學如此。”這是1919年秋天譯伯希和複歸就教授之職的演說之後寫的附記。王國維還據藤田劍峰提供給他的1909年9月出版的英國《地學協會雜誌》從英語譯出的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記》，譯者於文末有按語稱：“博士講演文中尚有可討論者茲不暇及。要之，博士此行不獨於古物學上開一新方麵，於地理學亦然。沙漠、沙山之構造，風雲腐蝕幹燥之結果，川湖之變遷與此地古代之開化、民族之遷徙，邦國之澌滅，大有關係，苟舍其一不能解其他。”
看來王國維得益於與日本漢學家的直接交往的經驗，認識到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漢學取得了好的成績。1919年8月17日，他說：“前日在君楚處見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職演說，始知近年西人於東方學術之進步。伯君此文益將近日發明及研究之結果總括言之，於學術關係極大，故榊博士為譯之載諸《藝文雜誌》上。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語文字，此發明至為重要。”王國維譯完後，將稿件送《東方雜誌》，索價40元，竟還價20元，王國維怒而索還。可見，當時的大刊物對國外漢學的重視仍然不夠。王國維敏銳地看到這方麵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自己認真讀了這篇文章，也從中受到啟發，提出了自己新的研究課題。“因憶我國古書西域諸國漢時謂之西胡，自晉宋以後專稱之曰胡。唐人於突厥及胡分析至嚴。蓋胡者，實自西域迄波斯之總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與焉。近來言語學之發明與古籍吻合，豈非大快歟。維因擬作《西胡考》，將古書所雲胡者集為一書，亦快事也。”王國維的研究，也得到了伯希和的高度評價並引起了深入的討論，比如關於《長春真人西遊記》，伯希和指出：“此記較優之本，為王國維校注本。”他又說：“王氏注釋豐富，足以壓倒前人。但有一重要來源，似未引證。不僅王氏為然，凡研究元史者，皆未引證及之。餘所言者，即邱處機對成吉思汗談道一事。……然有一熟諳中國文化之契丹人，曾親見處機謁成吉思汗於西域，而對於處機曾有直率之評論，即耶律楚材是已。”
自敦煌文獻麵世之後，日本學者赴歐洲閱讀材料者甚多。日本狩野博士赴歐時，王國維熱情賦詩壯行。現在《觀堂集林》中有許多跋語，都注明是根據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寫的。這樣的交往，對王國維的研究工作顯然起了推動作用。王國維對日本的漢籍十分感興趣。神田喜一郎任職日本圖書寮之後，王國維經常詢問有無奇書發現。王國維的元史研究有了成果之後，即寄他們征求意見。神田喜一郎回信中說：“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種》考據精確，創獲疊見，洵為不朽之盛事。”“黑韃事略》，尤為難讀。敝邦有箭內博士尤用力於劫持掌故，亦有《黑韃事略校注》之作。去歲博士歸道山，其書未至刊行，為可憾矣。大作屢言及乣軍，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數人，於乣字原義，尤致眾說紛紜，未見解決。不知高見如何？乣字古籍無所見，至《遼史》始有之，其音為何？其義為何？”王國維與其在通信中經常討論。1926年9月21日，王國維說：“乣軍之乣，亦或作糺。（《遼史》及《蒙韃備錄》乣訛為紀當本作糺。）此糺字本是糾之別體，見於《集韻》，則乣或又糺之省歟。此事不敢遽定，姑以字體說之。”
當王國維完成了《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之後，又報告神田喜一郎說：“近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一篇，因《秘史》所記主因種，其事實全與金末之乣軍相合，故疑主因即乣軍之對音。”王國維還特地譯介了津田左右吉《室韋考》、《遼代烏占敵列考》、箭內亙《韃靼考》，這些都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民族史方麵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王國維自己後期研究元史、西北地理時所關心的問題。王國維善於從中汲取材料，注意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研究學科前沿的發展和新的生長點。這樣的中外交流，對王國維本人的研究是一個促進，同時也使他在國際漢學界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王國維在與國外漢學的比較中，也進一步體驗到自身學術上的優勢，利用已有的書本上的材料和新發現的材料相結合，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更為豐富，也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王國維與國外漢學家交往很注意互相交流學術訊息，交流文獻資料。王國維譯伯希和《近日東方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一文，於1919年秋寫了附記，敘及“別伯居且十年矣”。王國維於1909年10月28日中秋節在北京見過伯希和。當時伯希和從中國西北考古途經北京，其時大量敦煌遺文已被捆綁運走。那天，王國維與羅振玉、蔣、董康一起去訪問他，伯希和拿出身邊帶的幾件給他們看，頓使他們歎為觀止。羅振玉請伯希和回去將照片寄來。以後據伯希和寄來的材料，由“羅振玉輯為《鳴沙石室佚書》，由王國維協助校理，董康誦芬室刊行”。“隻有《秦婦吟》是後來伯氏寄到旅順去的，是抄本，並未見原物照片也。”伯希和是與王國維學術交往最多的歐洲漢學家。王國維記述：“當光宣之際（1908年——1909年——引者）餘遇博士於京郊，以為博士優於中學而已，讀此篇乃知博士於亞洲諸國古今語，無不深造，如敦煌以西迄於於闐古代所用之東伊蘭語，即博士所發現及創通者也。……歐洲戰事起，博士從軍達達尼斯海峽，既而複有事西伯利亞。今春凱還，過滬遇參事劇談，凡我輩所著新印之書，無不能舉其名及其大略者，軍旅之中，其篤學如此。”這是1919年秋天譯伯希和複歸就教授之職的演說之後寫的附記。王國維還據藤田劍峰提供給他的1909年9月出版的英國《地學協會雜誌》從英語譯出的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記》，譯者於文末有按語稱：“博士講演文中尚有可討論者茲不暇及。要之，博士此行不獨於古物學上開一新方麵，於地理學亦然。沙漠、沙山之構造，風雲腐蝕幹燥之結果，川湖之變遷與此地古代之開化、民族之遷徙，邦國之澌滅，大有關係，苟舍其一不能解其他。”
看來王國維得益於與日本漢學家的直接交往的經驗，認識到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漢學取得了好的成績。1919年8月17日，他說：“前日在君楚處見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職演說，始知近年西人於東方學術之進步。伯君此文益將近日發明及研究之結果總括言之，於學術關係極大，故榊博士為譯之載諸《藝文雜誌》上。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語文字，此發明至為重要。”王國維譯完後，將稿件送《東方雜誌》，索價40元，竟還價20元，王國維怒而索還。可見，當時的大刊物對國外漢學的重視仍然不夠。王國維敏銳地看到這方麵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自己認真讀了這篇文章，也從中受到啟發，提出了自己新的研究課題。“因憶我國古書西域諸國漢時謂之西胡，自晉宋以後專稱之曰胡。唐人於突厥及胡分析至嚴。蓋胡者，實自西域迄波斯之總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與焉。近來言語學之發明與古籍吻合，豈非大快歟。維因擬作《西胡考》，將古書所雲胡者集為一書，亦快事也。”王國維的研究，也得到了伯希和的高度評價並引起了深入的討論，比如關於《長春真人西遊記》，伯希和指出：“此記較優之本，為王國維校注本。”他又說：“王氏注釋豐富，足以壓倒前人。但有一重要來源，似未引證。不僅王氏為然，凡研究元史者，皆未引證及之。餘所言者，即邱處機對成吉思汗談道一事。……然有一熟諳中國文化之契丹人，曾親見處機謁成吉思汗於西域，而對於處機曾有直率之評論，即耶律楚材是已。”
自敦煌文獻麵世之後，日本學者赴歐洲閱讀材料者甚多。日本狩野博士赴歐時，王國維熱情賦詩壯行。現在《觀堂集林》中有許多跋語，都注明是根據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寫的。這樣的交往，對王國維的研究工作顯然起了推動作用。王國維對日本的漢籍十分感興趣。神田喜一郎任職日本圖書寮之後，王國維經常詢問有無奇書發現。王國維的元史研究有了成果之後，即寄他們征求意見。神田喜一郎回信中說：“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種》考據精確，創獲疊見，洵為不朽之盛事。”“黑韃事略》，尤為難讀。敝邦有箭內博士尤用力於劫持掌故，亦有《黑韃事略校注》之作。去歲博士歸道山，其書未至刊行，為可憾矣。大作屢言及乣軍，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數人，於乣字原義，尤致眾說紛紜，未見解決。不知高見如何？乣字古籍無所見，至《遼史》始有之，其音為何？其義為何？”王國維與其在通信中經常討論。1926年9月21日，王國維說：“乣軍之乣，亦或作糺。（《遼史》及《蒙韃備錄》乣訛為紀當本作糺。）此糺字本是糾之別體，見於《集韻》，則乣或又糺之省歟。此事不敢遽定，姑以字體說之。”
當王國維完成了《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之後，又報告神田喜一郎說：“近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一篇，因《秘史》所記主因種，其事實全與金末之乣軍相合，故疑主因即乣軍之對音。”王國維還特地譯介了津田左右吉《室韋考》、《遼代烏占敵列考》、箭內亙《韃靼考》，這些都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民族史方麵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王國維自己後期研究元史、西北地理時所關心的問題。王國維善於從中汲取材料，注意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研究學科前沿的發展和新的生長點。這樣的中外交流，對王國維本人的研究是一個促進，同時也使他在國際漢學界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
王國維在與國外漢學的比較中，也進一步體驗到自身學術上的優勢，利用已有的書本上的材料和新發現的材料相結合，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更為豐富，也堅定了自己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