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文化類型”說與“社會差異”論
30年代中期，當馮友蘭明確的用“古今之分”的時代差異論解釋東西文化的同時，又產生了馮友蘭文化觀中的另一種思想或方法，我們稱它為“文化類型”說或“社會差異”論。“古今之分”與“文化類型”或“時代差異”與“社會差異”的區別，不僅有理論深化的意義，而且是邏輯推論的必然結果。在馮友蘭看來，隻用“古今之分”或“時代差異”解釋東西文化，在邏輯上仍有不周遍的地方。因為近代化或現代化所包含的事物非常繁多，因此同樣有一個去取的問題，如“飛機大炮與狐步跳舞，是否都是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所必須有者？”馮友蘭回答說：“專從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說，這個問題是不能問，亦不能答底。”“因為一特殊底事物所有之性質，就此特殊底事物說，是無所謂主要底或偶然底，說一特殊的事物所有之性質有些是主要底，有些是偶然的，都是從類的觀點，以看待特殊事物。”
馮友蘭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深刻的。因為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還是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從特殊的觀點看事物，就無法區分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偶然的，那就勢必把飛機大炮與狐步跳舞，甚至把民主自由與性解放同時吸收過來。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在理論上就必須分清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偶然的，然後才能決定去取。由此，馮友蘭提出“類”的觀點。他說：“我們可從特殊的觀點，以說文化，亦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如我們說，西洋文化，中國文化等，此是從個體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特殊底文化。我們說資本主義底文化，社會主義底文化等，此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文化之類。講個體底文化是曆史，講文化之類是科學。”從類的觀點講文化，“古今之分”或近代及現代文化“亦是個特殊，不是個類型”。
西洋文化或近代文化，若從類的觀點看，都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在馮友蘭看來，“一個個體，是一個特殊，它是不可學底”。因為“凡所謂學某個體者，其實並不是學某個體，不過是學某個體之某方麵，學某個體所以屬於某類之某性”。“某類之某性”相對於“個體”來說，它是從特殊中抽取出來的“一般”或“共相”。因此，個體與個體之性的關係，即特殊與一般的關係，也即殊相與共相的關係。按著一般與特殊關係的理論看，特殊或個體是不可學的，可學者隻是個體所具有的某種性質。例如孟子說，他願學孔子，“他所願學而且能學者，是孔子之是聖人之一方麵。若孔子之其他方麵，如其是魯人，為魯司寇，活七十餘歲等等，皆是不能學底”。同樣，作為一種文化，如西洋文化、現代文化等，按照上述邏輯，它們都是相對的特殊或個體，因此嚴格地說是不能學的。“如所謂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則所謂全盤西化者必須將中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完全變為西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如果如此，則必須中國人俱說洋話，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等等，此是說不通，亦行不通底。”在馮友蘭看來，全盤西化就如同全盤學孔子一樣，是把一個個體或一個特殊的文化當作一種普遍的（“共相”）文化來學習，這是絕對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到，則所學者與被學者變成了一個同一，一般人變成孔子，中國人變成洋人，這在邏輯上是相悖的。由此他認為：
若從類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我們可知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並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種文化的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在其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若從類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則我們亦可知我們近百年來所以到處吃虧者，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亦並不是一特殊底中國文化，而是某一種文化之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我們亦可以說，可以指出，於此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文化類型”說的提出，使馮友蘭的文化觀又在“文化古今”說的基礎上深化一步。而這兩種說法，或對東西文化的兩種解釋，對於馮友蘭來說，幾乎是同時提出的。也就是說，相應於“文化古今”說的“時代差異”論與相應於“文化類型”說的“社會差異”論，都是在30年代中後期形成的，隻是前者略早於後者而已。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馮友蘭對於30年代中期所展開的“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的思想痕跡。馮友蘭是在仔細研究了“全盤西化”論和“本位文化”論的觀點之後，才提出了“文化類型”說的。他認為，必須把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作為某種文化“類型”，才能確定何者當取，何者當去。從這一意義上說，“所謂西洋文化是代表工業文化之類型的，則其中分子，凡與工業文化有關者，都是相幹的，其餘，都是不相幹的。如果我們要學，則所要學者是工業化，不是西洋化。如耶穌教，我們就看出它是與工業化無幹的，即不必要學了”。這就是說，從類的觀點看，西洋文化雖然有許多特征，但其中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它的工業化。因此西洋文化是代表工業文化類型的，而中國文化則是代表農業文化類型的。
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形象地說，即城裏與鄉下的區別。“在現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歐等處是城裏，這些地方底人是城裏人。其餘別底地方大部分是鄉下，別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鄉下人。”在馮友蘭看來，英美及西歐等國家之所以富強發達，“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之所以貧弱愚昧，也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馮友蘭認為，城裏與鄉下的區別並不是命定的，也不是絕對的，說“賈府的雞蛋天然地比劉家的雞蛋精致小巧”，“這看法完全是錯誤的”。馮友蘭引用馬克思的話說：
有一位名公說了一句最精警底話，他說：工業革命的結果使鄉下靠城裏，使東方靠西方。鄉下本來靠城裏，不過在工業革命後鄉下尤靠城裏。在工業革命後，西方成了城裏，東方成了鄉下。鄉下既靠城裏，所以東方亦靠西方。
這就是說，城裏與鄉下的區別是曆史的產物，更是經濟發展的產物。馮友蘭此時公開引征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並把東西文化的差別歸結為生產方式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馮友蘭自30年代中期以後，馬克思經濟史觀對他的影響。正因為這樣，他並沒有停止在東方與西方，城裏與鄉下這些形象的比喻上，他進一步論證了英美及西歐等國所以能夠取得城裏人的地位，是因為在經濟上它們先有了一個大改革。他說：
這個大改革即所謂產業革命。這個革命使它們舍棄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脫離了以家為本位底經濟製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它們用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經濟製度。這個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會革命。
正是由於西方有這樣一個“大改革”，才打破了它原有的“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式，從而也使它的文化擺脫了“以等級製度為中心之文化”。因此，說到底，在馮友蘭看來，所謂“產業革命”，即是實現生產方式的改變，也就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替代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生產方式的改變，又決定了社會製度的改變，所謂“產業革命”即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製度，替代以家為本位底生產製度”。這樣一來，也就實現了不同文化類型的轉變，即由“生產家庭化底文化”轉化為“生產社會化底文化”。也就是說，不同的文化類型，是由“產業革命”或工業化所造成的不同的社會類型決定的，因此東西文化的差別，說到底，又是不同社會類型的差異。“在民初，中國在經濟方麵，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經濟製度中”，那時，“生產社會化底經濟製度，在中國尚沒有萌芽，至多是尚在萌芽”。這種經濟原因，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仍處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製度”中。因此與西方的差別，是兩種不同社會製度或兩種不同社會性質的差別。馮友蘭在晚年回憶時，即充分肯定了這種“社會差異”論的文化觀，乃是建立在“產業革命”基礎上的。他說：
我在當時創造了兩個名詞，說當時西方的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當時的中國是“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它們（西方）原來也是“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後來先進入了“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因為有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就是工業化。
用“社會差異”論或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來解釋文化差別，是馮友蘭文化觀的第三個階段。同時也是馮友蘭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理論來解釋文化曆史成因和不同曆史文化差異的初步嚐試。這種觀點，既反映了馮友蘭在文化理論方麵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認同，也反映了他在三四十年代對中國前途的擔心和對未來中國文化的關懷。在他看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強盛和中國文化的複興，“唯一底辦法，即是亦有這種底產業革命”。
§§第八章 一部被譯成十種語言的書
馮友蘭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深刻的。因為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還是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從特殊的觀點看事物，就無法區分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偶然的，那就勢必把飛機大炮與狐步跳舞，甚至把民主自由與性解放同時吸收過來。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在理論上就必須分清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偶然的，然後才能決定去取。由此，馮友蘭提出“類”的觀點。他說：“我們可從特殊的觀點，以說文化，亦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如我們說，西洋文化，中國文化等，此是從個體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特殊底文化。我們說資本主義底文化，社會主義底文化等，此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文化之類。講個體底文化是曆史，講文化之類是科學。”從類的觀點講文化，“古今之分”或近代及現代文化“亦是個特殊，不是個類型”。
西洋文化或近代文化，若從類的觀點看，都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在馮友蘭看來，“一個個體，是一個特殊，它是不可學底”。因為“凡所謂學某個體者，其實並不是學某個體，不過是學某個體之某方麵，學某個體所以屬於某類之某性”。“某類之某性”相對於“個體”來說，它是從特殊中抽取出來的“一般”或“共相”。因此，個體與個體之性的關係，即特殊與一般的關係，也即殊相與共相的關係。按著一般與特殊關係的理論看，特殊或個體是不可學的，可學者隻是個體所具有的某種性質。例如孟子說，他願學孔子，“他所願學而且能學者，是孔子之是聖人之一方麵。若孔子之其他方麵，如其是魯人，為魯司寇，活七十餘歲等等，皆是不能學底”。同樣，作為一種文化，如西洋文化、現代文化等，按照上述邏輯，它們都是相對的特殊或個體，因此嚴格地說是不能學的。“如所謂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則所謂全盤西化者必須將中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完全變為西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如果如此，則必須中國人俱說洋話，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等等，此是說不通，亦行不通底。”在馮友蘭看來，全盤西化就如同全盤學孔子一樣，是把一個個體或一個特殊的文化當作一種普遍的（“共相”）文化來學習，這是絕對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到，則所學者與被學者變成了一個同一，一般人變成孔子，中國人變成洋人，這在邏輯上是相悖的。由此他認為：
若從類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我們可知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並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種文化的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在其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若從類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則我們亦可知我們近百年來所以到處吃虧者，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於此我們所要注意者，亦並不是一特殊底中國文化，而是某一種文化之類型。從此類型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我們亦可以說，可以指出，於此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文化類型”說的提出，使馮友蘭的文化觀又在“文化古今”說的基礎上深化一步。而這兩種說法，或對東西文化的兩種解釋，對於馮友蘭來說，幾乎是同時提出的。也就是說，相應於“文化古今”說的“時代差異”論與相應於“文化類型”說的“社會差異”論，都是在30年代中後期形成的，隻是前者略早於後者而已。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馮友蘭對於30年代中期所展開的“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的思想痕跡。馮友蘭是在仔細研究了“全盤西化”論和“本位文化”論的觀點之後，才提出了“文化類型”說的。他認為，必須把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作為某種文化“類型”，才能確定何者當取，何者當去。從這一意義上說，“所謂西洋文化是代表工業文化之類型的，則其中分子，凡與工業文化有關者，都是相幹的，其餘，都是不相幹的。如果我們要學，則所要學者是工業化，不是西洋化。如耶穌教，我們就看出它是與工業化無幹的，即不必要學了”。這就是說，從類的觀點看，西洋文化雖然有許多特征，但其中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它的工業化。因此西洋文化是代表工業文化類型的，而中國文化則是代表農業文化類型的。
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形象地說，即城裏與鄉下的區別。“在現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歐等處是城裏，這些地方底人是城裏人。其餘別底地方大部分是鄉下，別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鄉下人。”在馮友蘭看來，英美及西歐等國家之所以富強發達，“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裏人”；中國之所以貧弱愚昧，也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馮友蘭認為，城裏與鄉下的區別並不是命定的，也不是絕對的，說“賈府的雞蛋天然地比劉家的雞蛋精致小巧”，“這看法完全是錯誤的”。馮友蘭引用馬克思的話說：
有一位名公說了一句最精警底話，他說：工業革命的結果使鄉下靠城裏，使東方靠西方。鄉下本來靠城裏，不過在工業革命後鄉下尤靠城裏。在工業革命後，西方成了城裏，東方成了鄉下。鄉下既靠城裏，所以東方亦靠西方。
這就是說，城裏與鄉下的區別是曆史的產物，更是經濟發展的產物。馮友蘭此時公開引征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並把東西文化的差別歸結為生產方式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馮友蘭自30年代中期以後，馬克思經濟史觀對他的影響。正因為這樣，他並沒有停止在東方與西方，城裏與鄉下這些形象的比喻上，他進一步論證了英美及西歐等國所以能夠取得城裏人的地位，是因為在經濟上它們先有了一個大改革。他說：
這個大改革即所謂產業革命。這個革命使它們舍棄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脫離了以家為本位底經濟製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它們用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經濟製度。這個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會革命。
正是由於西方有這樣一個“大改革”，才打破了它原有的“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式，從而也使它的文化擺脫了“以等級製度為中心之文化”。因此，說到底，在馮友蘭看來，所謂“產業革命”，即是實現生產方式的改變，也就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替代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生產方式的改變，又決定了社會製度的改變，所謂“產業革命”即是“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製度，替代以家為本位底生產製度”。這樣一來，也就實現了不同文化類型的轉變，即由“生產家庭化底文化”轉化為“生產社會化底文化”。也就是說，不同的文化類型，是由“產業革命”或工業化所造成的不同的社會類型決定的，因此東西文化的差別，說到底，又是不同社會類型的差異。“在民初，中國在經濟方麵，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經濟製度中”，那時，“生產社會化底經濟製度，在中國尚沒有萌芽，至多是尚在萌芽”。這種經濟原因，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仍處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製度”中。因此與西方的差別，是兩種不同社會製度或兩種不同社會性質的差別。馮友蘭在晚年回憶時，即充分肯定了這種“社會差異”論的文化觀，乃是建立在“產業革命”基礎上的。他說：
我在當時創造了兩個名詞，說當時西方的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當時的中國是“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它們（西方）原來也是“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後來先進入了“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因為有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就是工業化。
用“社會差異”論或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來解釋文化差別，是馮友蘭文化觀的第三個階段。同時也是馮友蘭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理論來解釋文化曆史成因和不同曆史文化差異的初步嚐試。這種觀點，既反映了馮友蘭在文化理論方麵向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認同，也反映了他在三四十年代對中國前途的擔心和對未來中國文化的關懷。在他看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強盛和中國文化的複興，“唯一底辦法，即是亦有這種底產業革命”。
§§第八章 一部被譯成十種語言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