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古今”說與“時代差異”論
用曆史時代來解釋中西文化的差別，是馮友蘭文化觀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的出現，標誌著馮友蘭的文化觀開始擺脫五四時期的一般討論。對此，馮友蘭於1982年在美國接受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的儀式上的答詞中曾有一個總結：“1922年我向哲學係討論會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為《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我在這篇論文中主張文化的差別就是東方、西方的差別。這實際上是當時流行的見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學史，就發現這種流行的見解並不對。我發現，向來認為是東方哲學的東西在西方哲學史裏也有，向來認為是西方哲學的東西在東方哲學史裏也有。我發現人類有共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問題。這個看法後來就成為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論題。”馮友蘭的博士論文於1924年在上海出版，其中的思想，實際上早在其撰寫論文時即已形成。也就是說，當馮友蘭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即已發現自己以前的一些“見解並不對”。因此可以說，馮友蘭文化觀的第一階段，似乎隻有很短的時間。大致從1920年訪問泰戈爾起，至1923年博士論文的完成，前後不過兩年多的時間。
馮友蘭的博士論文於1924年以英文發表時，題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於1926年用中文發表時，改題為《人生哲學》，並加《一種人生觀》作為最後兩章。從總體上看，它是一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著作，其中對中西文化問題則很少直接述及。故馮友蘭在晚年回顧時說：“這部書雖然否定了對於不同文化矛盾衝突的流行的解釋，但是也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來代替它。”也就是說，馮友蘭文化觀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變，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其中盡管在有些地方，提出了“一般人所說之西方文化，實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但對此並沒有展開論述。因此隻能說，20年代中期《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發表，是馮友蘭文化觀發展的第二階段的開始，而不能說該文的發表是標誌其文化觀從“東西”向“古今”轉變的完成。
馮友蘭文化觀第二階段的完成，至少應以30年代中期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及《秦漢曆史哲學》等著作和文章的發表為標誌。對此，馮友蘭自己也有明確的說明。他認為，20年代的《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來代替當時流行的看法，“這種新的解釋卻蘊含在我後來的著作《中國哲學史》裏。……這部書沒有按照傳統的方法把曆史劃分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個時代，而代之以另一種分法，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兩個時代，即子學時代，經學時代……這部書斷言：嚴格地說，在中國還未曾有過近代哲學，但是一旦中國實現了近代化，就會有近代中國哲學。這個論斷含蓄地指明，所謂東西文化的差別，實際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別”。這段話雖然是馮友蘭在晚年總結自己思想發展變化曆程時所概括的，但它確實可以在30年代中期的許多文章中找到證明。譬如他在《中國哲學史》下卷中說：
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麵，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麵不如西洋，蓋中國曆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麵，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謂東西文化之不同，在許多點上，實即中古文化與近古文化之差異。
《中國哲學史》下卷於1934年初版。這說明在30年代中期，馮友蘭對東西文化的差異，已經提出了一種有別於20年代的新的解釋，這種新的解釋即“時代差異”論。馮友蘭認為，中西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別，其根本的原因並不是20年代或五四時期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什麽地理環境或地理區域等空間性因素。在馮友蘭看來，人類文化不僅有其起源的問題，而且有其發展變化的曆史。其發展變化的曆史，從文化學的角度看，是一種文化的時間性或時代性。它表現為文化的發展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時期和文化階段。在這種文化的連續性的發展中，實質上存在著時間的前後次序。其具體表現，則是中古文化必定是由上古文化發展而來；同樣，近古文化也必定是由中古文化發展而來。正是由於文化的連續性所表現出來的時間次序，所以才有文化的時代性的差別。從這種認識的角度看中西文化，馮友蘭認為，中西文化的差別即是時代性的不同。也就是說，西方文化是“近古”文化，而中國文化卻仍處於“中古”時期。由於在時間上相差整整一個時代，所以“中國在許多方麵，不如西洋”。
馮友蘭在30年代中期以前所撰寫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即是以上述“時代差異”論的觀點，把幾千年的中國哲學發展的曆史劃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兩個時期。這種劃分，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是強調“中國實隻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按著這種“時代差異”論的看法，中國在許多方麵所以落後於西方，其中包括“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等問題，就可以得到一種與20年代完全不同的解釋。
除了《中國哲學史》下卷對東西文化差異作了時代差異的解釋外，馮友蘭於30年代中期寫的一些文章中，幾乎都貫穿了這樣的思想。馮友蘭自己也總結說，30年代中期，以《秦漢曆史哲學》為代表，表明馮友蘭思想的轉變，其中包括文化觀的轉變。如他說：
我抄過來了這篇文章（指《秦漢曆史哲學》）的大部分，因為這篇文章是我於1933-1934年在歐洲的所見所聞的理論的結論，標誌著我的思想上的轉變，認識到所謂東西之分，不過是古今之異。
因此可以說，“時代差異”論的文化觀點，其正式形成應在30年代中期。它是在馮友蘭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後產生的，特別是30年代初，馮友蘭的歐洲之行，使他有機會對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作實際的考察與比較，從而得出上述結論。他說：
在三十年代，我到歐洲休假，看了些歐洲的封建時代的遺跡，大開眼界。我確切認識到，現代的歐洲是封建歐洲的轉化和發展，美國是歐洲的延長和發展。歐洲的封建時代，跟過去的中國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異。至於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應該說是近代化。
馮友蘭對歐洲的實際考察，使他“確切”認識到“現代的歐洲是封建歐洲的轉化和發展”；而歐洲的封建時代又與中國的許多事物是相同的。這就進一步加深了馮友蘭對東西文化差異的理解，“不是一個東西的問題，而是一個古今的問題”。因為歐洲已從古代發展到近代，所以其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實際上是指近代化。這樣，馮友蘭的文化觀不僅由“東西”論轉變到“古今”論，而且由時代差異的思想出發，正式提出了“近代文化”與“近代化”的觀念。
文化觀上的“時代差異”論的提出，反映了馮友蘭學術思想所涵有的深沉的曆史感和時代感。同時也是他對文化問題所作出的清晰的邏輯分析，這種分析和結論，明顯地超出了他同時代人的水平。從30年代初期至中期，馮友蘭一直持這種“時代差異”論的觀點以解釋東西文化，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事論》的發表，又提出了文化觀上的“社會差異”論或“社會類型”說，從而使馮友蘭的文化觀又深入一步。但此時，馮友蘭也沒有放棄“時代差異”論的看法；相反，在《新事論》中，他進一步肯定了這種說法。他說：
有一比較清楚底說法，持此說法者說，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者，實是指近代或現代文化。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或現代底。
這裏，顯然是加入了價值判斷，即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優越，正在於它是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而不在於它是西方的。因為近代或現代文化乃是古代文化的延伸與發展，因此它相對於古代文化來說，具有曆史的進步性，此即其所以為優越的根本原因。就此，他批評那些單純以物質文明區分東西文化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古今之分”的思想。他說：
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但汽車亦並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異。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是通得多。……從前人常說我們要西洋化，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上底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個覺悟是很大底。
有汽車與無汽車，隻是時代的不同，而非中西的不同。這裏，馮友蘭明確地把人類的器物的製造等物質文明的發展與人類曆史的演進聯係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曆史的產物。這樣，“古今之分”的文化觀便與曆史是進步的曆史觀統一起來。用曆史的發展解釋文化的發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也就是說，近代以來，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不在於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而在於中國文化的時代性。與西方相比，我們落後了整整一個時代。因此，要趕上西方，不是從根本上拋棄我們的民族文化，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改造它，使它趕上時代的發展，此即“古今之分”的文化觀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在這一結論中，既隱含著對“全盤西化”論的否定；同時，用曆史的發展解釋文化的發展，再前進一步，便必然走上用物質生產或經濟原因解釋文化發展的道路。
馮友蘭的博士論文於1924年以英文發表時，題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於1926年用中文發表時，改題為《人生哲學》，並加《一種人生觀》作為最後兩章。從總體上看，它是一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著作，其中對中西文化問題則很少直接述及。故馮友蘭在晚年回顧時說：“這部書雖然否定了對於不同文化矛盾衝突的流行的解釋，但是也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來代替它。”也就是說，馮友蘭文化觀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變，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其中盡管在有些地方，提出了“一般人所說之西方文化，實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但對此並沒有展開論述。因此隻能說，20年代中期《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發表，是馮友蘭文化觀發展的第二階段的開始，而不能說該文的發表是標誌其文化觀從“東西”向“古今”轉變的完成。
馮友蘭文化觀第二階段的完成，至少應以30年代中期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及《秦漢曆史哲學》等著作和文章的發表為標誌。對此，馮友蘭自己也有明確的說明。他認為，20年代的《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沒有提出新的解釋”來代替當時流行的看法，“這種新的解釋卻蘊含在我後來的著作《中國哲學史》裏。……這部書沒有按照傳統的方法把曆史劃分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個時代，而代之以另一種分法，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兩個時代，即子學時代，經學時代……這部書斷言：嚴格地說，在中國還未曾有過近代哲學，但是一旦中國實現了近代化，就會有近代中國哲學。這個論斷含蓄地指明，所謂東西文化的差別，實際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別”。這段話雖然是馮友蘭在晚年總結自己思想發展變化曆程時所概括的，但它確實可以在30年代中期的許多文章中找到證明。譬如他在《中國哲學史》下卷中說：
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麵，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麵不如西洋，蓋中國曆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麵，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謂東西文化之不同，在許多點上，實即中古文化與近古文化之差異。
《中國哲學史》下卷於1934年初版。這說明在30年代中期，馮友蘭對東西文化的差異，已經提出了一種有別於20年代的新的解釋，這種新的解釋即“時代差異”論。馮友蘭認為，中西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別，其根本的原因並不是20年代或五四時期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什麽地理環境或地理區域等空間性因素。在馮友蘭看來，人類文化不僅有其起源的問題，而且有其發展變化的曆史。其發展變化的曆史，從文化學的角度看，是一種文化的時間性或時代性。它表現為文化的發展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時期和文化階段。在這種文化的連續性的發展中，實質上存在著時間的前後次序。其具體表現，則是中古文化必定是由上古文化發展而來；同樣，近古文化也必定是由中古文化發展而來。正是由於文化的連續性所表現出來的時間次序，所以才有文化的時代性的差別。從這種認識的角度看中西文化，馮友蘭認為，中西文化的差別即是時代性的不同。也就是說，西方文化是“近古”文化，而中國文化卻仍處於“中古”時期。由於在時間上相差整整一個時代，所以“中國在許多方麵，不如西洋”。
馮友蘭在30年代中期以前所撰寫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即是以上述“時代差異”論的觀點，把幾千年的中國哲學發展的曆史劃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兩個時期。這種劃分，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是強調“中國實隻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按著這種“時代差異”論的看法，中國在許多方麵所以落後於西方，其中包括“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等問題，就可以得到一種與20年代完全不同的解釋。
除了《中國哲學史》下卷對東西文化差異作了時代差異的解釋外，馮友蘭於30年代中期寫的一些文章中，幾乎都貫穿了這樣的思想。馮友蘭自己也總結說，30年代中期，以《秦漢曆史哲學》為代表，表明馮友蘭思想的轉變，其中包括文化觀的轉變。如他說：
我抄過來了這篇文章（指《秦漢曆史哲學》）的大部分，因為這篇文章是我於1933-1934年在歐洲的所見所聞的理論的結論，標誌著我的思想上的轉變，認識到所謂東西之分，不過是古今之異。
因此可以說，“時代差異”論的文化觀點，其正式形成應在30年代中期。它是在馮友蘭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後產生的，特別是30年代初，馮友蘭的歐洲之行，使他有機會對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作實際的考察與比較，從而得出上述結論。他說：
在三十年代，我到歐洲休假，看了些歐洲的封建時代的遺跡，大開眼界。我確切認識到，現代的歐洲是封建歐洲的轉化和發展，美國是歐洲的延長和發展。歐洲的封建時代，跟過去的中國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異。至於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應該說是近代化。
馮友蘭對歐洲的實際考察，使他“確切”認識到“現代的歐洲是封建歐洲的轉化和發展”；而歐洲的封建時代又與中國的許多事物是相同的。這就進一步加深了馮友蘭對東西文化差異的理解，“不是一個東西的問題，而是一個古今的問題”。因為歐洲已從古代發展到近代，所以其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實際上是指近代化。這樣，馮友蘭的文化觀不僅由“東西”論轉變到“古今”論，而且由時代差異的思想出發，正式提出了“近代文化”與“近代化”的觀念。
文化觀上的“時代差異”論的提出，反映了馮友蘭學術思想所涵有的深沉的曆史感和時代感。同時也是他對文化問題所作出的清晰的邏輯分析，這種分析和結論，明顯地超出了他同時代人的水平。從30年代初期至中期，馮友蘭一直持這種“時代差異”論的觀點以解釋東西文化，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事論》的發表，又提出了文化觀上的“社會差異”論或“社會類型”說，從而使馮友蘭的文化觀又深入一步。但此時，馮友蘭也沒有放棄“時代差異”論的看法；相反，在《新事論》中，他進一步肯定了這種說法。他說：
有一比較清楚底說法，持此說法者說，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者，實是指近代或現代文化。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或現代底。
這裏，顯然是加入了價值判斷，即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優越，正在於它是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而不在於它是西方的。因為近代或現代文化乃是古代文化的延伸與發展，因此它相對於古代文化來說，具有曆史的進步性，此即其所以為優越的根本原因。就此，他批評那些單純以物質文明區分東西文化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古今之分”的思想。他說：
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但汽車亦並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異。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謂西洋文化，是通得多。……從前人常說我們要西洋化，現在人常說我們要近代化或現代化。這並不是專是名詞上改變，這表示近來人的一種見解上底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來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個覺悟是很大底。
有汽車與無汽車，隻是時代的不同，而非中西的不同。這裏，馮友蘭明確地把人類的器物的製造等物質文明的發展與人類曆史的演進聯係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曆史的產物。這樣，“古今之分”的文化觀便與曆史是進步的曆史觀統一起來。用曆史的發展解釋文化的發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也就是說，近代以來，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不在於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而在於中國文化的時代性。與西方相比，我們落後了整整一個時代。因此，要趕上西方，不是從根本上拋棄我們的民族文化，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改造它，使它趕上時代的發展，此即“古今之分”的文化觀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在這一結論中，既隱含著對“全盤西化”論的否定；同時，用曆史的發展解釋文化的發展，再前進一步，便必然走上用物質生產或經濟原因解釋文化發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