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自然”與“理想”
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可以說是近代歐洲文藝思潮中的一個中心問題。許多理論家常常從這一點出發去思考文藝問題、建立理論框架。直接影響王國維的德國古典美學，本身就是當時文藝上浪漫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王國維在文藝創造上追求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追求理想的境界。崇尚天才，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想的追求。與此相聯係，他批判生活中的“鄉願”、反對唯利是圖的人。但是，王國維的實際處境，國有外患內憂，人為衣食奔波，使他不能沉溺於美的理想中構築關於美的理論體係，也不能在自己的創作中著意描繪美的理想，於是，“憂生”、“憂世”成了他經常的話題。王國維寫作《人間詞話》的時候，“自然”與“理想”當然也是他思考問題的中心。
《人間詞話》說：“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這是詞話的第二則。在《人間詞話》中，除了“詞以境界為最上”以外，首先論述這個問題，是因為它是與境界直接聯係著的。但是，王國維並不是從哲學上深入，去論證這兩派的區別。他從實際創作的角度去看這兩派的表現，所以既看到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又揭示了它們之間的聯係。上述的詞話可以作如下的闡述：理想派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文學境界，寫實派標榜如實描繪自然去創造文學境界。然而，這二者實際上很難分開。因為，大詩人用理想的方式寫出的境界，必然“合乎自然”，雖然“自然”兩字是為寫實派所標榜的。而大詩人用寫實的辦法創造出境界，也一定接近於理想，雖然“理想”兩字是為浪漫派所標榜的。王國維善於選用寫實派、理想派的理論來說明實際的創作狀況，進一步作為自己理論創造的材料。在王國維的時代，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被當作一種新思潮介紹到中國來，王國維當時就敏銳地看到了西方這兩派理論如走極端必各有偏頗之處。《人間詞話》第5則進一步從理論上分析道：“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製。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製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這則詞話在早期手稿上，每個字旁都畫上了圈，可見作者認為是內容重要的得意之作。這裏著重論證的“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和“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與上文論及“理想與寫實”是互相呼應的。
《人間詞話》有理論高度，就在於作者並不是站在寫實派一邊，也不是站在理想派一邊，而是另外在“寫實”與“理想”概念之上提出了“境界”的概念；換句話說，“境界”的概念可以統率“寫實”和“理想”的概念。所謂境界“為最上”或“為本”，不隻是對於中國的“神韻”、“興趣”來說是“為本”；即使對於西方流行的理想、寫實來說，境界仍然是“為最上”、“為本”。這樣的理論主張，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創造，可以說是對美學有天才的把握；可惜的是，他沒有在閃爍天才火花的地方集中地予以發揮。
在王國維為《人間詞話》作序時，用“意境”的概念。從“意境”到“境界”，有承繼，亦有發展。從總的理論目標的追求上，它們有共通處。但是，“意境”是從意與境兩方麵分別展開論述的，論述的重點是“意”與“境”的關係。正如《人間詞》（乙稿）的序文說：“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到了《人間詞話》，理論上明顯有了發展：“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第6則）這裏顯然不是將“意”與“境”對比起來加以論述，而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人間詞話》並沒有從“境勝”或是“意勝”上立論，顯然作者已經考慮到情與景之間互相聯係、互相依存是主要的方麵；同時，直抒其情的作品，也可以有“境界”，所以用了“真感情”的提法。這樣理論上的進展，是與作者更深一層的對現實和理想關係的成功思考相聯係的。
王國維沒有選擇“現實”與“理想”對立的西方習用的方式，那麽，他怎樣解釋“現實”與“理想”的關係呢？他從更高的層次上創立“境界”的概念，企圖統率一切，這樣就排除了以“現實”與“理想”的對立作為理論骨架的方式。但是，在下一個層次上，仍然有如何對待“現實”與“理想”的關係之問題。王國維論證了它們之間有互相聯係的一麵，這是將討論放在實際創作過程驗證的。他認識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根源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提出了“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理論。這就消除了“現實”與“理想”的對立。這樣處理的方式，在哲學上，用的是東方的智慧。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心外無佛”等傳統觀念給予王國維以新的啟示。
詩人經常麵對“自然中之物”，要是對“自然中之物”無所感，就不能從審美上把握到“自然中之物”，換句話說，這些“自然中之物”，不能成為詩人的對象。這些“自然中之物”本身不是文學作品，也不能將它們直接搬到作品中去，而詩人要創造的是“虛構之境”。所謂“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就是在創作過程中提出來的問題。
《人間詞話》第六十則指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這裏批評周邦彥的詞，雖有生氣，但有局限，不能從更高的角度去表現。與上述詞話相聯係的，第六十一則指出：“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這裏講的“入”和“出”首要的問題，是詩人的態度。在王國維看來，觀察宇宙人生可以分別用“詩人之眼”與“常人之眼”。“常人之眼”帶著一己之私欲看宇宙人生，是從利害上著眼的，有了這種局限，不能“入乎其內”，也就談不上“出乎其外”了。而“詩人之眼”則是從審美的眼光看宇宙人生，這就能感受到宇宙、人生的奧妙，洞見其中廣闊的天地。“入乎其內”亦即“有重視外物之意”，這就有新鮮的感受。“與花鳥共憂樂”就是說明人與自然建立起來的某種審美聯係。人的憂樂，花鳥能理解嗎？當然不可能。但是憂傷的人仿佛看見花在掉淚，鳥在悲鳴，這對於一位詩人來說，卻是常有的事，這就“入乎其內”了。為了寫出有生氣的作品，這是必不可少的。其實這還隻是問題的一麵。當人們引用蘇東坡的詩“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時候，就會領略“出乎其外，故能觀之”，也就是“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所以“出乎其外”，指詩人不能局限於某一種具體感受，需要提高自己的透視的能力，站在更高的角度，或者站在全局方麵，站在曆史發展的洪流中去審視外物。這樣寫出的作品才“有高致”。為什麽“出乎其外”有這樣的威力？因為隻提出“入乎其內”，可能陷於一人一事，不能從個人欲望中解脫出來。隻有從高處用詩人之眼觀之，才能以赤子之心去感受世間的真感情、真景物。所謂“詩人之眼”、“赤子之心”顯然都是擺脫日常個人欲望的代名詞。
《人間詞話》說：“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這是詞話的第二則。在《人間詞話》中，除了“詞以境界為最上”以外，首先論述這個問題，是因為它是與境界直接聯係著的。但是，王國維並不是從哲學上深入，去論證這兩派的區別。他從實際創作的角度去看這兩派的表現，所以既看到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又揭示了它們之間的聯係。上述的詞話可以作如下的闡述：理想派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文學境界，寫實派標榜如實描繪自然去創造文學境界。然而，這二者實際上很難分開。因為，大詩人用理想的方式寫出的境界，必然“合乎自然”，雖然“自然”兩字是為寫實派所標榜的。而大詩人用寫實的辦法創造出境界，也一定接近於理想，雖然“理想”兩字是為浪漫派所標榜的。王國維善於選用寫實派、理想派的理論來說明實際的創作狀況，進一步作為自己理論創造的材料。在王國維的時代，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被當作一種新思潮介紹到中國來，王國維當時就敏銳地看到了西方這兩派理論如走極端必各有偏頗之處。《人間詞話》第5則進一步從理論上分析道：“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製。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製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這則詞話在早期手稿上，每個字旁都畫上了圈，可見作者認為是內容重要的得意之作。這裏著重論證的“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和“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與上文論及“理想與寫實”是互相呼應的。
《人間詞話》有理論高度，就在於作者並不是站在寫實派一邊，也不是站在理想派一邊，而是另外在“寫實”與“理想”概念之上提出了“境界”的概念；換句話說，“境界”的概念可以統率“寫實”和“理想”的概念。所謂境界“為最上”或“為本”，不隻是對於中國的“神韻”、“興趣”來說是“為本”；即使對於西方流行的理想、寫實來說，境界仍然是“為最上”、“為本”。這樣的理論主張，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創造，可以說是對美學有天才的把握；可惜的是，他沒有在閃爍天才火花的地方集中地予以發揮。
在王國維為《人間詞話》作序時，用“意境”的概念。從“意境”到“境界”，有承繼，亦有發展。從總的理論目標的追求上，它們有共通處。但是，“意境”是從意與境兩方麵分別展開論述的，論述的重點是“意”與“境”的關係。正如《人間詞》（乙稿）的序文說：“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到了《人間詞話》，理論上明顯有了發展：“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第6則）這裏顯然不是將“意”與“境”對比起來加以論述，而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人間詞話》並沒有從“境勝”或是“意勝”上立論，顯然作者已經考慮到情與景之間互相聯係、互相依存是主要的方麵；同時，直抒其情的作品，也可以有“境界”，所以用了“真感情”的提法。這樣理論上的進展，是與作者更深一層的對現實和理想關係的成功思考相聯係的。
王國維沒有選擇“現實”與“理想”對立的西方習用的方式，那麽，他怎樣解釋“現實”與“理想”的關係呢？他從更高的層次上創立“境界”的概念，企圖統率一切，這樣就排除了以“現實”與“理想”的對立作為理論骨架的方式。但是，在下一個層次上，仍然有如何對待“現實”與“理想”的關係之問題。王國維論證了它們之間有互相聯係的一麵，這是將討論放在實際創作過程驗證的。他認識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根源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所以提出了“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理論。這就消除了“現實”與“理想”的對立。這樣處理的方式，在哲學上，用的是東方的智慧。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心外無佛”等傳統觀念給予王國維以新的啟示。
詩人經常麵對“自然中之物”，要是對“自然中之物”無所感，就不能從審美上把握到“自然中之物”，換句話說，這些“自然中之物”，不能成為詩人的對象。這些“自然中之物”本身不是文學作品，也不能將它們直接搬到作品中去，而詩人要創造的是“虛構之境”。所謂“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就是在創作過程中提出來的問題。
《人間詞話》第六十則指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這裏批評周邦彥的詞，雖有生氣，但有局限，不能從更高的角度去表現。與上述詞話相聯係的，第六十一則指出：“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這裏講的“入”和“出”首要的問題，是詩人的態度。在王國維看來，觀察宇宙人生可以分別用“詩人之眼”與“常人之眼”。“常人之眼”帶著一己之私欲看宇宙人生，是從利害上著眼的，有了這種局限，不能“入乎其內”，也就談不上“出乎其外”了。而“詩人之眼”則是從審美的眼光看宇宙人生，這就能感受到宇宙、人生的奧妙，洞見其中廣闊的天地。“入乎其內”亦即“有重視外物之意”，這就有新鮮的感受。“與花鳥共憂樂”就是說明人與自然建立起來的某種審美聯係。人的憂樂，花鳥能理解嗎？當然不可能。但是憂傷的人仿佛看見花在掉淚，鳥在悲鳴，這對於一位詩人來說，卻是常有的事，這就“入乎其內”了。為了寫出有生氣的作品，這是必不可少的。其實這還隻是問題的一麵。當人們引用蘇東坡的詩“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時候，就會領略“出乎其外，故能觀之”，也就是“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所以“出乎其外”，指詩人不能局限於某一種具體感受，需要提高自己的透視的能力，站在更高的角度，或者站在全局方麵，站在曆史發展的洪流中去審視外物。這樣寫出的作品才“有高致”。為什麽“出乎其外”有這樣的威力？因為隻提出“入乎其內”，可能陷於一人一事，不能從個人欲望中解脫出來。隻有從高處用詩人之眼觀之，才能以赤子之心去感受世間的真感情、真景物。所謂“詩人之眼”、“赤子之心”顯然都是擺脫日常個人欲望的代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