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美育思想
王國維1903年6月發表《哲學辨惑》至1908年11月發表《人間詞話》，是他的美學思想發展、成熟的時期。
王國維帶著自身的家學傳統和對封建社會的正統教育的厭惡走向社會，走向人間。他學習了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特別醉心於叔本華、康德、尼采、席勒的思想。他努力介紹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又運用這些思想去研究中國的哲學和美學，作出了自己獨立的理論貢獻。這一階段，王國維思想十分活躍，像許多當時的啟蒙學者那樣，批判封建的舊傳統，宣傳西方新的思想，隻是比較起來他更深沉。他學習西方哲學思想、美學思想，並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傳播一些剛知道的西方的知識，他是在尋求人間的真理，尋求中國文化發展的途徑，所以更包含了豐富的人生體驗。和一般留學生相比較，他有更豐厚的中國文化素養，因而，他的向西方尋找真理，又總是與中國的已有傳統結合起來加以思索的。王國維使用的方法或工具是外國的，但是，他選擇的材料，或研究對象卻是中國的。這時期的王國維不是一個純粹的書齋學者，他主要是《教育世界》雜誌的編輯，這個崗位，使他與社會聯係比較緊密。他思想活躍，興趣廣泛，文章中流露著一種公民的熱情。
了解這時期王國維美學思想的發展，有利於我們看到他取得的許多思想成果；除了它們本身的理論價值之外，又有利於我們理解他創作《人間詞話》的思想背景，把握他整個美學思想發展的脈絡。這些，顯示了中國文化思想由古代走向現代的軌跡。
晚清談教育，是一種風氣，新舊人物都把它當作救國之要圖。新人物反對舊的教育製度更為猛烈，因為他們有切膚之痛。閉門讀書，拚湊八股，實難混下去，教育走什麽路，已經提到中國人的麵前。像王國維那樣的啟蒙學者，對此更為敏感。因為啟蒙者，開啟人們的智慧的意思，這就是教育。王國維走上人生道路之初，就與《教育世界》聯係上了。教育當然是他心中的熱點問題。德國哲學本來包含著美學，從中引出的美育又是自然地與教育結合著的。在晚清的風氣下，很容易與此相共鳴。在向西方學習的人們中間，介紹西方哲學、強調美育，這是王國維有自己獨創性貢獻的方麵。
王國維是最早提出美育，並有一係列理論成果的人。他除了介紹西方的美學思想外，發表過《論教育之宗旨》（1903年）、《孔子之美育主義》（1904年）、《去毒篇》（1906年）等專論美育教育，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也涉及到這個問題。美育思想在王國維的早期思想中，是生氣勃勃的部分，很有創造性的部分，這是我們理解王國維思想風貌的重要方麵。
談到中國美育，人們自然地會和蔡元培的名字聯係起來。因為他在1912年把美育規定為新式教育方針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又呼籲“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過“美育實施的方法”。就影響來說，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響最大。但王國維提倡的時間早，文章有代表當時時代水平的理論深度。
王國維如同許多啟蒙學者一樣，教育的出發點，是要培養全麵發展的人物。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怎樣才算完全的人物呢？“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於是，作者又從精神之能力衍化出智育、德育、美育。
這裏提到的智育，也有新的內容了。他強調指出：“古代的知識至近代而覺其不足，閉關自守時之知識，至萬國交通時而覺其不足。故居今之世界，不可無今世之知識。”特別可貴的，王國維還特別提到“知識又分為理論與實際二種”。這裏的德育，不再是三綱五常式的外在的約束，他認為，“道德之本原又由內界出而非外鑠我者”。這種要求體現為人的自愛又愛人的思想，將博愛置於道德之首。“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愛敬人者反是。”
王國維論證美育的功能，從兩方麵著眼：一方麵美育有其獨特性，是其他方麵教育所不能代替的。美育就是情感教育。另一方麵，美育對其他方麵的教育有促進作用。美育對人的感情有特殊的影響力。因為“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美能使人產生快樂，這就是王國維自己宣布過的，他相信美學上的快樂論。再進一步，他認為美育可以促進智育、德育。“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獨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為一事時，知其當為者‘知’也，欲為之者後‘意’也。而當其為之前後又有苦樂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離而論之也。……三者並行而得漸達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矣。”
如果說《教育之宗旨》從正麵講述美育的功能，那麽《去毒篇》卻是從鴉片的危害講美育的功能。這兩篇文章有相互聯係之處，就是都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即從人的心理需要的角度考察問題的。
1906年王國維發表了《去毒篇》論證藝術（美術）是抵製鴉片煙的治根的辦法。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大家知道，林則徐燒鴉片，卻沒有能根治鴉片的流行，以後有不少誌士仁人，提倡禁鴉片，但限於呼籲，未有有力的行動。王國維的《去毒篇》提出了治鴉片的獨特的方法。王氏的文章很多是有社會內容的，但主要在教育這個領域，就社會問題發表言論的，這是一篇突出的文章。他以前在《文學小言》中已初步提到這個問題。
王國維在《去毒篇》中首先問：中國人抽鴉片煙的原因是什麽呢？外國人抽得不普遍，運到中國來讓我們抽。就國民說，中國不比外國劣。就知識說，中國人低，但學會新知識的人也抽。講道德，“他國民之道德亦未必大勝於我國”。可見，此事與知識、道德無絕對的關係。這裏插一句，王國維是有愛國心的，他並不認為中國萬事不如人。那麽，中國人抽鴉片煙是什麽原因？他說：“其最終之原因，則由於國民之無希望，無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於感情上而已。”所以，他認為鴉片是“國民之精神上之疾病”。
古今中外都有精神上的疾病。王國維認為：“古人之疾飲酒、田獵，今人之疾鴉片、賭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鴉片。”但是，這些病的根源是有不同的：“前者陽疾，後者陰疾也。前者少壯的疾病，後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強國的疾病，後者亡國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後者空虛的疾病也。”
這樣，王國維認為，抽鴉片的原因就被他找到了。“自國家之方麵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博及也。自國民之方麵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虛之感深於他國民，而除鴉片外別無所以慰藉之之術也。此二者中，後者尤其最要之原因。”即國民方麵的原因又是最重要的。
因為人生來就有欲望，欲望之將達也，有希望之快樂，有失望之苦痛。如果偶然無一欲望，卻又空虛。“此空虛之感，尤人生所難堪，人所以圖種種遣日之方法者無非欲祛此感而已。”在他看來，這就是鴉片流行的原因。
明確了原因之後，如何戒鴉片煙呢？感情上滿足了國民的需要，就可以戒鴉片煙了。“其道安在？則宗教與美術二者是，前者適於下流社會，後者適於上等社會；前者所以鼓國民之希望，後者所以供國民之慰藉。茲二者尤我國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這裏又使我們想起蔡元培。他提出“以養育代宗教法”是極力攻擊宗教的荒謬，主張以藝術來代替。其思想比王國維更激進；但是在美學理論上，也是用滿足人的感情需要來論證的。
王國維對宗教的影響也有分析。他認為知識分子對宗教是“斥為迷信者也”，因為，自知識上說，宗教是不能證明其存在，但也不能證明是不存在，“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故也”。這裏解決問題的方法，用實證的方法，即相信經驗是可以用來作證明的，是知識的來源；但他又認為有的東西不在經驗可及之處，這就是不可知的。但是，從人的感情需要上看，宗教有什麽用呢？他認為下層人民，“終歲勤動，與牛馬均勞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猶不免於凍餒，人世之快樂終其身無斯須之分……”於是他們相信來世一切皆平等了，以來世之希望償現世之失望，感情上有安慰。
王國維相信科學，他是不讚成宗教的。因為“今日之佛教已達腐敗之極點，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擴充勢力，幹涉政治為事”。他對宗教，也正如對藝術那樣，希望為宗教而宗教，不主張宗教與政治發生關係。但是王國維肯定宗教在人的感情上能起安慰的作用。
那麽，為什麽下層人民一定要宗教？因為國家不能使人人受高等教育，不能使人人享受藝術。上流社會，教育程度高了，希望亦較多，宗教的勢力在他們之中就不大，於是，他們要慰藉，得求諸美術。為什麽稱“美術者，上流社會之宗教”呢？王國維從兩方麵加以論證。一方麵，就其作用說，“彼等苦痛之感無以異於下流社會，而空虛之感則又過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幹燥的科學與嚴肅的道德之所能療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閑暇之時，心有所寄，而後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於此則寄於彼”。所以藝術可以成為上流社會之精神之寄托。另一方麵，上流社會容易信藝術而不信宗教，因為他的地位高，有知識，不像下流社會往往寄希望於來世。而且，藝術能安慰人，現世就能起作用，不必等來世的宗教了。
王國維的美育教育是從培養人出發的。他的用美育代替鴉片的設想，顯示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際，關心中國人的命運，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但是，在實踐上，他的主張並不容易實現，可以委婉地說，畢竟是“書生之見”。
王國維在這個問題上提出的思想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實施美育要重視文學，從小做起。他提出中等學校以上首先重視古典文學，小學生要上好唱歌課。他的理由如下：“美術之慰藉中，尤以文學為尤大。何則？雕刻、圖畫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誤則留意於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學者，則求之書籍而已，無不足其普遍便利，決非他美術所能及也。故此後中學校以上宜大用力於古典一科，雖美術上之天才不能由此養成之，然使有解文學之能力，愛文學之嗜好，則其所以慰空虛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
王國維認為文學是美育功能最大的一種。因為原因有二，一是雕刻、圖畫不普遍，文學“普遍便利”，這是其他藝術不能及的。二是，其他藝術的欣賞中有“留意於物之弊”，就是說這些作品有經濟上的價值；參看之時，物欲就會跳出來了。王國維原以為自然美不如藝術美，因為自然美會與利相連，藝術美使人與利離得遠。這裏又有引申了，就是在藝術美中，文學與利最遠，而雕刻、圖畫與利比文學近。所以，文學在美術之慰藉中，功效最大了。
這裏的文學指什麽？“古典一科”，即《紅樓夢》、屈原的詩，杜甫、陸遊的詩，蘇軾的詞、李煜的詞等等。它們教育的效果有高低兩種估價。最起碼的是希望“慰空虛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高一層的作用為培養天才，這不是一般的教育能解決的。上述思想與他一貫的想法一致。以後他提出“古雅美”的概念也與此有聯係。
王國維注重小學生的美育，寫過一篇《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當時的教育中有一件事被王國維稱為“可喜之現象”，就是小學生上唱歌課已有二三年了，但他不滿意這個課用的教材，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應進一步重視這門課。
小學設此課的本意是什麽？“一、調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誌，三、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是也。一與三為唱歌科自己之事業，而二則為修身科與唱歌科公共之事業。”
所以，王國維認為，唱歌的第一目的——調和其感情，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這是主要目的。唱歌的第二目的“陶冶其意誌”。這裏所說的“陶冶其意誌”也不是修身課的重複。因為“唱歌科之輔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內容，雖有聲無詞之音樂，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為唱歌科之材料也”。如果對小孩隻是“以幹燥拙劣之辭述道德上之教訓，恐第二目的未達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但是歌詞也要美。美的歌詞應該用古代的歌詞。“就歌詞之美言之，則今日作者之自製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審矣。”
那麽，小孩能懂古代之名作嗎？這裏涉及美學問題，就是美是直觀的。王國維的論述是這樣的：“古詩中之詠自然之美及古跡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體的性質而可以呈於兒童之直觀故。故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訓，反為易解且可與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聯絡……”小孩美育教育重直觀，這本來是許多教育家都主張的，因為這是對兒童進行教育的好的有效的方法，美育所憑借的感性材料和藝術作品，對兒童是有益的。從人的認識的發生學觀點，小時候的思想方法，正如同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一樣，是從直觀開始的。原始人開始時沒有“硬”、“圓”、“熱”等抽象的概念，而隻有“像石頭”、“像月亮”、“像太陽”等形象的概念。小孩用古詩中詠自然的詩有其直觀性的一麵，這是有理由的。但是，古詩是語言藝術，對小孩也不一定都成為直觀的對象，不少人看不懂、理解不了。但是王國維為什麽還是主張要用古詩呢？他認為：這樣才能使藝術獨立，不致成為修身科的奴隸。小孩即使不懂，也受到熏陶。如果有修身課的氣味就根本不是藝術了。
王國維重視美育，特別是重視藝術對人的熏陶作用。他翻譯的美國祿爾光的《教育心理學》（1910年出版）曾指出：“美之趣味，得由藝術養成之。古代之雅典人，雖下至勞動者，亦有美術之批評力，以自幼時即呼吸美術之空氣故也。故一切城市，宜利用優美之公園、壯麗之建築，及典雅之繪畫、雕塑等，以養成公民之趣味也。”王國維的譯文與他本人的理論思考也是有聯係的。
《孔子之美育主義》用中西美育思想比較的方法，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全文說明一個道理：美育，中國古已有之。在西方新思潮滾滾而來之時，有的人崇洋迷途、盲目搬用；有的人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王國維的方法，重視東西方理論上的比較，挖掘中國已有的傳統，總結中國古有的經驗，在學習西方的美學思想的方法方麵有新的突破。
《孔子之美育主義》載於《教育世界》第69號，1904年2月出刊。這篇文章的正文上未印上作者的姓名，但是在該本雜誌的目錄上，印有“王國維”的名字。我以為據此可確定作者。
王國維認為“大聖”孔子，與“殘儒”不同，在實際教育中貫穿著美育的教育。“今轉而觀我孔子之學說，其審美上之理論，雖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則始於美育，終於美育。”王國維的結論的根據是《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中國認識音樂美的傳統悠久，《論語》曾記：“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這就是音樂的美育教育的魅力。所以，他進一步解釋說：“而《韶》樂之作，雖挈壺之童子，其視精，其行端。音樂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王國維還注意到，孔子之美育，還重視對自然美的欣賞，即“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習禮於樹下，言誌於農山，遊於舞雩，歎於川上，使門弟子言誌，獨與曾點。點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都是據《論語》的記載。王國維據此認為孔門師生“平日所以涵養其審美之情者可知矣”。
那麽，中國的美育是不是很發達了呢？不是。王國維高呼：“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他認為妨礙中國美育發達者有三：一是隻看眼前的蠅頭小利，太急功近利，妨礙美育。“一切學業，以利用之大宗旨貫注之，治一學必質其有用與否，為一事必問其有益與否。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二是中國詩畫本有特色，“實有非西人所能夢見者”，但是“世之賤儒，輒援‘玩物喪誌’之說相詆，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三是“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
這篇文章令人感興趣的，還在於提出了對境界和審美本質的理解。王國維提出人生有審美之境界、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審美之境界乃不關利害之境界，故氣質之欲滅，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審美境界乃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於物質之境界中，人受製於天然之勢力；於審美之境界則遠離之；於道德境界則統禦之（希氏《論人類美育之書簡》）。”王國維這裏的“境界”，來源於席勒的著作。在席勒的《美育書簡》中，“境界”的英語是State，德語是Staat。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徐恒醇譯《美育書簡》中相對的一段如下：
在權利的力量的國度裏，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動受到限製。在安於職守的倫理的國度中，人和人以法律的威嚴相對峙，他的意誌受到束縛。在有文化教養的圈子裏，在審美的國度中，人就隻須以形象顯現給別人，隻作為自由遊戲的對象而與人相處。通過自由去給予自由，這就是審美王國的基本法律。
力量的國度隻能通過自然去馴服自然的方式，使社會成為可能。倫理的國度隻能通過使個人的意誌服從公共意誌的方式，使社會（在道德上）成為必要。隻有審美的國度才能使社會成為現實，因為它通過個性的本性去實現整體的意誌。
按席勒的思想，審美是人走向自由王國的最高境界。
美的本質，是這篇文章的理論基礎。這也是以康德、叔本華的學說為根據：“德意誌之大哲人汗德，以美之快樂為不關利害之快樂。至叔本華而分析觀美之狀態為二原質：（一）被觀之對象，非特別之物，而此物之種類之形式；（二）觀者之意識，非特別之我，而純粹無欲之我也。”總之，結論是：無欲之我觀純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觀美時有之。蘇子瞻所謂‘寓意於物’，邵子曰：‘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皇極經世·觀物內篇》七）這裏提出的思想，與以後的《人間詞話》互相呼應，看來王國維的境界理論是經過了長期醞釀才成熟的。
王國維帶著自身的家學傳統和對封建社會的正統教育的厭惡走向社會，走向人間。他學習了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特別醉心於叔本華、康德、尼采、席勒的思想。他努力介紹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又運用這些思想去研究中國的哲學和美學，作出了自己獨立的理論貢獻。這一階段，王國維思想十分活躍，像許多當時的啟蒙學者那樣，批判封建的舊傳統，宣傳西方新的思想，隻是比較起來他更深沉。他學習西方哲學思想、美學思想，並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傳播一些剛知道的西方的知識，他是在尋求人間的真理，尋求中國文化發展的途徑，所以更包含了豐富的人生體驗。和一般留學生相比較，他有更豐厚的中國文化素養，因而，他的向西方尋找真理，又總是與中國的已有傳統結合起來加以思索的。王國維使用的方法或工具是外國的，但是，他選擇的材料，或研究對象卻是中國的。這時期的王國維不是一個純粹的書齋學者，他主要是《教育世界》雜誌的編輯，這個崗位，使他與社會聯係比較緊密。他思想活躍，興趣廣泛，文章中流露著一種公民的熱情。
了解這時期王國維美學思想的發展，有利於我們看到他取得的許多思想成果；除了它們本身的理論價值之外，又有利於我們理解他創作《人間詞話》的思想背景，把握他整個美學思想發展的脈絡。這些，顯示了中國文化思想由古代走向現代的軌跡。
晚清談教育，是一種風氣，新舊人物都把它當作救國之要圖。新人物反對舊的教育製度更為猛烈，因為他們有切膚之痛。閉門讀書，拚湊八股，實難混下去，教育走什麽路，已經提到中國人的麵前。像王國維那樣的啟蒙學者，對此更為敏感。因為啟蒙者，開啟人們的智慧的意思，這就是教育。王國維走上人生道路之初，就與《教育世界》聯係上了。教育當然是他心中的熱點問題。德國哲學本來包含著美學，從中引出的美育又是自然地與教育結合著的。在晚清的風氣下，很容易與此相共鳴。在向西方學習的人們中間，介紹西方哲學、強調美育，這是王國維有自己獨創性貢獻的方麵。
王國維是最早提出美育，並有一係列理論成果的人。他除了介紹西方的美學思想外，發表過《論教育之宗旨》（1903年）、《孔子之美育主義》（1904年）、《去毒篇》（1906年）等專論美育教育，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也涉及到這個問題。美育思想在王國維的早期思想中，是生氣勃勃的部分，很有創造性的部分，這是我們理解王國維思想風貌的重要方麵。
談到中國美育，人們自然地會和蔡元培的名字聯係起來。因為他在1912年把美育規定為新式教育方針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又呼籲“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過“美育實施的方法”。就影響來說，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響最大。但王國維提倡的時間早，文章有代表當時時代水平的理論深度。
王國維如同許多啟蒙學者一樣，教育的出發點，是要培養全麵發展的人物。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怎樣才算完全的人物呢？“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曰身體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發達其身體而萎縮其精神，或發達其精神而罷敝其身體，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與身體必不可不為調和之發達。”於是，作者又從精神之能力衍化出智育、德育、美育。
這裏提到的智育，也有新的內容了。他強調指出：“古代的知識至近代而覺其不足，閉關自守時之知識，至萬國交通時而覺其不足。故居今之世界，不可無今世之知識。”特別可貴的，王國維還特別提到“知識又分為理論與實際二種”。這裏的德育，不再是三綱五常式的外在的約束，他認為，“道德之本原又由內界出而非外鑠我者”。這種要求體現為人的自愛又愛人的思想，將博愛置於道德之首。“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愛敬人者反是。”
王國維論證美育的功能，從兩方麵著眼：一方麵美育有其獨特性，是其他方麵教育所不能代替的。美育就是情感教育。另一方麵，美育對其他方麵的教育有促進作用。美育對人的感情有特殊的影響力。因為“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美能使人產生快樂，這就是王國維自己宣布過的，他相信美學上的快樂論。再進一步，他認為美育可以促進智育、德育。“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獨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為一事時，知其當為者‘知’也，欲為之者後‘意’也。而當其為之前後又有苦樂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離而論之也。……三者並行而得漸達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體之訓練，斯得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畢矣。”
如果說《教育之宗旨》從正麵講述美育的功能，那麽《去毒篇》卻是從鴉片的危害講美育的功能。這兩篇文章有相互聯係之處，就是都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即從人的心理需要的角度考察問題的。
1906年王國維發表了《去毒篇》論證藝術（美術）是抵製鴉片煙的治根的辦法。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大家知道，林則徐燒鴉片，卻沒有能根治鴉片的流行，以後有不少誌士仁人，提倡禁鴉片，但限於呼籲，未有有力的行動。王國維的《去毒篇》提出了治鴉片的獨特的方法。王氏的文章很多是有社會內容的，但主要在教育這個領域，就社會問題發表言論的，這是一篇突出的文章。他以前在《文學小言》中已初步提到這個問題。
王國維在《去毒篇》中首先問：中國人抽鴉片煙的原因是什麽呢？外國人抽得不普遍，運到中國來讓我們抽。就國民說，中國不比外國劣。就知識說，中國人低，但學會新知識的人也抽。講道德，“他國民之道德亦未必大勝於我國”。可見，此事與知識、道德無絕對的關係。這裏插一句，王國維是有愛國心的，他並不認為中國萬事不如人。那麽，中國人抽鴉片煙是什麽原因？他說：“其最終之原因，則由於國民之無希望，無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於感情上而已。”所以，他認為鴉片是“國民之精神上之疾病”。
古今中外都有精神上的疾病。王國維認為：“古人之疾飲酒、田獵，今人之疾鴉片、賭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鴉片。”但是，這些病的根源是有不同的：“前者陽疾，後者陰疾也。前者少壯的疾病，後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強國的疾病，後者亡國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後者空虛的疾病也。”
這樣，王國維認為，抽鴉片的原因就被他找到了。“自國家之方麵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博及也。自國民之方麵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虛之感深於他國民，而除鴉片外別無所以慰藉之之術也。此二者中，後者尤其最要之原因。”即國民方麵的原因又是最重要的。
因為人生來就有欲望，欲望之將達也，有希望之快樂，有失望之苦痛。如果偶然無一欲望，卻又空虛。“此空虛之感，尤人生所難堪，人所以圖種種遣日之方法者無非欲祛此感而已。”在他看來，這就是鴉片流行的原因。
明確了原因之後，如何戒鴉片煙呢？感情上滿足了國民的需要，就可以戒鴉片煙了。“其道安在？則宗教與美術二者是，前者適於下流社會，後者適於上等社會；前者所以鼓國民之希望，後者所以供國民之慰藉。茲二者尤我國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這裏又使我們想起蔡元培。他提出“以養育代宗教法”是極力攻擊宗教的荒謬，主張以藝術來代替。其思想比王國維更激進；但是在美學理論上，也是用滿足人的感情需要來論證的。
王國維對宗教的影響也有分析。他認為知識分子對宗教是“斥為迷信者也”，因為，自知識上說，宗教是不能證明其存在，但也不能證明是不存在，“超乎吾人之知識外故也”。這裏解決問題的方法，用實證的方法，即相信經驗是可以用來作證明的，是知識的來源；但他又認為有的東西不在經驗可及之處，這就是不可知的。但是，從人的感情需要上看，宗教有什麽用呢？他認為下層人民，“終歲勤動，與牛馬均勞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猶不免於凍餒，人世之快樂終其身無斯須之分……”於是他們相信來世一切皆平等了，以來世之希望償現世之失望，感情上有安慰。
王國維相信科學，他是不讚成宗教的。因為“今日之佛教已達腐敗之極點，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擴充勢力，幹涉政治為事”。他對宗教，也正如對藝術那樣，希望為宗教而宗教，不主張宗教與政治發生關係。但是王國維肯定宗教在人的感情上能起安慰的作用。
那麽，為什麽下層人民一定要宗教？因為國家不能使人人受高等教育，不能使人人享受藝術。上流社會，教育程度高了，希望亦較多，宗教的勢力在他們之中就不大，於是，他們要慰藉，得求諸美術。為什麽稱“美術者，上流社會之宗教”呢？王國維從兩方麵加以論證。一方麵，就其作用說，“彼等苦痛之感無以異於下流社會，而空虛之感則又過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幹燥的科學與嚴肅的道德之所能療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閑暇之時，心有所寄，而後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於此則寄於彼”。所以藝術可以成為上流社會之精神之寄托。另一方麵，上流社會容易信藝術而不信宗教，因為他的地位高，有知識，不像下流社會往往寄希望於來世。而且，藝術能安慰人，現世就能起作用，不必等來世的宗教了。
王國維的美育教育是從培養人出發的。他的用美育代替鴉片的設想，顯示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際，關心中國人的命運，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但是，在實踐上，他的主張並不容易實現，可以委婉地說，畢竟是“書生之見”。
王國維在這個問題上提出的思想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實施美育要重視文學，從小做起。他提出中等學校以上首先重視古典文學，小學生要上好唱歌課。他的理由如下：“美術之慰藉中，尤以文學為尤大。何則？雕刻、圖畫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誤則留意於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學者，則求之書籍而已，無不足其普遍便利，決非他美術所能及也。故此後中學校以上宜大用力於古典一科，雖美術上之天才不能由此養成之，然使有解文學之能力，愛文學之嗜好，則其所以慰空虛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
王國維認為文學是美育功能最大的一種。因為原因有二，一是雕刻、圖畫不普遍，文學“普遍便利”，這是其他藝術不能及的。二是，其他藝術的欣賞中有“留意於物之弊”，就是說這些作品有經濟上的價值；參看之時，物欲就會跳出來了。王國維原以為自然美不如藝術美，因為自然美會與利相連，藝術美使人與利離得遠。這裏又有引申了，就是在藝術美中，文學與利最遠，而雕刻、圖畫與利比文學近。所以，文學在美術之慰藉中，功效最大了。
這裏的文學指什麽？“古典一科”，即《紅樓夢》、屈原的詩，杜甫、陸遊的詩，蘇軾的詞、李煜的詞等等。它們教育的效果有高低兩種估價。最起碼的是希望“慰空虛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高一層的作用為培養天才，這不是一般的教育能解決的。上述思想與他一貫的想法一致。以後他提出“古雅美”的概念也與此有聯係。
王國維注重小學生的美育，寫過一篇《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當時的教育中有一件事被王國維稱為“可喜之現象”，就是小學生上唱歌課已有二三年了，但他不滿意這個課用的教材，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應進一步重視這門課。
小學設此課的本意是什麽？“一、調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誌，三、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是也。一與三為唱歌科自己之事業，而二則為修身科與唱歌科公共之事業。”
所以，王國維認為，唱歌的第一目的——調和其感情，練習其聰明官及發聲器，這是主要目的。唱歌的第二目的“陶冶其意誌”。這裏所說的“陶冶其意誌”也不是修身課的重複。因為“唱歌科之輔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內容，雖有聲無詞之音樂，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為唱歌科之材料也”。如果對小孩隻是“以幹燥拙劣之辭述道德上之教訓，恐第二目的未達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但是歌詞也要美。美的歌詞應該用古代的歌詞。“就歌詞之美言之，則今日作者之自製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審矣。”
那麽，小孩能懂古代之名作嗎？這裏涉及美學問題，就是美是直觀的。王國維的論述是這樣的：“古詩中之詠自然之美及古跡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體的性質而可以呈於兒童之直觀故。故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訓，反為易解且可與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聯絡……”小孩美育教育重直觀，這本來是許多教育家都主張的，因為這是對兒童進行教育的好的有效的方法，美育所憑借的感性材料和藝術作品，對兒童是有益的。從人的認識的發生學觀點，小時候的思想方法，正如同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一樣，是從直觀開始的。原始人開始時沒有“硬”、“圓”、“熱”等抽象的概念，而隻有“像石頭”、“像月亮”、“像太陽”等形象的概念。小孩用古詩中詠自然的詩有其直觀性的一麵，這是有理由的。但是，古詩是語言藝術，對小孩也不一定都成為直觀的對象，不少人看不懂、理解不了。但是王國維為什麽還是主張要用古詩呢？他認為：這樣才能使藝術獨立，不致成為修身科的奴隸。小孩即使不懂，也受到熏陶。如果有修身課的氣味就根本不是藝術了。
王國維重視美育，特別是重視藝術對人的熏陶作用。他翻譯的美國祿爾光的《教育心理學》（1910年出版）曾指出：“美之趣味，得由藝術養成之。古代之雅典人，雖下至勞動者，亦有美術之批評力，以自幼時即呼吸美術之空氣故也。故一切城市，宜利用優美之公園、壯麗之建築，及典雅之繪畫、雕塑等，以養成公民之趣味也。”王國維的譯文與他本人的理論思考也是有聯係的。
《孔子之美育主義》用中西美育思想比較的方法，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全文說明一個道理：美育，中國古已有之。在西方新思潮滾滾而來之時，有的人崇洋迷途、盲目搬用；有的人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王國維的方法，重視東西方理論上的比較，挖掘中國已有的傳統，總結中國古有的經驗，在學習西方的美學思想的方法方麵有新的突破。
《孔子之美育主義》載於《教育世界》第69號，1904年2月出刊。這篇文章的正文上未印上作者的姓名，但是在該本雜誌的目錄上，印有“王國維”的名字。我以為據此可確定作者。
王國維認為“大聖”孔子，與“殘儒”不同，在實際教育中貫穿著美育的教育。“今轉而觀我孔子之學說，其審美上之理論，雖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則始於美育，終於美育。”王國維的結論的根據是《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中國認識音樂美的傳統悠久，《論語》曾記：“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這就是音樂的美育教育的魅力。所以，他進一步解釋說：“而《韶》樂之作，雖挈壺之童子，其視精，其行端。音樂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王國維還注意到，孔子之美育，還重視對自然美的欣賞，即“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習禮於樹下，言誌於農山，遊於舞雩，歎於川上，使門弟子言誌，獨與曾點。點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都是據《論語》的記載。王國維據此認為孔門師生“平日所以涵養其審美之情者可知矣”。
那麽，中國的美育是不是很發達了呢？不是。王國維高呼：“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他認為妨礙中國美育發達者有三：一是隻看眼前的蠅頭小利，太急功近利，妨礙美育。“一切學業，以利用之大宗旨貫注之，治一學必質其有用與否，為一事必問其有益與否。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二是中國詩畫本有特色，“實有非西人所能夢見者”，但是“世之賤儒，輒援‘玩物喪誌’之說相詆，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美之為物，為世人所不顧久矣”！三是“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
這篇文章令人感興趣的，還在於提出了對境界和審美本質的理解。王國維提出人生有審美之境界、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審美之境界乃不關利害之境界，故氣質之欲滅，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審美境界乃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於物質之境界中，人受製於天然之勢力；於審美之境界則遠離之；於道德境界則統禦之（希氏《論人類美育之書簡》）。”王國維這裏的“境界”，來源於席勒的著作。在席勒的《美育書簡》中，“境界”的英語是State，德語是Staat。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徐恒醇譯《美育書簡》中相對的一段如下：
在權利的力量的國度裏，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動受到限製。在安於職守的倫理的國度中，人和人以法律的威嚴相對峙，他的意誌受到束縛。在有文化教養的圈子裏，在審美的國度中，人就隻須以形象顯現給別人，隻作為自由遊戲的對象而與人相處。通過自由去給予自由，這就是審美王國的基本法律。
力量的國度隻能通過自然去馴服自然的方式，使社會成為可能。倫理的國度隻能通過使個人的意誌服從公共意誌的方式，使社會（在道德上）成為必要。隻有審美的國度才能使社會成為現實，因為它通過個性的本性去實現整體的意誌。
按席勒的思想，審美是人走向自由王國的最高境界。
美的本質，是這篇文章的理論基礎。這也是以康德、叔本華的學說為根據：“德意誌之大哲人汗德，以美之快樂為不關利害之快樂。至叔本華而分析觀美之狀態為二原質：（一）被觀之對象，非特別之物，而此物之種類之形式；（二）觀者之意識，非特別之我，而純粹無欲之我也。”總之，結論是：無欲之我觀純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觀美時有之。蘇子瞻所謂‘寓意於物’，邵子曰：‘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皇極經世·觀物內篇》七）這裏提出的思想，與以後的《人間詞話》互相呼應，看來王國維的境界理論是經過了長期醞釀才成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