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剛過而立之年寫了兩篇自序。一篇敘述學通康德哲學的始末,之後一篇卻敘述了自己今後的研究誌趣。有趣的是,他的結論為:從哲學轉向文學。
王國維的性格是分析型的:理智感強,十分內向。他“疲於哲學”的原因有二:一是“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今又愛其謬誤”。二是縱觀世界近二十年的學問,建立新的理論體係的學者極少,希望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而搜集、整理材料,綜合曆史上的成說,成為一個二流學者,又不喜歡。他自己思忖:“以餘之力,加之於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從這兩個原因看,他雖學懂了康德哲學,但是,並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係,對於如何在這個領域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更不能確定。這種自我分析,是明智的,合乎實際的。
這時候,文學為什麽吸引他呢?他說:“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焉,則填詞之成功是也。”填詞的成功,使他初次獲得了成功的體驗,推動他在文學領域繼續發展。但是,他並不是準備繼續填詞,而是想深入研究與詞有關的戲曲,他愛好文學,是因為在文學創作中得到了直接的慰藉。但是,他並不想終身從事文學創作。他極其客觀地分析自己說:“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王國維以後的《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正是詩歌與哲學二者之間的學問。三十自序已顯示他對自我發展作出了冷靜、周密和清醒的選擇,這正是他學術上的成熟。他沒有選擇研究哲學,決不是說哲學對他沒有幫助。實事求是地說,他明確接受哲學中知識論上的“實證論”,哲學使他思想開闊,思想方法得到訓練。他是由哲學思想汲取營養、獲得創造力的人。
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是他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進行的。他於1906年春就聘北京學部圖書局任編譯局員,後兼在總務司行走,月脩百金。他主要編哲學書,還修訂《亞洲地誌》的譯文,參加編《詩經古譜》,因為局中知道他擅長填詞,曾讓他作《暑假歌》,曾獲頒各小學。他給人的印象是“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為”、“專致讀書,澄默寡言”。業餘並不操持家務,喜歡逛古舊書市,購買所需古籍,偶爾得到戲曲方麵的善本書,便欣喜若狂。
§§第二章 早期美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