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與明清文學探賾

第七節 湯翁故裏的學術奇葩——評東華理工大學《臨川地方戲曲研究叢書》

　　江西撫州（臨川），就其經濟而言，並不能稱為發達昌盛之地；就其交通來說，也不能算是十分發達的地域；就其政治來講，亦偏離政治中心，但是，就在這樣一塊神奇的熱土上，產生了許許多多令中國文化感到驕傲、自豪的人物與現象。僅在古代，就有彪炳史冊的大家，如晏殊父子、曾鞏、王安石、陸九淵、湯顯祖等。當代著名國學大師錢仲聯先生評價道：“臨川市，江西一名城也。昔王羲之、顏真卿、謝靈運先後為之守，擬峴之台，清風之閣，五峰之堂，勝跡流傳。祝穆稱‘其俗風流雅儒，樂讀書而好文詞’。人傑地靈，天水以還，文化傳統，綿延千祀。”（《臨川才子論集·序》）

　　就藝術而言，在臨川這塊具有深厚人文內涵的土地上，不僅孕育了“東方莎士比亞”湯顯祖，並且蘊藏著十分豐厚的民間戲劇資源：南豐儺舞、宜黃古腔、廣昌孟戲等，被稱為古代戲劇的“活化石”，是亟待保護與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麵對中國地域文化出現的這一獨特現象，“臨川文化”已愈來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臨川文化”的論著也紛紛問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臨川之地的學者們，更是對鄉土文化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因而也創造了卓有成效的學術業績。

　　最近，我懷著喜悅、敬佩的心情通讀了位於臨川的東華理工大學“江西戲劇資源研究中心”編撰、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臨川地方戲曲研究叢書》（共六冊），不禁為該校學者新穎的學術視野、嚴謹的研究態度、頑強的治學精神所折服、所感動：這無疑是他們多年心血的結晶，也是地域文化研究中有相當學術價值的論著。

　　東華理工大學“江西戲劇資源研究中心”是在該校原“臨川文化研究所”的基礎上組建成立的，被列為江西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有不少頗具份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版，如羅傳奇等著《湯顯祖傳》（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羅傳奇等主編《臨川文化史》（廣東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鄒自振著《臨川才子論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塗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黃建榮主編《臨川近現代文化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進入新世紀後，該校明確立足於地方戲劇文化研究，進一步整合現有學術力量，在戲劇戲曲研究方麵展示了獨特的學術基礎和明顯優勢，先後又有以下論著出版：鄒自振著《湯顯祖綜論》（巴蜀書社2001年版）、章軍華著《臨川儺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版）、黃振林等著《臨川地方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版）、楊安邦著《湯顯祖交遊與戲曲創作》（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版）等。該中心負責人黃振林先生在其所著《臨川地方戲劇史》“後記”中雲：“我們希望《臨川地方戲劇史》的出版，能喚起更多關愛臨川地方戲劇繁榮和發展的有識之士，為這段關乎中國戲劇史麵貌的曆史，作出更加完整科學和實事求是的描繪。我們也將以此為起點，深入下去，為先賢，也為後人，捧出一份更堅實的成果。”

　　令人欣喜的是，經過黃振林教授領銜的學術團隊的不懈努力，這些願望已付諸實現。捧讀六巨冊“臨川地方戲曲研究叢書”——《宜黃腔流變史》、《撫州采茶戲發展史》、《孟戲》、《臨川戲曲評點研究》、《臨川戲曲與地方社會》、《東華理工大學戲劇戲曲學學術論文集》等論著，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研究領域拓展深入，並有新的發現

　　如黃振林等著《宜黃腔流變史》認為：

　　1、明代並沒有宜黃腔的專稱，湯顯祖劇作中“宜伶”演唱的宜黃腔，實際上還是譚綸引入的海鹽腔，或稱“宜黃化”的海鹽腔。

　　2、“宜伶”首先把“臨川四夢”搬上舞台，然後迅速在戲曲活動十分繁盛的江浙地區傳播開來，昆腔藝人也很快在各地搬演“四夢”。

　　3、清代真正意義上的宜黃腔，與明代特定意義的宜黃腔並無聯係，其來源於西秦腔，又從西秦腔脫穎而出，成為一種與曲牌體截然不同的戲曲新腔，並很快流傳到北京，與弋陽腔、秦腔並肩比美。

　　以上三點見解，是著者對清代宜黃腔的源流、劇本、藝人、戲曲文物、戲曲音樂作了深入調研和精心整理後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結論。可以說，此論也是流沙先生《宜黃諸腔源流探》（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版）後的又一枝學術奇葩。

　　章軍華等著《孟戲》，則以至今仍在廣昌鄉村春節期間宗族祠堂內搬演孟薑女故事題材的祭祀劇中，儺麵扮演的習俗等，從另一思路探索與審視中國戲曲沿革與發展的源流問題，為戲曲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另類思考，也是很可貴的發現。

　　二、研究方法靈活多樣，取得多種成果

　　可以看得出，六冊書的作者們力圖擺脫以往單一學科的研究領域，而采取與文化學、社會學、評點學、比較學相結合的立體研究方法。如在研究古劇遺存、演劇場所、劇目班社等方麵，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將研究對象置於相應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中進行考查，不僅突出了文化生態環境，而且也使研究對象麵目更加清晰。

　　於少海等著《臨川戲曲與地方社會》，從戲曲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這一角度來審視臨川戲曲，通過對戲曲與地方社會互動關係的考察，對戲曲功能流變過程的探究，以求冀望能解釋戲曲與社會生活方式的結合、戲曲與宗族社會結合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徐國華等著《臨川戲曲評點研究》，從評點的角度去研究湯顯祖、徐奮鵬等臨川戲曲家的文藝觀，可作為傳統方法上的通過理論著述探討劇作家文藝思想之補充。

　　黃建榮等著《撫州采茶戲發展史》，相當仔細地甄別該劇種與黃梅采茶戲、其他地方戲及其他江西采茶戲分支的異同，通過考證、比較後指出：撫州采茶戲正是在濃鬱的戲曲氛圍中，在撫州周邊地區戲曲種類和特點的影響下，在當地民間歌舞、花燈戲和采茶戲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三、堅持田野調查，尋找實證材料

　　地方戲曲的研究對象，大多是以口頭、風俗、物質等非官方的形式流傳的文化傳統，而不是書麵記錄下來的傳統，因此，僅從各種書麵記錄和史料典籍中去尋找材料是遠遠不夠的。要讓這些“死”的材料轉化為“活”的材料，一個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田野調查。

　　“叢書”中的好幾部論著都是作者多年來堅持田野調查，利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地方戲曲的結晶。如《孟戲》、《宜黃腔流變史》、《撫州采茶戲發展史》（還包括前著《臨川儺文化》）等。他們放棄春節期間與親人團聚的歡樂，深入南豐村寨調研儺祭，遠行廣昌鄉間考察孟戲，誠懇拜訪年逾古稀的宜黃戲藝人，風雨無阻地穿行於鄉間小鎮考察采茶戲演出……

　　在當前，由於各種原因，學術界的浮躁之風，急功近利之風，輕視實證、脫離現實而熱衷於理論空談之風愈演愈烈，而東華理工大學地方戲曲研究者們，卻數十年如一日，如此細致人微、全麵係統地對臨川區域的戲曲文化遺產進行田野調查、資料積累和整理研究，這種優良的治學風氣，將會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研究方法和價值觀上提供重要的啟示與借鑒。

　　四、提倡集體攻關，建構學術團隊

　　毫無疑問，文化資源是全民族共享的，也是需要共同挖掘的。如果有一個大家共同興趣且有一定研究基礎的課題，合作研究就比較適當。生活在湯顯祖故裏的東華理工大學學人，對湯顯祖劇作、臨川區域的戲曲文化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們以傳承、光大臨川文化，挖掘、整理臨川地方戲曲文化為己任，“每念及此，心中就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催逼我們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傾注更多的心血和汗水。”（黃振林等著《宜黃腔流變史·後記》）

　　以他們從事臨川地方戲曲研究的曆程看，似乎前期還偏重於學者個人的分散研究，形不成集體的力量。但正是緣於上述理由，他們為曆史的責任感、時代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所驅動，終於進入了常規有序地進行地方戲曲研究的良性循環狀態，並在短時期內獲得如此豐碩的成果，令人可喜可賀。

　　其實，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黃振林、黃建榮、徐國華、章軍華等中青年學者即開始致力於中國近現代話劇理論研究、元明清文人戲劇作品研究、儺戲與民間戲曲研究等三大主要戲劇戲曲形態研究且獲得顯著的成績，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和省級科研項目二十多項，發表學術論文近二百篇，出版學術專著十餘部，多次獲邀參加戲劇戲曲學全國性、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作主題發言，在學術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影響。

　　“叢書”中的《東華理工大學戲劇戲曲學學術論文集》即是這一成果的集中展示。《論文集》共收“現代話劇研究”、“湯顯祖與明清戲曲研究”、“儺戲與民間戲曲研究”3個版塊三十餘篇論文，既有宏觀闡述，又有入微分析，既有總體歸納，又有細致比較，顯現了深厚的理論素養與思辨能力。著名戲曲史專家、中山大學康保成先生讚揚說：“在繁重的教學之餘長期關注當地戲曲文化，並能持續在科研中有所作為，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孟戲》序）誠如斯言！

　　《臨川地方戲曲研究叢書》雖然隻是研究臨川一個地區的戲曲文化現象，但是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地域的界限而具有普遍的意義。台灣著名學者曾永義先生給中國戲曲下過這樣的定義：“中國戲曲是在搬演故事，以詩歌為本質，密切融合音樂和舞蹈，加上雜技，而以講唱文學的敘述方式，通過俳優妝扮，運用代言體，在狹隘的劇場上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文學和藝術。”（《戲曲源流新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曾永義先生認為，“研究中國戲史必須始於單元性而歸結於綜合性、整體性、有機性的考察與論證，乃能兼顧宏觀與微觀的需要”，“這就需要具備學術考證和質疑解難的功夫。”（出處同上）我以為，東華理工大學的同行們正是如此實踐的。

　　東華理工大學坐落在湯顯祖的故鄉，校園姹紫嫣紅開遍，水光瀲灩方好，戲曲大師湯顯祖的墓地即在校內西湖之畔。牡丹亭上三生路，良辰美景今日天。我有幸在這座令人神往的城市、記憶猶新的學府生活、學習、工作了近三十年，如今看到熟悉的友朋們結出沉甸甸的學術碩果，確實感到一種無限的快慰和對作者的向往之情，在此祝願他們獲得更有創新意義的新成就。

　　（原載《東華理工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