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重寫近代諸子春秋
《國學大師叢書》在各方麵的關懷和支持下，就要陸續與海內外讀者見麵了。
當叢書組編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詢問：為什麽要組編這套叢書？該叢書的學術意義何在？按過去理解，“國學”是一個很窄的概念，你們對它有何新解？“國學大師”又如何劃分？……作為組織編輯者，這些問題無疑是必須回答的。當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備的，但應該是明確的。現謹在此聊備一說，以就其事，兼謝諸友。
一、一種闡述：諸子百家三代說
中華學術，博大精深；中華學子，向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精神著稱於世。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出現過三個廣開風氣、大師群起的“諸子百家時代”。
第一個諸子百家時代，出現在先秦時期。那時，中華本土文化曆經兩千餘年的演進，已漸趨成熟，老莊、孔孟、楊墨、孫韓……卓然穎出，共同為中華學術奠定了長足發展的基脈。此後的千餘年間，漢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華學術於發展中漸顯雜陳。宋明時期，程朱、陸王……排漢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脈、興義理心性之學，於是，諸子百家時代再現。降及近代，西學東漸，中華學術周遭衝擊，文化基脈遇空前挑戰。然於險象環生之際，又一批中華學子，本其良知、素養，關注文化、世運，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踐信。正所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康有為、章太炎、嚴複、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魯迅、黃侃、陳寅恪、錢穆、馮友蘭……他們振民族之睿智，汲異域之精華，在文、史、哲領域篳路藍縷，於會通和合中廣立範式，重開新風而成績斐然。第三個諸子百家時代遂傲然世出！
《國學大師叢書》組編者基於此，意在整體地重現“第三個諸子百家時代”之盛況，為“第三代”中華學子作人傳、立學案。叢書所選對象，皆為海內外公認的學術大師，他們對經、史、子、集博學宏通，但治學之法已有創新；他們的西學造詣令人仰止，但立術之本在我中華從而廣開現代風氣之先。他們各具鮮明的學術個性、獨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為不同學科的宗師（既為“經”師，又為人師），但無疑地，他們的思想認識和學術理論又具有其時代的共性。以往有過一些對他們進行個案或專題研究的書籍麵世，但從沒有對他們及其業績進行過集中的、整體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們作為一代學術宗師的群體（作為一個“大師群”）進行研究和整理。這批學術大師多已作古，其學術時代也成過去，但他們的成就惠及當今而遠未過時。甚至，他們的一些學術思想，我們至今仍未達其深度，某些理論我們竟會覺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諸子百家”一樣，他們已是中華學術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研究他們，也就是研究中國文化本身。
對於“第三代諸子百家”及其學術成就的研究整理，我們恐怕還不能說已經充分展開。《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織編輯，是一種嚐試。
二、一種觀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
縱觀曆史，悉察中外，大凡學術的進步不能離開本土文化基脈。但每一代後起學子所麵臨的問題殊異，他們勢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賦新思於舊事，以便建構出無愧於自己時代的學術。這正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學子身上的最好體現。以上“三代”百家諸子，莫不如是。《國學大師叢書》所沿用之“國學”概念，亦當“賦新思於舊事”而涵注現時代之新義。
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顏（元）四傑繼起，矯道統，斥宋儒，首倡“回到漢代”，以表其“實學實行實用之天下”的樸實學風，有清一代，學界遂始認“漢學”為地道之國學。以今言之，此僅限“國學”於方法論，即將“國學”一詞限於文字釋義（以訓詁、考據釋古文獻之義）之範疇。
《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編者以為，所謂國學就其內容而言，係指近代中學與西學接觸後之中國學術，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國學術便隻限於中國學子所為；再次，既是中國學子所為之中國學術，其方式方法就不僅僅限於文字（考據）釋義，義理（哲學）釋義便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綜合起來，今之所謂國學，起碼應拓寬為：近代中國學子用考據和義理之法研究中國古代文獻之學術。這些文獻，按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的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部為經學（即“六經”，實隻五經）及文字訓詁學；史部為史誌及地理誌；子部為諸子及兵、醫、農、曆算、技藝、小說以及佛、道典籍；集部為詩、文。由此視之，所謂“國學家”當是通才。而經史子集會通和合、造詣精深者，則可稱為大師，即“國學大師”。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遺漏太多，而且與近現代學術文化史實不相吻合。國學，既是“與西學接觸後的中國學術”，那麽，這國學在內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於純之又純的中國本土文化範圍。尤其在學術思想、學術理論的建構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諸子中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師們，事實上都借用了西學，特別是邏輯分析和推理，以及與考據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實證方法，還有實驗方法、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這些學術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賦新思於舊事”，旨在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係，創立新的學術範式。正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我們今天使用語言的方式、思考問題的方式……乃得之於斯！如果在我們的“國學觀念”中，將他們及其學術業績排除在外，那將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國學大師叢書》之“國學”概念，實指：近代以降中國學術的總稱。“國學大師”乃“近現代中國有學問的大宗師”之意。因之，以訓詁考據為特征的“漢學”，固為國學，以探究義理心性為特征的“宋學”及兼擅漢宋者，亦為國學（前者如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黃侃，後者如陳寅恪、馬一浮、柳詒徵）；而以中學（包括經史子集）為依傍、以西學為鏡鑒，旨在會通和合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係者（如梁啟超、王國維、胡適、熊十力、馮友蘭、錢穆等），當為更具時代特色之國學。我們生活在90年代，當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國學）的觀念。
《國學大師叢書》由是得之，故其“作人傳、立學案”之對象的選擇標準便相對寬泛。凡所學宏通中西而立術之本在我中華，並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現代風氣之先以及首創新型範式者皆在入選之列。所幸，此舉已得到越來越多的當今學界老前輩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個命題：曆史不會跨過我們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衝撞與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曆史課題。如今，我們這一代學人業已開始自己的學術曆程，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規模空前的學術文化積累（其表征為：各式樣的叢書大量問世，以及紛至遝來名目繁多的學術熱點的出現），應當說，我們這代學人無論就學術視野，抑或就學術環境而言，都是前輩學子所無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功底尚遠不足以承擔時代所賦予的重任。我們仍往往陷於眼花繚亂的被動選擇和迫不及待的學術功利之中難以自拔，而對自己真正的學術道路則缺乏明確的認識和了悟。我們至今尚未創建出無愧於時代的學術成就。基於此，《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編者以為，我們有必要先“回到近現代”——回到首先親曆中西文化急劇衝撞而又作出了創造性反應的第三代百家諸子那裏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困惑與浮躁，我們也該著實潛下心來，去重新了解和領悟這一代宗師的學術生涯、為學風範和人生及心靈曆程（大師們以其獨特的理智靈感對自身際遇作出反應的閱曆），全麵評價和把握他們的學術成就及其傳承脈絡。唯其貫通近代諸子，我們這代學人方能於曙色熹微之中，認清中華學術的發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趨勢，從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學術位置。我們應當深信，曆史是不會跨過我們這一代的，90年代的學人必定會有自己的學術建樹。
我們將在溫情與敬意中汲取，從和合與揚棄中把握，於沉潛與深思中奮起，去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便是組織編輯《國學大師叢書》的出版宗旨。當我們這代學人站在前輩學術巨子們肩上的時候，便可望伸開雙臂去擁抱那即將到來的中華學術新時代！
錢宏（執筆）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第一章 尋找新路
當叢書組編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詢問：為什麽要組編這套叢書？該叢書的學術意義何在？按過去理解，“國學”是一個很窄的概念，你們對它有何新解？“國學大師”又如何劃分？……作為組織編輯者，這些問題無疑是必須回答的。當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備的，但應該是明確的。現謹在此聊備一說，以就其事，兼謝諸友。
一、一種闡述：諸子百家三代說
中華學術，博大精深；中華學子，向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精神著稱於世。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出現過三個廣開風氣、大師群起的“諸子百家時代”。
第一個諸子百家時代，出現在先秦時期。那時，中華本土文化曆經兩千餘年的演進，已漸趨成熟，老莊、孔孟、楊墨、孫韓……卓然穎出，共同為中華學術奠定了長足發展的基脈。此後的千餘年間，漢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華學術於發展中漸顯雜陳。宋明時期，程朱、陸王……排漢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脈、興義理心性之學，於是，諸子百家時代再現。降及近代，西學東漸，中華學術周遭衝擊，文化基脈遇空前挑戰。然於險象環生之際，又一批中華學子，本其良知、素養，關注文化、世運，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踐信。正所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康有為、章太炎、嚴複、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魯迅、黃侃、陳寅恪、錢穆、馮友蘭……他們振民族之睿智，汲異域之精華，在文、史、哲領域篳路藍縷，於會通和合中廣立範式，重開新風而成績斐然。第三個諸子百家時代遂傲然世出！
《國學大師叢書》組編者基於此，意在整體地重現“第三個諸子百家時代”之盛況，為“第三代”中華學子作人傳、立學案。叢書所選對象，皆為海內外公認的學術大師，他們對經、史、子、集博學宏通，但治學之法已有創新；他們的西學造詣令人仰止，但立術之本在我中華從而廣開現代風氣之先。他們各具鮮明的學術個性、獨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為不同學科的宗師（既為“經”師，又為人師），但無疑地，他們的思想認識和學術理論又具有其時代的共性。以往有過一些對他們進行個案或專題研究的書籍麵世，但從沒有對他們及其業績進行過集中的、整體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們作為一代學術宗師的群體（作為一個“大師群”）進行研究和整理。這批學術大師多已作古，其學術時代也成過去，但他們的成就惠及當今而遠未過時。甚至，他們的一些學術思想，我們至今仍未達其深度，某些理論我們竟會覺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諸子百家”一樣，他們已是中華學術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研究他們，也就是研究中國文化本身。
對於“第三代諸子百家”及其學術成就的研究整理，我們恐怕還不能說已經充分展開。《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織編輯，是一種嚐試。
二、一種觀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
縱觀曆史，悉察中外，大凡學術的進步不能離開本土文化基脈。但每一代後起學子所麵臨的問題殊異，他們勢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賦新思於舊事，以便建構出無愧於自己時代的學術。這正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學子身上的最好體現。以上“三代”百家諸子，莫不如是。《國學大師叢書》所沿用之“國學”概念，亦當“賦新思於舊事”而涵注現時代之新義。
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顏（元）四傑繼起，矯道統，斥宋儒，首倡“回到漢代”，以表其“實學實行實用之天下”的樸實學風，有清一代，學界遂始認“漢學”為地道之國學。以今言之，此僅限“國學”於方法論，即將“國學”一詞限於文字釋義（以訓詁、考據釋古文獻之義）之範疇。
《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編者以為，所謂國學就其內容而言，係指近代中學與西學接觸後之中國學術，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國學術便隻限於中國學子所為；再次，既是中國學子所為之中國學術，其方式方法就不僅僅限於文字（考據）釋義，義理（哲學）釋義便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綜合起來，今之所謂國學，起碼應拓寬為：近代中國學子用考據和義理之法研究中國古代文獻之學術。這些文獻，按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的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經部為經學（即“六經”，實隻五經）及文字訓詁學；史部為史誌及地理誌；子部為諸子及兵、醫、農、曆算、技藝、小說以及佛、道典籍；集部為詩、文。由此視之，所謂“國學家”當是通才。而經史子集會通和合、造詣精深者，則可稱為大師，即“國學大師”。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遺漏太多，而且與近現代學術文化史實不相吻合。國學，既是“與西學接觸後的中國學術”，那麽，這國學在內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於純之又純的中國本土文化範圍。尤其在學術思想、學術理論的建構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諸子中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師們，事實上都借用了西學，特別是邏輯分析和推理，以及與考據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實證方法，還有實驗方法、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這些學術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賦新思於舊事”，旨在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係，創立新的學術範式。正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我們今天使用語言的方式、思考問題的方式……乃得之於斯！如果在我們的“國學觀念”中，將他們及其學術業績排除在外，那將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國學大師叢書》之“國學”概念，實指：近代以降中國學術的總稱。“國學大師”乃“近現代中國有學問的大宗師”之意。因之，以訓詁考據為特征的“漢學”，固為國學，以探究義理心性為特征的“宋學”及兼擅漢宋者，亦為國學（前者如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黃侃，後者如陳寅恪、馬一浮、柳詒徵）；而以中學（包括經史子集）為依傍、以西學為鏡鑒，旨在會通和合建構新的學術思想體係者（如梁啟超、王國維、胡適、熊十力、馮友蘭、錢穆等），當為更具時代特色之國學。我們生活在90年代，當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國學）的觀念。
《國學大師叢書》由是得之，故其“作人傳、立學案”之對象的選擇標準便相對寬泛。凡所學宏通中西而立術之本在我中華，並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現代風氣之先以及首創新型範式者皆在入選之列。所幸，此舉已得到越來越多的當今學界老前輩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個命題：曆史不會跨過我們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衝撞與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曆史課題。如今，我們這一代學人業已開始自己的學術曆程，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規模空前的學術文化積累（其表征為：各式樣的叢書大量問世，以及紛至遝來名目繁多的學術熱點的出現），應當說，我們這代學人無論就學術視野，抑或就學術環境而言，都是前輩學子所無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功底尚遠不足以承擔時代所賦予的重任。我們仍往往陷於眼花繚亂的被動選擇和迫不及待的學術功利之中難以自拔，而對自己真正的學術道路則缺乏明確的認識和了悟。我們至今尚未創建出無愧於時代的學術成就。基於此，《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編者以為，我們有必要先“回到近現代”——回到首先親曆中西文化急劇衝撞而又作出了創造性反應的第三代百家諸子那裏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困惑與浮躁，我們也該著實潛下心來，去重新了解和領悟這一代宗師的學術生涯、為學風範和人生及心靈曆程（大師們以其獨特的理智靈感對自身際遇作出反應的閱曆），全麵評價和把握他們的學術成就及其傳承脈絡。唯其貫通近代諸子，我們這代學人方能於曙色熹微之中，認清中華學術的發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趨勢，從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學術位置。我們應當深信，曆史是不會跨過我們這一代的，90年代的學人必定會有自己的學術建樹。
我們將在溫情與敬意中汲取，從和合與揚棄中把握，於沉潛與深思中奮起，去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便是組織編輯《國學大師叢書》的出版宗旨。當我們這代學人站在前輩學術巨子們肩上的時候，便可望伸開雙臂去擁抱那即將到來的中華學術新時代！
錢宏（執筆）
1991年春初稿
1992年春修定
§§第一章 尋找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