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教子家書
讀一般的回憶文章，有一個印象：王國維平時專心學術，對孩子的教育並不過問。待讀到王國維給兒子的書信手稿後，卻有了另外的印象：王國維對下一代的關心很具體、很細致。這些書信對於研究王國維亦有文獻價值，可以校定流傳文字中的不少誤記。筆者曾應《中國文化》雜誌之約選輯過十四封王國維致王潛明的書信，刊登於《中國文化》1991年第4期。以後，王登明教授贈筆者《關於十四封王國維家信寫信時間的推算》一文，這是參加清華大學1995年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這批家書，《王國維全集·書信》（1984年中華書局版）未收錄。王國維致王潛明的信，按理推測是王潛明夫人羅曼華保存下來的。陳鴻祥《王國維年譜》記羅曼華“珍藏觀堂家書十數通及致羅氏書劄二通，於1949年北京解放初轉交羅福頤”。
羅福頤在《記觀堂先生手劄二通》一文中曾回憶羅孝純曾告之“請以此以易鬥粟”。大約在那個時候，北京大學圖書館曾購得王國維致羅氏書劄二通。此信我看過。王國維家信手稿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據筆者仔細統計，有九十七封，都是寫給王潛明的。新的《王國維全集》已全數收錄。
王國維對家庭經濟情況及下一代的謀職十分關心。關於王高明，“汝二弟考郵務員未取，而前日有函來言，如願作郵務生者，可以前往（月廿四元），仍可應第二屆郵務員考試。既無學堂可進，仍令前往。”（1920.3.10）過了四個多月，又告潛明：“汝三弟於初十日來此。十二早赴龍潭，現已為電報生，月薪廿二元，每月可來滬三日。現令其每月儲蓄八元，前此則所餘無幾也。”（1920年陰曆七月十六日）當時王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有時也有錢匯回家。王國維告訴他：“今年家用當比去年稍少，而收入較豐，浙江通誌局月送四十元，作誌中‘雜記’一門，此事不過年半之局，然足資貼補，然欲稍行儲蓄。以為汝二弟婚費並海寧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儲。而現在卻比去歲夏秋間較寬裕。汝寄來之錢，當儲之銀行不動用矣。”（1920.3.16）他還提醒潛明，要他規勸弟弟節約：“汝三弟此月未歸，有信來，雲至南京請稽查等用去二十元左右，已有信切責之。此人用錢素無節度，又慮其荒唐，汝有信可切勸之。”（1920.11.4）過了二年之後，王國維又告潛明：“汝三弟上月回家二次，渠用錢手甚鬆，每月零用總須十元左右，而衣帽等均不在內，故今年渠學費用度總在三百以外也。”王國維的家用開支甚多，1922年致潛明信中說：“汝三弟已於十二日進滬江大學，入中學一年級。學膳費、書籍等半年約九十元，另用在外。”“汝四弟亦擬令入育材公學，現在學費亦增加至四十元矣。”王高明住上海，據信上說：“汝二弟已租定新閘路甄慶裏一屋月租二十六元，或帶一過街樓，故租價如此。”（1923.8.13）王國維個人生活甚節儉，可是必須買書。他告潛明說：“今年稍寬裕。近購商務所出《四部叢刊》用去約四百元。汝弟姻事在明年秋冬可以寬舒，若改春間，又須促迫矣。”（1920.11.4）可是，王國維夫人主張上半年辦，因為“聞陳宅姑娘又入海寧學堂，恐沾染習氣。”（1920.11.4）。其實，王國維在上海的房租也昂貴。他在1922年6月寫信說：“今年房租下月起月加十元，將來須與交涉，不知能減否？”過了一個月，他寫信說：“現在滬寓房又須加租，自今月起月五十元。”鑒於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他經常告誡潛明要節儉。1922年冬天，他說：“以汝現所收入獨支門戶，僅可勉強開支，但加薪之期當已不遠，爾時當稍有積累，以備不虞。”
當時北方時局，戰亂頻仍，物價常有波動，王國維亦十分關心。他的書信中經常議論的是米價。即以1920年而論，5月致潛明信中說：“津地至今已得雨否？米價如何？此間米一石須十元左右，尚須看貴，故人心頗恐慌也。”過了一個多月，他又說：“上海米價飛漲至每石十六元，近公議限價石十四元，不知尚能低下否。”又過了一個月，他又說：“北方兵事想已了，津地米價現如何？上海米價雖稍減，恐總在十二元以上也。”
王國維給王潛明寫了這麽多信，顯然是愛子心切、寄予厚望的。他對兒子的教育，著眼點希望他謹慎謀事、屈己寧人。早在王潛明去海關就職前夕，王國維就寫信告誡他：“汝明日入關辦事後即寫一詳票來。關上辦事之人，即有不合，萬不可發脾氣，至要至要。”（1919.10.12）王潛明遠離父母，遠離家鄉，隻身在天津工作，正逢弟弟高明結婚，希望回家探視；就要他弟弟寫一信托言家中老人有病，以借故向海關請假。王國維即回信說：“此次為喜事來，何必為此不祥之言。且此次海關說忙，則以後俟人手稍多時請假或可多請數日也。他日或托言財產事請假可耳。”（1921.3.15）王潛明在海關工作後，仍需參加新的晉級考試，潛明表示不滿，他也去信開導說：“汝在津尚須考試一次，此殆海關常例。因此落第者決甚少也。一切宜安心，不可懷厭惡、失望之心。若一事無恒則他事亦難為矣。”（1919.12.24）王國維信中多次以“謀事之難”啟迪潛明珍惜海關的職位，並借友人謀事之難的實例啟發之。潛明年輕，剛工作，就要被海關循慣例每月扣款，以備“儲金養老”，頗有牢騷，王國維也以“謀事之難”開導之。“觀此即見謀事之難，視汝輩如登天矣。海關儲金養老辦法，並非不善，此事汝可隨多數人進退，不必自作主見。”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當時的政府在賣國條約上簽字，喪權辱國，引起學生公憤，此後各地皆有響應，形成學潮。王國維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告潛明說：“津地鬧事情形如何？其實以後各國皆將自顧不暇，外交上不致吃虧之事。彼等鼓噪，其裏麵實為過激運動，其附合者皆不自知。汝等前此主張，皆係為虎作倀，助其聲勢。前見汝與汝弟書似知一二，汝須知我之觀察不誤也。”（1921年）由此可見，在政治上，王國維對兒輩的引導，並不合當時的時代潮流；然而作為父親，他對此是很認真的，可以說對兒輩進行了反複的觀察，交流細致真切，沒有教訓的口吻。
王國維認為，後代有了學問才能在社會上真正地立住腳。他在1921年秋致潛明信中說：“汝三弟十六日來滬，明年擬令其入滬江大學，因其中文、英文程度淺極，若將來鐵路或有差錯，則謀生極難也。”1921年夏，他對王潛明也有諄諄教導：“汝在海關既無事，無論中學與西學可以自擇一門習之，每日讀書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時習一事，積久成績自有可觀。此事一麵可以修養身心，若遇有用時，亦可以為治生之助。若自己怠忽，則數年以後試以汝稟所雲隻能記阿剌伯及地名、船名等，則於自己亦甚危險也。”這是借王潛明入海關工作之後渴望有學習機會而作的引導，這種引導顯然凝聚著王國維自己的人生體驗。
王潛明與羅振玉的女兒羅孝純結婚的時間，有一信顯示是1919年4月15日（陰曆）。結婚以後，按當時遺老中流行的習慣，羅孝純應住王國維家。王國維細心，先詢問羅孝純的想法，之後再寫信給王潛明說：“此次汝婦歸寧，似有留津之說。汝嶽書中自未便言及，而汝亦未有稟言。此事若數月後即返滬上，此間自不寂寞，而汝夫婦若意在同居，亦屬情理之中。唯留津久暫，須先行定計稟知，則汝婦動身帶物多寡，亦有標準。又至津後自住汝嶽父處，若欲稍久留津，則別居自不相宜也。至如何津貼房膳之處，汝亦宜定一法，望細稟知。我再當作函托汝嶽也。”之後，王國維函告了羅振玉，得其回信說：“小女自應南旋侍翁姑，而公極意體恤，令其同居，此事容稍暇商定奉複。”這樣，王潛明夫婦就在天津定居了。1920年冬，王國維又提醒王潛明，如羅孝純願去海寧生活，也頗“熱鬧”，如還願住天津羅家“則津貼飯膳事不可再緩”。不久，王國維又一次具體地說明：“媳婦（指羅孝純——引者）明春南歸與否，望告一確信。因欲作遷屋計。若遷屋而不來，則甚不合算也。又媳婦若不南來，則汝二人在羅宅須作津貼之計，如欲行此，則由我作書亦可，想汝嶽亦無從固辭，汝薪水足以辦此。則不津貼則隨手用去，亦非汝修身之利也。”王國維考慮得頗為周詳。其實，羅孝純離開老家和丈夫，去與遠在海寧的王家長輩一起生活，可能性當然不大，這點王國維心裏也明白。隻是從禮儀著眼，還是先說明為好。1921年，羅孝純生了女孩，請王國維取名。王國維告王潛明：“小孩命名，渠生於嘉樂裏，即名令嘉可耳。”嘉樂裏曾是羅振玉天津住宅的所在地。這裏也可見王國維處事的細心。生了孫女，王國維在上海“分紅蛋三四處”；“海寧無此俗例，即不分矣。”這種風俗，是將雞蛋煮熟，外殼塗紅色，送親朋好友報喜。羅振玉對女兒、女婿有什麽規勸，王國維知道後就立刻傳父諭。比如，他於1921年11月（陰曆）寫信給王潛明：“聞汝在津皮袍內隻穿夾襖，即棉襖亦未上身。羅宅勸汝加衣，汝皆不聽。不獨人家好意不可孤負，即此天氣溫度在（零下）三十度以下，豈竟不知冷暖耶？望速穿，不可違拗。”王國維有這樣的處世哲學，“汝意亦不差，然人家好意，亦須委曲之”。從這點出發，羅府囑加衣，更應接受。又過了一個月，潛明寄了一張照片給他。王國維又借此加以引導，囑他注意防寒：“戴一厚帽，自可以禦寒，出外時可將兩耳放下，則亦可代風帽矣。”待到盛暑，他又寫信說：“閱報知天津熱至百十度左右，現上海每日九十四五度已極難受，津地如此，汝每日赴關，往返須攜傘為佳，每出門須飲茶一杯，則不至罹日射病也。”這樣關心日常生活的瑣細之事，父親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動。
王國維家裏人口多，一般說，他身體並不算好，小毛病不斷。經濟上原來底子薄，遇有家人生病，經濟上經常緊張。他夫人操持家務“亦不出遊覽”。這樣的情況，羅振玉當然也估計得到。所以，王國維回上海後，羅振玉幾次請他告全年開支多少，關心是真誠的。王國維亦詳細報告過：“蓋食住零用等項目，月雖不過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費與衣服費用亦頗不貲，故上半年僅餘百元，至待下半年學費而盡……故下半年如有所餘，亦隻得明春學費。全年購書亦無多，隻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無館，自可稍省，學費不增加，大約千五百元已足。”王潛明找到工作之後，經濟上仍未出現大的鬆動。王國維致王潛明信中，記錄了他曾向羅振玉借錢。1922年春，他在信中說：“昨日媳婦（指羅孝純——引者）與三少奶奶同坐新銘船赴津，於今晨七點鍾開行……此次媳婦赴津帶致汝嶽函中有洋五十元，乃還去歲所借百元者（餘五十元去歲已還劉季英處），又恐媳婦不肯持去，故但告以要件，未告以其中有錢，路上想不至有遺失也。”
王羅兩家結為親戚之後，津滬間如有人來往，常有禮物相送，慣常是土特產。比如1922年春王國維夫人“帶津之物有甘蔗十節，麻糕廿小包，榨菜一包，餅幹兩罐送羅宅。又文明餅廿四個、瓜子兩罐與汝婦”。王潛明夫婦用的鐵床、籐繃也是由上海送往天津的，並帶去“文明餅、海蜇頭”。
通信中，也記錄了不幸的事。王國維向潛明報告：“汝母於初九日晚十一鍾二刻產一女。惟天氣甚熱，在樓上甚苦耳。”（1922.8.1）女取名端明。以後又告：“汝母因無乳，故將新生小妹攜還海寧附於西門外一家乳養，每月費三元許。”第二年，1923年又告：“汝小妹已於上月（陰曆三月——引者注）廿八夜殤去，因發熱十八日，更無法治也。”王國維與孩子，尤其與長子交流最多。他對下一代獨立於人世的殷切期望，首先寄托在潛明身上。
羅福頤在《記觀堂先生手劄二通》一文中曾回憶羅孝純曾告之“請以此以易鬥粟”。大約在那個時候，北京大學圖書館曾購得王國維致羅氏書劄二通。此信我看過。王國維家信手稿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據筆者仔細統計，有九十七封，都是寫給王潛明的。新的《王國維全集》已全數收錄。
王國維對家庭經濟情況及下一代的謀職十分關心。關於王高明，“汝二弟考郵務員未取，而前日有函來言，如願作郵務生者，可以前往（月廿四元），仍可應第二屆郵務員考試。既無學堂可進，仍令前往。”（1920.3.10）過了四個多月，又告潛明：“汝三弟於初十日來此。十二早赴龍潭，現已為電報生，月薪廿二元，每月可來滬三日。現令其每月儲蓄八元，前此則所餘無幾也。”（1920年陰曆七月十六日）當時王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有時也有錢匯回家。王國維告訴他：“今年家用當比去年稍少，而收入較豐，浙江通誌局月送四十元，作誌中‘雜記’一門，此事不過年半之局，然足資貼補，然欲稍行儲蓄。以為汝二弟婚費並海寧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儲。而現在卻比去歲夏秋間較寬裕。汝寄來之錢，當儲之銀行不動用矣。”（1920.3.16）他還提醒潛明，要他規勸弟弟節約：“汝三弟此月未歸，有信來，雲至南京請稽查等用去二十元左右，已有信切責之。此人用錢素無節度，又慮其荒唐，汝有信可切勸之。”（1920.11.4）過了二年之後，王國維又告潛明：“汝三弟上月回家二次，渠用錢手甚鬆，每月零用總須十元左右，而衣帽等均不在內，故今年渠學費用度總在三百以外也。”王國維的家用開支甚多，1922年致潛明信中說：“汝三弟已於十二日進滬江大學，入中學一年級。學膳費、書籍等半年約九十元，另用在外。”“汝四弟亦擬令入育材公學，現在學費亦增加至四十元矣。”王高明住上海，據信上說：“汝二弟已租定新閘路甄慶裏一屋月租二十六元，或帶一過街樓，故租價如此。”（1923.8.13）王國維個人生活甚節儉，可是必須買書。他告潛明說：“今年稍寬裕。近購商務所出《四部叢刊》用去約四百元。汝弟姻事在明年秋冬可以寬舒，若改春間，又須促迫矣。”（1920.11.4）可是，王國維夫人主張上半年辦，因為“聞陳宅姑娘又入海寧學堂，恐沾染習氣。”（1920.11.4）。其實，王國維在上海的房租也昂貴。他在1922年6月寫信說：“今年房租下月起月加十元，將來須與交涉，不知能減否？”過了一個月，他寫信說：“現在滬寓房又須加租，自今月起月五十元。”鑒於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他經常告誡潛明要節儉。1922年冬天，他說：“以汝現所收入獨支門戶，僅可勉強開支，但加薪之期當已不遠，爾時當稍有積累，以備不虞。”
當時北方時局，戰亂頻仍，物價常有波動，王國維亦十分關心。他的書信中經常議論的是米價。即以1920年而論，5月致潛明信中說：“津地至今已得雨否？米價如何？此間米一石須十元左右，尚須看貴，故人心頗恐慌也。”過了一個多月，他又說：“上海米價飛漲至每石十六元，近公議限價石十四元，不知尚能低下否。”又過了一個月，他又說：“北方兵事想已了，津地米價現如何？上海米價雖稍減，恐總在十二元以上也。”
王國維給王潛明寫了這麽多信，顯然是愛子心切、寄予厚望的。他對兒子的教育，著眼點希望他謹慎謀事、屈己寧人。早在王潛明去海關就職前夕，王國維就寫信告誡他：“汝明日入關辦事後即寫一詳票來。關上辦事之人，即有不合，萬不可發脾氣，至要至要。”（1919.10.12）王潛明遠離父母，遠離家鄉，隻身在天津工作，正逢弟弟高明結婚，希望回家探視；就要他弟弟寫一信托言家中老人有病，以借故向海關請假。王國維即回信說：“此次為喜事來，何必為此不祥之言。且此次海關說忙，則以後俟人手稍多時請假或可多請數日也。他日或托言財產事請假可耳。”（1921.3.15）王潛明在海關工作後，仍需參加新的晉級考試，潛明表示不滿，他也去信開導說：“汝在津尚須考試一次，此殆海關常例。因此落第者決甚少也。一切宜安心，不可懷厭惡、失望之心。若一事無恒則他事亦難為矣。”（1919.12.24）王國維信中多次以“謀事之難”啟迪潛明珍惜海關的職位，並借友人謀事之難的實例啟發之。潛明年輕，剛工作，就要被海關循慣例每月扣款，以備“儲金養老”，頗有牢騷，王國維也以“謀事之難”開導之。“觀此即見謀事之難，視汝輩如登天矣。海關儲金養老辦法，並非不善，此事汝可隨多數人進退，不必自作主見。”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當時的政府在賣國條約上簽字，喪權辱國，引起學生公憤，此後各地皆有響應，形成學潮。王國維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告潛明說：“津地鬧事情形如何？其實以後各國皆將自顧不暇，外交上不致吃虧之事。彼等鼓噪，其裏麵實為過激運動，其附合者皆不自知。汝等前此主張，皆係為虎作倀，助其聲勢。前見汝與汝弟書似知一二，汝須知我之觀察不誤也。”（1921年）由此可見，在政治上，王國維對兒輩的引導，並不合當時的時代潮流；然而作為父親，他對此是很認真的，可以說對兒輩進行了反複的觀察，交流細致真切，沒有教訓的口吻。
王國維認為，後代有了學問才能在社會上真正地立住腳。他在1921年秋致潛明信中說：“汝三弟十六日來滬，明年擬令其入滬江大學，因其中文、英文程度淺極，若將來鐵路或有差錯，則謀生極難也。”1921年夏，他對王潛明也有諄諄教導：“汝在海關既無事，無論中學與西學可以自擇一門習之，每日讀書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時習一事，積久成績自有可觀。此事一麵可以修養身心，若遇有用時，亦可以為治生之助。若自己怠忽，則數年以後試以汝稟所雲隻能記阿剌伯及地名、船名等，則於自己亦甚危險也。”這是借王潛明入海關工作之後渴望有學習機會而作的引導，這種引導顯然凝聚著王國維自己的人生體驗。
王潛明與羅振玉的女兒羅孝純結婚的時間，有一信顯示是1919年4月15日（陰曆）。結婚以後，按當時遺老中流行的習慣，羅孝純應住王國維家。王國維細心，先詢問羅孝純的想法，之後再寫信給王潛明說：“此次汝婦歸寧，似有留津之說。汝嶽書中自未便言及，而汝亦未有稟言。此事若數月後即返滬上，此間自不寂寞，而汝夫婦若意在同居，亦屬情理之中。唯留津久暫，須先行定計稟知，則汝婦動身帶物多寡，亦有標準。又至津後自住汝嶽父處，若欲稍久留津，則別居自不相宜也。至如何津貼房膳之處，汝亦宜定一法，望細稟知。我再當作函托汝嶽也。”之後，王國維函告了羅振玉，得其回信說：“小女自應南旋侍翁姑，而公極意體恤，令其同居，此事容稍暇商定奉複。”這樣，王潛明夫婦就在天津定居了。1920年冬，王國維又提醒王潛明，如羅孝純願去海寧生活，也頗“熱鬧”，如還願住天津羅家“則津貼飯膳事不可再緩”。不久，王國維又一次具體地說明：“媳婦（指羅孝純——引者）明春南歸與否，望告一確信。因欲作遷屋計。若遷屋而不來，則甚不合算也。又媳婦若不南來，則汝二人在羅宅須作津貼之計，如欲行此，則由我作書亦可，想汝嶽亦無從固辭，汝薪水足以辦此。則不津貼則隨手用去，亦非汝修身之利也。”王國維考慮得頗為周詳。其實，羅孝純離開老家和丈夫，去與遠在海寧的王家長輩一起生活，可能性當然不大，這點王國維心裏也明白。隻是從禮儀著眼，還是先說明為好。1921年，羅孝純生了女孩，請王國維取名。王國維告王潛明：“小孩命名，渠生於嘉樂裏，即名令嘉可耳。”嘉樂裏曾是羅振玉天津住宅的所在地。這裏也可見王國維處事的細心。生了孫女，王國維在上海“分紅蛋三四處”；“海寧無此俗例，即不分矣。”這種風俗，是將雞蛋煮熟，外殼塗紅色，送親朋好友報喜。羅振玉對女兒、女婿有什麽規勸，王國維知道後就立刻傳父諭。比如，他於1921年11月（陰曆）寫信給王潛明：“聞汝在津皮袍內隻穿夾襖，即棉襖亦未上身。羅宅勸汝加衣，汝皆不聽。不獨人家好意不可孤負，即此天氣溫度在（零下）三十度以下，豈竟不知冷暖耶？望速穿，不可違拗。”王國維有這樣的處世哲學，“汝意亦不差，然人家好意，亦須委曲之”。從這點出發，羅府囑加衣，更應接受。又過了一個月，潛明寄了一張照片給他。王國維又借此加以引導，囑他注意防寒：“戴一厚帽，自可以禦寒，出外時可將兩耳放下，則亦可代風帽矣。”待到盛暑，他又寫信說：“閱報知天津熱至百十度左右，現上海每日九十四五度已極難受，津地如此，汝每日赴關，往返須攜傘為佳，每出門須飲茶一杯，則不至罹日射病也。”這樣關心日常生活的瑣細之事，父親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動。
王國維家裏人口多，一般說，他身體並不算好，小毛病不斷。經濟上原來底子薄，遇有家人生病，經濟上經常緊張。他夫人操持家務“亦不出遊覽”。這樣的情況，羅振玉當然也估計得到。所以，王國維回上海後，羅振玉幾次請他告全年開支多少，關心是真誠的。王國維亦詳細報告過：“蓋食住零用等項目，月雖不過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費與衣服費用亦頗不貲，故上半年僅餘百元，至待下半年學費而盡……故下半年如有所餘，亦隻得明春學費。全年購書亦無多，隻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無館，自可稍省，學費不增加，大約千五百元已足。”王潛明找到工作之後，經濟上仍未出現大的鬆動。王國維致王潛明信中，記錄了他曾向羅振玉借錢。1922年春，他在信中說：“昨日媳婦（指羅孝純——引者）與三少奶奶同坐新銘船赴津，於今晨七點鍾開行……此次媳婦赴津帶致汝嶽函中有洋五十元，乃還去歲所借百元者（餘五十元去歲已還劉季英處），又恐媳婦不肯持去，故但告以要件，未告以其中有錢，路上想不至有遺失也。”
王羅兩家結為親戚之後，津滬間如有人來往，常有禮物相送，慣常是土特產。比如1922年春王國維夫人“帶津之物有甘蔗十節，麻糕廿小包，榨菜一包，餅幹兩罐送羅宅。又文明餅廿四個、瓜子兩罐與汝婦”。王潛明夫婦用的鐵床、籐繃也是由上海送往天津的，並帶去“文明餅、海蜇頭”。
通信中，也記錄了不幸的事。王國維向潛明報告：“汝母於初九日晚十一鍾二刻產一女。惟天氣甚熱，在樓上甚苦耳。”（1922.8.1）女取名端明。以後又告：“汝母因無乳，故將新生小妹攜還海寧附於西門外一家乳養，每月費三元許。”第二年，1923年又告：“汝小妹已於上月（陰曆三月——引者注）廿八夜殤去，因發熱十八日，更無法治也。”王國維與孩子，尤其與長子交流最多。他對下一代獨立於人世的殷切期望，首先寄托在潛明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