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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與蔣汝藻的交往

  蔣汝藻,字元彩,號孟蘋,又號樂庵,浙江烏程人,清末舉人。王國維稱他為同歲,同籍浙西,同官學部。王國維1916年回上海後,聽說他在哈爾濱收買珠寶,以十萬贏二十萬。之後,他因為編藏書目才來往密切。王國維稱蔣汝藻“居士元彩有肝膽,重友朋,其嗜書蓋天性也。餘有意乎其為人,遂為定交。居士獲一善本,未嚐不以示餘,苟有疑難,未嚐不與餘相商也。”王國維與蔣汝藻的交往,完成了兩件十分重要的事:一是王國維完成《傳書堂藏善本書誌》,二是蔣汝藻為王國維校刻《觀堂集林》。

  王國維交遊範圍超出遺老之外,對他的事業影響頗大的當數蔣汝藻。蔣汝藻是藏書家、商人。他的書庫稱“密韻樓”,或沿用他先輩取的堂名,曰“傳書堂”,所以,《傳書堂藏善本書誌》又稱《密韻樓藏書誌》或《傳書堂藏書誌》。收入全集,編為兩卷,共1442頁之多。王國維於1922年夏作《傳書堂記》,記述蔣汝藻“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偽。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跡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範氏、錢塘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顧取先人舊額,以傳書名其堂。餘謂為子孫者如孟蘋,始可謂之能傳書矣”。1919年閏七月,觀賞蔣汝藻所藏敦煌所出畫二幅,作《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於闐公主供養地藏王菩薩畫像跋》,又作《樂庵寫書圖序》,均收入《觀堂集林》。《傳書堂藏善本書誌》是為蔣家私藏書籍編纂作誌。王國維編誌於1919年秋接手,於1923年11月基本定稿,前後四年多的時間。蔣汝藻每月致薪五十元。王國維當時家庭開支頗大,特別是要應付孩子的教育費用,這項工作是實際需要。同時,登錄善本又作誌,能接觸很多有價值的古籍,實為王國維喜歡的事情。

  1923年王國維接到赴北京任“南書房行走”的“上諭”時,《密韻樓藏書誌》經、史、子部分草稿已具,集部正編至元末。臨行,王國維特地致函告蔣家,這部手稿自己帶走,擬到北京後再重加訂正。這期間,蔣汝藻對買書、印書,興趣十分濃厚。1923年蔣汝藻在致王國維的信中稱:“敝藏書目決計截止,先行付刻,乞從容整理之。三五年後如成績可觀,當不難再編續錄。尊意以為何如?”(六月二十三日,陰曆)過了一個月,蔣汝藻聽說別處有人可能出售藏書,馬上派人去聯係。他計劃這批書名定後,再買千種書,並編成續錄。已有的藏書,全目都在王國維處,所以蔣汝藻提出:“乞核計若幹種、若幹卷,並乞大序一篇,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來苦心孤詣。人家藏書有錢便可辦到,弟則深好篤嗜全以節縮衣食而來,故成績不如人,而艱難則甚於人百倍。……得椽筆發揮之,當更怵目動心也,拜托,拜托。”(七月初九日,陰曆)他為了搜集古籍,還請王國維打聽北京是否有好書可買,聽到傳言皇宮中有孤本流出,亦特別提出,請王國維代為關心。王國維在該年陰曆七月十六日致蔣汝藻信中提到這件事:“兄之聚書經曆,望暇時記出,不妨瑣碎,以為作跋材料,如是庶幾能親切有味。”從這段文字看,王國維已答應為他代寫跋了。現存的王國維《傳書堂記》估計就作於這期間。

  密韻樓藏書,不久散失,大部分歸商務印書館。王國維很同情蔣氏的不幸。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將此作為文化上的一件要事告之:“蔣氏密韻樓之書,因商業失敗,現歸商務印書館。弟與蔣君多年舊交,亦代為惋惜也。並以附聞。”蔣汝藻失書事,1924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曾向王國維作詳細報告:“弟半年以來,所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報。藏書之去售於欺騙,更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弟與吾兄相處數年,情同手足,行為嚐為兄所深悉。自問甘心吃虧,未嚐妄取。”“卅年心血付諸流水已可痛哭,況將祖父所遺及百千費盡心力陸續收回者亦複一並攘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自書出我門,足跡未嚐一至藏書之室,其心之痛苦,可想可見矣。”密韻樓藏書散失,日本學者也十分惋惜。神田喜一郎致王國維的信中說:“蔣氏密韻樓之書,聞近日歸商務印書館。前年信暢在滬之時屢由先生到其家,萬卷琳琅,猶仿佛於耳目之間。而今歸他家,聞之淒然,感慨不已耳!”

  蔣汝藻為人熱情,喜與文人交往。每逢新書發行、鑒別書畫、送行洗塵、友朋相聚,王國維在上海期間總是被邀的主要客人。王國維離滬之後,蔣汝藻關心人甚細心。王國維托在上海買衣服,蔣汝藻辦完之後,還仔細地囑咐說:“尊需紗花衣今日已付郵,必有折疊痕,可就近覓縫工熨平之。以郵包有一定尺寸,不能過大也。”王國維離滬時,倉聖明智大學的薪金尚未領取,想托蔣汝藻設法代索取。蔣汝藻回信說:“園中交情本不足恃,尊寓經常之費,何可驟減,又未便往索。弟已囑敝賬房先送百番接濟,如尚不敷,當陸續由弟處交付。弟雖拮據,區區之數,尚無大損。吾兄不必客氣。如有急需時,盡不妨派人通知一聲,弟必代為安排妥貼。聞兄又不能按時領俸,此雖得之傳聞,然亦意中事也。”蔣汝藻聽說北方局勢不太平靜,特別提醒他,“移眷之說宜緩為是”,因為“政局變化愈不可測”。後來,王國維還是將全家遷往北京了。

  王國維《觀堂集林》於1921年編成,1923年印成。蔣汝藻任校勘之役。1923年6月10日,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付印前夕致信蔣汝藻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大序屢擬增改訖無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為蛇足,未識公意如何?”據此,現存的《觀堂集林》蔣序,也是王國維代筆寫的。這篇序文中敘述了蔣氏刊刻的辛苦:“輒夜分始得休,休則檢理書畫,或為君校此書,往往漏盡始就枕。顧以為一日之樂,莫逾於此時者。此非餘之私好,凡讀君書者,意必與餘有同況也。”此種感人情景在蔣汝藻致王國維信中有詳細記述:“大集昨始送來一部,茲先郵寄,以慰快睹。……弟略有翻閱,錯字甚多,此複校之不力,負疚良深,必有勘出請另紙記錄,紙版尚可挖改。特此已印者,無法可施耳。”(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陰曆)過了一天又致信說,“適弟五卷內漏訂一頁,尚須改裝,稍緩數日,當先郵寄一部也”。其實,發稿以後,屢次催促。因為進度緩慢,又得向王國維道歉。書籍的裝訂,亦頗費心力:“裝訂尚雅觀,初擬售品訂十冊,嗣覺六冊之雅,故一律裝六冊。”用紙方麵,用連史紙印的售十元,竹紙印的售八元。另裝黃綾封麵者二本,想是王國維進奉“皇上”的。又裝寬大本二十部,係非賣品,由王國維與蔣汝藻送好朋友用的。該書出版後,蔣汝藻又忙發行,用打八折請人代售的方式,於上海和北京發售。這批《觀堂集林》一共印了五百部。蔣汝藻介紹說:“弟意能銷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區區之數,當不甚難,特不知時間如何耳。”他還鼓勵王國維可以向友朋贈書:“應送者送,不必因成本之钜而惜之。弟約計有二百五十部銷出,即可如數收歸,稍待時日必可達到,兄勿過慮。”可是,實際上,銷路並不暢。蔣汝藻又認為:“銷路不暢,此殆關乎時局,市麵非人力所可強也。”出書以後的這一年冬天,蔣汝藻認為銷路“南中必不多,所希望者惟北大耳”。過不久,他又據友人預測:“北大在春夏時必有百部可銷,近來金融加緊,恐須減折。鄙意擬請兄於北大中托一熟人合一成數,直至尊處交易。”王國維托友人售書,八折相待,優惠學者。托馬衡在北京大學售書。1924年3月11日,他致蔣汝藻信中說:“集林》大學研究所已取去廿五部,有廣告在大學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許,尚未繳款續取,是銷數亦不見甚佳。”到了1924年3月23日,王國維又在信中說:“大學所售聞亦未到十部。北方疲銷如此,不知南方如何?”蔣汝藻回複他稱:“書生售書,並不容易。”1926年11月,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任教時,學生欲以半價(四元一部)購買二十一部。王國維馬上與蔣家商議,得到允許。說明“隻此一次,後不為例”。以後,清華研究院決定購以發獎,此二十一部書以六元價付給。售書之難,於此可見一斑。但是這裏也可以看出王國維與蔣汝藻關係的親密。

  清華學校研究院擬聘王國維任教,王國維寫信給蔣汝藻商議。蔣汝藻以通達的口吻告訴王國維:“忽奉手書,欣慰何可言喻。清華月脩四百,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雖久暫未能逆料,而暫避風雨,南北均不能優於此矣。久欲馳書勸駕斬斷種種葛藤,勿再留戀。頃知已毅然決定,為之額手不置。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能強留。”這幾句話,說得中肯、透徹,是了解王國維的人才能說得出來的,愛護之心溢於言表,其中有遺老們說不出來的老實話。王國維對此暫時未作正麵的回答。

  1924年(甲子)11月5日,溥儀被馮玉祥部逐出故宮。劇變的曆史,要求王國維作出新的選擇。王國維忠於自己的諾言,對溥儀“隨侍左右,未敢稍離左右”。這時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聘請他任教職,初因情緒不好未就,但到1925年1月,經奉“皇上”溥儀麵諭,才就清華之職。這是王國維思想大波動的時刻,他的思緒曾與蔣汝藻一家進行了交流。王國維在1925年1月21日致蔣穀孫的信中說:“弟此數月來日在憂患中,亦毫無所見。秋冬間檢理內府銅器,未半而難作。頃聞彼中人於坤寧宮檢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鬥、升、合、龠具與《漢書·律曆誌》所載者同。馬叔平即據此作劉歆銅斛尺,並即欲推之作《隋誌》十五種尺。聞原器甚完好,惟銘詞稍模糊,弟亦不忍往觀也。”他在憂患中,對馬衡的考古仍然是關心的。不久,他毅然決定去清華任教,思想上有明顯的變化。1925年3月25日他在《致蔣汝藻》信中說:“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固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這段話,顯然也是對蔣汝藻來信的回複。他對小朝廷的“派別意見排擠傾軋”十分不滿,才決心離開人海,專親書卷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上海有幾位遺老朋友,書信往來甚疏,托蔣汝藻問候“滬上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須常晤,祈即以此書示之”。王國維於1926年5月17日致羅振玉信中又一次提到:“公到彼後,當知維三年來書問甚疏之故也。”這句話,更可讓人再三品味,他與蔣汝藻之間的友情和信任,卻是與日俱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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