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童年與家世
1895年12月4日，馮友蘭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之家。他的故鄉——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就坐落在漢江的一條小支流——唐河——的東部，是一個風光秀麗的小鎮。這條哺育著未來哲學家的小河，像流經中國廣袤土地上的千千萬萬條小河一樣，靜靜地流淌，默默地奉獻，以其無私的胸懷滋潤著它周圍的土地，養育著它智慧的兒女。唐河源出河南方城縣西北，向南流經青台、沘源，西南經新野至湖北襄陽會白河，入於長江大支脈——漢江。唐河縣即以唐河得名，古屬唐州，位於南陽、泌陽、新野三地之中樞，漢魏以來，曆為文人薈萃之地，嚐有人傑地靈之說。
馮友蘭的祖上並非河南人。“聽家裏傳說，祖上是從山西省高平縣來到唐河縣做小生意的，後來就在唐河縣的祁儀鎮落戶了。”在祁儀鎮馮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畝，三世同堂，人丁興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飯。馮友蘭的祖父名玉文，字聖征，曾去考過秀才，但沒有被錄取，後來就不再應試，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馮玉文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雲異，字鶴亭；次子名台異，字樹侯；三子名漢異，字爽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門學問，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對子女的某種寄托，特別是希望子女在未來人生道路上成才。在馮老先生三個兒子的名字中，都有“異”字，蓋老人希望子女長大後都能成為異於尋常的人。
馮友蘭的父親台異，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緒戊戌（1898年）科進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人成了秀才，雖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進入士林，成為斯文中人，就是說成為知識分子了，以後他在社會中就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如果成為進士，則更進一步，就算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按照這樣的標準，馮友蘭的家族門第，在當時可稱為“書香之家”，把這種門第接下去，即稱為“耕讀傳家”。照封建社會的情況，“耕讀傳家”是以鄉紳地主階層為主的社會中層層係的基本特征。因為上層社會的子弟條件優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讀”便可承襲高官厚祿，而廣大的下層社會的農民，生活艱辛，沒有更多的財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讀書，因此隻能“耕”，不能“讀”。隻有鄉紳地主因財力有餘，其子女讀書入仕的機會比一般農民多得多，因此具備較多的上升流動的條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產或其他原因，脫離中層層係而向下流動，其知識分子往往因此較多地接觸下層民眾，反映到文化上，則可以表現較多的人民性。
馮台異自1898年進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之間的8年中，一直作為仕途上的“候補”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謂“候補”，“就是等著哪一個縣的縣官有了缺，去補那個缺。補上了缺，稱為‘得缺’”。這就是說，“進士”作為科舉中人，可以做官，但不一定做得上官。因為在封建時代，特別是在封建時代的沒落時期，官場的腐敗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定勢”，沒有官場上的後台支持，沒有台前幕後的權錢交易，僅憑自己的學識和才幹，是很難躋身於仕林的。馮台異雖是進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場之外達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張之洞在武昌辦新式教育，開了一所稱作“方言學堂”的外語學校，方謀得一個相當於現在總務長的“會計庶務委員”的職務。這一職務按當時的社會標準，還算不上官，隻能算是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因馮台異在武昌有了固定的差使，9歲的馮友蘭便與胞弟景蘭、胞妹沅君隨母親從唐河老家遷居武昌。這是童年時期的馮友蘭第一次由農村來到城市。熙攘喧鬧的城市對這位未來哲學家的成長一定有著潛在的影響。
馮友蘭隨父母在武昌住了三年，到1907年12歲時，因馮台異仕途“得缺”出任湖北崇陽知縣，馮友蘭又隨父母由武昌遷居崇陽。此次遷居與前次由唐河遷居武昌不同，此次乃其父以一縣之長的身份，坐鎮縣衙，算是正式進入仕途，成為皇權在崇陽一方的代表。幼小的馮友蘭對當時的縣衙做了許多觀察，尤其對衙門的建築格局、體製、衙門的辦公方式等產生了許多具體而形象的認識：縣官的公座公案設置在暖閣中，“暖閣的前邊有兩個高腳架子，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卷，另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包著的盒子。我猜想，這個盒子裏麵應該是印，那個黃布卷裏麵應該是敕。這兩件東西，表示縣官是皇權的代表”。“就我所看見的，大堂上那兩個架子上麵的東西都是空的：那個黃布卷裏麵就是一根木棍，盒子裏也是空的。就是這兩個空的象征，也是等縣官坐大堂的時候才擺出來，以嚇唬人民。”“在每個朝代的末期，政治越來越腐敗，當權的人不知道怎麽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象，而隻是在上麵多加機構，多設管官之官……這是疊床架屋的政治機構造成的結果。”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時代是轉瞬即逝的，然而也是最令人追憶和留戀的。但由於人生旅程的匆忙，人們對童年的回憶往往失之過簡，馮友蘭生前雖然寫了他的“自序”，對其童年生活卻沒有為我們留下太多的材料，我們隻知道，馮友蘭在唐河老家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樸實的農村環境，敦厚的民俗民風，對這位未來哲學家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馮友蘭一生質樸無華，他的活動是內在的，這恰似默默流淌的唐河河水，永不止息地從發源地一直奔向長江大海。
馮友蘭的祖上並非河南人。“聽家裏傳說，祖上是從山西省高平縣來到唐河縣做小生意的，後來就在唐河縣的祁儀鎮落戶了。”在祁儀鎮馮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畝，三世同堂，人丁興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飯。馮友蘭的祖父名玉文，字聖征，曾去考過秀才，但沒有被錄取，後來就不再應試，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馮玉文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雲異，字鶴亭；次子名台異，字樹侯；三子名漢異，字爽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門學問，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對子女的某種寄托，特別是希望子女在未來人生道路上成才。在馮老先生三個兒子的名字中，都有“異”字，蓋老人希望子女長大後都能成為異於尋常的人。
馮友蘭的父親台異，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緒戊戌（1898年）科進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人成了秀才，雖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進入士林，成為斯文中人，就是說成為知識分子了，以後他在社會中就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如果成為進士，則更進一步，就算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按照這樣的標準，馮友蘭的家族門第，在當時可稱為“書香之家”，把這種門第接下去，即稱為“耕讀傳家”。照封建社會的情況，“耕讀傳家”是以鄉紳地主階層為主的社會中層層係的基本特征。因為上層社會的子弟條件優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讀”便可承襲高官厚祿，而廣大的下層社會的農民，生活艱辛，沒有更多的財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讀書，因此隻能“耕”，不能“讀”。隻有鄉紳地主因財力有餘，其子女讀書入仕的機會比一般農民多得多，因此具備較多的上升流動的條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產或其他原因，脫離中層層係而向下流動，其知識分子往往因此較多地接觸下層民眾，反映到文化上，則可以表現較多的人民性。
馮台異自1898年進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之間的8年中，一直作為仕途上的“候補”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謂“候補”，“就是等著哪一個縣的縣官有了缺，去補那個缺。補上了缺，稱為‘得缺’”。這就是說，“進士”作為科舉中人，可以做官，但不一定做得上官。因為在封建時代，特別是在封建時代的沒落時期，官場的腐敗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定勢”，沒有官場上的後台支持，沒有台前幕後的權錢交易，僅憑自己的學識和才幹，是很難躋身於仕林的。馮台異雖是進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場之外達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張之洞在武昌辦新式教育，開了一所稱作“方言學堂”的外語學校，方謀得一個相當於現在總務長的“會計庶務委員”的職務。這一職務按當時的社會標準，還算不上官，隻能算是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因馮台異在武昌有了固定的差使，9歲的馮友蘭便與胞弟景蘭、胞妹沅君隨母親從唐河老家遷居武昌。這是童年時期的馮友蘭第一次由農村來到城市。熙攘喧鬧的城市對這位未來哲學家的成長一定有著潛在的影響。
馮友蘭隨父母在武昌住了三年，到1907年12歲時，因馮台異仕途“得缺”出任湖北崇陽知縣，馮友蘭又隨父母由武昌遷居崇陽。此次遷居與前次由唐河遷居武昌不同，此次乃其父以一縣之長的身份，坐鎮縣衙，算是正式進入仕途，成為皇權在崇陽一方的代表。幼小的馮友蘭對當時的縣衙做了許多觀察，尤其對衙門的建築格局、體製、衙門的辦公方式等產生了許多具體而形象的認識：縣官的公座公案設置在暖閣中，“暖閣的前邊有兩個高腳架子，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卷，另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包著的盒子。我猜想，這個盒子裏麵應該是印，那個黃布卷裏麵應該是敕。這兩件東西，表示縣官是皇權的代表”。“就我所看見的，大堂上那兩個架子上麵的東西都是空的：那個黃布卷裏麵就是一根木棍，盒子裏也是空的。就是這兩個空的象征，也是等縣官坐大堂的時候才擺出來，以嚇唬人民。”“在每個朝代的末期，政治越來越腐敗，當權的人不知道怎麽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象，而隻是在上麵多加機構，多設管官之官……這是疊床架屋的政治機構造成的結果。”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時代是轉瞬即逝的，然而也是最令人追憶和留戀的。但由於人生旅程的匆忙，人們對童年的回憶往往失之過簡，馮友蘭生前雖然寫了他的“自序”，對其童年生活卻沒有為我們留下太多的材料，我們隻知道，馮友蘭在唐河老家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樸實的農村環境，敦厚的民俗民風，對這位未來哲學家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馮友蘭一生質樸無華，他的活動是內在的，這恰似默默流淌的唐河河水，永不止息地從發源地一直奔向長江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