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民族戰爭與民族哲學
抗日戰爭時期，馮友蘭相繼發表了《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書，他統稱之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簡稱“貞元六書”。這六部書代表了馮友蘭的全部哲學思想。這不僅是構成他的“新理學”體係的基本核心內容，同時也集中反映或表達了馮友蘭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
也就是說，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領土，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馮友蘭所能做的，就是為中華民族尋找精神武器，“以促使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團結”。從1931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時起，馮友蘭便對民族哲學作了許多思考，因此抗戰也就成了他的哲學創作的基本動力。馮友蘭在回顧《新理學》的寫作過程時認為：“從具體到抽象，是《新理學》等書的準備條件。有條件而沒有動力還是不行，還得有動力。上麵所說的我對於哲學創作的興趣是一種動力，但主要的動力還是抗戰。”
1931年4月，馮友蘭辭去了代理清華校務及代理文學院長職。但“九·一八”事變後，他被推舉為“清華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主席。在此任上，馮友蘭代表清華教職員及清華教授會主持並起草了一係列鼓勵前線將士抗戰及敦促政府抗戰的電報，文告等。如《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致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電》、《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致十九路軍將士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告同學書》、《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致國民政府電》等等。這就是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馮友蘭便十分關心戰事，關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他主持起草的電報、文告中，完全可以反映他當時對抗戰的關切。十九路軍在淞滬禦敵，他感到振奮；錦州淪陷，他感到悲傷；聞滬戰有妥協之說，他感到憤慨；熱河失守，他又在震驚之餘，“考其致敗之由”，甚至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當時的政府和主持軍事的蔣介石。如在熱河失守後，馮友蘭代表清華教授會起草了致國民政府電，電文中稱：
熱河失守，薄海震驚。考其致敗之由，尤為痛心。……此次失敗，關係重大，中央地方，均應負責，決非懲辦一二人員，即可敷衍了事。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負全國軍事之責，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長，親往視察，不及早補救；似均應予以嚴重警戒，以整紀綱，而明責任。鈞府諸公，總攬全局，亦應深自引咎，亟圖挽回，否則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設想者。
這樣的電文，一方麵反映清華教授會及馮友蘭對抗戰的關心，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另一方麵也可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尚有勇氣批評政府，甚至批評蔣介石。對馮友蘭來說，這種對政府及有關人士的批評以及這種對時局的看法，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的前途問題。正因如此，才能“罔識忌諱，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此亦正如《新原人·自序》所說，“世變方亟，所見日新，當隨盡所欲言”。
由此可知，馮友蘭著“貞元六書”，其一方麵的動力即來自抗戰，也即來自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對此，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自序》也可說明這一點。1933年6月，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卷完成。在上、下兩卷重新印行時，正值日寇大舉侵犯我東北，在先後占領東三省的同時，又窺伺華北、華東及上海等地。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華既已開始，故都北平即在危急之中。馮友蘭在自序中深有感慨，他說：
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人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馮友蘭在寫這篇序時，雖然離全麵抗戰的1937年還有三年多的時間，但我們從上麵的文字中，已經看到馮友蘭對當時時局的發展已有所預見，因此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已不抱任何幻想，並且援引屈原《招魂》中的話，開始想到如何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為中華民族即將開始的患難提供幫助。
“魂兮歸來哀江南”是《楚辭·招魂》中的最後一句。巫陽亦《招魂》中的神話人物。據《招魂》說：“上帝告訴巫陽說：‘有人在下麵，我想輔助他。他的魂魄離散，你必須用筮占出來還給他，恐怕遲了他會謝世，不能再用。’巫陽於是下來招魂說：‘魂兮歸來……’”屈原的《招魂》，正是在楚國內憂外患、形勢危急的時候寫的。當時楚懷王被係於秦而不得返，楚國麵臨強秦的軍事威脅。屈原“睠顧楚國，心係懷王”，借助神話與想象，於是有了上帝命令巫陽下來為王招魂的故事。馮友蘭借助“巫陽招魂”的典故，希望自己的書也能像巫陽一樣，起到為國家、民族“招魂”的作用。這就是上文所說：“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有人會以為，馮友蘭以自己的著作比巫陽之下招，是不是誇大了自己的作用？我們認為，這恰恰反映了馮友蘭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曆史責任感。這也正如馮友蘭自己所說：
我習慣於從民族的觀點了解周圍的事物，在抗戰時期，本來是中日兩國的民族鬥爭占首要地位，這就更加強了我的民族觀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正統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偉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洋洋大國，居於領先的地位，也必能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
在民族戰爭的緊急關頭，隻有用民族的觀點，才能更廣泛地動員群眾。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民族戰爭是如此，民族的統一也是如此，將來民族的富強與複興更需如此。也就是說，民族觀點乃是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講話，它所代表的範圍是民族的而非階級的，是曆史的而非政治的，是文化的而非意識形態的。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分，其原因即在於：民族觀點的對象或其載體，從整體上說，不僅有共同的哲學與文化背景，而且有共同的種族與語言背景。正因為有這許多共同點，所以馮友蘭認為，“民族哲學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滿足”，而這種“公同底情感上底滿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團結”。因為在馮友蘭看來，“某民族的大哲學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麵底領導者。某民族的人，見了這些領導者的名字，接觸了他們的思想，自然有許多情感上底聯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滿足及精神上底團結”。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說，馮友蘭的“貞元六書”是在民族戰爭的曆史背景下所產生的民族哲學。它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
正因為如此，馮友蘭對抗戰的勝利充滿信心。這種信心可以從他對自己的“貞元六書”或“貞元之際所著書”所作的解釋中看出。他說：
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複興的時期：當時我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曆史上有過晉、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複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
又說：
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複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
“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辭曰：“乾：元亨利貞。”後來易學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貞”解釋為一年四季的循環。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貞代表冬。“貞下起元”或“貞元之際”即表示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即將來臨。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來說，“貞下起元”即意味著困難即將過去，勝利即將到來，此即“我國家民族複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所以“貞元六書”的提法，正是表達了馮友蘭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宏偉誌願以及在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個人努力；同時也充分表達了馮友蘭對抗戰所抱持的必勝的信念和他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馮友蘭看來，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複興事業有所幫助，莫過於把自己的所長貢獻出來。他說：“在當時希望對於抗戰有所貢獻的人，隻能用他所已經掌握的武器。”而當時馮友蘭所掌握的武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接近於程、朱道學的那套思想，於是就拿起來作為武器，搞了‘接著講’的那一套”。中國哲學史與邏輯分析都是馮友蘭之所長。於是，在40年代，馮友蘭的哲學創作便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以“貞元六書”為中心，以《新理學》為基礎的“新理學”體係。這是馮友蘭對“貞下起元之時”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貢獻。
“貞元六書”是馮友蘭哲學創作中的精心得意之作，也是他整個哲學創作的高峰。在“貞元六書”中，馮友蘭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曆史使命感。他不僅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而且對於中華民族的哲學智慧，對於造就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也同樣充滿信心。這正如他在《新事論》一書的結語中所說：“真正底‘中國’人已造就成過去底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麵，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
也就是說，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領土，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馮友蘭所能做的，就是為中華民族尋找精神武器，“以促使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團結”。從1931年日本侵占我國東北時起，馮友蘭便對民族哲學作了許多思考，因此抗戰也就成了他的哲學創作的基本動力。馮友蘭在回顧《新理學》的寫作過程時認為：“從具體到抽象，是《新理學》等書的準備條件。有條件而沒有動力還是不行，還得有動力。上麵所說的我對於哲學創作的興趣是一種動力，但主要的動力還是抗戰。”
1931年4月，馮友蘭辭去了代理清華校務及代理文學院長職。但“九·一八”事變後，他被推舉為“清華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主席。在此任上，馮友蘭代表清華教職員及清華教授會主持並起草了一係列鼓勵前線將士抗戰及敦促政府抗戰的電報，文告等。如《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致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電》、《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致十九路軍將士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告同學書》、《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致國民政府電》等等。這就是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馮友蘭便十分關心戰事，關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他主持起草的電報、文告中，完全可以反映他當時對抗戰的關切。十九路軍在淞滬禦敵，他感到振奮；錦州淪陷，他感到悲傷；聞滬戰有妥協之說，他感到憤慨；熱河失守，他又在震驚之餘，“考其致敗之由”，甚至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當時的政府和主持軍事的蔣介石。如在熱河失守後，馮友蘭代表清華教授會起草了致國民政府電，電文中稱：
熱河失守，薄海震驚。考其致敗之由，尤為痛心。……此次失敗，關係重大，中央地方，均應負責，決非懲辦一二人員，即可敷衍了事。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負全國軍事之責，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長，親往視察，不及早補救；似均應予以嚴重警戒，以整紀綱，而明責任。鈞府諸公，總攬全局，亦應深自引咎，亟圖挽回，否則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設想者。
這樣的電文，一方麵反映清華教授會及馮友蘭對抗戰的關心，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另一方麵也可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尚有勇氣批評政府，甚至批評蔣介石。對馮友蘭來說，這種對政府及有關人士的批評以及這種對時局的看法，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的前途問題。正因如此，才能“罔識忌諱，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此亦正如《新原人·自序》所說，“世變方亟，所見日新，當隨盡所欲言”。
由此可知，馮友蘭著“貞元六書”，其一方麵的動力即來自抗戰，也即來自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對此，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自序》也可說明這一點。1933年6月，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卷完成。在上、下兩卷重新印行時，正值日寇大舉侵犯我東北，在先後占領東三省的同時，又窺伺華北、華東及上海等地。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華既已開始，故都北平即在危急之中。馮友蘭在自序中深有感慨，他說：
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人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馮友蘭在寫這篇序時，雖然離全麵抗戰的1937年還有三年多的時間，但我們從上麵的文字中，已經看到馮友蘭對當時時局的發展已有所預見，因此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已不抱任何幻想，並且援引屈原《招魂》中的話，開始想到如何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為中華民族即將開始的患難提供幫助。
“魂兮歸來哀江南”是《楚辭·招魂》中的最後一句。巫陽亦《招魂》中的神話人物。據《招魂》說：“上帝告訴巫陽說：‘有人在下麵，我想輔助他。他的魂魄離散，你必須用筮占出來還給他，恐怕遲了他會謝世，不能再用。’巫陽於是下來招魂說：‘魂兮歸來……’”屈原的《招魂》，正是在楚國內憂外患、形勢危急的時候寫的。當時楚懷王被係於秦而不得返，楚國麵臨強秦的軍事威脅。屈原“睠顧楚國，心係懷王”，借助神話與想象，於是有了上帝命令巫陽下來為王招魂的故事。馮友蘭借助“巫陽招魂”的典故，希望自己的書也能像巫陽一樣，起到為國家、民族“招魂”的作用。這就是上文所說：“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有人會以為，馮友蘭以自己的著作比巫陽之下招，是不是誇大了自己的作用？我們認為，這恰恰反映了馮友蘭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曆史責任感。這也正如馮友蘭自己所說：
我習慣於從民族的觀點了解周圍的事物，在抗戰時期，本來是中日兩國的民族鬥爭占首要地位，這就更加強了我的民族觀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正統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偉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洋洋大國，居於領先的地位，也必能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
在民族戰爭的緊急關頭，隻有用民族的觀點，才能更廣泛地動員群眾。在中國曆史上，不僅民族戰爭是如此，民族的統一也是如此，將來民族的富強與複興更需如此。也就是說，民族觀點乃是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講話，它所代表的範圍是民族的而非階級的，是曆史的而非政治的，是文化的而非意識形態的。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分，其原因即在於：民族觀點的對象或其載體，從整體上說，不僅有共同的哲學與文化背景，而且有共同的種族與語言背景。正因為有這許多共同點，所以馮友蘭認為，“民族哲學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滿足”，而這種“公同底情感上底滿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團結”。因為在馮友蘭看來，“某民族的大哲學家，往往是某民族的精神方麵底領導者。某民族的人，見了這些領導者的名字，接觸了他們的思想，自然有許多情感上底聯想，因之而有情感上底滿足及精神上底團結”。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說，馮友蘭的“貞元六書”是在民族戰爭的曆史背景下所產生的民族哲學。它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複舊物，出現中興”。
正因為如此，馮友蘭對抗戰的勝利充滿信心。這種信心可以從他對自己的“貞元六書”或“貞元之際所著書”所作的解釋中看出。他說：
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複興的時期：當時我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曆史上有過晉、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複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
又說：
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複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
“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辭曰：“乾：元亨利貞。”後來易學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貞”解釋為一年四季的循環。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貞代表冬。“貞下起元”或“貞元之際”即表示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即將來臨。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來說，“貞下起元”即意味著困難即將過去，勝利即將到來，此即“我國家民族複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所以“貞元六書”的提法，正是表達了馮友蘭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宏偉誌願以及在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個人努力；同時也充分表達了馮友蘭對抗戰所抱持的必勝的信念和他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馮友蘭看來，一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複興事業有所幫助，莫過於把自己的所長貢獻出來。他說：“在當時希望對於抗戰有所貢獻的人，隻能用他所已經掌握的武器。”而當時馮友蘭所掌握的武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接近於程、朱道學的那套思想，於是就拿起來作為武器，搞了‘接著講’的那一套”。中國哲學史與邏輯分析都是馮友蘭之所長。於是，在40年代，馮友蘭的哲學創作便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以“貞元六書”為中心，以《新理學》為基礎的“新理學”體係。這是馮友蘭對“貞下起元之時”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貢獻。
“貞元六書”是馮友蘭哲學創作中的精心得意之作，也是他整個哲學創作的高峰。在“貞元六書”中，馮友蘭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曆史使命感。他不僅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而且對於中華民族的哲學智慧，對於造就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也同樣充滿信心。這正如他在《新事論》一書的結語中所說：“真正底‘中國’人已造就成過去底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麵，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