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北京大學通訊導師
“五四”前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學具有國內外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偉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學要辦好研究所，首先辦起了國學研究所。這時候，王國維國學研究的成績已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蔡元培主張兼容並蓄，聘請各學科和不同學術派別的最有成就的學者到北京大學任教，於是，一種新的互相探討的學術風氣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就寫信給馬衡，表示想聘王為“京師大學堂教授”，王國維卻托故推辭。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再次出麵禮請，又被王國維婉言謝絕了。不過，王國維也留有餘地，告之北上有困難。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征求意見。羅振玉請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見。音韻學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輩遺老。王國維估計到：“北學之事，若詢之寐叟（沈曾植號——作者注），必勸永（王國維自稱——作者注）行，然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也。”王國維專程去征求意見後，報告羅振玉說：“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謂此事何如？”而後，王國維忙碌了一陣，思想上有矛盾，最終沒有應聘。
1920年夏，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後，馬衡又請羅振玉作書相勸王國維應聘。羅振玉當了馬衡的麵寫了推薦書說：“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淑兄（指馬衡——作者注）堅囑切實奉勸……”可是，第二天早晨，羅振玉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說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公必知非弟意”。王國維回信對羅振玉說：“馬淑翁（指馬衡——作者注）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係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日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麵言，而近歲與外界關係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這次不受聘，說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確實符合王國維處事的習慣。
可是，過了不久，羅振玉自己先應了北京大學之聘。他對王國維說：“去冬法國博士院舉弟為考古學通信員，因此北京大學又理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局外人而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麵許諾。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乃昨忽有聘書至，仍立考古學導師之名，於是卻其聘書。蓋有聘書，則將來必有薪金，非我誌也。若有書致公，請早為預計。”
馬衡於同時也寫信給王國維說：“大學新設研究所國學門，請淑蘊先生為導師，昨已得其許可。蔡元培先生並擬要求先生擔任指導，囑為函懇。好在研究所導師不在講授，研究問題盡可通信。為先生計，固無所不便；為中國學術計，尤當額手稱慶者也。”同時，正巧顧頡剛南行，又去上海麵請王國維。王雖將他們攜來的薪金退回，但這次有進展，“仍許留名去實，不與決絕，保此一線關係，或有益也”。學校方麵考慮到王國維不就教職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那麽，通訊導師本來不必“遷地”，這層困難應該能解決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北京大學國學門正式寫信懇請說：“大學同人望先生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乃頻年孜請，未蒙俯允，同人深以為憾。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這次，王國維總算答應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學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國維仍然拒收。他於1922年8月1日致馬衡信中說：“昨日張君嘉甫見訪，交到手書及大學脩金二百元，閱之無甚惶悚。前者大學屢次相招，皆以事羈未能趨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導師見委，自惟淺劣，本不敢應命。惟懼重拂諸公雅意，又私心以為此名譽職也，故敢函允。不謂大學雅意又予以束脩。竊以導師本無常職，弟又在千裏之外，絲毫不能有所貢獻，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況大學又在邸屋之際，任事諸公尚不能無所空匱，弟以何勞敢貪此賜，故已將脩金托交張君帶還，伏祈代繳，並請以鄙意達當事諸公，實為至幸。”在大學方麵看來，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著還會不受職位。於是，馬衡於8月17日又致函王國維說：“大學致送之款，本不得謂之束脩，如先生固辭，同人等更覺不安。昨得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兄來函，深致歉疚，堅囑婉達此意，茲將原函附呈。”同時，再請張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務祈賜予收納，萬勿固辭，幸甚幸甚。”這封沈兼士致馬衡的書信手稿，近期亦已見到。沈兼士聽到王國維不受薪金事，鄭重地告訴馬衡：“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須賴靜安先生指導處正多，又研究所國學門下半年擬懇靜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校中每月送百金，僅供郵資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達此意於靜安先生，請其俯允北大同人歡迎之微忱，賜予收納，不勝盼荷。頃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張亦與弟同，並囑吾兄致意於靜安先生。”王國維多次不受薪金，顯然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廉潔。這使人們想起了殷周時代的伯夷，作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那麽，以清朝遺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國的國立大學的薪金呢？看來老實的王國維在思想中經曆了曲折的鬥爭。蔡元培校長很懂得體貼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這不是薪金，而是郵資。因為，既然接受了通訊導師的名義，緊接著“郵資”總該接受的。這樣就名正言順了。果然，王國維在1922年8月24致馬衡的信中說：“前日張嘉甫攜交手書並大學脩二百元，諸公詞意殷拳，敢不暫存，惟受之滋愧耳。”並且，立即任事。他說：“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幹人？其研究事項想由諸生自行認定？弟於經、小學及秦漢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備請生顧問；至平生願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耳。《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王國維終於出山。
1922年10月20日，王國維致信沈兼士，為學生出了四個研究題目，這是正式為北京大學學生服務。這四個研究題目為：一、“詩》《書》中成語之研究”。這裏“成語”是前代的習用之語。比如《詩·鄘風》“子之不淑，雲如之何”。“不淑”猶言不幸也。“是‘如何不淑’一語，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語。”由此推而廣之，“古今言語文章，無不根據於前世之言語”。二、“古字母之研究”，他作了如下說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他認為對漢字中的輔音的研究曆來不夠完整，即“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尚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缺點也”。三、“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說明：“聯綿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比如風曰發，泉曰沸，小之小者曰蕪，“辭賦既興，道語尤夥，乃至重疊用之，如離騷、須臾、相羊，見於一簡之中”。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是：“若集此類之字，經之以聲，而體之以義，以窮其變化而觀其會通，豈徒為文學之助，抑亦小學上未有之事業歟！”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說明如下：“史記》年表起於共和，厲王以前，年祀無考。”“如能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與《尚書》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參證，雖宗同諸王在位之年數無從臆說，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營洛之歲，與成王在位年數，或可得定歟。”
這四個題目提出之後，王國維意識到有的太難，就寫信給沈兼士說：“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條，其事甚為煩重，非數年之力所能畢事，姑提出以備一說而已。”王國維的研究題目，刊登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三號。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有五位學生選了王國維出的題，曾來信請求指導。王國維對研究題目所涉的有關材料作了介紹，對研究目的、步驟以及同學之間的分工提出了建議。最後特別提出“五君表字、籍貫，望見示，庶後日通信便於稱呼”。那時，友朋之間通信，一般不直呼其名。王國維寫信給學生，稱呼“達安、菊生等諸兄”。王國維除了業務上指導以外，對學生也頗為體貼。比如他在通信中說：“前見大學日刊，知五君均尚在校三四年級，既有聽講功課，則於此事自不能從速進行。一切情形，弟在遠無從懸揣，任諸兄自視便利為之耳。”
王國維想到與北京大學學術發展有關的事，就主動寫信給馬衡。比如1922年12月12日，在寄出上述研究題目的第三天，又致信馬衡說：“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德法各國學之甚善，唯須擇史學有根柢者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議，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這項建議馬衡認真地提出了。但是，那時的北京大學並未做好；即使在今天，這項建議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王國維在北京大學留下了很好的學術上的影響。他的學問受到普遍的讚譽與尊敬。比如顧頡剛1922年春天寫信給他說：“服膺十載，前日得承教言，快慰無既。唯以拙於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於弟子之列，剛之幸也。”當時年輕人熱心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王國維十分高興。他在1922年8月1日，曾致信馬衡指出：“鄭君介石與顧君頡剛均已見過，二君皆沈靜有學者氣象，誠佳士也。”差不多同時，8月8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京師大學畢業生（現為助教）有鄭介石者來見，其人為學尚有條理，又有顧頡剛者（亦助教）亦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此外，當時王國維周圍的遺老，總有一種心理，認為提倡了白話文，國學就沒有人研究了。比如勞乃宣就寫信給王國維說：“又蒙見示近正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漢人聲讀以上溯三代，此真不朽盛業。吾國自謂新學以來，學生知平仄者已寥寥，越後識字之人，必日見其寡，可以預料。我公宏願有成，當可為救時之藥石，特予望之。”這封書信手稿，王國維十分珍惜地保存著。這裏的意見，與王國維平時的議論，不但論點相似，連語氣也頗有相吻合處。現在，大學中正式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顯出前所未有的熱情。
王國維雖然隻是通訊導師，但是北京大學的重要事情，經常向他報告。比如，蔡元培校長暫時離校，沈兼士就寫信給他說：“北大蔡鶴卿先生雖暫離校，校務仍由各部主任負責維持，《國學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惟同人學問淺薄，當懇先生不棄，隨時指導，第三期中尤盼能大作賜登，俾增聲價。”之後，王國維提供了稿件，沈兼士馬上寫信致謝：“大著《五代監本考》收到，謝謝。當由本期《國學季刊》登出。”
通訊導師王國維在北京大學期間，隻管學術，不涉及政治。這是他個人設想的自己的道路。王國維就任北京大學通訊導師之後，又有人想請他出任國學門研究所主任。他對好朋友蔣汝藻說：“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邦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複措一詞……弟不欲與任何方麵有所接近。”
王國維到了北京，北京大學國學門要開歡迎會，王國維卻力辭，隻接受召開二十餘人參加的茶話會。令人感到他有專心治學、不事張揚的風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的清代皇帝常出賣宮中財寶，以維持其靡費的日常開支。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因重視考古，反對清室破壞古跡，出賣國寶，發表了一個宣言，其中用的是直呼其名的方式點了皇帝的名，王國維當時是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可同時又是清皇室的南書房行走，在身份上處於兩難的境地。於是他“以考古學者之資格”站出來批評了這個《宣言書》，論據是：清皇室財物是“私產”。他特別不能容忍的是，原民國定的“優待條件”載，民國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國君主之禮，今《宣言》中指斥禦名至於再三，不審世界何國對外國君主用此禮也“以上是公開聲明的道理。接著又寫”再啟者“實際上辭去了一切職務。他說：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二兄前所屬研究生至敝寓谘詢一事，乞飭知停止。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名義，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適之索取弟所作《書戴校水經注後》一篇，又容君常白鈔去金石文跋尾若幹篇，均擬登大學《國學季刊》，此數文弟尚擬修正，乞飭主者停止排印，至為感荷。”這是王國維公諸於眾、堅決維護皇室利益的表白。但是，王國維在處理實際問題時，並沒有使用“辭職”的字樣，隻強調“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實際上，王國維和馬衡的私人交誼又並未斷絕，互相來往書信論學與以前一樣的頻繁。其實，當時的內務府中人經常盜賣國寶，北京各報常有揭露。這些情況，王國維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王國維這篇公開信發表前曾給羅振玉看過。羅振玉還催促這封信的發表，“尊致馬沈書嚴正和平，不知已發否！若尚未發，請勿猶豫。……此輩頑梗，非時加警惕不可，若謝絕大學各種關係，則以婉詞謝之”。過了一天，羅振玉知道王國維的信已發表，又問致馬沈函“彼方有答書否？”
§§第八章 所謂“南書房行走”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就寫信給馬衡，表示想聘王為“京師大學堂教授”，王國維卻托故推辭。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再次出麵禮請，又被王國維婉言謝絕了。不過，王國維也留有餘地，告之北上有困難。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征求意見。羅振玉請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見。音韻學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輩遺老。王國維估計到：“北學之事，若詢之寐叟（沈曾植號——作者注），必勸永（王國維自稱——作者注）行，然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也。”王國維專程去征求意見後，報告羅振玉說：“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謂此事何如？”而後，王國維忙碌了一陣，思想上有矛盾，最終沒有應聘。
1920年夏，羅振玉從日本回國後，馬衡又請羅振玉作書相勸王國維應聘。羅振玉當了馬衡的麵寫了推薦書說：“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淑兄（指馬衡——作者注）堅囑切實奉勸……”可是，第二天早晨，羅振玉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說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公必知非弟意”。王國維回信對羅振玉說：“馬淑翁（指馬衡——作者注）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係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日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麵言，而近歲與外界關係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這次不受聘，說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確實符合王國維處事的習慣。
可是，過了不久，羅振玉自己先應了北京大學之聘。他對王國維說：“去冬法國博士院舉弟為考古學通信員，因此北京大學又理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局外人而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麵許諾。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乃昨忽有聘書至，仍立考古學導師之名，於是卻其聘書。蓋有聘書，則將來必有薪金，非我誌也。若有書致公，請早為預計。”
馬衡於同時也寫信給王國維說：“大學新設研究所國學門，請淑蘊先生為導師，昨已得其許可。蔡元培先生並擬要求先生擔任指導，囑為函懇。好在研究所導師不在講授，研究問題盡可通信。為先生計，固無所不便；為中國學術計，尤當額手稱慶者也。”同時，正巧顧頡剛南行，又去上海麵請王國維。王雖將他們攜來的薪金退回，但這次有進展，“仍許留名去實，不與決絕，保此一線關係，或有益也”。學校方麵考慮到王國維不就教職的理由是“以遷地為畏事”，那麽，通訊導師本來不必“遷地”，這層困難應該能解決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北京大學國學門正式寫信懇請說：“大學同人望先生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乃頻年孜請，未蒙俯允，同人深以為憾。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這次，王國維總算答應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學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國維仍然拒收。他於1922年8月1日致馬衡信中說：“昨日張君嘉甫見訪，交到手書及大學脩金二百元，閱之無甚惶悚。前者大學屢次相招，皆以事羈未能趨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導師見委，自惟淺劣，本不敢應命。惟懼重拂諸公雅意，又私心以為此名譽職也，故敢函允。不謂大學雅意又予以束脩。竊以導師本無常職，弟又在千裏之外，絲毫不能有所貢獻，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況大學又在邸屋之際，任事諸公尚不能無所空匱，弟以何勞敢貪此賜，故已將脩金托交張君帶還，伏祈代繳，並請以鄙意達當事諸公，實為至幸。”在大學方麵看來，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著還會不受職位。於是，馬衡於8月17日又致函王國維說：“大學致送之款，本不得謂之束脩，如先生固辭，同人等更覺不安。昨得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兄來函，深致歉疚，堅囑婉達此意，茲將原函附呈。”同時，再請張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務祈賜予收納，萬勿固辭，幸甚幸甚。”這封沈兼士致馬衡的書信手稿，近期亦已見到。沈兼士聽到王國維不受薪金事，鄭重地告訴馬衡：“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須賴靜安先生指導處正多，又研究所國學門下半年擬懇靜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校中每月送百金，僅供郵資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達此意於靜安先生，請其俯允北大同人歡迎之微忱，賜予收納，不勝盼荷。頃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張亦與弟同，並囑吾兄致意於靜安先生。”王國維多次不受薪金，顯然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廉潔。這使人們想起了殷周時代的伯夷，作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那麽，以清朝遺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國的國立大學的薪金呢？看來老實的王國維在思想中經曆了曲折的鬥爭。蔡元培校長很懂得體貼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這不是薪金，而是郵資。因為，既然接受了通訊導師的名義，緊接著“郵資”總該接受的。這樣就名正言順了。果然，王國維在1922年8月24致馬衡的信中說：“前日張嘉甫攜交手書並大學脩二百元，諸公詞意殷拳，敢不暫存，惟受之滋愧耳。”並且，立即任事。他說：“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幹人？其研究事項想由諸生自行認定？弟於經、小學及秦漢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備請生顧問；至平生願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耳。《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王國維終於出山。
1922年10月20日，王國維致信沈兼士，為學生出了四個研究題目，這是正式為北京大學學生服務。這四個研究題目為：一、“詩》《書》中成語之研究”。這裏“成語”是前代的習用之語。比如《詩·鄘風》“子之不淑，雲如之何”。“不淑”猶言不幸也。“是‘如何不淑’一語，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語。”由此推而廣之，“古今言語文章，無不根據於前世之言語”。二、“古字母之研究”，他作了如下說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他認為對漢字中的輔音的研究曆來不夠完整，即“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尚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缺點也”。三、“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說明：“聯綿字，合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比如風曰發，泉曰沸，小之小者曰蕪，“辭賦既興，道語尤夥，乃至重疊用之，如離騷、須臾、相羊，見於一簡之中”。研究這個問題的意義是：“若集此類之字，經之以聲，而體之以義，以窮其變化而觀其會通，豈徒為文學之助，抑亦小學上未有之事業歟！”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說明如下：“史記》年表起於共和，厲王以前，年祀無考。”“如能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與《尚書》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參證，雖宗同諸王在位之年數無從臆說，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營洛之歲，與成王在位年數，或可得定歟。”
這四個題目提出之後，王國維意識到有的太難，就寫信給沈兼士說：“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條，其事甚為煩重，非數年之力所能畢事，姑提出以備一說而已。”王國維的研究題目，刊登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三號。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有五位學生選了王國維出的題，曾來信請求指導。王國維對研究題目所涉的有關材料作了介紹，對研究目的、步驟以及同學之間的分工提出了建議。最後特別提出“五君表字、籍貫，望見示，庶後日通信便於稱呼”。那時，友朋之間通信，一般不直呼其名。王國維寫信給學生，稱呼“達安、菊生等諸兄”。王國維除了業務上指導以外，對學生也頗為體貼。比如他在通信中說：“前見大學日刊，知五君均尚在校三四年級，既有聽講功課，則於此事自不能從速進行。一切情形，弟在遠無從懸揣，任諸兄自視便利為之耳。”
王國維想到與北京大學學術發展有關的事，就主動寫信給馬衡。比如1922年12月12日，在寄出上述研究題目的第三天，又致信馬衡說：“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德法各國學之甚善，唯須擇史學有根柢者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議，亦與古物學大有關係也。”這項建議馬衡認真地提出了。但是，那時的北京大學並未做好；即使在今天，這項建議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王國維在北京大學留下了很好的學術上的影響。他的學問受到普遍的讚譽與尊敬。比如顧頡剛1922年春天寫信給他說：“服膺十載，前日得承教言，快慰無既。唯以拙於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於弟子之列，剛之幸也。”當時年輕人熱心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王國維十分高興。他在1922年8月1日，曾致信馬衡指出：“鄭君介石與顧君頡剛均已見過，二君皆沈靜有學者氣象，誠佳士也。”差不多同時，8月8日，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京師大學畢業生（現為助教）有鄭介石者來見，其人為學尚有條理，又有顧頡剛者（亦助教）亦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此外，當時王國維周圍的遺老，總有一種心理，認為提倡了白話文，國學就沒有人研究了。比如勞乃宣就寫信給王國維說：“又蒙見示近正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漢人聲讀以上溯三代，此真不朽盛業。吾國自謂新學以來，學生知平仄者已寥寥，越後識字之人，必日見其寡，可以預料。我公宏願有成，當可為救時之藥石，特予望之。”這封書信手稿，王國維十分珍惜地保存著。這裏的意見，與王國維平時的議論，不但論點相似，連語氣也頗有相吻合處。現在，大學中正式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顯出前所未有的熱情。
王國維雖然隻是通訊導師，但是北京大學的重要事情，經常向他報告。比如，蔡元培校長暫時離校，沈兼士就寫信給他說：“北大蔡鶴卿先生雖暫離校，校務仍由各部主任負責維持，《國學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惟同人學問淺薄，當懇先生不棄，隨時指導，第三期中尤盼能大作賜登，俾增聲價。”之後，王國維提供了稿件，沈兼士馬上寫信致謝：“大著《五代監本考》收到，謝謝。當由本期《國學季刊》登出。”
通訊導師王國維在北京大學期間，隻管學術，不涉及政治。這是他個人設想的自己的道路。王國維就任北京大學通訊導師之後，又有人想請他出任國學門研究所主任。他對好朋友蔣汝藻說：“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邦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複措一詞……弟不欲與任何方麵有所接近。”
王國維到了北京，北京大學國學門要開歡迎會，王國維卻力辭，隻接受召開二十餘人參加的茶話會。令人感到他有專心治學、不事張揚的風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的清代皇帝常出賣宮中財寶，以維持其靡費的日常開支。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因重視考古，反對清室破壞古跡，出賣國寶，發表了一個宣言，其中用的是直呼其名的方式點了皇帝的名，王國維當時是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可同時又是清皇室的南書房行走，在身份上處於兩難的境地。於是他“以考古學者之資格”站出來批評了這個《宣言書》，論據是：清皇室財物是“私產”。他特別不能容忍的是，原民國定的“優待條件”載，民國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國君主之禮，今《宣言》中指斥禦名至於再三，不審世界何國對外國君主用此禮也“以上是公開聲明的道理。接著又寫”再啟者“實際上辭去了一切職務。他說：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二兄前所屬研究生至敝寓谘詢一事，乞飭知停止。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名義，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適之索取弟所作《書戴校水經注後》一篇，又容君常白鈔去金石文跋尾若幹篇，均擬登大學《國學季刊》，此數文弟尚擬修正，乞飭主者停止排印，至為感荷。”這是王國維公諸於眾、堅決維護皇室利益的表白。但是，王國維在處理實際問題時，並沒有使用“辭職”的字樣，隻強調“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實際上，王國維和馬衡的私人交誼又並未斷絕，互相來往書信論學與以前一樣的頻繁。其實，當時的內務府中人經常盜賣國寶，北京各報常有揭露。這些情況，王國維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王國維這篇公開信發表前曾給羅振玉看過。羅振玉還催促這封信的發表，“尊致馬沈書嚴正和平，不知已發否！若尚未發，請勿猶豫。……此輩頑梗，非時加警惕不可，若謝絕大學各種關係，則以婉詞謝之”。過了一天，羅振玉知道王國維的信已發表，又問致馬沈函“彼方有答書否？”
§§第八章 所謂“南書房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