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新舊兼備的啟蒙教育
還是在祁儀鎮的時候，按照馮家大家庭的規矩，男孩從七歲起開始上學接受教育。當時的社會，正處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新社會的曙光尚未出現，舊製度的喪鍾卻不斷地被敲響。這種社會變遷的信息，在長期封建社會浸潤下的中國廣大農村，其傳遞速度是極其緩慢的。因此在農村，舊的傳統仍占據著統治地位。就早期童年的啟蒙教育而言，一般都是在家裏請一位教書先生教孩子讀書，謂之“私塾”。
中國“私塾”的教育傳統，可一直追溯到先秦時代，由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發其端，至漢代得到普遍的發展。《禮記·學記》有明確的記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因此，“私塾”即私學，是私人設立的教學單位，亦可稱“家學”。在19世紀末，舊傳統沒有斷裂的廣大農村，“私塾”的教育方式仍是一種普遍的啟蒙教育形式。馮友蘭自不能例外，從7歲起便在家庭設立的私塾裏接受傳統教育。“在我上學的時候，學生有七八個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們先讀《三字經》，再讀《論語》，接著讀《孟子》，最後讀《大學》和《中庸》。”從此，馮友蘭告別了童年生活，開始了影響其一生的早期啟蒙教育。
《三字經》既押韻又簡潔，讀起來朗朗上口，同時又包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的信息。但《論語》、《孟子》及《大學》、《中庸》就不同了。“四書”的思想性極強，它作為封建時代的普及性教本，既具有深刻的時代內容，又具有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性質。這對於隻有7歲的孩子來說，讀起來可能相當困難。不僅讀，還要背。“一本書必須從頭背到尾，才算讀完，叫作‘包本’。”但馮友蘭在讀“四書”的時候，似乎很順利，沒有感到什麽壓力。因此，“於‘四書’讀完之後，就讀經書，首先讀《詩經》”，讀完《詩經》之後，馮友蘭就隨母親到武昌去了。此時馮友蘭還不足9歲。
在武昌，馮友蘭沒有上附近的小學，“因為父親相信，在學新知識以前，必須先把中文學好。他認為，沒有一個相當好的中文底子，學什麽都不行”。馮台異對兒子的要求，為造就一位未來的哲學史家，奠定了語言文字的堅實基礎。60年代初期，曾有人評價馮友蘭的學術造詣，說他不僅具有哲學係一級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時可以兼具中文及曆史學一級教授的水平。這與馮友蘭早期教育中重視中文有密切關係。
按照家裏規定的讀書順序，讀完《詩經》之後，馮友蘭又讀完了《書經》、《易經》，接著又讀《左傳》。“那時候教小孩們讀經書，無論哪個先生也都是著重讀和背，隻要熟讀了能背就行，本來就是不注重講解的。”何況此時並沒有專業的教書先生，“四書”及《詩》、《書》、《易》、《春秋》四經，都是在父母監督下讀完的。“母親小時候上過幾年學，認識一些字。有些字隻能讀其音，不能解其義”，“遇見母親不認得、念不出來的字，就記下來，等父親晚上回來再教”。可見，馮友蘭接受的傳統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內部完成的，尤其是在母親的關懷下，循序漸進，從未間斷，從而為這位未來的哲學家鋪墊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
馮友蘭隨父母在武昌住了3年。1907年馮友蘭12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出任湖北省崇陽知縣，這時才有了正式聘請的教書先生。因經書讀過了，於是從教讀師爺讀古文。讀本是吳汝綸選編的《桐城吳氏古文讀本》，其中包括《過秦論》等曆史名篇。這些古文對已經讀了“四書”、“五經”（《三鬆堂自序》中未談到讀《禮》，因此實際上是讀了“四經”）的馮友蘭來說，自然顯得容易，但要讀懂也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讀古文雖然還不能全懂，但是比經書容易懂多了。並且有聲調，有氣勢，讀起來覺得很有意思。”讀古書一旦覺得有意思，就說明讀進去了，否則會味同嚼蠟。
“積財千萬，無過讀書”，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家庭恪守的信條。但對於學童來說，並不能認識和了解讀書的目的，覺悟讀書的深義。中國的舊式教育，誠然多以熟讀硬記為手段，以博取功名為宗旨，但它在孩童幼小的心靈裏開啟了智慧的殿堂，培養了讀書的情趣。馮友蘭童年、少年時代的讀書，使“四書”“五經”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深深紮根於這位未來哲學家的頭腦中，直到他的晚年，仍能朗朗上口地背誦古代經傳。馮友蘭晚年眼力枯竭，卻可以借助於早年的熟讀硬記，不用查對原文，便可順手引用經典，這種學問功夫自然應歸功於早年的啟蒙教育。
舊的啟蒙教育為馮友蘭日後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一個在中國文化的博大殿堂裏，“與先聖先賢並肩論道，弦歌不輟，永世長青地開啟著、建構著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的人——準備了條件。
中國“私塾”的教育傳統，可一直追溯到先秦時代，由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發其端，至漢代得到普遍的發展。《禮記·學記》有明確的記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因此，“私塾”即私學，是私人設立的教學單位，亦可稱“家學”。在19世紀末，舊傳統沒有斷裂的廣大農村，“私塾”的教育方式仍是一種普遍的啟蒙教育形式。馮友蘭自不能例外，從7歲起便在家庭設立的私塾裏接受傳統教育。“在我上學的時候，學生有七八個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們先讀《三字經》，再讀《論語》，接著讀《孟子》，最後讀《大學》和《中庸》。”從此，馮友蘭告別了童年生活，開始了影響其一生的早期啟蒙教育。
《三字經》既押韻又簡潔，讀起來朗朗上口，同時又包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的信息。但《論語》、《孟子》及《大學》、《中庸》就不同了。“四書”的思想性極強，它作為封建時代的普及性教本，既具有深刻的時代內容，又具有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性質。這對於隻有7歲的孩子來說，讀起來可能相當困難。不僅讀，還要背。“一本書必須從頭背到尾，才算讀完，叫作‘包本’。”但馮友蘭在讀“四書”的時候，似乎很順利，沒有感到什麽壓力。因此，“於‘四書’讀完之後，就讀經書，首先讀《詩經》”，讀完《詩經》之後，馮友蘭就隨母親到武昌去了。此時馮友蘭還不足9歲。
在武昌，馮友蘭沒有上附近的小學，“因為父親相信，在學新知識以前，必須先把中文學好。他認為，沒有一個相當好的中文底子，學什麽都不行”。馮台異對兒子的要求，為造就一位未來的哲學史家，奠定了語言文字的堅實基礎。60年代初期，曾有人評價馮友蘭的學術造詣，說他不僅具有哲學係一級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時可以兼具中文及曆史學一級教授的水平。這與馮友蘭早期教育中重視中文有密切關係。
按照家裏規定的讀書順序，讀完《詩經》之後，馮友蘭又讀完了《書經》、《易經》，接著又讀《左傳》。“那時候教小孩們讀經書，無論哪個先生也都是著重讀和背，隻要熟讀了能背就行，本來就是不注重講解的。”何況此時並沒有專業的教書先生，“四書”及《詩》、《書》、《易》、《春秋》四經，都是在父母監督下讀完的。“母親小時候上過幾年學，認識一些字。有些字隻能讀其音，不能解其義”，“遇見母親不認得、念不出來的字，就記下來，等父親晚上回來再教”。可見，馮友蘭接受的傳統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內部完成的，尤其是在母親的關懷下，循序漸進，從未間斷，從而為這位未來的哲學家鋪墊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
馮友蘭隨父母在武昌住了3年。1907年馮友蘭12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出任湖北省崇陽知縣，這時才有了正式聘請的教書先生。因經書讀過了，於是從教讀師爺讀古文。讀本是吳汝綸選編的《桐城吳氏古文讀本》，其中包括《過秦論》等曆史名篇。這些古文對已經讀了“四書”、“五經”（《三鬆堂自序》中未談到讀《禮》，因此實際上是讀了“四經”）的馮友蘭來說，自然顯得容易，但要讀懂也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讀古文雖然還不能全懂，但是比經書容易懂多了。並且有聲調，有氣勢，讀起來覺得很有意思。”讀古書一旦覺得有意思，就說明讀進去了，否則會味同嚼蠟。
“積財千萬，無過讀書”，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家庭恪守的信條。但對於學童來說，並不能認識和了解讀書的目的，覺悟讀書的深義。中國的舊式教育，誠然多以熟讀硬記為手段，以博取功名為宗旨，但它在孩童幼小的心靈裏開啟了智慧的殿堂，培養了讀書的情趣。馮友蘭童年、少年時代的讀書，使“四書”“五經”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深深紮根於這位未來哲學家的頭腦中，直到他的晚年，仍能朗朗上口地背誦古代經傳。馮友蘭晚年眼力枯竭，卻可以借助於早年的熟讀硬記，不用查對原文，便可順手引用經典，這種學問功夫自然應歸功於早年的啟蒙教育。
舊的啟蒙教育為馮友蘭日後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一個在中國文化的博大殿堂裏，“與先聖先賢並肩論道，弦歌不輟，永世長青地開啟著、建構著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的人——準備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