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小史》與《簡史》
1947年，馮友蘭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邀請，任該校客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見本書第3章第5節）。為了講課，他用英文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的講稿。1948年2月，馮友蘭在回國前，把這部講稿交給了美國麥克米倫公司，題名為《中國哲學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該公司於同年出版了此書。該書過去一直沒有中譯本，直到1985年，方由馮友蘭40年代的學生塗又光先生由英文譯成中文，改題為《中國哲學簡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至此，這部在國外流傳了近四十年的《小史》方與國人見麵。
這部著作英文原本稱作《中國哲學小史》，而中譯本改稱《中國哲學簡史》，這是因為在馮友蘭的著作中，還有一部稱為《中國哲學小史》的書。該書出版於1934年1月，是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的一種。為了把這兩部同名的書區別開，故1948年在美國出版的《小史》，譯成中文時，稱《簡史》，蓋“小”與“簡”在字義上本無太大差別之故。
使中國哲學史研究現代化，一直是馮友蘭追尋的目標。如果說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以西方近代史學觀和西方近代哲學的方法論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結果的話，那麽，《中國哲學簡史》則是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基礎上，進一步使中國哲學史研究現代化的產物。它的價值也遠遠超出作者所自謙自許的“它（指《簡史》）不過是我的《中國哲學史》的一個節本”的說法。因為從文化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這本《簡史》也遠遠超出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在西方的流布和影響。迄今為止，兩卷本《中國哲學史》隻有英、日兩種譯本；而《中國哲學簡史》，自它以英文原本問世以來，已有法、意、西、南、捷、日、韓、中文等十種語言的譯本。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任何一位哲學家或任何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都無法與之比擬的。僅憑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簡史》的真實價值及其影響。
《中國哲學簡史》（以下皆稱《簡史》）的價值，除了它的普及、影響和廣為流傳外，更大的價值，還在於它自身的學術性及寓哲學於文化之中的融通性。馮友蘭在其《三鬆堂自序》中，謙虛地說他這本書隻是《中國哲學史》的一個節本。但在三十四年前，他在該書英文版自序中自信地說：
小史（即《簡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尤詳也。
這段話，可以說是馮友蘭對其《簡史》所作的最精辟的概括。其中，猶以“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一語，道出了《簡史》的基本特征：簡而不缺，重點突出。即《簡史》非節本，亦非抄襲，而是一部首尾連貫、材料與觀點融會、曆史與邏輯統一的完整係統的中國哲學史。也就是說，《簡史》雖然在基本框架上承襲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如以孔子為中國哲學史的開端，一直寫到近代的嚴複、康有為，但在結構的調整、內容的編排、理論的說明及對曆代哲學家的評價等問題上，與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相比，《簡史》更具有扼要、簡捷的特點和鮮明的時代性。
首先，《簡史》改變或者放棄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曆史分期法，沒有以“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去劃分中國哲學的發展階段，而代之以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並按著時代的先後加以闡述，這樣，使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前後思想的銜接與繼承關係也更加明確。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之所以用“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劃分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階段，主要是為了突出說明從春秋戰國至秦漢的統一，中間所經曆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的契機，在馮友蘭看來，乃是“世祿井田之製破，庶民解放，營私產，為富豪，此上古經濟製度之一大變動”。正是這種經濟製度的大變動，導致中國哲學史上“子學時代”的結束和“經學時代”的開始。《簡史》之所以不再重複上述說法，蓋有兩種原因：其一是《簡史》是用英文寫的，讀者對象大多為外國人，他們對中國古代社會曆史階段的演變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的劃分，其背後複雜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原因，對於外國人來說則更難把握。因此，《簡史》放棄了如上的說法。其二是按著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劃分，“子學時代”隻有四百餘年，而“經學時代”則延及兩千餘年。從中國哲學史的全部曆史發展看，這種劃分在時間上相差極為懸殊，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說，用“經學時代”概括中國兩千多年的哲學發展，從本質上講是符合中國曆史發展的實際的，但從形式上看，此種劃分，仍失之籠統。因為同樣在“經學時代”，中國哲學的發展表現了多樣性和豐富性。這種多樣性和豐富性雖然都未脫離經學的限製，但都隨著曆史的發展，展示出內容和形式的重大區別。也正因如此，馮友蘭在以後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時，也放棄了“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的分期法。
其次，《簡史》增加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所沒有的內容。而這些新增加的內容，明顯地突出了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整體性把握，這是對中國自二三十年代以來所進行的中西文化討論的哲學反思，也表現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理解。在《簡史》中，前麵增加了兩章，即第一章“中國哲學的精神”，第二章“中國哲學的背景”。後麵也增加了兩章，即第二十七章“西方哲學的傳入”與第二十八章“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這四章內容的增加，既反映了時代的特點，也反映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總體把握，其中尤其加強了對中國哲學特點的宏觀分析。這些分析對以後中西哲學及中西文化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部著作英文原本稱作《中國哲學小史》，而中譯本改稱《中國哲學簡史》，這是因為在馮友蘭的著作中，還有一部稱為《中國哲學小史》的書。該書出版於1934年1月，是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的一種。為了把這兩部同名的書區別開，故1948年在美國出版的《小史》，譯成中文時，稱《簡史》，蓋“小”與“簡”在字義上本無太大差別之故。
使中國哲學史研究現代化，一直是馮友蘭追尋的目標。如果說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以西方近代史學觀和西方近代哲學的方法論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結果的話，那麽，《中國哲學簡史》則是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基礎上，進一步使中國哲學史研究現代化的產物。它的價值也遠遠超出作者所自謙自許的“它（指《簡史》）不過是我的《中國哲學史》的一個節本”的說法。因為從文化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這本《簡史》也遠遠超出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在西方的流布和影響。迄今為止，兩卷本《中國哲學史》隻有英、日兩種譯本；而《中國哲學簡史》，自它以英文原本問世以來，已有法、意、西、南、捷、日、韓、中文等十種語言的譯本。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任何一位哲學家或任何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都無法與之比擬的。僅憑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簡史》的真實價值及其影響。
《中國哲學簡史》（以下皆稱《簡史》）的價值，除了它的普及、影響和廣為流傳外，更大的價值，還在於它自身的學術性及寓哲學於文化之中的融通性。馮友蘭在其《三鬆堂自序》中，謙虛地說他這本書隻是《中國哲學史》的一個節本。但在三十四年前，他在該書英文版自序中自信地說：
小史（即《簡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尤詳也。
這段話，可以說是馮友蘭對其《簡史》所作的最精辟的概括。其中，猶以“小景之中，形神自足”一語，道出了《簡史》的基本特征：簡而不缺，重點突出。即《簡史》非節本，亦非抄襲，而是一部首尾連貫、材料與觀點融會、曆史與邏輯統一的完整係統的中國哲學史。也就是說，《簡史》雖然在基本框架上承襲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如以孔子為中國哲學史的開端，一直寫到近代的嚴複、康有為，但在結構的調整、內容的編排、理論的說明及對曆代哲學家的評價等問題上，與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相比，《簡史》更具有扼要、簡捷的特點和鮮明的時代性。
首先，《簡史》改變或者放棄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曆史分期法，沒有以“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去劃分中國哲學的發展階段，而代之以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並按著時代的先後加以闡述，這樣，使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前後思想的銜接與繼承關係也更加明確。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之所以用“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劃分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階段，主要是為了突出說明從春秋戰國至秦漢的統一，中間所經曆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的契機，在馮友蘭看來，乃是“世祿井田之製破，庶民解放，營私產，為富豪，此上古經濟製度之一大變動”。正是這種經濟製度的大變動，導致中國哲學史上“子學時代”的結束和“經學時代”的開始。《簡史》之所以不再重複上述說法，蓋有兩種原因：其一是《簡史》是用英文寫的，讀者對象大多為外國人，他們對中國古代社會曆史階段的演變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的劃分，其背後複雜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原因，對於外國人來說則更難把握。因此，《簡史》放棄了如上的說法。其二是按著馮友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劃分，“子學時代”隻有四百餘年，而“經學時代”則延及兩千餘年。從中國哲學史的全部曆史發展看，這種劃分在時間上相差極為懸殊，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說，用“經學時代”概括中國兩千多年的哲學發展，從本質上講是符合中國曆史發展的實際的，但從形式上看，此種劃分，仍失之籠統。因為同樣在“經學時代”，中國哲學的發展表現了多樣性和豐富性。這種多樣性和豐富性雖然都未脫離經學的限製，但都隨著曆史的發展，展示出內容和形式的重大區別。也正因如此，馮友蘭在以後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時，也放棄了“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的分期法。
其次，《簡史》增加了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所沒有的內容。而這些新增加的內容，明顯地突出了對中國哲學發展的整體性把握，這是對中國自二三十年代以來所進行的中西文化討論的哲學反思，也表現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進一步理解。在《簡史》中，前麵增加了兩章，即第一章“中國哲學的精神”，第二章“中國哲學的背景”。後麵也增加了兩章，即第二十七章“西方哲學的傳入”與第二十八章“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這四章內容的增加，既反映了時代的特點，也反映了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總體把握，其中尤其加強了對中國哲學特點的宏觀分析。這些分析對以後中西哲學及中西文化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